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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色新型出版智库建设:经验坐标与核心要义

    时间:2021-01-17 04:13:2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张志强 尹召凯

    摘要:智库作为纽带和桥梁,弥合着知识和权力、政策思想和决策之间的鸿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关于加快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建设的指导意见》推动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发展。如何理解中国特色新型出版智库?文章尝试从历史的、比较的、发展的角度厘清其相关政策脉络,作出国内外比较,考察当下建设现状,定位中国特色新型出版智库发展的经验坐标,在此基础上,结合知识运用理论归纳、分析中国特色新型出版智库的外部互动模式,进而理解其内涵特征。

    关键词:中国特色新型出版智库;
    出版智库;
    智库建设

    课题: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资助项目(11JBGP052)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创新人才团队项目(SZCYCXTD-001)

    DOI:10.3969/j.issn.2095-0330.2020.01.005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

    智库(Think Tank),又称“智囊团”和“思想库”,是由各学科专家组成,对公共政策进行研究分析,为各相关领域决策者提供最佳理论、方法、策略、评估等智力服务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1 2智库弥合着知识和权力、政策思想和决策之间的鸿沟,是官民之间的“纽带”和“桥梁”,也是社情民意的“容器”和“过滤器”、决策部门的“外脑”、公共舆情的“缓冲带”,发挥着咨政建言、理论创新、社会服务、舆论引导等重要作用。3 4出版智库作为一种典型的专业型智库,定位为对有关的出版公共政策进行分析研判、提供智力服务,以影响出版领域公共决策为目的,以出版业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出版领域的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研究机构。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新时代的发展而生,直面中国改革发展的迫切问题,回答“时代之问”,履行“智囊之责”,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智慧支持,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2013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批示(以下简称“4·15批示”),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被理论界称为智库“元年”。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受到业界、学界和社会关注。2018年3月21日,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也发布了《关于加快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建设的指导意见》,为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建设提速。

    依赖于国家新型智库建设政策的强力牵引,不同学科的学者都开始涉足并从不同视角开展智库研究,成果丰富、主题多元,使得智库研究开始脱离边缘走向中心。5国内智库研究方面,胡鞍钢、薛澜、丁煌、任晓、李刚、朱旭峰、王莉丽等学者主要集中于专家决策咨询,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中国思想库的内涵、社会职能、影响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与评价,智库的旋转门机制等方面。6 7 8作为专业智库的一种,出版智库的研究也开始起步:范军、欧阳敏探讨了中国特色新型出版智库的内涵,认为出版智库建设要避免“泛化”倾向和“主见缺失”。9聂震宁认为出版行业新型智库建设滞后于其他行业智库的发展进程,可通过创建媒体型智库企业来解决,应当高度重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10张新新探讨了我国新闻出版智库运行机制,以“融智库”为个案,探究新型出版智库的建设路径以及数字出版高端智库的现状和未来。11魏玉山认为新闻出版领域新型高端专业智库需要围绕国家急需,确定研究项目;
    围绕行业需求,形成研究特色;
    围绕提高决策服务能力,形成新机制。12蔡雯认为以创办智库带动媒体转型是有益探索,媒体智库实践实现了从为媒体自身发展出谋划策的“内向型研究机构”到为政府和社会提供决策咨询和研究服务的“外向型研究机构”的转变。13不难看出,与近年来兴起的“智库热”相比,在出版智库领域研究成果甚少,大多为散点式的思考判断。这一方面与出版智库行业发展现状休戚相关,另一方面理论储备和经验存量尚难回应现实命题。为了降低中国特色新型出版智库建设中的模糊和不确定性,落脚于回应出版业高质量发展中的现实关切,始终绕不开在出版智库建设进程中的基本问题:中国特色出版智库建设的经验坐标是什么?如何理解中国特色出版智库?文章试图探索出版智库建设的历时方位和共时方位,并从外部和内部两个维度去理解、诠释其内涵要义。

    二、中国特色新型出版智库发展的经验坐标

    厘清建设中国特色出版智库建设的经验坐标,需要从历史的、比较的、发展的三个角度进行多维审视。具体来说:从历史的角度溯源其相关政策脉络,明晰历时方位;
    从比较的角度看国内外智库发展的共时方位;
    从发展的角度看当下出版智库建设的“基本盘”是什么,有哪些“家底”和不足。

    1. 溯源:孕育中国特色新型出 版 智库的“政策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鳴”方针的引领下,中国提出了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口号,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解放思想引领下当代中国智库的兴起,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的前身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建立;
    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中国智库的探索,如出版业中的开卷调查公司;

    三是决策咨询体制变化下中国智库的快速发展,出版业为我国出版“走出去”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思想库”保障;
    四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特色新型出版智库建设也得到重视和提速。11 14智库的发展与改革开放进程息息相关。在国家 新型智库建设政策的大局下,中国特色新型出版智库建设与之同向而行。

    悠长的时间孕育和丰富的基层智库实践,为党和国家逐步廓清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内涵与价值储备了素材。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2013年“4·15批示”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被认为是中国新智库发展的里程碑事件。15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智库发展的22字方针,即“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是在公开文件中首次出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表述,强调完善决策机制,注重发挥智库和专业研究机构作用,提高科学决策能力。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组成部分。2014年10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习近平提出,“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2015年1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解决了“为什么要建设智库、建设什么样的智库、如何建设智库”的问题,确定总体目标和发展路径。同年10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中国科学院等25家机构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再次指出“智库建设要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在宏观政策的指引下,地方、行业层面智库管理建章立制。作为传承知识文明、巩固舆论阵地的出版业,中国特色新型出版智库建设的纲领政策相继出台。《新闻出版业科技“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中提出要加快智库建设,完善新闻出版智库体系。2017年9月,《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加强新闻出版广播影视行业新型智库建设,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高端产业智库,造就一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德才兼备、富于创新精神的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队伍,通过项目招标、政府采购、直接委托、课题合作等方式,引导相关智库开展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政策研究、决策评估、政策解读等工作”。国家新闻出版智库建设工程作为其中一项重要议题,被要求“统筹整合优质资源,建设若干家国家急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新闻出版专业化智库,支持有条件的新闻出版科研单位先行开展高端智库建设试点,鼓励国有及国有控股新闻出版企业兴办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新型智库”。2018年3月21日,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的《关于加快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统筹推进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协调发展,努力构建布局科学、结构合理、规模适度、定位清晰的行业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高知名度的行业智库,形成具有咨政影响力的智库集群,生产一批服务行业的高质量、标志性智库产品,培养壮大一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富有创新精神、结构合理的公共政策研究和行业问题咨询专家队伍”。至此,出版领域相关媒体、行业组织、高校等开始起步,以中国特色新型出版智库建设为指引,通过多种形式进行智库建设的创新、探索与实践,不断推动新闻出版高质量发展,将新闻出版业融合发展推向纵深。

    2. 比较:国内外视野下的中国特色新型出版智库发展

    在国际视野下,中国出版智库发展现状如何?在国内视野下,中国特色新型出版智库又处在什么方位?

    2006年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每年发布一期《全球智库报告》,被誉为“智库中的智库”。据2020年1月30日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9》,2019年全球共有8 248家智库,从数量排名来看,美国以1 871家的数量遥遥领先,是全球拥有智库机构最多的国家,印度智库数量为509家,中国位居第三有507家。紧接着为英国(321家)、阿根廷(227家)、德国(218家)、俄罗斯(215家),在“亚洲大国(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智库百强榜单”中,共有27家中国智库上榜,中国智库实力稳健上升。从影响力来看,只有8家中国(大陆)智库进入全球顶尖智库前100名,分别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第18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第38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第50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第56名)、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第58名)、全球化智库(第76名)、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第81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第96名)。16可以看出,中国在国际上是智库大国,但不是智库强国,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是中国从智库大国走向智库强国的必然途径。必须承认的是,在国际上,中国的出版智库还排不上位。

    从国内来看,中国特色新型出版智库建设更显得窘迫。从数量来看,根据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网站呈现的CTTI(中国智库索引),涉及“出版政策”研究的只有13家,且大多是司法中心、文化研究中心以及社科院的“边缘性研究”,专业研究的智库索引只有2家,分别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广播影视发展研究中心;
    以出版为研究主业来看,只有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1家。17从影响力来看,清华大学发布了《2018年智库大数据报告》,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作为唯一的出版类智库入选智库微博专家影响力评级百强(A-)、中国智库大数据指数评级百强(A-),作为出版智库的“国家队”表现不俗,但是企业智库、高校智库、社会智库建设的影响力不足,离新型出版智库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出版行业尚未形成较好的智库集群与辐射力,还不能谈“大智库”,遑论“强智库”。

    3. 态势:中国特色新型出版智库的“基本盘”

    从发展的角度看当下中国特色新型出版智库建设的“基本盘”,离不开对出版智库的清晰分类这一前提。目前对智库的分类法并不统一。《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分為社科院和党校行政学院智库、高校智库、科技创新智库和企业智库、社会智库、国家高端智库和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政策研究机构。《关于加快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建设的指导意见》采用行业智库、专业智库、媒体智库的分类。主流的评价体系如光明日报和南京大学的CTTI、清华大学的智库大数据报告等的智库分类标准也不尽相同。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由政府、高校和社会三类智库构成18,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应分为官方智库、高校智库(半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19,还有的认为应分为党政军智库、社科院所智库、高校智库、企业智库和民间智库分类20等。结合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主流分类,从体现出版业的特色出发,本研究进行一些微调和整合,认为可以分为政府智库、高校智库、企业智库以及社会智库。

    按此类型,目前出版行业智库主要分为:一是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为代表的“国家队”官方智库,隶属于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二是依托学校新闻出版专业资源优势的高校类智库,如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出版传媒研究院、北京印刷学院数字出版与传媒研究院等,这些院所或者中心以出版理论与实务研究、出版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为主业,也会承接订单式的出版政策及战略研究任务,具有智库的部分功能,所以称之为类智库;
    三是依托出版社、出版单位、出版企业等行业资源的企业智库,如电子工业出版社的华信研究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皮书研究院等;
    四是以百道新出版研究院为代表的社会智库,侧重产业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和具体问题。此外一些出版行业协会组织如中国编辑出版研究会、中国期刊协会等因为依托不同性质的单位,且组织的定位目标不同,可以分情况而论。如果“出版行业组织作为行业利益的代表者来对出版领域的公共决策施加影响”9,则属于社会智库,如果以学术研究为主,承接订单式的横向的出版课题,则只能是类智库。值得一提的是,有很多机构涉及出版政策或者出版产业研究,如江苏紫金传媒智库、南京艺术学院紫金文创研究院、云南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等,但不以出版行业研究为主业,不宜归为出版智库。

    通过梳理我国当前出版智库的“家底”,我们可以看出当前的出版智库建设现状。

    一是概念泛化。哪些属于新型出版智库、哪些不属于新型出版智库尚存在争议,很多机构也只是掛“智库”之名,“智”不在出版,有“库”无“智”,有的甚至无“库”无“智”。就愿景来看,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自2010年“所改院”以来,重点着手推进转型升级为高端智库。“融智库”在愿景中明确定位为数字出版高端智库,要实现“数字出版高端智库、新闻出版智库、文化产业智库”“三步走”发展战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传媒研究院也力图成为重要的政府出版和阅读智库,以及不可忽视的出版行业战略发展咨询机构。比较窘迫的是,出版本作为一种专业智库,很多被糅合在文化研究中心、司法研究中心(侧重版权)、产业研究中心等之中,呈现看似繁荣实则令人焦虑的状况,缺乏高质量的对标智库。

    二是结构失衡。不同类型智库扮演的角色有差异:政府出版智库实力相对强;
    大学类智库数量多,独立的企业和社会智库表现各异、各自为“政”;
    出版行业智库建设尚未形成合力,仅有2017年成立新闻出版产业新型智库联盟。

    三是影响有限。主要表现在建设跟不上、机制跟不上、运作跟不上。建设跟不上主要体现在整体水平不高、数量较少。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的智库建设大多集中在承接订单式智库研究任务,“具体的、微观的、短期的研究比较多,战略性问题、宏观性的研究比较少,对涉及新闻出版业改革发展的全局性、根本性、长远性、前瞻性的问题研究更少”10。高质量的出版智库数量亦屈指可数。机制跟不上主要体现在出版智库决策咨询机制、智库协同机制、出版人才的旋转门机制、成果推广机制、智库评价机制等问题尚待解决。运作跟不上是指出版智库管理及市场化运作也需要加强。从“智库型媒体”到“媒体型智库”的转变需要进一步探索,出版智库产品的生产和运营也是市场化运作的重要抓手。

    三、中国特色新型出版智库建设的核心要义

    至此,我们大体可以判断中国特色新型出版智库建设所处的方位,这是实然层面。但是在应然层面,需要通过理论来归纳演绎。智库是“知识为民、知识报国”,是“思想的自由市场”,是一种特殊的生产知识和思想的组织,通过知识为国家发展“瞭望”“谋划”“建言”和“监督”。7智库弥合着知识与权力,那么知识的运用就成为智库的内核。探究知识运用流程可以成为理解中国特色新型出版智库外部互动模式的突破口,也有助于认识其内涵特征。外部的互动模式和内部的含义特征构成特色新型出版智库建设的核心要义。

    1. 知识运用视角下出版智库的外部互动模式

    美国兰德公司创始人弗兰克·科尔博莫(Frank Collbohm)认为,智库就是一个思想工厂和“战略思想中心”,知识是智库建设的基石和核心要素之一。政策的形成与扩散离不开知识运用,知识运用学派提出的“知识运用理论”,可以被理解为探究由研究者如何创造知识、传达知识到最后落脚实践的理论。钱再见、王力等人通过知识运用理论解读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影响力的作用机制21 22,在此基础上,我们描绘出新型出版智库的外部互动模式,洞见其核心要点。如图1所示。

    从图1中可以看出出版智库的外部互动模式:政府部门、出版行业、出版企业等决策层产生知识需求,出版智库运用理论、方法、数据、信息等,将知识资源输出为智库产品或者影响公共决策的政策方案,从而成为沟通上层与社情民意的“纽带”,弥合双方的认知鸿沟。智库建设也要重视智库的影响力和社会服务能力,通过成果的输出、转化,经过意见领袖的催生、媒介的辐射以及大众的发酵产生影响力,意见领袖、媒体、大众的排列方式也体现着两级传播模式,即自媒介的信息首先抵达舆论领袖,然后由舆论领袖通过人际传播传递给受其影响的追随者。与此同时,社情民意也影响和反馈着智库产品的输出,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版智库的需求与外部对接机制。

    从互动模式也可以理解出版智库的几个功能:对接出版决策层进行咨政建言,通过知识输入进行出版理论创新,通过成果转化和政策建议为社会服务,对社情民意进行舆论引导。

    2. 中国特色新型出版智库的内涵特征

    厘清出版智库外部互动模式以及功能后,再回到出版智库建设的内部,重新审视中国特色新型出版智库建设的内涵特征。《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指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我们可以类比定义:中国特色新型出版智库是以出版战略问题和出版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出版领域问题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显然这是个宏观的概念,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其内涵。

    一是“特”,强调特色,突出中国特色。回应中国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国家性质不同,立场根本不同,价值需求也不同。要摆脱对西方智库的路径依赖,不能照搬国外模式,不用“独立性”“透明度”等西方价值体系来评价中国智库发展,防止“身份迷失”,建立文化自信,但是也要警惕因为“特色”陷入故步自封的“特例论”。6 7比如,西方讲“思想的自由市场”,自由是相对的,我们既要培育中国特色的智库,又要进行有效的规制,防止智库的思想产品在市场交换中可能产生的舆论失控。23比如,西方的“旋转门制度”,我们可以探究中国特色的人才流转“旋转门机制”。

    二是“新”,强调新型,突出创新。这是个比较概念,也是个相对概念。由智库大国迈上智库强国的目标是为“新”,制度创新、理念创新、模式创新、管理创新、组织形式创新都是建设新型智库的有效抓手。

    三是“专”,强调专业,突出专业化。《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指出,“要统筹推进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研院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定位清晰、特色鲜明就要体现专业性和差异性,一流智库建设就是一种对其专业化的高度认同,专业化也是智库建设的核心竞争力。出版专业智库要突出影响出版领域决策的专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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