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防疫体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时间：2020-05-28 03:48:2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李洪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同时也面临着多种疫病流行和肆虐的严峻考验。1950年9月政务院第49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指出，这一时期“我国全人口的发病数累计每年约一亿四千万人，死亡率在千分之三十以上，其中半數以上是死于可以预防的传染病，如鼠疫、霍乱、麻疹、天花、伤寒、痢疾、斑疹伤寒、回归热等危害最大的疾病，而黑热病、血吸虫病、疟疾、麻风、性病等，也大大侵害着人民的健康”。
面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薄弱卫生工作基础，在毛泽东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领导和部署下，全国上下攻坚克难，建立国家卫生行政组织和基层卫生防疫组织，推动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和卫生防疫专业机构的建立与发展，形成了国家卫生防疫网络，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康安全。
我党历来重视卫生防疫工作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就格外重视通过成立卫生行政组织来领导和应对连年流行的疫病灾害。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临时政府内务部就专门设立了卫生局，统管整个苏区的卫生工作。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 一文中谈到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的任务时指出：“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
1949年9月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第18条规定：在政务院下设立卫生部，受文化教育委员会指导。同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正式成立，李德全为首任卫生部部长。12月，在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四个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和东北、华北人民政府也陆续设立主管卫生工作的卫生部。
1950年8月，卫生部召开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毛泽东为大会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
同年秋，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时，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 的报告中指出：“在过去一年内，人民政府已经大规模地开展了反对疫病的斗争。人民政府决定在最近几年内在每个县和区建立起卫生工作机关，以便改进中国人民长时期的健康不良状况。”
1951年9月7日，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贺诚在给中央关于全国防疫工作的报告中，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卫生工作遵循“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项原则取得的成绩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报告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在以中央名义起草的指示中明确提出：“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
根据中央的指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各县和市辖区等均设有卫生厅（局），其内部都建立了卫生防疫处。这些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卫生工作的方针、政策、法规，制定实施细则，组织防治和控制当地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
党组织、科学家和人民群众结合起来，
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为了加强对“流行最严重，危害最剧烈，流行因素复杂，防治工作艰巨，涉及部门多、地区广的寄生虫病和地方病”的防治力度，还设立专门的防疫领导机构——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和中央防治地方病领导小组。1953年，毛泽东在给沈钧儒关于血吸虫病防治问题的回信中表示：“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
1955年7月，卫生部颁布《传染病管理办法》，规定对18种传染病的管理办法。同年11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消灭血吸虫病，‘血防工作要由党委统一领导。”
同年11月23日至25日，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提出必须把消灭血吸虫病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坚持充分发动群众和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原则，并确定了“加强领导，全面规划，依靠互助合作，组织中西医力量，积极防治，七年消灭”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方针。在中共中央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的积极组织下，全国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取得很大成绩。
1958年7月，毛泽东欣闻江西省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之后，感慨地说，血吸虫病被消灭“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与此同时，党和政府还加强了对各种地方病的防治力度。1956年1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提出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努力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的奋斗目标。
1960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北方防治地方病领导小组，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鼠疫、克山病、大骨节病、布鲁氏菌病、地方性甲状腺肿等地方病防治工作的发展。至1962年末，据中央和北方9个省、自治区不完全统计，县级以上仅鼠疫防治专业机构已达92个（含防疫站内的鼠疫防治室、科、组），鼠疫防治专业人员1621人。
养成人人讲卫生、家家爱清洁的良好习惯
1949年3月，北京解放不久，北京市委、市政府发动群众把北京市一些地方积存40余年的垃圾约25万多立方米，全部清除干净，城市环境卫生得到一定改善。当时群众中即建立了基层卫生组织和清扫保洁制度。到1951年，全市16个区已有11125个卫生小组。
1952年朝鲜战争呈胶着状态之时，美军在朝鲜战场和中国东北等地实施细菌战的事件逐渐被发现。同年2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向中央军委及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汇报。为粉碎美军的细菌战阴谋，毛泽东及中央军委等决定在全国开展及时有效的爱国防疫卫生运动。
1952年3月14日，经政务院第128次政务会议通过，以周恩来兼任主任委员、由党政军民各有关部门组成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后改称“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宣布成立。该委员会立即组织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掀起了以反美细菌战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这年12月举行的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上，“卫生工作与群众性卫生运动相结合”被确定为卫生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毛泽东为会议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
从此，爱国卫生运动逐漸转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成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1954年2月，政务院《关于改变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组织机构及其领导关系问题的通知》 决定，由习仲勋担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工作由卫生部门统归各级人民政府领导。
1955年12月，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把爱国卫生运动和预防保健的基本任务概括为“除‘四害” “基本上消灭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1956年1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 明确指出：要积极开展群众性的经常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养成人人讲卫生、家家爱清洁的良好习惯。
据截至1958年11月上旬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消灭老鼠18.8亿只，以及大量的蚊蝇、蛆蛹和孑孓，同时清除垃圾295亿吨，积肥611亿吨，疏通沟渠长达165万公里，新建和改建厕所8500余万个。
诞生于铁路沿线的卫生防疫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根据不同的任务和需求，逐步建立起卫生防疫站及急、慢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地方病等卫生防疫专业机构，承担起预防疾病的重要任务，重点做好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的防治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参照苏联的经验和做法，解放区已组建了各种形式的防疫大队。1950年3月，卫生部成立中央防疫总队，下设6个防疫大队，前往河北、天津等多个地方开展防疫工作。1950年7月，为了保护旅客及铁路职工和家属的健康安全，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通令全国各铁路在沿线主要大车站设置卫生防疫站，以加强管区内急、慢性传染疫病的预防扑灭和交通检疫等事项。
最初设立卫生防疫站的火车站点有北京、天津、张家口、太原、石家庄、郑州、西安、汉口、济南、徐州、上海、南京、杭州、株洲、柳州、广州16处。1952年，参照铁路部门的有关经验，东北地区部分省、市首先建立了卫生防疫站，东北行政区亦建立了卫生防疫总站。到1952年底，全国建立卫生防疫站147个，共有公共卫生医师532人，占全国医师总数的1%。
1953年1月16日，政务院第167次政务会议听取并批准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关于卫生行政会议的报告，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卫生防疫站。同年4月，安徽省成立省卫生防疫站;8月，河南省成立省卫生防疫站。到1956年底，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所属地（市、州）、县（旗），除有些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外，都建立了卫生防疫站。
之后，卫生防疫站逐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零散分布发展为从中央到基层的专业卫生防疫系统，拥有了一支技术过硬的卫生防疫专业队伍，经受住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疫病考验。
对黑热病、肺结核等疫疾分兵作战
从1950年起，党和政府除在血吸虫病流行区建立一定规模的血吸虫病防治机构外，还在黑热病、疟疾、丝虫病、钩虫病等各种寄生虫病流行区建立了不少专业防治机构，主要负责各种寄生虫病的专项防治工作。
为开展黑热病的防治，1950年春，中央人民政府会同华东军政委员会指示山东省人民政府、苏北皖北行政公署所属地区，迅速组织力量，开展黑热病的普查和普治工作。同年5月，华东黑热病防治总所在山东省泰安县建立。同年底，山东省立医院及其分院在济南、临邑、济宁和烟台等地分别成立黑热病防治站，在德州、泰安、滕县等11个专署驻地分别成立黑热病防治总站。1951年3月，卫生部在全国防疫专业会议上制定了黑热病防治实施方案，确定由中央卫生研究院华东分院与各流行省的防治机构合作，开展对黑热病的防治研究。
为开展肺结核的防治，1951年，卫生部根据周恩来要注意和重视防痨工作的指示，在北京成立中央结核病研究所和卡介苗推广委员会。1953年，江苏省松江县（1958年划归上海市）德琼医院院长柯德琼将其私立医院捐献出来，成立松江县结核病防治所，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的县级结核病防治所。
1956年1月，《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 将肺结核列为农村地区积极防治的重要疾病之一。1956年3月，卫生部《关于结核病防治工作的指示》 要求各地以结核病防治所为中心，结核病院、结核疗养院、综合医院、门诊部及其他医疗基层单位相互配合组成防痨网。根据卫生部的指示和部署，1958年，各专署（地级市）和县逐步建立结核病防治所，党的防痨政策开始惠及广大农村，省、地、县三级结核病防治组织初步形成。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全国结核病患病率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4%下降到1.5%左右，死亡率也由250/10万下降到40/10万。
“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医疗机构”
早在1944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中就曾提出：“每个乡要有一个小医务所，边区一共一千个乡，一百五十万人里头找出一千个人来学医，学他四个月、一年也好，然后到医务所当医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0年周恩来提出：“人民政府决定在最近几年内在每个县和区建立起卫生工作机关，以便改进中国人民长时期的健康不良状况。”刘少奇也指示：“要把医疗网散布起来，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医疗机构，以便于人民治病。”
根据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1950年6月，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提交题为《为建议设立县以下基层卫生组织机构，以加强防疫医疗而利生产事业案》 的提案，并获大会通过。同年8月7日，李德全在《关于全国卫生会议的报告》 中指出：“我们的工作重点，应当是面向农村、工矿，保证生产建设。”
8月19日，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总结报告中指出：“建立全国各级卫生基层组织，以解决群众的卫生需要，这是实现卫生事业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一个关键任务。我们要给工农兵解决问题，就必须以极大的努力来建立基层卫生组织。这个工作是艰巨的，但我们必须努力争取在三五年内基本上完成这个任务，也就是说使中国大部分的县份有两个到七个专科医师和一个药剂师或调剂员的卫生院组织，逐渐使每个区有一至两个医士和一个助产士的卫生所组织，工矿街坊也都有卫生组织，乡村要有卫生员。”
根据会议精神，各级政府在接收、整顿旧有的基层卫生医疗机构的同时，在县、乡、村逐步建立起新的基层卫生组织。截至1951年底，全国91.2%的县建立了县级卫生院，病床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增加300%，区、村卫生机关采取公办、公私合办、民办公助等形式创办的联合诊所、医药合作社等飞速发展，县、乡、村三级卫生防疫网络初步形成。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基于中国实际，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注意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当时，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十分严重，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面临诸多困难，农民看病难、买药难的问题十分突出。1952年1月28日，政务院作出《关于加强老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提出了解决以上问题的具体措施。
毛泽东对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建设和农村医务人员的培养十分重视，多次提出城市医疗卫生机关“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的要求。1965年1月20日，卫生部党组向毛泽东提交了关于组织城市高级医务人员到农村和为农村培养卫生人员问题的报告：
（一）组织高级医务人员分期分批到农村开展巡回医疗，培训基层卫生人员;
（二）办好医学院、医专和中级卫生学校，缩短学制，增加招生，边学习边实践;
（三）继续加强农村不脱产卫生人员的训练工作。
毛泽东看到这份报告后即于1月21日批示“同意照办”。6月26日，毛泽东在与医务人员的谈话中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全国各地的城市医疗机构抽调大批医务人员到农村巡回医疗，为农民送医送药，深受农民群众的欢迎。
毛泽东还非常支持广大农村创办合作医疗制度，称赞这一制度是农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同疾病作斗争的创举。当时，一些地方实行交纳保健费的办法，组织了各种农村保健站、联合诊所等。
到1956年，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举办保健站1万余个、妇幼保健站600多个，以及各式各样的群众联合诊所5.1万余所。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先后有十几个省、区的部分县、社开始办起合作医疗。1959年11月，毛澤东对这种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医疗保健制度给予充分肯定。1960年2月2日，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党组《关于全国卫生工作山西稷山县现场会议的报告》，肯定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及其成效。此后，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被广泛推广开来，为解决广大农民看病难、就医难的问题起了积极作用，也为农村卫生防疫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通过全国上下的不懈努力，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我国人均预期寿命由1949年的35岁提高到57岁。鼠疫基本消失，天花除个别边疆、偏远地区外在广大地区已绝迹，真性霍乱8年间没有发生过。麻疹的死亡率从1950年的8.6%下降到1956年的1.6%，猩红热的死亡率从1950年的17.8%下降到1956年的1.65%。血吸虫病、疟疾、黑热病等几种流行广、危害性大的疫疾也得到了有效控制。
（转载自《档案春秋》 2020年第5期，标题、正文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