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社会暴力恐怖活动特点及对策探析
时间：2022-08-13 14:24:2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当前社会暴力恐怖活动特点及对策探析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虽然由于地域不同、信仰不同，各民族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各民族和谐共处，已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和谐格局。然而，自1990年“巴仁乡事件”以来，暴力恐怖主义逐渐在新疆滋生，并与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一起，严重影响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7·5”事件以后，政府加强了新疆的维稳工作，暴力恐怖主义虽有所遏制，但仍无法彻底根除。
笔者通过网络搜集的方法，对“7·5”事件以来五年内国内发生的“暴恐”事件进行整理，分析“7·5”事件以来“暴恐”所呈现出来的新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形势下反恐工作对策，以期对当前维护我国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有所裨益。
“7·5”事件以来“暴恐”的特点
暴力恐怖活动具有明显的极端性、残酷性和暴力性。在“7·5”事件对民族关系、民族信任造成的伤害尚未平复之时，频发的暴力恐怖活动无疑是“雪上加霜”。但是，我们也应理性地认识到，我们与暴力恐怖主义的斗争，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人类与反人类的斗争。通过对“7·5”事件以后，五年内国内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进行梳理、分析（见表1），笔者将暴力恐怖活动的基本特点概括如下：
暴力恐怖活动热点转移。近年来，暴力恐怖活动在地点的选择上与以往有所不同，呈现出由南疆转移至新疆非传统地区、由新疆转移至内地的趋势。笔者在网络上搜集到近五年关于新疆暴力恐怖活动的案例有19例，虽然其主要活动区域仍集中在喀什、和田等南疆传统区域，但已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其一，在传统的南疆地区，“暴恐”活动的选择地点也不再仅限于偏远不名之地，而是趋向于政治、经济、文化重点市县。譬如，“4·23”事件中的巴楚县色力布亚镇，就是新疆传统的重镇之一。其二，“暴恐”活动出现在巴州库尔勒市、鄯善县等地处内地、一向稳定的北疆市县。其三，从2013年开始，暴力恐怖活动地点开始向内地转移，如2013年北京发生的“10·28”事件，2014年3月份发生的昆明火车站遇袭事件等。
暴力恐怖活动团伙性、预谋性强。暴力恐怖活动多以团伙形式出现，并具有较强的预谋性。“暴恐”团伙性主要体现为活动参与者少则三、五人，多则上百人。此外，暴恐活动还表现出较强的预谋性，主要体现为活动时间敏感、活动手段专业、活动实施步骤缜密。例如，昆明“3·01”事件选择在“两会”召开在即之时，北京“10·28”事件采用车爆恐怖袭击方式，喀什“7·13”事件选择人流量大的商业街道等等。
暴力恐怖主体平民化。近年来，“暴恐”组织不断吸收平民参与活动，“暴恐”活动主体平民化的趋势明显加强。这一趋势的产生与当前极端宗教势力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当前，宗教极端势力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瓦哈比”，即滋生于本土化的宗教极端势力；二是“伊扎布特”，即境外渗透的宗教极端势力；三是“伊吉拉特”，也被称为“迁徙圣战组织”，其实质就是流动中的一群职业恐怖分子，他们为进行“圣战”而离乡背井，抛弃所有财产，集中迁徙到一个地方发动暴力活动。
近年来发生的“暴恐”事件大多采取“伊吉拉特”的活动方式，在流动中不断发展成员，“暴恐”主体呈现出平民化的趋势。例如，喀什“7·30”、“7·31”事件中，“暴恐”活动参与者既有外地流窜者，也有当地人，而且活动参与者在当地有一个适合其生存、活动和作案的环境。
暴力恐怖攻击针对性强。近年来，作为境内外暴力恐怖主义的“集交点”，在境外暴力恐怖组织的支持下，暴力恐怖活动攻击具有明显针对性，主要体现在：
其一，攻击对象直指军警系统、政府部门，以及具有政府和汉族象征意义的标志性场所。在收集的案例中，攻击具有政府和汉族象征意义的标志性场所的案例占到了52.6%。
其二，攻击地点多为人流量较大的公共领域。例如，昆明“3·01”事件中，参与者攻击火车站；喀什“7·31”事件中，参与者攻炸商业街。
其三，攻击手段让人猝不及防，攻击方式多为自杀式攻击。例如，鄯善“6·26”事件中，实施者选择人们极度放松的凌晨进行暴力袭击。
其四，受害者中维吾尔族人数增加，暴力恐怖分子对于阻碍“暴恐”活动的实施者，不论族别，一律大开杀戒。
其五，女性恐怖袭击者频频出现。例如，2014年昆明“3·01”事件中有2名女性“暴恐”分子，2013年“10·28”事件中有2名女性“暴恐”分子。
暴力恐怖事件频发。“暴恐”事件频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暴恐”事件发生的数量增加。二是“暴恐”事件发生的时间间隔缩短。
“暴恐”的成因
我国暴力恐怖活动是国际恐怖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新形势下，研究暴力恐怖活动产生原因，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反恐对策有着重要的基础作用。
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落后是暴力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经济发展不平衡有地理上的原因也有政策上的原因。从地理位置来看，新疆地处我国西北内陆地区，环境封闭、交通条件不便兼之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发展落后于中东部地区，种种因素导致许多扶持政策都难以得到真正落实，一些民众容易受到暴力恐怖主义的蛊惑和煽动。
宗教极端主义思想泛滥。宗教极端主义思想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条件下形成的，深受“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影响。宗教极端主义有三个特点：一是思想极端，宣扬只服从真主，蔑视政府；二是政治上极端，宣扬原教旨主义的极端思想，主张政教合一；三是手段上极端，主张用“圣战”即暴力恐怖手段来实现目的。②
自“7·5”事件以来，非法宗教活动呈明显上升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不断加强对教育领域宗教极端思想渗透。长期以来，教育领域一直是暴力恐怖主义渗透的重点，“7·5”事件以后教育领域的宗教极端思想渗透日趋意识形态化。暴力恐怖组织“伊扎布特”，渗透范围涉及大学、大中专学校、完全由少数民族师生构成的重点中学等教育领域。
其次，利用非法出版物、广播电台、互联网等多种途径，极力宣传宗教极端思想。宗教极端分子借助媒体，将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涌现的矛盾冲突转化为“政治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通过“台比力克”及家族式渠道传播宗教极端思想，分化民族关系。
最后，开办地下讲经点、习武点。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利用地下讲经点、习武点，传播宗教极端思想，物色人员，培养成员。
境外恐怖势力干涉。境外恐怖势力对我国暴力恐怖活动的干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中亚国际恐怖势力的扶持。中亚地区是国际恐怖主义最为活跃的地域，作为与中亚毗邻的中国边疆地区深受中亚恐怖主义的影响。“伊吉拉特”组织是中亚恐怖主义扶持暴力恐怖主义的重要组织之一，其主要职责是组织、策划境内极端分子前往巴基斯坦、阿富汗接受暴力恐怖培训。
二是国际反华势力的纵容和支持。“9·11”事件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在反恐怖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一方面，迫于国际反恐形势的需要，在表面上承认暴力恐怖组织，另一方面，却在暗地里纵容、支持暴力恐怖分子—在政治上，以少数民族“人权”问题为借口大力施压；在经济上，为暴力恐怖组织提供活动经费；在舆论上，借助传播媒介竭力煽动民族分裂主义情绪。例如在昆明“3·01”事件中，西方媒体在报道初始一直不承认此次事件的暴力恐怖性质；案发3天后，西方国家为“疆独”头目热比娅提供平台为恐怖分子辩解，声称此次事件是“一群对政府失去希望的人的绝望行动”。
基层反恐能力薄弱。近年来，暴力恐怖主义活动策略和手段不断翻新，而基层反恐能力却跟不上，给反恐工作带来一定的阻碍。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反恐意识不到位。“7·5”事件以来，暴力恐怖活动转移至非传统区域，这些地区缺乏反恐经验和反恐意识；二是反恐情报收集不得力。基层反恐部门在反恐工作中往往存在疏忽小情报，轻视小情报的现象，致使许多可以避免的暴力恐怖活动未能得到有效遏制，给人民和社会带来重大损失。
反恐对策思考
鉴于“7·5”事件以来暴力恐怖活动的特点，结合当前国际反恐的发展态势和现实情况，我们必须正视“暴恐”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威胁，从经济基础、思想领域、基层反恐能力、反恐情报队伍建设等层面提高和完善我国的反恐对策。
发展经济。经济因素并不是暴力恐怖活动产生的唯一原因，但是发展经济无疑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所必不可少的举措。为了改变偏远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我国政府已经采取了许多举措。但是有政策不代表政策一定会实施好，一定会有效果。所以，在出台和实施相关援疆政策时，要进行认真、细致、深入的调研，掌握社情、民意，切实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同时，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会保障体制，妥善处理好弱势群体的利益问题，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投入力度，切实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所出现的各类矛盾。
加强思想教育，提高民族认同感。民族认同感是多民族国家得以长治久安的精神“法宝”。在“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想影响深刻的新疆地区，不断加强思想教育，提高民族认同感，是有效抵制恐怖组织和国际反华势力思想渗透，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障。
一是要加强教育投入，提高大中专学校的教育水平，努力加强偏远边疆地区与内地的文化教育交流。
二是要公开出版合法的国内宗教读物、音像制品，以抵制外来非法出版物的负面影响，满足少数民族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三是进行分类教育。可将加强思想教育的对象分为三类：一类是恐怖分子，此类对象思想固化，教育难度较大，是教育感化的重点；另一类是“前或潜在暴力恐怖分子”，是指尚未成为暴力恐怖分子，但是正在发展过程中的人员，对于这类人员，我们需要积极拉拢；最后一类是社会公众，在这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媒体的积极作用。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面对暴力恐怖活动，客观公正的舆论引导能够激发人们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避免不必要的社会恐慌，同时也可以瓦解暴力恐怖活动破坏民族关系，制造民族隔阂的目的。
提高基层反恐能力。提高基层反恐能力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第一，加强反恐意识。一方面提高中小城市专业部门的反恐认识，建立长效、稳定的工作机制，通过专项整治、日常防护等手段打击暴力恐怖活动；另一方面提高公众的暴力恐怖主义防范意识，形成一种全民反恐的社会氛围，压缩恐怖主义存在和运作的空间，通过媒体宣传等途径传播反恐技术方法。
第二，加强反恐队伍建设。强化专业反恐训练和大众参与的反恐训练，加强反恐技术建设，培养精干专业的反恐骨干力量。特别是要加强基层反恐特种警察或特种部队的建设，提高打击暴力恐怖主义的能力。同时，要重视同周边国家的交流合作，切断境内外分裂势力的联系。
第三，健全反恐应急机制。我国各重点城市应尽快建立专门的反恐协调指挥中心、专门的反恐作战机构以及专门的反恐情报中心，积极做好事前预防、事中应对和事后恢复的相应工作，严防暴力恐怖主义升级蔓延。同时，要完善反恐立法工作，将反恐工作纳入法律轨道。
建立行之有效的反恐情报队伍。反恐工作中，情报意味着主动权。做好反恐工作，必须建立行之有效的反恐情报队伍，赋予情报机构在收集、处理各类情报时更多的权力，提高情报机构在收集、分析、共享等方面的效率。
在情报收集方面，应夯实基层情报收集队伍，充分发挥基层群众积极主动提供情报的作用，丰富情报收集手段，例如群众举报、网站用户报告、银行工作人员举报等，努力实现人力收集与技术手段的有机结合。
在情报分析方面，充分运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提高情报信息分析的深度和广度，同时可效仿欧美国家实行情报人员资格认证制度，设立相应的职业等级，提高情报分析队伍的专业性和可靠性。在情报共享方面，应打破国内各部门之间“各自作战”的屏障，推动国内各警种、各部门之间持续、高效的情报信息共享。
总而言之，反恐工作是一个综合性、系统性的社会工程，不是一场可以“一劳永逸”的“战斗”。反恐需要持续、耐心的关注与努力，这其中包括各种长期的细致工作。因此，在反恐中，我们要坚信反恐工作的正义性，敏锐观察，灵活应对，尽量控制和减少暴力恐怖活动的发生及其造成的损失，维护新疆乃至国家的社会稳定与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