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催花发
时间：2020-05-10 09:09:1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周桐淦
“文学活动”加引号，是因为此乃《雨花》老主编顾尔镡的原话，是他对后来人的殷殷嘱托。
我到《雨花》任职非常突然。1984年夏天，当时的团省委副书记林祥国找我谈话，说省作协通过省委宣传部协调，要调我去《雨花》任职，征求我的意见。我很坦诚地向老林表白，自己是在编辑、记者岗位上工作得还不算合格的时候，1983年12月被团省委匆匆推上《江苏青年》（即现在的《风流一代》）副总编辑岗位的，这个时候要我去当时江苏文学的重镇《雨花》主持工作，我个人十分惶恐，自知无力胜任，恳请还留在团省委工作。老林也很坦率，说这是征求你个人意见，团省委也不想放行。后来听说《雨花》有了代主编，心中觉得放下了一个包袱。
不料，1984年12月底，林祥国书记又找我了，要我立即做好工作交接，元旦上班后就得去作协报到，这次是组织决定，必须服从。
就这样，1985年元旦之后，我来到了《雨花》杂志。来了以后知道，主编叶至诚因为肾摘除，医嘱休息为主，组织上大概是看中了我的年轻力壮，做了这样的决定。我和《雨花》是有感情的，1978年《雨花》恢复刊名以后，我在几位编辑老师的指点下，发表过好几篇文艺评论和报告文学，但仅此而已。那时，编辑部十多个人，我年龄最小，31岁，居然要人模狗样地以副主编的身份“主持工作”，其战战兢兢之情可想而知。所好的是，《雨花》的几位老主编于我都是父辈的年纪，交流中有种自然的亲近感。一次作协会议后，老主编章品镇、顾尔镡和叶至诚，同时关心我初到《雨花》的感受，顾尔镡听后朗声大笑，说惶恐什么？没什么好害怕的，搞文学就是要多开展活动。文学活动、文学活动，活动开了，稿子就有了，刊物就好看了，文学就繁荣了。
受几位老主编的悉心指导，《雨花》活动开了。先是改变机制，由原来的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栏目组建制，改成编辑部建制，山谷、叶玲玲担任编辑部主任，两位主任一个主外、一个主内，默契配合，风生水起。编辑部建立后的第一个大型文学活动是“文学与酒”双沟散文笔会。此前，山谷和汪家厚在《雨花》发表了报告文学《酒与人》，作品介绍了双沟酒厂厂长陈森辉在改革开放初期励精图治、振兴双沟酒厂的感人故事，可巧的是，陈森辉当年就是因为爱好文学被打成“右派”，落难苏北农村的，《酒与人》为双沟酒厂和双沟酒走向市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陈森辉执意要请编辑部的同志去酒厂看看。编辑部一合计，198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借此机会，请一批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作家重回根据地，重温旧梦，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于是，1985年深秋，“文学与酒”大型笔会在泗洪县双沟酒厂隆重举行，老一辈作家陈豋科、茹志娟、王啸平、艾煊、石言、陆文夫、高晓声、林斤澜、田流、刘心武、张弦、吴泰昌，以及我们江苏的一批实力中青年作家共40多人参加了笔会。那天，双沟小镇像过节一样，人们终于把《红日》《百合花》《柳堡的故事》《钟山风雨》《美食家》《陈奂生上城》《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经典影视作品和它们的作者一一对应，合成到了一起。32年过去了，笔会盛况还历历在目，有几朵花絮犹值一记。车队在盱眙黄花塘新四军旧址附近停车休息时，茹志娟一下车就说，这个地方我们部队驻扎过，她一头钻进路边农户家，出来时眼含热泪，连说没什么变化，就是路边多了几根电线杆子，“改革开放一定要加快进程啊！”还有，号称题词快枪手的高晓声老师，借着浓浓酒意，挥就了“举杯只愁淮水少，开口便说海是田”的高体书法条幅。笔会的高潮是双沟酒厂与《雨花》《钟山》签约，连续3年举办3届 “双沟散文奖”征文，这在当时虽不说开了文坛先河，也算件影响全国的盛事。现在各大出版社散文选本中的精典篇目，不少都是那时的获奖作品，如《故乡的食物》（汪曾祺）、《个园话竹》（忆明珠）、《红沙发》（叶兆言）、《重逢路翎》（化铁）、《我和篮球》（赵恺）、《白发与青丝的回忆》（戎之随），等等。
1988年是个特殊的年头，思想文化界山雨欲来，风起云涌。秋日苏州的南园宾馆，《雨花》“新世说”座谈会在月色朦胧中热烈进行着。树木池亭，景物绰约，大伽云集，各抒己见。李国文来了，张洁来了，谌容来了，蒋子龙来了。当时在国内报告文学界看好的作家贾鲁生、张嵩山、杨守松等来了。吴泰昌以文艺报副总编的身份带领晓蓉等一众干将来了。省作协的主席们几乎全部在场，艾煊、陆文夫、顾尔镡、高晓声、朱苏进、赵本夫，以及家在苏州的范小青……现在想来不可思议的是，身为国家文化部长的王蒙，居然以普通作家的身份，从头至尾参加了这次笔会。那天晚上的座谈是我主持的，在大家激情高涨的时候，王蒙老师请求发言。他说他很爱看《雨花》的“新世说”，阅今思古，常常引起一些思考。新世说很像古代的“谣”，大家可别小看了古时候的“谣”，它既代表了民意，又反映了天意，尤其是在各种大的政治事件之前、在社会变革之前，“谣”往往是某种预示。作家要冷静对待，从中引发思考，服务于自己的创作。这次笔会的主旨是研讨新世说、座谈报告文学的走向与选题，王蒙老师这番话，我们当时听起来有点云里雾里，但主编叶至诚说，王蒙是大智慧，这段话要写进纪要中去。王蒙老师的这段话原汁原味地记录在《雨花》见刊的笔会纪要里，在后来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也不断启发我们的思考。我们的直接得益是，新世说尽管是“走钢丝”题材，以反思、批判文革期间和现实生活中的假、恶、丑为主（当然也有点赞真、善、美的作品），笔记体记实，有点像今天的微信段子，被人们认定要成为“下架”产品，但由于我们严格把关，掌握分寸，不仅一直“安全生产”，主管部门甚至连“黄牌”都没给过，江苏文艺出版社还曾经合辑出版，发行效益不错。还有，1989年之后，《雨花》在报告文学方面，连出重拳，涌现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品，如杨守松的《昆山之路》、凤章的《张家港人》、杨旭的《大江东去》、徐志耕的《南京大屠杀》、张嵩山的《年广久和他的傻子瓜子》、高汉铭的《扬州市长的信访接待日》等。前两篇分别获得了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和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雨催花发”，原本是《雨花》诗歌版的一个栏目名称，后来的实践中，这句话成了编辑部催生江苏文学新生代的座右铭。《雨花》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以集束手榴弹的方式，在全国同类刊物中，率先推出“江苏青年作家作品小辑”，一次发表同一青年作家两至三篇不同风格的作品，小说为主，散文、报告文学兼而有之，同期配发专题评论。以作品小辑形式在《雨花》亮相的作家，有叶兆言、苏童、夏坚勇、梁晴、薛兵、唐炳良、陈歆耕、成汉飙、恽建新、黎化等20多位。80年代末，编辑部在太湖专门为小辑作者开了一次“诊脉”笔会，丁帆、盛子潮、高洪波、秦文玉、李劼、汪政、费振钟、王干等新锐评论家和小辑作家捉对解剖，集体品评，品评中有和风细雨，有面红耳赤。当时的党组十分重视这次活动，书记海笑、副书记俞胶东全程参加了四天的活動。《文艺报》报道这次笔会的标题为《〈雨花〉组织江苏青年作家“太湖论剑”》。
为了写作本文，我回编辑部浏览了一下我在《雨花》16年（1985-2000）的合订本，在1988年12期汪政、晓华的一篇评论前，我沉思良久。文章的标题为《小辑在1988》，1988至2017，又是一个30年。前不久，我为《雨花》纪念册写过几句话，再次引用，权当本文的结尾：
60岁的《雨花》要当成两个30岁庆贺，因为30岁青春年少，30岁生机勃发。愿《雨花》以昂扬的姿态开启又一个3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