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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抗战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文艺载体运用研究

    时间:2022-05-24 10:41:2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全面抗战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文艺载体运用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挥文艺载体功能,能够更好地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习近平指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党在全面抗战时期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文艺载体的独特作用,使文艺成为组织、动员和唤醒民众的重要武器,许多富有成效的做法,值得总结、继承和发展。

      一、文艺载体运用的根本遵循

      党的文艺思想是在指导人民大众开展文艺抗敌运动中逐渐形成的,又保证和推动了文艺精神引领作用的发挥。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定文艺指导方针、创办文艺团体和组织文艺教育机构,实现对文艺的直接领导、政策指引和思想影响,使文艺具有明晰的政治方向、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任务,文艺载体得到有效运用。

      第一,制定文艺指导方针。为确保文艺成为有力配合军事手段的抗战武器,中国共产党相继发布了一系列文件、指示,不仅对根据地文艺宣传教育的开展作出指导,而且对国统区以及部队和地方的文艺工作也有专门指示。在抗日根据地,全面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1943年11月7日,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明确指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全党的文艺工作者都要“使文艺更好地服务于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针对国统区的文艺工作,194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要求国统区各个文化部门广泛发展抗日文化运动,强调这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这“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与推动未来变化的武器。”1941年1月,总政治部、中央文委下发的《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强调了部队文艺不仅有助于政治教育与宣传鼓动,还是密切部队与群众联系及扩大我军影响的有力工具。党对地方部队文艺形式也作出了指示,如1944年2月5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对全山东政治工作会议的指示》,指出部队政治教育方式可用“演戏、士兵演讲、讲故事、唱歌”等。

      第二,组织建立文艺团体。面对强敌,中国共产党意识到要将民众组织在各种抗日团体内才能展现强大的抗击力量。在党的直接领导和影响下,各种文艺团体相继成立,成为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多种文艺活动的依托和保障。除了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外,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先后建立了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陕甘宁边区美术工作者协会、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文化俱乐部等;还有专门的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电影等团体,如战歌社、抗战文艺工作团、人民抗日剧社、中央剧团、延安青年大合唱团、鲁艺木刻工作团、陕甘宁边区抗敌电影社等。这些形式多样的团体组织为文艺载体的运用提供了组织便利,他们深入农村、前线、部队,通过演戏、合唱、诗歌朗诵、电影、漫画、小说、尤其是秧歌剧等生动丰富的形式,提高了民众民族意识和政治觉悟。

      第三,创办文艺教育机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政治素养高低直接决定了文艺载体有效运用的程度。中国共产党创办多种性质和办学形式的文艺教育机构以培养抗战文艺人才,有的隶属于中央,比如鲁迅艺术学院(1940年改称鲁迅艺术文学院);有的属于地方或者部队,诸如部队艺术学校、星期文艺学园、陕甘宁边区艺术干部学校等。党通过多种途径保证文艺教育机构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向:其一,教育方针的制定。如鲁迅艺术学院的教学方针由中央宣传部拟定、经中央书记处通过:“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其二,根本宗旨规范。中央组织部、宣传部改组成立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后经晋察冀区党委批准,西战团开办了乡村艺术培训班,以提高前线战士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牺牲精神,唤醒、动员和组织战地的民众来配合前线作战为宗旨,为抗战培养了一批记者、诗人、文学家和美术家。其三,具体方式指导。如在部队艺术学院开学典礼上,朱德明确指出其宣传功能与方法:“部队艺术要从打仗着手,方法要艺术。八路军天天打仗,离不开对敌人及群众的宣传,因此部艺的学员应练习战斗的生活与宣传的才能。”

      二、文艺载体运用的目标指向

      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特征,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任务。全面抗战时期,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格局、内忧外患的社会特征,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文艺载体的运用基于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明确以服务抗战为目标指向,做到有的放矢。

      第一,强化民族救亡启蒙。当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成为社会矛盾和时代意识最重要的课题时,发动民众力量投身民族救亡成为必须,且需要建立在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觉醒和抗战觉悟形成基础之上。基于此认识,中国共产党选择文艺作为启蒙、动员和组织全面抗战的重要载体。1941年6月20日,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明确将文艺纳入宣传鼓动活动的范围内,指明其宣传党的纲领与主张、在思想意识上动员全民族为革命胜利而奋斗的任务。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同时,将激发抗日救亡意识的目标渗透到各个文艺团体中。在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上,周恩来殷切希望“作家多多取材前线将士的英勇奋斗,与战区敌人的残暴,后方全民众动员的热烈,一定可以发扬举国同仇敌忾,加强战胜敌人的信心”。在文艺家协会成立5周年之际,周恩来强调指出新文艺所负的使命在于“加紧反法西斯的斗争,增强对敌伪的憎恨”“以争取民族解放与人类解放的胜利”。陕甘宁边区抗敌电影社成立时明确了两个任务:一是用血的教训教育人民,使他们坚决地走抗战的道路;二是告诉全世界人民,中华民族怎样为正义而战,以博得他们的同情和援助。

      第二,加强政治军事宣传。围绕服务抗战的总目标,从反法西斯侵略到歌颂抗战英雄事迹,从呼唤抗日民族力量到对民族前途命运的判断,再到抗战政策与主张宣传,政治军事宣传成为文艺载体运用的主要目标。以文艺作品反映政治军事,如保卫卢沟桥、平型关大捷、台儿庄战役中的英雄事迹等,成为报告文学、小说、诗歌、合唱等的主要内容,并配合根据地抗战、扩军、生产、冬学等中心工作,普及党的政策、解开群众中的思想问题;以节庆活动为契机展开宣传,如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庆祝“八一”建军节举行晚会3天,动员音乐、美术、戏剧各界向工农兵作有力的宣传,以反法西斯侵略、建立新中国及全世界和平为主要内容;中央宣传部具体部署十月革命纪念,用“图画、音乐、戏剧”等方式,展示世界与中国的光明前途、庆祝红军的伟大胜利及法西斯主义的溃败,强调人民大众与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第三,开展生产生活教育。随着抗战进入漫长的相持阶段,面对内忧外患及经济困顿,如何保持军民生产生活热情以展开自救与战斗,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1941年10月,延安文抗会《文艺小组工作提纲及其组织条例》提出,文艺小组的晚会节目要在生产工作中起宣传鼓动作用,而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戏剧运动也以服务战争、生产及教育为总方针,明确了文艺的生产生活教育目标。同时,在战争时期物质匮乏、生存困难的现实条件下,党挖掘文艺反映现实功能,通过展现抗日根据地军民艰难困苦但可歌可泣的生产生活,激发军民艰苦奋斗和积极进取的精神。1943年,鲁艺秧歌队、平剧院、西北文艺工作团、留守兵团政治部的青年剧院和文协的民众剧团等下乡展开文艺宣传运动,宣传的节目大多反映保卫边区、生产运动、军民团结、丰衣足食等现实的战斗生活。战略反攻到来后,文艺又突出反映了敌后根据地呈现出的生产生活新风貌,1944年底,西北局宣传部提出春节宣传应“着重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及敌后各解放区人民英勇奋斗的战绩与陕甘宁边区的建设成绩。宣传与表扬边区劳动英雄及群众中卫生识字的范例。”

      三、文艺载体运用的方法探索

      文艺最接近人的心灵,能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潜移默化地引发人们价值观、政治态度、思想情感的变化。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选择文艺为重要载体,动员与唤醒分散无序、无组织状态的民众,从多重维度探索文艺载体的运用方法。

      第一,明确客体,熟悉大众。抗战爆发后党即敏锐意识到人民大众的抗战力量,选择直观形象、内容丰富的文艺作为激励和唤醒千百万民众的武器。一方面,明确文艺载体作用的客体。有效运用文艺载体的前提是明确其作用客体即文艺的接受对象,毛泽东指出:“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正因为对客体的明确认知,文艺宣传必然要求针对工农兵普遍生活贫苦、文化水平低下等特点,使得文艺的影响得以突破过去狭窄的知识分子圈而深入大众。另一方面,熟悉了解大众是重要选择。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文艺所承载和传递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被工农大众的选择和吸收,而文化精英与大众之间存在无形的疏离与隔阂。毛泽东特别强调把熟悉了解大众放在文艺工作的首要地位,要求熟悉人民大众的生活、贴近人民大众的感情、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要求文艺工作者走向战区、深入农村与部队。熟悉大众还应把大众放置到整个社会的阶级状况中去考察,需要文艺工作者“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

      第二,适时优化,顺应时变。一方面,因时而进。根据形势发展需要,适时推进文艺载体功能的变化。在战略防御阶段,党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发挥文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宣传的功能,明确强调“作风应该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对日妥协、分裂和倒退危险凸显,党中央指出,“宣传与鼓动,同时包含有对共同思想进行联合,对敌对思想进行斗争的两个方面”,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文艺载体运用的指导方针。战略反攻阶段到来后,民众越加把实现民主、争取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但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却策动新的反共逆流,为此,共产党运用文艺团结一切抗日民众,并且更为注重国统区文艺争取民主的职责,《新华日报》针对戏剧节不许戏剧进农村、上前线的情况发出呼吁:“戏剧的生路只有一条:是争取民主!”郭沫若、老舍、矛盾等文艺家协会成员纷纷通过谈话或发文表示文艺界争取民主的责任。另一方面,应地而变。党依据不同区域的不同需求,运用文艺载体的不同表现形式和功能,呈现出应地而变的特点。在国统区,党借助政治部第三厅及建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集中了一批文化界进步人士和著名人士,开展文艺宣传以歌颂正面战场的抗战,同时反映大后方民众的苦难和官僚政治的弊端;沦陷区文艺则以培养抗战热情和揭批敌伪麻醉为主要功能,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反敌伪宣传工作的指示》,制定了“揭破敌伪所加与他们的欺骗与麻醉,揭破敌寇所用的屠杀与怀柔的两面政策,以提高他们的民族觉悟程度与警惕性”的方针;抗日根据地文艺则以动员组织群众为主。以延安为核心的各抗日根据地发展大众的艺术形式,群众化和喜闻乐见是其重要特点,成为动员群众强有力的武器。

      第三,改造形式,推陈出新。在毛泽东文艺推陈出新的号召下,更新旧内容、改造旧形式并创造新文艺成为深入大众内心的重要选择,如延安文化俱乐部开展街头文娱活动,在文化沟口搭建街头艺术台,举办《街头诗》《街头画报》《街头小说》3种巨型墙报;新诗歌会致力于诗歌大众化,开展延安及边区街头诗,推进诗歌朗诵活动;抗日根据地的戏曲工作者对旧剧目、旧形式加以利用和改造,从整理改变传统戏到创作新的历史剧和现代剧,进行了大众化的改造。同时,党顺应所处形势变化,利用物质贫乏、条件简陋的有限资源,采取可行的文艺形式,在文艺形式的改造运用中呈现出顺势而为的特点。一方面,顺应地域特点,凸显文艺地方性。立足战时实际情况,并充分尊重当地风俗语言以及审美习惯和传统文化,结合或改造当地民间文艺,使文艺载体渗透着地域性特点,如花鼓、民歌、小调、秧歌剧、梆子等。另一方面,适应战争发展形势需要。从全面抗战爆发到战争持久深入发展,文艺形式由小型到大作品,文艺风格从近于标语口号的公式化煽动到文艺内容愈加丰厚的新文艺创作。全面抗战初期的文艺在内容上呈现出直观、抒情、鼓动的特点,以诗歌和独幕剧为主要形式,而随着战争的持久化,文艺作品的广度、深度和密度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强。

      四、文艺载体运用的当代借鉴

      当前我国已进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比任何时期都越加需要汇聚强大精神力量,时代前行需要文艺的号角,运用文艺载体发挥思想政治功能显得尤为重要。回应现实需要应从历史中寻求经验借鉴,全面抗战时期党的文艺宣传实践提供了多方面有益启示。

      第一,坚定党的领导。习近平指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全面抗战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文艺载体运用取得成效的关键,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文艺载体运用过程中,党的领导一点不能放松,应从两方面深化认识:一方面,从国内外背景来看,当代中国处于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各种思潮涌动、多种文化交融交锋,文艺必须坚守中国精神才能在世界多元文化中保有独特性进而加以立足,才能团结各方面力量。运用文艺载体弘扬中国精神应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仅在各种纷繁复杂的关系中应确保社会主义方向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同时也要为文艺功能的发挥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从文艺本质功能来看,文艺是社会生活和时代面貌的集中体现,无论是基于现实的还原抑或想象,都会传递某种价值判断与是非取向。反映时代风貌的优秀文艺作品,可以凝聚力量、激励人们进取,媚俗低劣的文艺则会使负面影响扩大。由此,文艺的精神引领必须坚持正确的领导,以确保其发挥正向作用。

      第二,聚焦时代任务。在时代更替与社会变迁中,新现象、新走向需要敏锐地判定,新任务、新局面需要及时地阐释。文艺具有独特的优势,凭借其形象直观呈现“可能世界”,揭示有别于已经存在的世界和观点,往往直击新事物的本质与触碰时代精神的内核,相比较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提炼,表现出一定的先锋性。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文艺先行的倡导者和领导者,有意识地根据主要矛盾变化把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渗透和融入到文艺作品与文艺活动中,对文艺功能作出以抗战为主题的时代阐释,使文艺有效承载和传递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当前,中华民族已迈上伟大复兴的新征程,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成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思想政治教育应运用文艺的文化属性,致力于满足人民精神需要、审美需要;运用文艺将民族意识具体化、民族品格活跃化的特征来弘扬中国精神;运用文艺的前瞻性,有力回应新困惑、阐释新现象等,在文艺载体运用中聚焦时代任务、承担时代使命。

      第三,创新表现形式。全面抗战时期文艺成为发动民众动员的重要武器,并取得巨大成功,这与其改造旧形式、突出大众喜闻乐见的功能密不可分。而今,我国处于新的历史时期,人们所处的社会瞬息万变、面临的信息海量庞杂,运用文艺载体引领人们思想、熔铸人们精神可能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加艰难,为此,创新表现形式成为文艺载体运用的必然选择。一方面,要以引发人民群众共鸣为基点,根植于群众思想情感与现实需求,突破旧有逻辑与叙事局限,创造直抵人心、反映内心关切、符合审美需求的文艺载体表现形式,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文艺载体的有效运用。另一方面,要发时代之先声。当前火热的变革时代各种文艺形式纷呈、文艺题材与主题源源不断,思想政治教育应把握时代脉动,选择站立时代潮头、引领时代风尚的各种文艺形式,紧随时代步伐以实现思想引领。

      第四,因时因地制宜。全面抗战时期国际国内形势瞬息万变、各种矛盾交织发展,中国共产党应地、应时、应事而变,进行调整优化,使文艺载体得以有效运用。进入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文艺载体的运用应随之发生新的转变。一方面,要强化时效意识,体现因时制宜。面对新矛盾与新使命,文艺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发挥的具体功能、文艺的表现形式都要随时变动而不断更新。另一方面,要凸显地域差异,体现因地制宜。运用文艺载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要结合不同地域文化传统与艺术特色,观照不同地域人们的社会心理与审美标准。同时,因时因地制宜要基于时代变革中维持不变的东西即规律性的认识,遵循规律。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文艺价值的实现最终要指向人民的审美感与理解力,文艺载体运用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总是既相对独立又同构互动,始终以人民情感与真切体验为导向为文艺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提供持久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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