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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己主义道德原则与殖民伦理行为

    时间:2020-11-29 22:11:1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内容提要:本文以康拉德“马来三部曲”中英国殖民者汤姆·林格为例,对殖民者的殖民伦理行为及其背后的道德原则进行阐释,认为林格在马来亚的殖民行为是对弱肉强食的殖民伦理及利己主义殖民道德原则的演绎。为了实现“利己”这一日的,林格等殖民者在殖民过程中采取了损人和利他两种手段:当殖民者的利益与土著的利益相冲突时,殖民者以损人为手段,通过牺牲土著利益而让自己从中获利;
    当殖民者自身利益与土著利益相一致时,殖民者通过利他的手段来实现自身利益“可持续发展”的诉求。以林格为代表的殖民者形象承载着欧洲殖民主义的伦理内涵,他们在殖民地的所作所为体现了殖民道德原则。

    关键词:“马来三部曲”利己主义殖民伦理殖民行为

    作者简介:王晓兰,南昌工程学院外语系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访问学者,主要从事英国文学研究。从两个角度对康拉德小说中殖民者的形象进行了阐释:一是从人性与道德人手,认为康拉德小说中的殖民者形象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了现代人灵魂深处贪婪、邪恶的本质,用恰尔兹(childs 189)的话说,康拉德“向读者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狂暴的欲望构成了每一个文明人的核心——黑暗的心脏里跳动着狂暴的欲望”;
    二是从作家的种族立场考虑,认为透过康拉德小说中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形象,读者可以管窥作家的种族主义或者反种族主义倾向①。与种族态度紧密相连的是作家对殖民主义的立场问题,学界倾向于认为“这些落魄堕落的殖民者形象传达了康拉德对帝国主义神话的深刻怀疑”(王松林119)。上述研究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康拉德作品的深刻内涵,但如果把康拉德小说中的人物与事件还原到19世纪欧洲的历史语境中,我们还可以得出新的理解:康拉德小说中殖民者形象承载着殖民主义弱肉强食的伦理观念,他们在殖民地的所作所为体现了利己主义的道德原则。

    19世纪引起广泛争议的进化论思想被移植到社会思想领域后,契合了殖民主义的舆论需要。殖民主义的鼓吹者把“生存斗争”和“适者生存”理论从生物学移植到国际政治领域,认为如果物种因残酷的生存斗争而产生了“适者生存”的结果的话,那么发生在种族或国家之间的类似斗争也会产生相同的结果,从而哺育出了“白人种族优越论”等“社会哲学”。达尔文和斯宾塞为19世纪欧洲的殖民伦理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美国国际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对此有过精当的论述:

    在达尔文和斯宾塞的社会哲学影响下,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偏爱生物学的观点。移用到国际政治中的适者生存的哲学认为,一个强国拥有对一个弱国的军事优势是一种自然现象,它使后者注定要成为前者的权力对象。根据这种哲学,如果强国不支配弱国,弱国却试图与强国平等,那就是违反自然的。强国有权取得“阳光下的地盘”,它是“地球上的精华”。(Morgenthau 103)

    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殖民伦理通过动物界“弱肉强食”现象来类推人类社会关系,将以强凌弱的强权政治宣称为社会“生存哲学”,为欧洲殖民大国的海外扩张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为他们的殖民行为提供了充足的伦理依据。欧洲殖民者所奉行的殖民伦理就是以“白人种族优越论”为预设,在“通过宗教神启和技术优势来结束异教民族的‘原始与‘野蛮”(何伟亚13)口号下,为了证明他们对“劣等民族”和“落后地区”进行殖民统治的正当性而提出的一种政治哲学。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上被用作了工具来为殖民者的侵略、劫掠、垄断等殖民行为辩护,使得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参与到抢占世界资源、瓜分世界市场这一激烈的“生存斗争”中去。殖民伦理本质上是弱肉强食的强权主义,是殖民者用来“证明利己主义暴力行为的正当性”(何伟亚22)的国际关系准则,其核心的价值取向是自利,殖民者在殖民地的所作所为正是利己主义这一道德原则的行为表征。

    本文以康拉德“马来三部曲”中英国殖民者汤姆·林格为例,对殖民者的殖民伦理行为及其背后的道德原则进行阐释,认为林格正是欧洲主流话语构建的殖民伦理的忠实践行者。在处理殖民者与土著的关系问题上,林格遵循的是自利取向的殖民道德原则,他在殖民地的所思所为皆围绕“一个目的、两种手段”进行,其中的目的便是为自己谋取最大限度的利益。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以林格为代表的殖民者在殖民过程中采取了损人利己和为己利他两种手段:当殖民者利益与土著利益相冲突时,殖民者以损人为手段,通过牺牲土著利益而让自己从中获利,炮舰外交与垄断贸易便是这种策略的具体表现;
    而当殖民者自身利益与土著利益一致、或者在不损害自身根本利益的情况下,殖民者努力维持殖民地的稳定,促进殖民地的现代化进程,通过种种“利他”手段来实现殖民者自身利益“可持续发展”的诉求。

    一、自利原则下的损人行为

    在弱肉强食的殖民伦理指导下,欧洲殖民者“理直气壮”地在在全球范围内对其他国家和民族发动殖民战争、进行殖民掠夺、实行殖民统治。“马来三部曲”中汤姆·林格在马来亚的殖民行为就是对19世纪欧洲弱肉强食的殖民伦理及其自利取向的道德原则的演绎。

    林格在马来亚的殖民进程可以分为原始积累和自由贸易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林格与其他殖民者一样,采取的殖民策略是“炮舰外交”倚仗先进的航海技术侵占那些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地区,并进行海盗式的掠夺;
    用军舰的炮火威慑或摧毁殖民地的反抗力量,从而达到与落后地区或国家缔结殖民与被殖民关系的目的。19世纪英国杂耍戏院流行的歌谣唱出了“炮舰外交”的“真谛”:“我们得到了船舰,我们就得到了人类,因而我们也得到了钱财”(Watts 60)。林格早期的殖民行为正是欧洲“炮舰外交”策略的真实写照,用小说叙事者的话说,“那艘双桅船‘闪光号就是林格发财的工具”(01,13)。怀着“淘金”目的,林格驾驶着他那艘装备着“六门八磅重炮、一门十八磅长炮”(JR 21)的双桅帆船“闪电号”在马来众岛之间巡游冒险。在“在枪膛上了子弹、利剑磨得雪亮时”(01,226),林格等殖民者通过暴力手段在马来亚进行海盗式的掠夺,结果便是“白人把一切都拿走了:土地、海洋,以及打击他人的力量”,“除了白人的公正与道义,就什么也没有留下”(01,229)。

    在“马来三部曲”中,林格的炮舰策略主要用于清扫殖民道路上的障碍。马来土著在殖民者的劫掠下丧失了原来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和生活来源,无法继续“以平实勤恳的劳动换取生活”(01,52),加上外来不良观念的刺激和影响,不少马来土著开始道德败坏,沦为海盗后“以抢劫掠夺海岸及过往船只为生”(01 52)。尽管林格自身巧取豪夺的殖民行径与海盗无异,他却对马来海盗“那些杀人越货、绑架勒索、贩卖奴隶以及纵火烧掠的勾当”(01,52)深为痛恨,因为这些马来海盗构成了林格殖民进程中的强大对手和阻碍力量,其中最大的阻碍就是以奥马为首的苏禄海盗。在林格看来,这些海盗是他在马来亚实现伟大的殖民主义理想的障碍,极大地损害了自己的殖民利益,理所当然应该成为剿灭的对象。本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01 226)的原则,林格诉诸武力。在船坚炮利的英国武装力量打击下,

    苏禄海盗的据点在炮火中灰飞烟灭:

    整个山寨付诸一炬,同伙伤亡狼藉。女人的尖叫,孩子的嚎哭,凡是快乐、荣耀地生活所不可或缺的一切,都毁于一旦……空地上因血流成河而滑不可行;
    泥泞的黑压压的树丛中,战败后垂死者的悲叹呻吟声,随处可闻。这些人还没看到敌人便被击倒了。他们无依无助地死了,因为在茂密的丛林中无处逃生,而他们的快艇,他们曾经用来洗劫沿海居民或海上船只的快艇,如今都挤在狭窄的小溪里,焚毁在熊熊烈火中。(01 52-53)

    借助装备精良的船舰和火力威猛的大炮,林格清除了殖民道路上的主要障碍,结果他逐步成为“船长、船主,继而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所到之处都受尊崇,简而言之,成了海大王”(01 198)。在迫使殖民地人民“臣服”、掠夺殖民地财富的过程中,林格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油然而生,“每每念及自己白手起家”,林格对自己“既惊叹不已,又肃然起敬”(01 198)。

    尽管林格对自己通过暴力手段取得的殖民成果深感自豪,但他并没有彻底沦为血腥暴力的奴隶。如果说“炮舰外交”是林格在原始资本积累阶段为达到目的不得已而采用的殖民策略的话,那么在完成了原始积累这一目标之后,林格便审时度势,重新定位了自身处境和自身利益之所在。林格信奉的利己主义原则促使他积极寻求最有利的途径、采取最有效的手段来为自己最大限度地攫取利益。于是,林格与时俱进地调整了殖民策略,努力开拓新的殖民领域,确立“自由贸易”为自己在马来亚推进殖民进程的最有利策略。然而,林格在森巴镇推行的自由贸易并非公平交易,而是以火药大炮为后盾、以“上了子弹的枪杆子撑腰的”(01 171)“奇妙的垄断事业”(01 202)。为了开拓殖民范围,林格“历尽艰辛,发现并探测到那条河(通往森巴镇的斑苔河)的入口,给自己寻求一点利益”(01 200)。为了个人利益,林格严守斑苔河入口的秘密,“竭尽所能不让任何其他船只畅游在斑苔河污浊而友善的河面上”(01 200),阻断其他商家进入森巴镇的企图,目的是排斥其他商家的竞争、独自垄断森巴镇的贸易,以便获取最大利润。林格在森巴镇所做的第一笔“交易”是通过与当地统治者合作换取统治阶级的支持,从而建立殖民据点。具体地说,就是在马来人“内部倾轧的关键时刻”(01 115),林格帮助当地酋长巴塔鲁鲁击败了临近地区的苏丹,并免除了巴塔鲁鲁的债务。作为回报,巴塔鲁鲁酋长让予林格一块土地,并给林格颁发了“私人物业”(01 176)契书。林格在这块“私人物业”上建立了森巴第一个贸易站,指派了贸易代理。通过这桩买卖,林格“控制了巴塔鲁鲁的脑袋,使他硬起心肠,使他口出恶言,还使他乱打乱杀”(01 115)。林格利用当地权贵进行间接统治,为他日后在森巴镇顺利开展贸易业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以森巴贸易站为据点,林格和他的贸易代理人跟内河腹地“比猴子好不了多少”(01 116)的达雅克人做买卖。达雅克人是婆罗洲腹地的原始人,他们不懂算计,缺乏贸易常识。正如《黑暗之心》中库尔茨等殖民者可以用毛线头、细铁丝等廉价的欧洲工业产品轻易换取非洲土著手中昂贵的象牙一样,林格与尚未开化的达雅克人进行贸易也有利于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林格设在森巴的贸易站既是他向婆罗洲腹地继续推进殖民事业的据点,也满足了他在森巴当地进行自由贸易的需要。在森巴镇,林格公司尽可能以高价“贵卖”马来土著需要的铜锣、火药等欧洲工业产品,并以尽可能低的价格从马来人手中“贱买”橡胶、藤条等原材料。对此,森巴居民虽然愤愤不平,但又无可奈何,因为他们“总得做生意,又没有别的商家”(01 116)。在森巴镇,林格的话就是法律,“没有人敢跟海大王抗衡”(01 51)。遇上饥荒的时候,在土著“跑来跪地哀求”的情况下,林格公司向马来土著“发放了一大批赊账的大米”(D,171),但这赊账的大米绝非慈善的赈灾义举,而是意味着马来土著第二年得向林格公司上交更多更廉价的原材料,以“抵偿去年的欠款”(01 116)。

    关于林格在马来亚损人利己的殖民行为及其后果,小说叙事者并没有加以大力描摹,而是通过马来人物的话语间接地折射出来的。在森巴镇主要居民的集会上,巴巴拉蚩道出了森巴居民因林格的商业垄断和政治宰制而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他(即林格——笔者注)算什么,那个形凶貌恶的人?竟然把我们跟整个世界隔绝?他是政府吗?是谁让他来统治的?……这个不信真主的白人使得我们这些虔诚的信徒在他横行霸道的压迫之下喘不过气来。大家必须跟他交易,不管他交出什么货物,给予什么货款,都得接受。而且每年他还强索款项……(01 115-116)

    在巴巴拉蚩个人话语的背后,是马来族群愤慨而无奈的集体诉述。对于土著来说,林格的殖民行为给他们带来的不是文明与进步,而是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盘剥。作为欧洲殖民伦理的践行者,林格在殖民地行为的主要目就是逐利,即以从殖民地获取最大化的利益作为自身行为的终极目标。林格的这种目的内在地要求有相应的手段来实现,在自身利益与土著利益相悖的情境下,林格选择了损人利己的殖民策略。

    然而,在殖民者的视角中,林格的行为是殖民伦理的行动体现,符合殖民主义的道德原则。众所周知,个人在政治或经济生活中所遵循的道德原则往往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有着本质上的关联。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殖民主义”一词所蕴含的道德成分和感情色彩是迥异的。康拉德生活与创作的时代,正值欧洲殖民主义情绪高涨的时期,当时的“殖民主义”一词在道德上是中性、甚至是褒义的。尽管殖民者的真实意图是“把金银财宝从这片土地(殖民地)的地壳下挖出来”,而且“这种意图背后的道德目标,并不会比盗贼撬开保险箱时更多”(HD 32),但出于政治和道德上的需要,宗主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力图为他们在落后国家或地区实施劫掠、奴役和剥削的侵略政策进行辩护,美化他们的殖民行为。从康拉德的《进步前哨》中可以读到,欧洲宗主国的报纸上充斥着关于“我们殖民地的扩张”的正面报导,积极肯定欧洲人在海外“传播文明这一工作的神圣性”,并盛赞“那些到处奔走,把光明、信仰和贸易带到地球的黑暗之地来的人士的丰功伟绩”(SNC 8)。报纸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喉舌,在构建特定的伦理道德观念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是在主流媒体的宣传和鼓噪中,利己主义逐渐积淀为殖民主义道德准则。在这种伦理和道德体系中,殖民者对落后地区或国家进行的控制、掳掠和剥削并不是作为一种恶行受到谴责,而是作为一种符合殖民者个人或宗主国集体利益的行为方式得到了欧洲主流价值观念的认可。

    二、自利原则下的利他行为

    在《黑暗之心》中,康拉德把欧洲殖民者自私、残暴、堕落的形象推到极致,使小说具有强大的震撼力量和深刻的道德批判内涵。然而,杀人如麻、丧心病狂的库尔茨毕竟只代表殖民者中的极端分子形象,不足以反映殖民者的全貌,而“马来三部曲”中英国殖民者林格这一形象则揉现实与虚构于一体,表现了殖民者的多面性与矛盾性,更具代表性和普遍意义。

    迥异于库尔茨等丧尽天良的殖民者,林格在处理自己与殖民地土著的关系时似乎表现出更多的理性与克制。林格剿灭了挡在他殖民道路上的马来海盗,但他并没有对那些明显缺乏防卫能力的土著滥施淫威,反而向那些身陷险境的土著积极伸出援救之手;
    林格“虽然不知道有世外桃源,却梦想着在这个属于自己的世界角落里,让居民安享世外桃源的福乐”(01 200);
    林格有时也会对自己在殖民劫掠过程中给殖民地人民造成的伤害感到内疚,采取了某种形式的补救措施。那么,林格的这些行为是否表明他超越了利己主义原则而走向利他主义呢?对林格的种种“利他”行为加以深入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利他只是手段,利己才是林格殖民行为的终极目的。

    在《援救》中,林格两年来一直在资助一个马来武装力量,旨在帮助他的马来朋友——因王位之争失利而被迫流放的沃乔(wajo,今苏拉威西岛)王储哈希姆——登上酋长的宝座。林格自称他“树立这一重大目标”,是“出于正义、感恩、友谊和对埃美达(哈希姆的妹妹)悲惨命运的怜悯之情”(R 106)。不可否认,林格援助哈希姆可能有部分原因是出于“感恩、友谊”,因为哈希姆曾把林格从不明真相的马来土著的围攻中解救出来,所以林格“忍不住就喜欢这家伙”(R 78)。但林格的“义举”中也隐藏着他对自身利益的诉求,林格的白人同行就一语道出他利他行为背后的利己意图:“如果你取得了那酋长的好感,你就肯定会成功的”(R 78)。林格援助马来土著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统治阶层的好感,利用他们的影响推进自己的殖民事业,自身利益才是林格行为的内在驱动力。由于长期的内部骚乱,加上文明程度相对较高的沃乔居民的冒险精神和商业活动“不仅影响着当地王朝的命运,也危及了荷兰殖民者在东方的统治”(R 68),沃乔地区从此“向白种商人关闭了贸易的大门”(R 78)。有了荷兰殖民者的前车之鉴,面对“既有冒险精神又有敏锐的理解力,既有年轻人的无畏又有老年人的睿智,既老练又勇敢的”(R 67)沃乔统治阶层,林格摒弃了以往的暴力手段,而是在友谊与正义的旗帜下,积极介入哈希姆部族的王位之争,以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利他方式努力赢取“这些人默默的、完全的、毫不犹豫的信赖”(R 88)。正如林格通过控制森巴酋长巴塔鲁鲁而成功地实现了获利的目标一样,林格是希望通过类似的手段,插手沃乔岛上的政治事务,获取对沃乔岛进行间接控制的机会而实现利己目的。

    林格对自身的利益与需求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从不迷途,自知前往何处,需求何物”(01 197)。因此,林格的利他是有条件的,他奉行的自利原则使得他不可能背离自己的伦理立场。当利他不能成为有效的自利手段时,林格不会让自己的行为妨碍殖民者自身的根本利益,林格在伦理困境中做出的抉择很好地反映了林格行为的利己本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诺尔斯和莫尔声称“《救援》是康拉德对不同种族、不同文化成员之间忠诚的本质问题所作的最为复杂的探究”(Knowles and Moore 308)。当哈希姆兄妹和欧洲白人特拉维斯一行分别陷入险境,同时需要林格援助的时候,分身无术的林格陷入了康拉德小说人物(如《吉姆爷》中的吉姆)常见的种族伦理的两难困境:依据殖民者的道德准则,林格不能容忍欧洲白人被马来海盗劫杀,“我从里到外都是白人,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我不会让这些没有冒犯企图的(白)人受到伤害”(R 39);
    但林格援救白人的努力又意味着援助哈希姆的工作难上加难,意味着对马来朋友的背叛与遗弃。最终,林格在伦理两难中依据的是殖民者利益优先的原则,忠诚于自己所属的种族,帮助无知傲慢的特拉维斯等欧洲白人脱离了险境,辜负了哈希姆的信任,终结了这段异族友谊。由此可见,主导林格与哈希姆之间友谊的建立和终结的主要因素都是殖民者自身的利益,利己是林格殖民伦理行为的基本性质。

    正如我们可以从林格与哈希姆的友谊中可以推断出他殖民行为的利己主义倾向一样,我们还可以通过林格在森巴政治、经济事务的上的“热心”管窥他种种利他行为背后对殖民利益“可持续发展”的诉求。林格等殖民者在马来亚建立殖民统治的目的,就是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顺利掠夺马来亚的各种资源。同时,殖民者对土著的血腥统治和经济盘剥就凭借“文明”与“进步”的名义而似乎变得正当合理了。毋庸置疑,林格与马来土著的自由贸易中存在诸多不公正的成分,但这种贸易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人民生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此,林格不无得意地炫耀:“是我给那个地方(森巴)带去了繁荣,替他们排解纠纷,看着他们在我的眼皮底下一天天发达起来。那里尽是和平,尽是安宁与幸福”(01 45)。林格的言辞中有值得怀疑的成分,他在森巴镇积极地介入当地政治、经济事务的动机绝非完全为了土著的“安宁与幸福”,而是殖民语境中“自利”这一道德原则的行动表达。在这种道德原则指导下,林格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殖民策略,适当地通过一些利他手段,为殖民地人民带来一定的“福音”。虽然森巴居民还是认为殖民统治所带来的有限的繁荣与进步都被它所引起的灾难与不幸全部抵消了,但林格殖民统治的客观效果还是使得森巴开始了告别传统社会、步入现代世界的进程。林格在主观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客观上也促进了森巴镇一定程度的发展与繁荣,增进了殖民地人民的利益,他是通过利他的手段实现了自利的目标。

    除了经济利益的自我满足外,精神方面的自我满足也是林格行动的动力之一。林格在马来亚近30年(1850-1880年代)的殖民经验使他意识到,在眼前的物质利益之外还有其他值得长久拥有的东西。因此,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林格“喜欢去替别人安排好生活”(01 199),换来“敬重他的世界里”人们对他“交相赞誉的声音”(01 197-198),“满足他出类拔萃的欲望”(01 202)。林格在航海、贸易的同时,“还得顺从悲天悯人的天性,用繁忙的手去抚恤那些在天涯海角找到的沦落人”(01 198)。阿尔迈耶太太就是当年林格在剿灭马来海盗后,在海盗船里发现的“天涯沦落人”。这个一夜间痛失所有亲人、还身受重伤的“满船海盗的遗孤”(AF 10)凄凉无助的处境引起了林格的内疚与同情。于是,林格收养了这个14岁的马来女孩,把她送到爪哇的一个修道院接受了4年的欧洲教育,并以死后把财产遗赠给她的承诺诱逼阿尔迈耶应承了这桩异族婚姻。林格收养海盗遗孤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利他的,但同时也是林格谋求精神自利的体现:他是为了解除自己内心的愧疚心理而关心这个马来女孩的福利。按照林格的逻辑,因为“是我把她变成了孤儿”,所以有义务“为那个女孩尽责任”(AF 20)。当他在旅馆的走廊里向别人吹嘘自己已经替她“把一切都弄妥帖了”的时候,林格从别人的赞许与认可的目光中得到了精神上的巨大满足与慰籍,听众“赞赏的呼声使他简单的心灵充满快乐与自豪”(AF 20)。因此,林格收养海盗遗孤的利他之举中虽有悲悯同情的成分,但更多的是林格因负疚心理而寻求精神上的自我救赎的因素。

    林格信奉的自利取向的殖民道德原则内化成了他行为的准绳,决定着他的思考方式与

    行为方式,因而他不可能完全无私地利他,而只能是在不损害自己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为己利他。尽管林格审时度势,不断调整殖民策略,但在巴巴拉蚩等马来民族主义者的阴谋颠覆下,林格丧失了森巴这个重要的殖民据点,加上他发财致富的工具“闪光号”在加斯伯海峡触礁撞毁了,最终林格“就像普通苦力一样失踪了”(01 364),退出了殖民主义的历史舞台。

    “马来三部曲”是一幅浓缩的殖民主义历史画卷,艺术地重现了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资本主义强国在马来亚殖民扩张的历史过程。其主人公林格在马来亚“兴起——鼎盛——衰微”的殖民经历正是欧洲殖民主义历史的缩影,他在马来亚的殖民伦理行为就是对欧洲殖民伦理和殖民道德原则的完美演绎。林格在马来亚殖民事业的失败结局预言了建立在利己主义道德原则和弱肉强食伦理思想上的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和殖民历史的终结,是康拉德在殖民主义的鼎盛时期对欧洲的殖民问题发出的预警信号,表现出一位伟大作家高瞻远瞩的历史视野。虽然“马来三部曲”的思想光芒与艺术价值遭到了康拉德《黑暗之心》、《吉姆爷》等代表作的遮蔽,但这些早期小说同样艺术地再现了殖民主义语境中的伦理道德现象,为康拉德小说中所展示的道德原则与伦理冲突提供了重要的社会伦理背景。康拉德通过这些殖民者的艺术形象提供了殖民主义历史语境中的典型道德事实,启发读者对殖民者与殖民地人民之间的关系重新进行审视。康拉德于19世纪末就在他的创作中对殖民主义自利取向的道德原则与弱肉强食的伦理观念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反映了一位有良知的作家对欧洲殖民主义扩张及其伴生的道德问题进行的深刻思考。

    注解【Notes】

    ①关于康拉德种族立场问题的争鸣详见Cedric Watts,“Heart of Darknes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o-seph Conrad,ed.J.H.Stape(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52-58;
    又见赵海平:“康拉德的《黑暗的中心》和种族主义之争”,《外国文学评论》I(2003):74-80。

    ②利己主义(egoism)是一种认为自利(self-interest)是人类行为的根本动因的道德观念。本文中的“自己”是与“他者”(殖民地土著)相对应的概念,包括个体形态的殖民者个人和集体形态的殖民者整体。

    ③由《阿尔迈耶的痴梦》(1895年)、《海隅逐客》(1896年)和《援救》(1920年)三部小说组成的“马来三部曲”(Malay Trilogy)的故事背景是马来丛林中,因而得名。其主人公林格作为贯穿三部小说的线索性人物,推动了小说叙事的进程,因而也被称为“林格三部曲”(Lingard Trilogy)。按照故事情节的时间顺序,最晚出版的《援救》应该是“马来三部曲”的第一部,而最早出版的《阿尔迈耶的痴梦》则应是第三部。

    ④本文中所有康拉德作品引文都采用书名缩写后加页码的形式。其中《康拉德小说选》缩写为SNC(Se-1ected Novels D,Conrad),《援救》缩写为R(The Rescue),《海隅逐客》缩写为D,(The Outcast of the Island),《阿尔迈耶的痴梦》缩写为AF(Almayers Folly)。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Child, Peter. Post-Colonial Theory and English Literature. Edinburgh: Edinburgh UP, 1999.Conrad, Joseph. Almayers Folly.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4.

    ---. Heart of Darknes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An Outcast of the Island. London: Routledge & Thoemmes Press, 1995.

    ---. The Rescue. London: Routledge & Thoemmes Press, 1995.

    约瑟夫·康拉德:《康拉德小说选》,赵启光编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

    [--. Selected Novels of Conrad. Ed. Zhao Qigua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85. ]

    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刘天露邓红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 Hevia, James L. English Lessons: 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Ceutury China. Trans. Liu Tianluand Deng Hongfeng.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7. ]

    Knowles, Owen, and Gene M. Moore. Oxford Readers Companion to Conrad. Oxford: Oxford UP, 2000.

    Morgenthau, Hans J. Politics Among Nations :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Boston : McGraw Hill Higher Ed-ucation, 2006.

    王松林:《康拉德小说伦理观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Wang Songlin. The Ethics of Joseph Conrads Fictions. Wuhan: Central China NormaI UP, 2008. ]

    Watts, Cedric. A Preface to Conrad. Beijing: Peking UP, 2005.

    责任编辑:王树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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