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的深入与现代的融合

贺仲明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间，四川长篇小说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而它真正的辉煌则是在新世纪。这些成就与作家们对独特地域性的坚持和挖掘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它也存在着某些不足，小说的开放性和开拓性也许是四川作家们最需要深化和提高的。

关键词：四川;长篇小说;七十年;地域;现代

四川是中国一个很有特色的地区，特别是其所孕育的巴蜀文化更是有着深厚的传统积淀，也极富个性。独特的地域文化传统，曾经造就了四川文学在历史上的辉煌，扬雄、司马相如、李白、苏轼等人都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杰出代表。进入到中国现代文学时期，也涌现出了郭沫若、巴金、何其芳、沙汀、李劼人、艾芜、罗淑等优秀人物。其中，巴金、沙汀、李劼人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成就突出，他们各具特色的作品是中国现代小说一道非常靓丽的风景。共和国作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社会文化环境都有很多变化，在这期间的四川长篇小说创作也呈现出崭新的面貌，颇多可总结和思考之处。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历史和行政机制变化等原因，现代文学意义上的四川作家与共和国文学意义上对“四川文学”的界定标准不完全一样。现代文学时期主要以作家籍贯为标准，共和国文学则主要以作家的生活和工作区域来认定。所以，就共和国文学而言，刘心武、范稳等作家虽然籍贯为四川，但他们的作品一般不被作为四川文学看待，而麦家、柳建伟等在四川工作期间的创作则被纳入四川文学的范围。

一

共和国文学的起始是“十七年”，但对四川长篇小说来说，这时期却处于相对的低潮阶段。作家们创作、出版的作品数量很少，真正具有全国影响的，只有杨益言、罗广斌的《红岩》（1961），艾芜的《百炼成钢》（1958）以及李劼人在旧作基础上重写的《大波》（1958-1962）三部作品。

《红岩》是著名的“红色经典”，它以文学虚构的方式再现了解放战争时期四川重庆地下党真实的艰苦卓绝斗争历史，歌颂了共产党员大无畏的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鞭挞了怯弱者和变节者，揭露了反动派的凶残和丑恶，具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风格特征。作品最大的特点是利用作者历史亲历者的特殊优势，对地下工作者和牢狱生活有真实细致的描述，很多方面体现了传奇性和写实性的结合，给人以相当的新奇感，此外，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普遍人性，表现了普通人的情感，特别是对反派人物徐鹏飞的塑造较有个性特点。因此，作品发表后深受读者欢迎，社会影响非常之大。

艾芜的《百炼成钢》是一部反映现实工厂题材的作品，塑造了有一定个性的工人形象，并在结构上设置了多个矛盾冲突，展现了工厂由原来的私有制向集体制转型的过程，以及工人在这一背景下的思想成长和发展过程。这是“十七年”时期为数不多的反映工厂生活的长篇小说之一，可以纳入工业题材小说的开创作品之列，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李劼人在现代文学时期曾经以“死水微澜三部曲”享誉文坛，其中，第三部《大波》初版本出版于1937年，但作者对其质量不满意，于是从1957年开始进行改写，改写本在篇幅上有较大扩展，故事内容与原作也有很大不同，因此，学术界普遍把它当作一部新作品来看待。“这部作品以众多生动的人物形象、纷繁复杂的故事事件、恢弘大气的铺陈场景，再现了清朝末年波澜壮阔的四川保路运动，折射出四川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巨变，被郭沫若先生称之为‘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①这是人们对旧版《大波》思想艺术的评价，但依然适合于改写本，它也是“十七年”颇具影响的历史题材长篇小说。

“文革”期间，四川最有影响的长篇小说是克非的《春潮急》（1974），再就是马识途的《清江壮歌》（1966）。《春潮急》反映上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带有时代文学不可避免的强烈政治色彩，阶级斗争的哲学是其思想主导，作品的艺术表达上也存在有概念化模式的弊端，但作品对川西地方老百姓较有特色的日常生活描写比较细致，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川西地方风情。在“文革”环境中，作品还是体现了一定水准，有较大的社会影响。《清江壮歌》则属于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它取材于真实的历史故事，歌颂革命先烈的牺牲和奉献精神，也表现了动人的亲情，具有较强艺术感染力。

四川长篇小说的辉煌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这四十年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上世纪80到90年代。这是“文革”后艱难的文学复苏期和发展期。周克芹是8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他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1979）成就最高，影响也最大。该作品在思想主题上可以纳入当时文学界盛行的“伤痕反思”潮流，但其落脚点不同于其他一般作品，而是深入到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中，揭示时代大潮中人的情感和命运遭际，既表达了对时代政治的否定，也蕴含着强烈的乡村伦理和文化立场，呈现出深切的人文关怀。在当时来说，以这样的视角切入当代中国历史，是非常需要勇气的。作品的问世，也直接促进了时代文学从政治向人性和伦理的拓展。因此，作品获得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并名列首位获得第一届茅盾文学奖。

《秋之惑》（1990年）是周克芹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作品将“文革”历史与当下乡村现实改革结合起来，探索农村和农民的命运，属于农村改革小说。难能可贵的是，作品不是简单地对乡村改革唱赞歌，而是展现了自己的独立思考精神。它既批判了集体制度背景下的许多缺陷，对现实改革中乡村伦理和文化的变迁也表达了忧虑和困惑。作品所表现的这种“惑”真切坦诚，来源于作者对乡村的深刻洞察力和深切的关怀之情，也使作品具有了超越时代的价值。

在1980年代前期，还有高缨《云崖初暖》（1978），化石《潘家堡子》（1979），星城《立体交叉战争》（又名《绿色的太阳》）（1988），黄济人《崩溃》（1984），崔桦《火剑》（1980），简嘉《兵家常事》（1996）等作品。它们主要着力于对革命历史和当代军人生活题材的开拓，既表现了英雄主义精神，也更深度地揭示了历史真实，同时将部队官兵的日常生活以朴素的笔调勾勒出来，对之前的同类题材作品有所拓展。

克非《山河颂》（1980）、《野草闲花》（1986）等，李宪《超越贡嘎岭》（又名《大学生奏鸣曲》）（1988）、余德庄《忧魂》（1988）等作品，则着力表现现实乡村和都市生活，努力将文学拉回普通人和日常生活之中，而生活气息浓郁也是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马识途《夜谭十记》（1983）、《巴蜀女杰》（1986）、《雷神传奇》（1992），杨字心《风流古镇》（1995）等作品，则致力于表现地方的历史文化，在传奇性、故事性和民俗书写上有较高成就。

其中，在历史题材创作上成就最高的，是吴因易的《梨园谱》（1980）。作品立足于对川剧艺术非常熟稔的基础上，真实再现了建国前川剧艺人的生活遭际，细致展现了多种独特的川剧艺术，并赞颂了川剧艺人热爱艺术、不屈从于现实的反抗精神，将四川独特的自然地理和民俗文化融为一体，呈现出浓郁的四川地方色彩，也传达出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精神。

马识途的《夜谭十记》（1983）也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作品。它在结构上仿照西方经典小说《十日谈》，以十个人轮流讲述故事的方式，集中地再现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世态，揭示其复杂社会关系，也表达了对底层大众的深刻同情，犀利地揭露和批判了官场的腐败风气。小说的艺术表现很有个性，它蕴含四川地域文化的诙谐讽刺特点，语言通俗幽默，故事情节生动有趣，其中多有奇闻趣事，人物形象也颇具传奇色彩。总体上，作品谐趣幽默，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王火是1990年代享誉最高的四川作家。这主要缘于他的《战争和人》（1987-1992）。这是一部各部分相对独立却又密切关联的长篇小说三部曲，它以国民党上层官员童霜威及其一家的生活和命运为中心，既细微地展示了人物思想的发展变化过程，也全方位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的各个阶层的社会生活图景，从而将人物命运、家族命运和民族国家命运凝聚在一起，是一幅抗战时期的心理和文化画卷，也表达了正确的政治主题：既表达抗战爱国的思想，又揭示了国民党统治者的反动性和腐朽性。作品在艺术上追求史诗效果，气势宏阔，以人物遭际和命运为线索，同时也始终贯穿对时代的揭示和对民族命运的思考。作品故事性强，人物刻画细致，结构上借鉴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特点，具有散文化的特征。作品于1998年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第二阶段是21世纪以来。这也是四川长篇小说最为兴盛的时期。阿来、麦家、柳建伟、罗伟章、贺享雍、裘山山等创作出了具有全国影响的作品，他们也成为国内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作家。

阿来是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个。主要作品有《尘埃落定》（1998）、《空山》（2009）、《瞻对》（2014）等。《尘埃落定》展示四川藏族地区的近现代历史，通过叙述麦其土司家族的故事，揭示土司制度这一独特政治制度的兴衰过程，特别展示其神秘和浪漫特色。同时，作品还对土司政治制度进行了历史和人性的反思，传达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人类关怀意识，表现出从人性角度把握历史和文化转型问题的探索意图。在艺术上，作品以富有传奇性的笔调，叙述了带有神秘色彩的故事和人物，特别是从一个白痴的视角来展开叙述，增添了故事的神秘色彩，从而与地方文化达到了内在的契合。作品描述了独特的藏族风情，也大量描绘了藏族部落的文化生活，揭示了藏族的独特民族文化。此外，作品的语言富有艺术性，多方面地运用了比喻、拟人等多种修辞艺术，而且，这些艺术手法融合于作品内容之中，使作品语言呈现出明快而富有变化的特点。

《空山》是一部六卷本长篇小说。作品叙述的是上世纪5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一个叫机村的藏族村庄里发生的故事，展示了时代发展给乡村带来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在伦理和文化层面的变化。对此变化，作品不是简单的批判和否定，而是重点在于展示和思考，探索它发生的原因，并传达出深刻的忧思和困惑。小说的结构很有特色，六部作品分别讲述六个故事，故事的发生地都在机村，出现的人物也大致相同，但每部作品的故事和主人公不一样，人物在不同故事中所处的位置也完全不同。这些不同的人和事，共同构成了一幅全景式的当代藏区乡村图景。这一结构体现了阿来在艺术上的探索精神，也被评论家概括为“花瓣”式艺术结构。②

《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2014）叙述的是瞻对的两百余年历史，重点讲述了一个号称“铁疙瘩”的藏族部落故事。作品大量采用了各种历史资料，包括传统正史、民间野史和民间传说，在对历史的相互印证和钩沉中，表现了对于历史真相探寻的强烈愿望，也传达出作者对历史的独特理解态度，寄托了作者对藏族民族生存和文化命运的现代反思。作品的叙述方法特别，融历史还原和艺术想象为一体，故事性强，呈现出独特而神秘的传奇色彩。

麦家则在军事题材领域有丰富的开拓。他的《解密》（2002）《暗算》（2003）《风声》（2007）等作品，都以战争、军事或特工生活为背景题材，以具有科技含量和隐秘性质的内容，讲述了具有传奇性的故事，为人们揭秘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军事或特工世界。难能可贵的是，作品没有满足于故事本身，而是将人物塑造寓于故事之中。作品展现了幽深神秘的人物内心世界，人物也颇具个性，并具有对人物命运的深切同情和关怀意识。艺术方面，这些作品都表现了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情节曲折，故事悬念性强。这些作品多被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获得较大社会效果。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作品是《暗算》，作品在结构上极具特色，它分为《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三部分，一共有七个讲述者，都以第一人称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讲述自己的故事，而叙述者之一的“麦家”则将其他人的讲述串联起来。2008年，该作品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柳建伟是一个军人作家，但其《英雄时代》（2001）卻是反映改革开放时代社会生活的作品。作品命名为“英雄时代”，是基于作者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理解，他认为这是一个大浪淘沙、充满变幻的时代，诞生了不同意义上的中国英雄。作品的故事主要叙述几名干部子弟的社会沉浮变幻，展示了处于转型变化的社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转型过程，揭示了旧体制的落后和不可避免的被淘汰命运，也揭示了改革中的某些弊端和问题，更表现了在这一时代转型中不同价值观的尖锐冲突。作品具有较强的理想主义色彩，赞颂了坚持理想和奉献精神的人物品格，并将这些人物视为时代英雄。作品内容宏阔，线索和人物众多，对社会做了全景式的展示，是一部具有丰富社会内容的作品。作品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在乡村和打工题材领域，罗伟章的《饥饿百年》（2008）颇为醒目。作品以一个农民的一生为背景，书写了百年乡村的饥饿历史，表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精神。其主题正如阿来所言：“他庄严、浩大而深情地抒写土地和土地上的万物，在这里，所有的生命都在无声地奔流，人类为生存而战斗，为粮食歌哭，但绝不仅止于此，他想证明：如果我们饥饿的情感和思想不能在苦难丛集又生生不息的大地上变得丰饶和顽健，我们的灵魂就没有资格与世界对话，恐惧和死亡就依然会让我们怯懦，使我们震惊。”③《不必惊讶》（2007）也致力于描摹乡村现实，揭示乡村苦难，以及乡村文化变迁所带来的巨大裂变。特别是作品关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事实上是对乡村社会文化的根本性揭示。此外，罗伟章还有《声音史》（2016）《大河之舞》（2010）等作品，从比较独特的角度书写乡村。前者以声音为角度，揭示乡村精神的变迁，被誉为是“乡村的心灵史”④，后者写一个神秘消失的民族，充满神秘和传奇色彩。

贺享雍的《乡村志》（2010-2019）是这时期最为厚重的作品。它包括十部相互关联的长篇小说，全方位地展示了当下中国乡村的社会生活，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多个方面，是一部当代乡村生活的全景图。作品的最大特点是切近乡村生活现实，从乡村现实中发现问题，故事也取材于日常生活，人物的面貌、性格和语言都具有泥土味，风格朴实平淡，具有浓郁的乡村生活气息。作品的另一特点是关注乡村的伦理和文化变迁，致力于乡村文化建设的思考。作者对乡村文化的关注很深切，他对乡村传统伦理的颓败不是进行简单的哀叹，而是具有很强的建设性思维。他批判和揭露乡村现实政治生态的阴暗面，但更是寄予希望，期待能够依靠现实政策很好地得到改善。这两方面的特点，使作品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乡土小说大家赵树理的某些气息。

在这一时期，还有很多优秀长篇小说问世。在表现历史和地方文化方面，有何大草《盲春秋》（2009）、邹廷清《金马河》（2011），贺享雍《严家有女》（2000），召唤《黑丧鼓》（2014），李明春《风雨紫竹沟》（2011），马平《草房山》（2004），卢一萍《白山》（2017），苗勇、李国军《曾溪口》（2011），黎民泰《川流不息》（2015）等等。它们以传奇性、故事性和地方性见长。

现实和日常生活方面，李一清的《农民》（2013）以农民牛天才为主人公，以朴实的笔调，展现了其生活和命运变迁，揭示最近几十年中国乡村发生的巨大变革，展示了农民喜悦、艰辛和无奈心理。何大草《刀子和刀子》（2008）以较尖锐的笔法揭示青少年成长中的问题，直面复杂的人性世界，又对现行教育体制中的问题有尖锐的批判和揭示。裘山山《河之影》（2014）则致力于书写少年的成长心理，将社会世态的变幻与对人性的关注结合起来。骆平《锐舞派对》（2002）《真的爱你》（2002）书写当代城市人的情感故事。周锴甫《沧海孤帆》（2016）反映现实职场人情世态的残酷，体现对人生的感悟。

历史和军事方面，老作家高缨的《奴隶峡谷》（2004），具有浓郁的凉山地域色彩，展现了当年的社会文化变迁。魏继新《辛亥风云路》（2011）是一部正面描写1900-1911年四川保路运動的作品。它以史诗般的气势展现历史风云，“对四川独特的川菜、武术、哥老会的起源发生发展和四川独特的风景名胜、风俗民情及深厚的文化底蕴都作了精彩的描绘和展现。”⑤裘山山《我在天堂等你》（2005）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以普通人的生活为视角，写六十年前进军西藏，书写两代人的价值观冲突，涉及到人生价值、信仰等问题的探索。章勇《沉默的天空》（2016）（《阴阳两界》《迷你黑洞》《五维空间》上中下三卷），以几个青年人不同的精神追求为背景，全景式地展示“文革”后的中国社会变迁，塑造了众多人物群像。

此外，少数民族生活领域的长篇小说创作也有较丰硕的成果。具有代表性的有：普光泉（彝）《一个说纳西话的人》（2011）、索朗（藏）《到拉萨去约会》（2009）、李美桦（彝）《浪拍金沙》（2016）、达真（藏族）《康巴》（2009）、马德清 （彝）《诺日河》（2000）、赵敏（藏）《康定情人》（2005）、格绒追美（藏）《隐蔽的脸：藏地神子秘踪》（2011）、《青藏辞典》（2015）。这些作品都以民族生活为背景，具有鲜明的民族气息和地方色彩。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格绒追美的《隐蔽的脸：藏地神子秘踪》。作品借用神灵和凡人的双重视野，通过书写一个村庄的变迁，追溯了从口传神话时代一直到当前的社会历史变迁，全景式地展示了神秘而又具有现实色彩的西藏。作品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被誉为是“一本关于西藏和康巴最魔幻最鲜活的心灵史，一部雪域村庄前世今生的传奇，是隐蔽的西藏面向世界打开的一扇多彩之窗。”⑥

此外，新世纪崛起的一些青年作家创作也值得关注。比如颜歌的《我们家》（2013），就呈现出很多与前辈作家不一样的新特点。最突出的是放弃对人物的价值批判，追求对日常生活的认同和平民式的生活态度，艺术上也追求对琐屑日常生活的还原叙述。与1990年代的“新写实小说”有相同之处，却有更鲜明的时代气息和精神特征。

近年来，四川的网络长篇小说发展势头强劲。李虎（天蚕土豆）是2009年起点中文网白金作家，他的《斗破苍穹》（2009）《武动乾坤》（2013）都有较大影响力。海宴的《琅琊榜》（2016）同样读者众多，改编为电视剧后更是如此。2007年、2011年和2014年出版纸质版小说《琅琊榜》三部，2015年获得第一届网络文学双年奖银奖。此外，何马的《藏地密码》（2008），唐七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2009），步非烟（幸晓娟）的《华音流韶》（2009）系列、《武林客栈》（2006）系列，分别被改编为热播电视剧。袁野（爱潜水的乌贼）的《灭运图录》（2011）、《奥术神座》（2013-2015）、《一世之尊》（2015-2016）、《武道宗师》（2017-2018），月斜影清的《凤城飞帅》（2007）、《婚姻支付宝》（2013），也都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二

综合来说，共和国七十年的四川长篇小说创作成就相当突出。其中既产生了《红岩》《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尘埃落定》《暗算》等具有文学史意义的名作，也先后六次获得了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荣誉——茅盾文学奖，在全国各省中名列前茅。对七十年四川长篇小说历史进行回顾，可以清晰地看出它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这也正是它能够卓立于国内文学中的重要原因：

其一，不随大流，坚持独立的个性追求。

共和国70年文学中，出现了很多文学创作潮流，但是四川长篇小说创作很少被动地跟随这些时代潮流，而是始终坚持自己的独立品格，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创作。典型如1980年代的先锋文学、新写实、新历史小说等创作潮流中，基本上看不到四川长篇小说的身影。个别作家即便被评论家纳入到某个潮流中，也并不丧失其个性，并以这种个性对潮流起到引领和开拓的作用。

这一点，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近四十年中体现最为明显。因为这期间，受西方文学潮流的影响，文学创作观念和创作方法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四川作家当然不可能远离这一潮流，但是相对来说，四川长篇小说还是有对个性特色的较多坚持。这与四川地处相对偏僻的西南地区有一定关系，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四川作家对文学独立性的坚持——文学创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有对文学的独立思考，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思想的独特和深入至为关键，不随大流、坚持自我是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础。

在上世纪80年代初，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之所以能够在时代潮流中脱颖而出，产生巨大的社会反响，与作品在思想上的开拓性有很大关系。当时正是“伤痕文学”流行之际，创作大多停留在政治控诉上，但周克芹的作品深入到人性世界，对人的命运深刻关注，对人性恶作了深入揭示，因此超越了时代潮流，受到社会一致好评。

马识途也是一个很有特色个性、不随时代潮流而行的作家。他早期的成名作《清江壮歌》虽然属于红色主题，但也侧重于对人性人情的挖掘，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文革”后创作出版的《夜谭十记》和《巴蜀女杰》《雷神传奇》等作品，则完全改变了之前的风格，转向传奇故事和幽默讽刺，作品具有浓郁的地方文化气息。而在年过九旬之后，马识途还不断有新作问世，创作题材和方法上都有拓展。

新世纪文学中，阿来的《空山》《瞻对》具有较突出代表性。如果说《尘埃落定》还可以被拉入到“寻根文学”影响中，与时代文学潮流有较密切的关联，那么《空山》《瞻对》就无法再与群体创作潮流结合起来，它们纯粹是阿来的独立思想创造物。《空山》对乡村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对乡村历史变迁的思考，都带有阿来独特的思想印迹;《瞻对》的历史思考，既不同于传统正史，也不完全以民间野史为准绳，而是尽可能客观全面地寻找历史资料，试图还原出历史真相。理性、冷静、客观，是阿来历史书写的重要特点，所以其作品的体裁虽然是小说，却与非虚构文学无异，是具有强烈个性色彩的小说创作。

此外，贺享雍也具有这样的特点。他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创作了大量以现实乡村变革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这些作品虽然内容有别，但都坚持了自己鲜明的创作特色，即立足于现实生活和乡村土地，致力于对乡村现实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思考，并试图全景式地展现乡村几十年中的历史变迁，从而传达出对乡村大地的关怀和思索，十卷本《乡村志》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从创作传统上看，贺享雍最直接地沿承周克芹的精神血脉，并与沙汀、李劼人等先辈作家有著艺术传统上的一定关联，他是四川这块土地上生长出来、并一直坚韧地创作的本色作家。在作家们距离现实乡村越来越远、以写实方式反映乡村生活的作品越来越少的背景下，贺享雍的创作显示了坚持的意义。

其二，写实方法为主导和自觉的地域性追求。

共和国七十年的四川长篇小说创作，作家们所采用的创作方法当然不只某一种。其中有不少作家（如阿来、罗伟章等）采用了现代主义等创作方法，并获得成功。但是就总体来说，四川长篇小说的主要创作方法还是写实，至少说，写实方法占据了四川长篇小说创作的大半壁江山。

这一点，最典型而集中地体现在乡土小说创作当中。从80年代初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秋之惑》开始，罗伟章、贺享雍、李一清等人的乡土小说大都是这种风格的继承者。而在其他题材领域，也是写实风格为基本主导。客观说，这种情况在中国决非个案，大多数内陆省市的文学创作大体上相同，其源头可以追溯到现实主义风格在现代中国的巨大影响力，也与中华文化漫长的乡土文明有密切联系。但纵观七十年的四川长篇小说，这一特点如此显著，还是应该提出来。

一个重要原因是写实方法与四川长篇小说对地域性的呈现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四川的地域个性突出，文化深厚而多元，无论是在自然地理、文化风俗，还是民间艺术、地方方言，川味文化都很有个性特点。对此，现代文学中的四川长篇小说给予了很丰富的表现。沙汀、李劼人等人在创作上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与之相关，他们的《淘金记》《死水微澜》等作品，都是以浓郁的四川地域特色而享誉文坛。

共和国时期的四川长篇小说作家也有这方面的自觉意识。80年代初，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在自然地理和社会风习描写上就带有浓郁的川西地方生活气息，特别是立足于深厚的生活基础和地方文化底蕴，塑造了许茂和“四姑娘”许秀云这两个很有个性特点的人物形象，颇具深度。只是作品将这种地域个性融会于日常生活之中，让人不那么轻易地觉察到而已。吴因易的《梨园谱》更是直接以四川地方戏川剧的变迁为创作题材，字眼氤氲着非常浓郁的地方文化气息。马识途的《夜谭十记》的地方气息同样很深厚，只是它更侧重于叙述风格以及内在的精神底蕴，不追求外在的地域情境。

1990年代后，作家们在这方面的表现更为显著，作家们的努力也更为自觉和深入。阿来是最有成就的一位。他的《尘埃落定》《空山》《瞻对》等作品，执着书写他生活过和非常熟悉的四川嘉绒地区，深入到这一中原与西藏的过渡地带的历史和文化当中，表现其独特的历史文化、独特风情，呈现出鲜明的地域化个性特征。而且，阿来的地域性表现不是停留在表层，而是深入到当地文化之中，以清醒的、独立的历史观进行审视。其中既包含着作者对文化深切的情感，又有明确的超越精神，蕴含着作家对人类共同命运、人性问题的思考。此外，罗伟章、贺享雍、李一清等的《饥饿百年》《不必讶异》《荒凉厚土》《乡村志》《农民》《父老乡亲》等作品，在以写实手法细致展现农民日常生活的同时，也自然呈现了四川不同乡村地域的文化风习和地域风情。

新世纪后，有些年轻作家对地方生活气息有比较自觉的表现，市民文化色彩较为鲜明。如颜歌的《我们家》，既采用浓郁地方色彩的方言，更表现出四川文化的生活态度——一种带有强烈市民文化气息的、蕴含着成都文化色彩的人生观念和生活方式。

其三，朴实低调。四川长篇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很少虚浮之作，都是建立在较强现实生活基础上，并且都具有比较强的人文情怀。虽然作家作品之间的个体风格差异肯定是比较大的，但从总体看，用朴实来形容四川长篇小说特点还是比较恰当的。

作家的创作态度也有类似特征。无论是从文学史还是从现实看，四川长篇小说所取得的成就与其评价和影响力是不太成正比的。像周克芹，在文学史中的地位与其实际创作成就并不相一致。而像罗伟章、贺享雍等一些具有相当创作实力的作家，也没有在全国文学界赢得应有的关注和地位。这部分源于四川相对偏僻的西部地区，距离文化中心较远，受到的关注也就相对较少;另一方面也在于四川作家比较低调的行事风格，执着于创作，不事张扬，很少利用媒体或者其他方式来宣传自己。

三

四川长篇小说在共和国七十年成就突出，特别是在近四十年更是领时代潮头。但是，它也还存在着一些有待完善和提高之处。具体说，这样两个统一是需要加强的。

其一，坚持与开拓的统一。

所谓开拓，即要有较宽阔的视野，善于吸收外来的思潮和方法，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追求开放性并不意味着随波逐流，不事坚持。实际上只有坚持传统，坚持自己的个性特色，才可能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但小说创作上的坚持并不是完全固守不变，而是需要开阔的视野，把坚持与开放性结合，进行多方面的丰富和拓展。作家个体是如此，一个地方的文学也是如此。所以，四川长篇小说不跟潮流是值得肯定的优点，但若能有更广阔的视野，站在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潮头，以创造性开辟引领时代潮流之路，那它的发展便能更进一步了。

当然，一些作家在开放性与坚持性的融合方面做得很好。如阿来，他既有显著的地方个性特色，又能够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勇于创新。从《尘埃落定》到《空山》再到《瞻对》，就可以看到作者对自己的改变、深化和超越。再如罗伟章，他的作品风格多样，内容涉及乡村历史和现实、文化和精神等多个层面，艺术表现上，写实艺术与抽象色彩均有所呈现，色彩相当丰富。

然而，也有一些作家存在着视野比较狭窄的缺陷，陷入了惯性写作的泥淖，缺乏对自我的发展和突破。以乡土小说创作为例，传统的乡土小说均以写实为中心，一些老作家有意识地采用写实方法，以艺术的方式再现传统乡村生活，这当然很有意义。但是，随着乡村的凋敝，写实手法越来越难以为继，对此，作家们、特别是年轻作家们也许应该适当尝试引入新的手法，特别是在人物书写和塑造上，对人物深层心理世界和内在文化世界多多着墨，以增加乡村书写的层次性和创新性。

思想格局问题也值得思考。四川长篇小说普遍来说具有很强的现实情怀，特别是乡土小说，对乡村未来的出路，对农民的现实困境，都有很深切的关怀。这是很突出的优点，也是四川作家创作普遍显得厚重的重要原因。从更高角度考虑，作家们是否能够超越自己，超越所书写题材领域，从更宏远的视野上来看问题，表现出更深广的人类关怀？确实，在部分创作中，可以看到作家们的视野还是比较局促（狭窄），经常陷入现实矛盾之中不能自拔，也表现出作家较多的矛盾和困惑。这种矛盾和困惑一方面反映了作家对乡村的深入及强烈的乡村感情和关怀意识，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作家看问题的高度和深度有所欠缺。

现实关怀和人类关怀并非矛盾，它们其实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也就是说，现实意识需要拓展眼界、深化视野，将目光放远一些，将关切和思索更执着于人——更本质的人，以及更广大的世界。只有从更高的视野上入手思考问题，才可能从矛盾和困惑中走出来。特别是只有从人的角度切入，才是真正深广而彻底的人文关怀。

其二，地域深度与广度的统一。

四川的地域文化非常独特，四川长篇小说在这方面的表现也有一定成就，但是就总体来说，我以为对这种特征的展示还远远不够。相比于四川文化的丰富和独特，相比于现代文学时期沙汀、李劼人等作家的成就，共和国四川长篇小说待提高之处还很多，特别是还没有产生像《淘金记》《死水微澜》那样具有浓厚地域文化印记的代表作品。作家们更关注生活本身，对自然地域特色、风土人情关注则有所不够，没有充分展示有特色的民俗风习、特别是历史文化。其中，都市生活题材领域的地域表现尤其薄弱。这一定程度上源于四川长篇小说创作领域多集中在乡村、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现代都市生活作品相对较少，但在表现的自觉上不够也是重要原因。

相比于广度，深度也许更为重要。也就是说，地域性表现有不同层面，不能停留在风景风俗等表层上，而是要深入到地方文化精神较深层面，包括塑造出真正蕴含地域文化精神个性的人物形象。人物是文化最深刻也最真实的体现者。《淘金记》《死水微澜》等作品就是因为塑造了白酱丹、蔡大嫂等有浓郁地方文化特色的形象而获得好评。但是，近年来的四川长篇小说似乎还没有奉献出这么成功的人物形象。

作家们在地域表现上的匮乏，也许有两方面的客观原因：一是随着乡村社会在近年来的巨大变迁，乡村风习已经比较匮乏，许多作家也不够熟悉。二是现在都流行故事，追求快速的叙述节奏，风景风情的描写相对被忽略。但真正优秀的作家应该立足于自己对文学的独特追求，不完全为时代潮流所制约。四川丰富而独特的自然人文风情是其文学创作的重要魅力所在，失去了这一特点，也就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独特审美特征，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个人以为，作家要强化文学地域个性，这两个方面是最基本的要求：一是突破文化囿限，不要将地域性简单地当作落后事物来看待，要充分认识地域性在文化、文学方面的价值，要敢于表现，敢于从积極面表现;二是深入地域文化个性中，从地域历史、文化精神等方面入手，要有深度意识。沙汀、李劼人等四川前辈作家，以及像沈从文、周立波等外省作家，都有丰富的经验可以借鉴。在这方面，完全可以对四川文学有更多的期待。

其三，执着和精品意识。

执着主要是一种创作态度。前面说过，四川作家大多淡泊，不愿意钻营和炒作，这是很珍贵的品格，特别是在比较浮躁的当下尤为值得肯定和称道。但是，淡泊也有个适度的问题。过分热衷于名利当然不好，但是过于淡泊也可能会影响对文学的坚持和执着。特别是在生活环境比较优裕、清闲的四川，如果没有对文学的执着热爱和坚韧毅力，会容易满足于现状，缺乏不断跋涉和追求的精神。在当前中国社会，文学所带来的现实利益已经相对较少，文学创作也容易受到其他利益的诱惑，这一形势之下，对于文学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来说，如果缺乏坚持和执着，就有可能丧失不断的发展和追求精神。这一点，特别是在当下文化环境中更为重要。当前中国文化受商业文化影响巨大，作家们如果缺乏坚定的毅力，很难做到对文学的坚持，也很难获得更高的文学成就。

与执着精神相关联的是精品意识。四川长篇小说不乏精品，一些作家也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在辛勤地制作着精品。但是，也有作家这方面的意识不够。在今天，文学作品更依靠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需要凭借精品得到文学界和社会读者的好评，才能产生比较大的反响。写精品，其实也是毅力和执着的一种体现，因为精品肯定需要更多打磨，需要更多的坚韧和执着。所以，以沉稳坚韧之心打造精品力作，也是对作家的一个很大的考验。

总之，四川长篇小说在建国以来七十年中的成就斐然，特色突出，如果能够继续发扬优点，弥补不足，完全可望取得更大的成就，卓立于中国和世界文学舞台上。

注释：

①张杰：《李劼人被冷落多年 世人只知“死水”不知〈大波〉》，载《华西都市报》2014年10月26日。

②宗波：《当代乡村的别样书写：阿来新作〈空山〉评析》，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4期。

③阿来语，见罗伟章：《饥饿百年》，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封底介绍”。

④雷达：《乡村心灵史的绝妙隐喻》，载《当代文坛》2016年第2期。

⑤魏继新：《辛亥风云路》，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序言。

⑥ 《格绒追美：在城市边缘行走》，载《甘孜日报》2011年11月23日。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周珉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