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灵魂》中族裔价值与经典传统的结合背离与偏移
时间：2020-11-29 22:11:3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张 琼
内容提要：美国本土裔作家埃德里克发表于2004年的长篇小说《四灵魂》继续着作家独特的文化探索，并隐射着少数族裔创作与经典传统之间结合、背离、偏移的关系。《四灵魂》在复仇的经典主题之下，揭示着本土族裔的心理与现代主流价值的交锋。其中，族裔的地域文化概念逐渐偏离人种与生物学特征，聚焦于心理和道德伦理层面，从而激发了人们对文明的深层思考。通过叙述方式、文化态度、历史记忆、情感表达，作品的特质不断彰显，文明诊治的目的呼之欲、出。
关键词：本土裔美国文学埃德里克《四灵魂》经典
作者简介：张琼，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英美文学。
当代本土裔美国文学①(美国印第安文学)受到各种文学与文化的影响，有学者认为，“从美国印第安人的立场来看，18世纪后期至今的本土文学表现了一种努力适应双语语境的态势”(Padget 19)，而埃德里克(Louise Erdrich，1954-)就是其中一位很有代表性而又极富个性特色的本土作家，她的父亲是美籍德国裔，母亲是印第安齐佩瓦族后裔，埃德里克作为少数族裔作家的文化身份一直引发族裔研究的争议。她于2004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四灵魂》(Four Souh)，在重复抒情散文体式的创作及神幻主题的同时，继续进行文化探索，也在和主流文化某种微妙的关系下，不断显示出少数族裔创作与经典传统之间的结合、背离与偏移。
从表象看，小说延续了埃德里克第三部小说《轨迹》的情节，让这个不断在各种作品中出现的迷人女子弗勒·芘拉杰(Fleur Pillager)走上了一条复仇之路，并从情节的主副线中不断揭示本土文化的传奇色彩。复仇的主题在精巧的叙述中不断展开，而新的本土族裔元素和创作风格也逐渐显现。作品游刃有余地揭示着本土族裔的心理与现代主流价值的交锋，而对两者的关系，作家一直保持着一种独特的态度。值得深思的是，交锋的两者呈现出日益互动的关系。诚然，本土族裔的文化特色始终呈现出迷人、神秘、原始的魅力，而那些读者以为早已熟知的本土人物，却在这种本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交织中品尝着爱情、亲情、复仇、回忆所带来的迷狂、困惑，甚至是代价。因为有这样的故事，有这样一批埃德里克式的族裔作家，当代美国文学甚至当代美国文化得以不断被重塑、扩展和定义。
小说中，弗勒与儿子最终通过牌局赌回了故宅和土地，但本土文化中的回归主题却仍然使族裔色彩带上了令人捉摸不定的神秘性。有一点作家或许也很清楚：族裔的地域文化概念在文学创作中已逐步偏离人种与生物学特征，而聚焦于心理和伦理道德层面，集体似乎逐渐让位于个体，个体则在主流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体现着一种认同与背离的矛盾关系，也指向某种对族裔认识的偏移。因此，这部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双重文化语境中，族裔文化与经典传统之间的某些背离和偏移，也更进一步指出这种倾向性下的深层意义。小说看似重复地叙述着富有异域色彩的生活故事，但是各人物的叙述却表明，族裔个体在当代社会的文化语境中，究竟是如何体验生活，接受、质疑，甚至是反抗文化作用力的。弗勒、波丽、纳纳普什等人的生活状态，同时展现了他们通过知己察人和知人察己来认识世界的过程。此外，埃德里克历来以女性体验为创作的基调，在情节刻画上强调以族裔、阶层、性别的独特角度来展现个体身份，以个性描述引发共性思索。
从个体的局部生活体验出发似乎是埃德里克的创作特点，而普遍意义的思索往往需要细致的解读来表达。由此，如果我们从分析小说人手，从本土文化对主流文化的亲和、背离和偏移的关系这一视角来看待问题，这一过程就验证了族裔研究者所提出的论点：“(族裔)是一个集体变化的过程，而非海德格尔式的集体存在概念。因此，族裔的可理解性是与其构成和人们对它的认识相关联的，并且，这一理解也是暂时而偶然的。事实上，它就是一种动态的自我认同”(Dissanayake 388)。
首先，《四灵魂》的复仇、流浪与回归主题，契合了主流文学创作的特征，而各个主要人物轮唱式的叙述视点转移手法，也体现了现代性。小说各章分别以三个主要人物白人波丽、印第安后裔纳纳普什以及纳纳普什的妻子玛格丽特轮流承当第一人称叙述。故事以弗勒与毛瑟一家的复仇和情感纠葛，以及弗勒的回归为主线，以纳纳普什和玛格丽特之间充满嫉妒、报复闹剧的夫妻关系为副线。从复仇主题看，印第安本土族裔居民曾遭受了美国白人在经济、土地和文化上的殖民侵略，甚至是文化灭绝，而弗勒从小说伊始就怀着寻找当年损毁和侵占她故园的仇人的复仇决心，来到毛瑟的家宅。然而，这一复仇过程却交织了各个人物复杂的心理纠结。从波丽的叙述中，读者从“殖民者”视角(或者说是权威主流文化的角度)了解到，毛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纯粹恶棍，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伤，妻子普拉茜德是个妄自尊大的性冷淡者，而妻姐波丽则是脾气乖戾的老处女。由于缺乏正常的性生活，毛瑟会定期发病。因此，弗勒改变了暴风骤雨式的谋杀手段，或许也出于自己都无法解释清楚的心理纠结，她采取了勾引毛瑟的渐进复仇方式，逐渐从洗衣女工爬上了家庭总管的位置，并生下了一个孤僻、智障的儿子。
故事以纳纳普什极富本土色彩的叙述开篇：“就是那个晚上，她(弗勒——引者注)用了母亲的秘密名字‘四灵魂，来喊自己，呼唤心灵。她的名字就叫四灵魂，她要去的地方需要这个名字”(2)。因为，对印第安人来说，人的名字超越了年代，可以抚慰人的灵魂，也可以毁灭人。名字可以旅行，带人回家，带给人记忆和失落的文明。另一个叙述者波丽则认为，“我觉得，对文明人而言，印第安人可能真的很莫名其妙，在思维与行为上，与我们就像野狼和猎犬那样有差距”(14)。纳纳普什的叙述明快、滑稽，充满神秘色彩，具有说唱特色，而作为种族主义者的波丽则给了读者一种截然不同的叙述风格：自命不凡、严谨、自律，甚至自省。这两种叙述的声音轮换交替，显现出两者之间的反差与不和谐。然而，随着故事的推进，波丽的叙述产生了渐变，从原来的冷漠和充满优越感，变得仁慈，具有了母爱的光辉。弗勒的怀孕使波丽消除了蔑视和敌意，一向渴望有孩子的波丽甚至对抚养小孩充满了憧憬。同时，在纳纳普什的叙述中也产生了喜剧所特有的荒诞变调：他怀疑妻子玛格丽特出轨，假想了一个终身的情敌，穿插了一段今日情敌曾生吞纳纳普什亲妹妹的悲剧，并荒谬地导演了一出复仇闹剧，从本土视角诠释了爱情、忠诚、传统，以及印第安族裔被殖民的历史。
当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看到波丽与弗勒相互理解和产生感情，看到弗勒似乎消失了对种族侵略的愤怒时，他们或许会逐渐淡忘弗勒的复仇初衷。可是，故事发展又出现了一波转折：毛瑟一家的经济突遭变故，弗勒带着儿子回到了印第安保留地，并最终在智障儿子的帮助下，以漂亮的牌局绝处逢生地夺回了故土。读者不禁发现，主流文明与族裔文化又出现一次交锋，而作家最终让弗勒在族裔的神秘仪式中回归，让流浪母题以圆弧线的形式回到族裔文化的回归主题，从而以反讽的手法披露了她自身在文化态度上对美国文明的背离和偏移。
同样，在小说文本内外，本土与主流文化之间始终发生着某种结合、背离和偏移。埃德
里克承认，有许多美国作家如福克纳、韦尔蒂等都深刻影响过她。不难发现，在埃德里克的作品中，无论是多重声音的叙述手法，还是那些交错着平常与古怪个性的人物，都有着福克纳的影子(Bataille 277)。她选择的故事背景是北达科他州，与福克纳一样，她始终将目光投射在一块有限的土地上，“除了北达科他，没有其他地方更让我觉得熟悉，也没有其他地方的人民会更让我牵挂”(Bataille 278)。事实上，不少美国经典文学作品如《白鲸》、《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嘉莉妹妹》、《了不起的盖茨比》等展现了主人公离开家乡去寻找生命意义，而这些作品常常有意或无意地显现出殖民扩张或文化同化的姿态。与此相对立的是，本土裔文学创作大多更具有向心力，不倾向于外化扩张，主人公最终会回家，无论是真实的还是隐喻的回归，溯源成为小说人物探寻知识的基本模式(Bevis 16)。因此，从弗勒最初丢开女儿，离开家乡寻找仇人，到与仇人结婚生子，到当丈夫破产离开妻儿，弗勒最终带着儿子回家，并拿回自己所失去的东西，这一系列的情节发展均标志着某种潜在的反抗。
小说伊始，纳纳普什就告诉读者，女主人公弗勒用母亲的名字“四灵魂”来汲取力量和信念，这充分揭示了本土族裔文化中名字所承载的象征意义与神秘力量，而另一位叙述者波丽则以“文明者”的姿态与视角，讲述了自己受到本土文化潜移默化的改变和影响的过程。这两种“文明”始终交织，让读者在神秘灵魂与平凡人性之间穿梭。更具启示意义的是，纳纳普什常常用他的质疑来颠覆主流文明的侵袭，在他的理解中，“天花会很快地毁灭我们，肺结核会慢慢耗蚀我们，酒精使我们愚蠢，宗教信仰干扰我们的灵魂，但是官僚主义最险恶，它最终拖垮了我们……伴随着条规而来的是另一种痛苦，牧师称其为获取，即贪欲，我们的语言中没有一个词语可以来形容这种想拥有自己所不需要的东西的欲望”(76)。这里的价值判断，在埃德里克的许多创作中反复出现，它让读者领悟到：真理和事实总在文字和文化的对立面。于是，在小说的尾声，纳纳普什和妻子玛格丽特用古老的部落仪式，希望唤醒弗勒的灵魂，净化和康复她的心灵内境，而这一举动，从某种程度上看，也是对主流文明的一种背离和偏移。
更为微妙的是，在处理爱情问题时，埃德里克倾向于让在现代文明中有着性障碍的白人男子被充满异域神秘的印第安女子唤醒治愈。因此，在复仇过程中，弗勒首先让毛瑟恢复男性机能，让波丽慢慢消除戒备和敌意，并让她逐渐意识到，当一个人放弃固有偏见和疑虑时，心灵就可以无限地敞开。但是，当读者逐渐意识到弗勒的复仇在向着情感取向变质时，当两种叙述中的价值判断和感情发展都在发生微妙变化时，交织着两种文化态度和价值标准的力量在交锋中也在向读者展示着作家此时对主流文化的某种价值偏离。例如，在小说中较后出场的叙述者，玛格丽特就承担了某种重要的平衡角色。她的叙述，尤其从那段荒诞滑稽的关于纳纳普什向“情敌”复仇的故事，都体现着埃德里克始终以看似离心的脱轨情节来表明她实则向心的文化思索。在华丽旖旎的创作技巧和驾轻就熟的语言处理中，人物的复仇主旨耗散为似是而非的戏谑，而“人为何只有在失去时才意识到夺回与保存的必须”这一问题，才是最终浮出水面的主题。
埃德里克虽不断彰显“失去与偿还”的文化态度，却也不得不承认，她的信息散播在今天的印刷出版和多媒体信息时代，更多属于摩登的、想象的“本土族裔文明”。或许，当我们将视线放在背离和偏移之下时，新的问题会接踵而来。首先，本土裔文学对美国文学的贡献之一体现在其文学叙述的探索和发展上，尤其是这一传统继承了马克·吐温式的叙述特色，即“使用通俗的话语节奏，通过纯朴情节来达到幽默和非煽情化的感伤效果”(Kroeber，et al264)。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埃德里克以自身模糊的族裔身份在重新界定美国文学，这代表着许多有着部分或全部少数族裔血缘的美国人，穿梭于两种文化之间。正是这种本土主义与全球主义的文化交织，文学创作才有了不断深化的层次和多重意义，而“种族、族裔、和民族正以生动而敏锐的方式，将关于归属与无法归属的焦虑凸现出来。它们核心问题是差异，而事实上差异就是它们的存在本质”(Dissanayake 385)。由此看来，文化差异虽然揭示出作家在文化态度上的背离和偏移，但是它应该也是多种文化和谐共存的基础。
再者，读者希冀从埃德里克的创作中寻找本真的印第安文化的愿望，其实也在阅读过程中发生了偏离。美国文化本身就带有“美籍某裔”的跨文化特征，许多族裔作品所揭示的最终是个人神话与个人的民族想象，而作家们对文化归属问题也大多带有矛盾情结。或者说，种族忠诚就像历史，其本身具有永恒开放的一端，经历着不断重组、越界、变化和发展。正如小说所展示，对传统和族裔文明的忠诚导致复仇的开始，然而无论是弗勒对剥夺其土地的投机者的仇恨，还是纳纳普什对情敌的嫉妒，他们都在情节发展中意识到复仇的局限和无效。在小说的尾声，纳纳普什就本土文明和传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们有了它，而只要我们能跟随着它，我们就是特定的一群人”(210)。在此，这个“它”就是不断变迁的历史和文化发展，而人们能把握和跟随的，或许只能是它的变数，而非静止的永恒。
小说结尾时，在独特的印第安仪式中，弗勒身心得到了回归，但是她的流浪和复仇故事，以及她终于重获土地的过程，都是个体的行为和追索，已然无法代表集体的、本真的族裔传统和文化。正如有学者在阐述美国本土小说时所言：“所有本土裔美国文学创作，无论作者是印第安后裔还是非印第安裔，都是‘后印第安模拟，它所证实的就是殖民历史进程，以及美国本土居民所经历的语言和文化统治”(Padget 24)。例如，小说后半部分新出现了第三位叙述者玛格丽特，她似乎在文化传统“复兴”上担任着重要的角色，她用印第安女人的“药衫”(medicine dress)帮助弗勒重新进入自己曾经抛却的世界。在这里，埃德里克不遗余力地在创作中不断张扬着她所理解的女性叙述中的本土文明：“缝纫就是祈祷，男人是没法理解的。他们看到整件衣服，却看不到针脚，他们看不到针线活里创作者的诗篇。我们缝补着，我们女人将事物兜个底朝天，并将它们重新缝好……”(176)在这个隐喻的缝制过程中，玛格丽特对着衣服诉说幻想、爱情和生活经历，在让弗勒身心回归的过程中，玛格丽特用语言的疗伤魔力倾诉着愿望，注入话语的力量。作品在这种埃德里克特有的散文诗体的节奏中，充分展现出文学创作的魅力，而读者寻求的，或许已经不是本真的族裔文明，不是特定的殖民历史，而是现代人对于个人焦虑的治愈渴望。
注解【Notes】
①“本土裔美国文学”，英文为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也称“本土美国文学”，传统上称为“美国印第安文学”(AmericanIndian Literature)，统称现为美国的北美印第安居民所创造的、主要以口头文学形式传承下来的文学现象，以及欧洲殖民文化开始后翻译成英语、或以英语创作的书面文学。当代美国文学史及研究评论者多用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一词，而笔者也倾向用“本土裔美国文学”这一术语，以与“华裔美国文学”、“非裔美国文学”等术语相一致，也能更好地反映美国文学的多元族裔和文化的特点。
②《四灵魂》引文出处均出自Louise Erdrich，FourSouls(New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2004)，文中标明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责任编辑：章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