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研究“中国模式”的路径与特点

【摘 要】 文章探讨了国外学者视野下“中国模式”的发展路径，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式改革，渐进式地改革道路，以共产党为领导的内生性创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分析了国外学者研究“中国模式”的方法，新自由主义研究方法，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研究方法，社会达尔文主义研究方法，西方中心主义研究方法。指出国外学者研究“中国模式”的局限性：对“中国模式”的研究缺乏整体性，侧重学理性研究。

【关键词】 国外学者;中国模式;特点;研究方法;局限性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上升，国际上关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等议论和研究也多了起来”，[1]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的《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重要讲话中，对“中国模式”做了首次回应，他提到“各国的发展道路应由各国人民选择。所谓的‘中国模式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奋斗实践中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要更好理解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内涵、未来，我们需要了解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相关理论的研究。正确对待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成果，才能不断促进中国发展。

一、国外学者视野下“中国模式”的路径

（一）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式改革

在谈及“中国模式”的性质时，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模式”表面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实际上并没有超越资本主义，而是正在走“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道路”，而这个“特色”恰恰就是“政府主导”。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Rana Foroohar曾在美国《新闻周刊》上发表文章指出，“中国能在全球经济危机期间运转良好，是因为务实的领导人着眼于缓慢但稳步的自由市场转型，在此过程中，国家始终发挥着强大的干预和稳定作用，形成了一种‘指令性资本主义。在经济衰退时，这种指令与控制型体制实际上比其他市场体系更为有效”。[3]在这里，他认为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对国家过度干预经济的表现，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这显然是对“中国模式”的误解。对此，美国政治思想家亨廷顿有不同看法。他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到，“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4]即一个国家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发展变革过程就是“自上而下”的自覺强制的定向发展，而政府在社会发展和变革的过程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事实上，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5]因此，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是“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之一。

（二）渐进式地改革道路

“中国模式”不断发展完善的动力就是不断进行改革，而渐进式改革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变革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略。意大利学者洛丽塔·纳波利奥尼（Loretta Napoleoni）认为，“整个改革开放都是渐进式进行的。邓小平坚信任何形式的休克疗法对整个国家都是有害的。事实也证明邓小平的判断是正确的”，[6]渐进式改革是“中国模式”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雷默也指出，“北京共识从结构上说无疑是邓小平之后的思想，但是它与他的务实思想密切相关，即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试图采取休克疗法，实现大跃进。”[7]在这里，雷默提到的“北京共识”即后来广泛认为的“中国模式”。郑永年也认为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坚持渐进性改革，这种“改革的渐进性使得中国有时间和空间来不断调整政治体制以适应不断变化中的经济和社会”。[8]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式（激进式）的改革不同，坚持在发展中调整，在调整中变革，既减少了阻力，又使社会发展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稳步前进，是“具有正确意识形态导向和明确的改革方向”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发展模式。[9]

（三）以共产党为领导的内生性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根据中国特殊的国情建立了特殊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模式”。

摩洛哥作家、前经济与财政大臣瓦拉卢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够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有着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包容、多元、高效、稳定、务实的治国理政道路，并领导全体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砥砺前行，取得了一个个胜利。”[10]但西方总有一些人声称，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不仅群众基础在缩水，而且在满足国内外日益增长的期待方面面临一些棘手的挑战。但事实上，中共仍然是团结中国各界精英、中产阶层和普通大众的最强有力的支柱力量。”[11]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开始“根据自己的现实国情和改革实践，在转轨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系列建立在中国国情基础上的内生性制度安排，这不仅是“中国模式”形成的一个基本特点，也是“中国模式”的创新之所在。[12]另外，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在《中国模式能够被围堵吗？》一文中也提到，“中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中国没有全盘照抄西方模式，而是努力建设符合自身特点的经济政治制度。这正是中国模式的优越之处：中国不拒绝一切先进的东西，而是把西方和他国成功的经验融合进自己的模式。”[13]这种内生性创新恰恰是中国模式能吸引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特别之处。

（四）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尼日利亚专家艾法姆·乌比曾这样评价中国70年来的发展成就：“中国的发展，不管是政治层面还是经济层面，都是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可以带动每个人参与国家建设进程。”[14]大部分国外学者在对中国社会治理的研究中也发现，中國社会发展建设更关注民生问题，开展任何工作都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卫生和教育等领域的投资。印度学者斯瓦兰·辛格指出，“‘中国模式最具有吸引力的在于对公共卫生、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扶贫等领域渐进而又富有开创性的变革”，[15]这是对“中国模式”社会治理方面的充分肯定。尤其在扶贫方面，部分学者表示中国解决贫富差距的经验值得各国借鉴与学习。2017年3月17日至3月22日，西班牙专家奥古斯托·索托（Augusto Soto）受邀来到中国深入走访了河北的多个城市、村庄和乡镇，他指出，“非常庆幸我作为一名在中国的外国观察员，有机会见证这个拥有占世界很大比例人口国家的脱贫进程。中国有着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从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至少有5亿人已经脱贫。中国的成功经验对全世界都很有借鉴意义。”[16]近年来中国的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贫富差距在缩小，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中国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尽力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但必须指出的是，“以人民为中心”并非西方虚伪的“人权至上”。以环境建设为例，中国始终践行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的原则，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就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不断摸索。在十七大时，“生态文明”这一概念被正式提出。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更是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十九大更是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路线更改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哈萨克斯坦国际问题专家瓦里汗·图列绍夫对此作出积极评价，“中国近些年来在生态保护领域采取的措施、取得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17]同时，他还指出，“治理环境污染，保护生态，节能减排，其最终的目的是更好地保障老百姓的身心健康，提高民众生活水平，从长远来看，造福子孙后代。这是契合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的。”[18]

二、国外学者研究“中国模式”的方法

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模式”时，由于理论视角及切入点不同，在立场和方法上也有较大差异。纵观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自由主义研究方法

在对“中国模式”的研究中，部分学者以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为切入点，以新自由主义视角来审视“中国模式”。他们认为“中国模式”是华盛顿共识的翻版，“中国模式”非但没有否定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对市场经济的选择恰恰是对新自由主义的迎合和发展。比如，马丁·哈特·兰兹伯格（Martin Hart-Landsberg）和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在《中国与社会主义——市场改革与阶级斗争》一文中提到，“中国的市场改革正不可阻挡地走向资本主义和外国主导的发展道路”，“中国经济似乎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提供了另一种发展模式”。[19]美国学者大卫·哈维也认为，“1980年代期间，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国际贸易中的力量越来越大，将整个世界开放给转型市场和金融力量。就此而言，这为中国乘乱进入并融合到世界市场打开了空间，而在布林顿森林体系下这一过程是不可能的。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大国的醒目出场，部分而言是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新自由主义转向所带来的意外结果。”[20]在国外新自由主义者视野中，中国选择了市场化、自由贸易、吸引外国投资等方式就是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继承。

奥地利派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主张通过实行市场经济的自由，让市场充分发挥其调节作用，从而实现经济自由。他反对计划，认为计划经济必定导致极权主义，但同时，哈耶克又不完全反对政府的干预，“为保证竞争能有益地进行，还必需某种形式的政府干预”。[21]因此，表面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就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但必须注意的是，新自由主义认为“私有制是自由最重要的保障”，政府配合市场机制进行，从而为保护私有制服务。这一点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本质的区别，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始终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综上，只局限于用新自由主义的方法来看“中国模式”的经济发展，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片面性甚至错误性理解。

（二）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研究方法

部分学者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出发，认为中国坚持自上而下式的领导，是一种威权主义。《澳大利亚人报》记者罗恩·卡利克认为“中国在政治上允许执政党对政府、法院、军队等进行牢牢控制”，[22]这种执政党在政治上的绝对领导权是一种独裁专制。

实际上，中国同样有自下而上所形成的市民社会。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库恩在接受《参考消息》采访时提到，“中国奇迹”的五大因素之一就是“中国人民勤劳苦干，他们拥护和支持政府的政策”。[23]中国人民在奋斗中自觉形成的民族精神就是“自下而上”式最好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说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你一个月不来，半年不来，中国就会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如果结合中国悠久的历史来分析，又不会惊讶于它变化之快速，因为我们经历了几千年才走到这一步。但是无论我们怎么看待这一速度，中国的发展变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推动的”。[24]

中国目前坚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权力既集中又分散的“纵向民主”，即“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相结合成的一种新的政治模式”。[25]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约翰·奈斯比特和多丽丝·奈斯比特夫妇。他们认为，这种纵向民主符合中国的历史与思维，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这种“纵向民主”是一个再好不过的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扩大人民的参与度，既使人民获得了民主，又不至于造成社会混乱。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模式”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对于中国这种“以政绩来考量纵向民主的国家来说”，“中国模式很有可能会成为它们摆脱贫穷落后，从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良方”。[26]

（三）社会达尔文主义研究方法

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即将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等生存竞争规律简单应用于人类社会，用于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主要变现在唯绩效论、资源倾斜论、威权常态化、生态自私化、标签化、分类固化等。以斯宾塞为代表的部分国外学者站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立场，认为人类社会变化发展的过程也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生物的进化演变过程。人类社会发展是优胜劣汰的结果，社会阶级的产生和不平等现象因而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不会实现的，只会穷的越穷，富的越富，“中国模式”解决不了贫富差距。

实际上，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2017年3月17日至3月22日，西班牙专家奥古斯托·索托（Augusto Soto）受邀来到中国深入走访了河北的多个城市、村庄和乡镇时提到，“非常庆幸我作为一名在中国的外国观察员，有机会见证这个拥有占世界很大比例人口国家的脱贫进程。中国有着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从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至少有5亿人已经脱贫。中国的成功经验对全世界都很有借鉴意义。”[27]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经济、政治、文化、社會、生态五位一体建设，而非社会达尔文主义所提倡的“一切资源为经济发展服务”。因此，“中国模式”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四）西方中心主义研究方法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西方起初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举措表示欢迎，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会使中国逐渐演变成另一个西方式的国家。但随着中国的发展，他们发现结果并不尽人意的时候，西方就开始出现一系列“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不实言论对“中国模式”进行“妖魔化”，他们对中国的崛起表示担忧甚至恐惧。正如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所提到的，“在很大程度上西方都是通过自己的视角来研究中国。他们解读中国是基于他们自己是什么样子，而不是中国是什么样子。”[28]这种行为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

西方中心主义首先体现在部分学者立足非马克思主义立场，将“中国模式”与“华盛顿共识”相比较，企图抹杀“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性质，将“中国模式”加入资本主义阵营。比如，英国学者W.赫顿（Will Hutton）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以独特的方式对待资本主义，从来没有把资本主义当成目标，而是把它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29]其次，西方中心主义还体现在部分学者简单地将“实事求是”与“实用主义”或“务实主义”划等号。拉娜·福罗哈尔认为“中国模式”即“中国牌指挥型资本主义”之所以可行是因为“它以激进务实主义为治国理念，市场自由化的转变缓慢而稳定”。[30]再次，西方中心主义还体现在部分学者以西方民主化为模板来审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他们仅仅因为习近平主席所领导的改革没有按照西方的政治改革模式来进行，就认定中国的改革不是真正的改革。这显然是对中国的偏见。正如加拿大学者霍华德·阿斯特（Howard Aster）所说，“美国人不相信有适合中国的民主模式，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民主进程在中国已经日益完善，人民越来越方便而负责任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这也是中国梦的重要内涵”。[31]最后，西方中心主义还体现在部分学者过分强调自由市场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比如美国学者兼记者罗恩·卡利克简单地将中国模式定义为“经济自由加政治压制”，他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发展恰恰是效仿了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得益于西方自由精神的指导，但同时也对中国以政府主导的宏观调控进行了否定，这无疑是以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对“中国模式”的误读，未能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不能辩证对待社会主义的发展，这反而显示出他们在学术研究上的形而上学性。

三、国外学者研究“中国模式”的局限性

经过对“中国模式”热点问题研究争议的梳理，不难发现，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尚未形成共识，仍需进一步深化。另外，对“中国模式”的研究缺乏整体性，部分学者只研究中国的“经济模式”或“政治模式”。此外，由于政治体制、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部分学者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这就造成了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一）对“中国模式”的研究缺乏整体性

通通过对比国外学者的观点，笔者发现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理解和研究大多局限于某一领域或某几个领域，尤其是政治和经济领域，对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涉及较少。因为，没有遵循华盛顿共识的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中国令人震惊的经济成功正是在没有显著的社会与政治失序这样的民主化副产品的条件下取得的，这使得国外学者更热衷于研究“中国模式”的经济和政治因素。另外，国外学者还对中国某个具体领域的实践经验比较关注，比如扶贫减贫、市场与政府的协调、“一带一路”倡议等。对于一带一路的研究，部分国外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对外输出资本、发展经济、扩大政治影响力的手段，甚至还歪曲“一带一路”为新版的“马歇尔计划”。显然，这种研究方式存在一定片面性。事实上，正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肯特·柯尔德所言，“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倡议，还是文化、社会以及政治领域的倡议。[32]一带一路从不同层面体现了中国的发展理念，是“中国模式”的另一个翻版。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绝没有借此“输出”中国模式，“中国从未想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其他人，更不用提将自己的发展道路强加给其他国家了”。[33]其开放性和包容性为沿线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实现中国梦与世界梦互融共生。

正如马丁·雅克所认为的，“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中国是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以及军事方面有影响力的大国”。[3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成就是“全方位、开创性”的。在这些成就背后所采取的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一系列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所隐含着的内在规律也是全方位、多领域的，而这恰恰就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因素。

（二）侧重学理性研究

在对“中国模式”的研究上，多是运用比较研究法、历史与文化研究法、现代化理论研究法等方法进行研究。无论哪一种方法，都只是通过阅读二手或三手的文献资料来进行分析和研究，缺乏实质性考察和见解。事实上，由于历史文化和国家性质、制度等的不同，许多西方理论很难解释中国现象。因此，不论国外学者如何了解中国，由于缺乏实地考察，“中国模式”始终与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要疏远的多。另外，“中国模式”的研究是一个动态的、逐渐深入的过程，很难用短时间去形成一个对中国模式的全面系统的认识。而“中国模式”也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若国外学者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国情，仅仅停留在理论研究上，只会形成对中国模式的封闭僵化式片面性理解，对“中国模式”甚至中国产生误解便是无法避免的。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唯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了解中国国情，才能形成对“中国模式”的科学认识。

【注 释】

[1] [2]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J].求是，20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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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Joel Andreas.Changing Coloours in China[J].New Left Review，2008.54.

【作者简介】

孙雪萍（1996—）女，山东蓬莱人，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