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协调与产业结构“非线性”优化

刘祖基 刘希鹏

摘要：货币政策在不同经济时期对产业结构的传导效果和作用机制明显不同。本文构建了一个带有时变转换概率的马尔科夫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并应用该模型研究了不同经济状态下中国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差异性影响。研究发现：在经济萧条时期，产业结构优化程度较低，以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宽松性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促进作用，但作用效果较弱;在经济繁荣和经济平稳时期，产业结构优化程度较高，以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促进作用，并且作用效果较强。

关键词：货币政策;产业结构;经济状态;非线性效应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20（02）005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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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长期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期，经济增长结构不合理和产业结构失调问题也日益凸显，导致我国经济出现增长趋缓。正如克拉克定理所言，经济增长结构与生产资料的错配，是经济社会缓慢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1]。在此背景之下，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其中，除了财政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外，货币政策也日益成为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手段。然而，产业结构受货币政策的影响程度会因时期和经济参数的变化而产生差异性，即我国货币政策在不同经济时期对产业结构的传导效果和作用机制会明显不同。为此，探索时变参数计量经济模型的构建方法，进而分析我国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时变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自新古典经济学派登上历史舞台以来，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问题逐渐成为宏观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他们较为一致地认为土地资源、其他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冲击等外生因素是宏观经济产生波动的主要原因，而技术进步、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水平等内生因素是宏观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24]。此后，Solow等[5]发展了一系列量化研究模型，并分析出了技术进步、资源优化配置、人力资本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真实贡献率。而Kydland等[67]进一步发展了一般均衡模型、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等研究方法，并深入分析了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的问题。陈利锋等[8]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下加入了产业结构因素，他们将最终产品厂商和中间产品厂商划分为三次产业厂商，进而模拟了三次产业厂商比例变化一单位标准差对产出的脉冲响应，发现产业结构比例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随后，Peneder等[910]分别从人力资本在不同经济部门间的分配、物质资本在不同产业间的过渡、经济社会变迁等角度探索了产业发展结构与经济增长动力之间的关系，并一致认为生产率高的部门占有相对较高比例的生产资料，生产率低的部门占有相对较低比例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这样的经济结构将更有利于经济的长足发展。

由此可见，产业结构优化有助于宏观经济增长这一观点已然被学术界一致接受，并日益成为不争的事实。然而，什么样的产业结构才算是优化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优化应该如何度量？什么样的货币政策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应该如何进行引导？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对于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的测度问题，国内外的研究较为广泛，普遍从要素回报率的角度分析生产要素的分配比例，且大都认为一个经济体内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要素回报率高的生产部门所占比例越高，则该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优化程度越高[1114]。其中，Abramovitz等[13]将大量宏观经济变量进行分类，并将其提取为少数共同因子，检验了不同共同因子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进而将相关性高的因子的加权值作为衡量产业结构优化的指数;而储德银等[14]以三次產业贡献率作为权重，对劳动力分布情况、固定资本投资情况作加权平均构建出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并以此衡量产业结构的优化程度。

然而，对于产业结构优化的货币政策促进问题，虽然学术界展开了大量研究，但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分歧，至今仍未得到一个统一定论[1519]。其中，一部分学者认为扩张型货币政策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他们采用联立方程模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等研究方法发现，央行的宽松窗口指导、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宽松型货币政策会影响居民和厂商的消费与投资结构，增加居民对高新技术产品的需求，厂商也将物质投资和人力投资转向新兴产业，进而促进了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变[18]。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紧缩型货币政策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而宽松型货币政策会阻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他们采用一般均衡模型、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等研究方法发现，央行缩减基础货币供给水平、增加存贷款基准利率等紧缩型货币政策有利于社会资本撤出金融体系而向实体行业输出[19]。

从文献梳理可见，已有研究比较一致地认为产业结构优化与货币政策实施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然而，对于产业结构走向高级化的宏观调控问题，尤其是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效果问题，学术界始终存在着争议性的观点。究其原因，大部分学者采用诸如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联立方程模型、一般均衡模型等不变参数计量经济模型分析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效果，然而，从货币政策的出台，到作用于产业结构，这一过程必然会遵循一定的传导机制，而传导机制又会随着不同经济时期的不同经济参数而变化，从而导致在研究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动态影响方面不变参数计量经济模型显得无能为力。

基于以上研究不足，本文构建了一个基本的区制转换模型来探索不同经济状态下我国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差异性;随后令不同区制状态间的转换概率随着不同时期的货币政策工具，即基础货币供应水平、存款准备金率、资本市场信贷水平以及一年期基准贷款利率而产生时变性;最后基于该时变参数模型探索了我国货币政策在不同时期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效果，并结合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与以往研究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在构建数理模型时对模型参数采取了马尔科夫随机过程的处理方法，从而赋予了模型研究我国货币政策在不同经济时期对产业结构优化作用效果的能力;第二，内生化了经济系统状态转变的概率，使其依赖于logistic函数下的不同类型货币政策（数量型和价格型）而变化，进而可以从不同类型货币政策及不同经济时期的角度探索我国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动态性影响，弥补了以往单一货币政策研究的空白。

二、模型设计

本部分首先介绍了研究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时变性影响的模型构建方法，随后阐述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衡量方法以及货币政策工具的选取，最后对样本数据展开描述并介绍了本部分模型的参数估计方法。

（一）模型构建

货币政策作为一种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其实施手段必然会对该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因此，探索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的时变性影响，首先要建立一个同时包含货币政策和产业结构代理变量的基础模型：

（二）变量选取和数据描述

本文研究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时变性影响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变量，一方面是产业结构变量It和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变量Rt;另一方面是内生化经济系统状态转换概率的货币政策直接操作工具变量向量Yt。

对于产业结构变量It，储德银等[14]提出了，利用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以及第一、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构建出一个衡量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的高级化指数，本文参照其方法，以该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作为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的代理变量It。对于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变量，郑挺国等[22]认为，在整个金融系统的各个指标中，短期名义利率最能反映出货币市场的资金供给与需求状况;张龙等[4]认为我国银行间拆借利率是我国利率系统市场化最高的指标，基本可以作为短期名义利率的代理变量，因此，本文以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Rt的代理变量。在这一部分变量中，涉及数据包括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第一、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以及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

对于货币政策直接操作工具变量向量Yt，本文拟从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两个角度探索我国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时变性影响。因此，令Yt=[BMt，RMt，CMt，IMt]，其中，BMt为基础货币供应量，RMt为存款准备金率，这两个变量均为数量型货币政策的代理变量;CMt为窗口指导，使用资本市场信贷水平来衡量，IMt为一年期基准贷款利率，这两个变量均为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代理变量。在这一部分变量中，涉及数据包括基础货币供应量、存款准备金率、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余额，以及一年期基准贷款利率。

对于上述数据，本文均采用EVIEWS软件进行X11季度处理并使用Matlab软件进行tcode5方法[23]处理。本文所用数据皆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2005年Q1到2017年Q4的季度数据或日度数据，非季度数据采取执行天数的加权方法换算成季度数据。

（三）参数估计方法

对于前文构建的时变参数模型，本文拟采用基于期望最大化算法的极大似然估计方法进行参数估计，因此，首先要计算对数似然函数。

三、实证分析

从前文模型构建原理可以看出，观测变量的不同滞后阶数p和状态变量的不同取值M都会对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本部分首先检验了在滞后阶数p和经济状态M的不同取值下不同模型的适用性，进而确定出最优模型，最后，应用最优模型从动态效应的角度展开实证分析。

（一）模型检验

根据前文模型中不同参数的不同处理方法，本文将其划分为四类模型，具体划分情况见表1。其中，

A类模型代表截距向量、系数矩阵都未经过马尔科夫链处理，因此称其为传统VAR模型;

B类模型代表模型截距向量经过马尔科夫链处理，而系数矩阵未经过马尔科夫链处理，称其为MSIHVAR模型;

C类模型代表模型截距向量未经过马尔科夫链处理，而系数矩阵经过马尔科夫链处理，称其为MSAHVAR模型;

D类模型代表模型截距向量和系数矩阵都经过马尔科夫链处理，称其为MSIAHVAR模型。另外，考虑到扰动项协方差矩阵的特殊性，在每类模型中都对其进行马尔科夫链处理。同时，对每类模型根据滞后阶数p和经济状态M的不同区制又将其划分为不同模型。

应用前文提出的参数估计方法，本文分别检验了上述不同类型模型的拟合性，检验结果见表2。从滞后阶数的取值来看，除了传统模型VAR即A类模型外，B类、C类、D类模型滞后1阶的对数似然值以及

AIC、HQ、SC的表现都优于滞后2阶，说明滞后1阶模型具有更好的拟合性;从经济状态的取值来看，B類、C类、D类模型在取两个经济状态的情况下，其对数似然值都大于取三个经济状态的情况，

AIC、HQ、SC都小于取三个经济状态的情况，说明两经济状态模型相对更好;从不同经济参数的马尔科夫链处理情况来看，B类、C类模型的对数似然值与

AIC、HQ、SC的表现都优于A类模型，而D类模型的对数似然值在所有模型中最大，

AIC、HQ、SC值在所有模型中最小，说明D类模型比其他模型具有更好的拟合性。综上检验发现，截距向量、系数矩阵、扰动项协方差矩阵同时经马尔科夫链处理的1阶滞后2经济状态的模型TVTPMSIAH（2）VAR（1）是最优模型。

（二）实证结果解释与分析

本部分采用前文基于期望最大化算法的极大似然方法来估计TVTPMSIAH（2）VAR（1）模型，进而探索了在2005年Q1到2017年Q4我国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非对称效应。其中，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对产业结构非对称效应的参数估计结果、经济状态平均转换概率的参数结果、货币政策直接操作工具下的时变转换概率的参数估计结果分别见表3、图1和表4。

态1时的产业结构发展水平较稳定，相反，经济系统处于状态2时的波动率更强。第二，从产业高级化指数系数估计结果的对比中可以发现，经济状态1和经济状态2的产业高级化指数系数分别为-01371和01119，说明当经济系统处于状态1时，上期的产业结构发展水平对本期的产业结构优化程度产生了负向影响，并且影响程度较大;相反，当经济系统处于状态2时，产业结构以往的发展水平对当期的产业结构优化有促进作用，但效果相对较低。第三，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系数估计结果的对比中可以发现，经济状态1和经济状态2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系数分别为-00958和02033，说明当经济系统处于状态1时，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的下降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促进作用，但作用效果有限;当经济系统处于状态2时，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的上升则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进程，并且作用效果较大。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为粗放型增长，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趋势日益积累，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危机时期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时期，整体经济环境恶劣，我国经济增速出现下滑现象。在此情况下，国民经济进一步需要粗放型增长来拉升，导致了经济下滑时期的产业结构优化程度较低，且当期产业结构会受过去低下的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影响。相反，在经济上行时期，全球经济环境良好，我国出台了各种扶持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这为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图1和图2分别显示了经济状态平均转换概率的参数结果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走势。从图中基于滤波概率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2005年到2017年各季度的经济状态1和经济状态2下，滤波概率都是处于非0即1的参数估计值，仅有2012年Q3和Q4滤波概率的估计值在05左右，说明本文模型的两个经济状态划分具有较大的精确性。另外，基于平滑概率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2005年Q2到2006年Q4以及2013年Q1到2017年Q4，平滑概率在经济状态1内都小于05，而在经济状态2内都大于05，说明在2005年Q2到2006年Q4以及2013年Q1到2017年Q4的经济系统处于经济状态2，结合前面部分的参数估计结果，说明在2005年Q2到2006年Q4以及2013年Q1到2017年Q4期间，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较高，但产业结构发展水平波动性较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会受到过去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的拉动作用，但拉动作用效果并不明显;以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为中介目标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同样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进程，并且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较强。在2007年Q1到2012年Q4平滑概率在经济状态1内都大于05，而在经济状态2内都小于05，说明在2007年Q1到2012年Q4的经济系统处于经济状态1，结合前面部分的参数估计结果，说明在2007年Q1到2012年Q4期间，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较低，但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相对稳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会受到过去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的阻碍作用，并且阻碍程度较强;以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为中介目标的宽松性货币政策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但促进作用较弱。另外，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的走势再次证明了本文参数估计结果的准确性，从图2中可以看出，在2005年Q2到2006年Q4以及2013年Q1到2017年Q4期间，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几乎都在020以上，但在2007年之前和2012年之后的走势呈现明显的不一致，说明波动幅度较大，而在2007年Q1到2012年Q4期间，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大部分时候都是在020以下，并且各期的变化趋势较一致。

造成此种差异的原因是，在2005年到2006年，全球经济处于高速发展时期，且全球化程度显著加快，在此情况下，国际资金出于套利等投机动机渗入中国资本市场，并较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一些高新技术产业的融资难问题得到了较好解决，闲散资金也逐渐渗入通信、电子、生物制药等高科技行业，因此，在此时期，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程度较高;在2013年到2017年，随着全球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加快，各国经济都出现增长趋缓的现象，我国经济发展也随之进入新常态时期。在产业结构无法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的情况下，央行和财政部门相继出台多项政策措施来扶持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结构性宽松及“营改增”等政策，这在一方面减轻了高新技术企业的成本，达到了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目的，另一方面也逐渐起到了为传统制造业去杠杆、去库存的作用。因此，在此时期，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程度也日益提高[24];在2007年到2012年，全球经济相继经历了“全球经济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危机的传导对我国经济产生了强烈的不利冲击，由于高新技术企业相对传统制造业的规模较小，更易受到经济危机的不利冲击，同时，在金融市场发展不利的情况下，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资金链也率先受到影响，进而对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产生了明显的阻碍作用。此外，从“家电下乡”“四万亿计划”等政策手段来看，刺激内需的资本也大部分流向了传统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因此，在此时期，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程度较低。另外，由于产业结构发展具有“惯性”，过去较高的产业结构发展水平会促进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发展，过去较低的产业结构发展水平会进一步拉低产业结构的发展，因此，在2005年到2006年以及2013年到2017年，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必然会受到过去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的拉动作用，在2007年到2012年，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必然受到过去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的阻碍作用。

从货币政策来看，在2005年到2006年以及2013年到2017年期间，我国经济大部分时候处于经济繁荣和经济平稳时期，國际资本的快速流动、金融市场的高速发展，都意味着我国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不会面临融资难、周转慢等资金问题，因此，紧缩型货币政策虽然会为高速发展的经济及金融市场降温，但并不会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产生阻碍作用。相反，对传统制造业而言，外需在其高速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紧缩性货币政策会促进人民币升值，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下降，导致外需大幅度降低，进而对传统制造业的发展起到抑制作用。由此可见，这个期间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一方面不会阻碍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会对传统制造业的发展起到抑制作用，这说明紧缩性货币政策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2007年到2012年期间，全球经济都处于低迷时期，此时我国的宽松性货币政策虽然会促进人民币贬值，提高出口商品竞争力，但全球性经济低迷并不会较大程度提高我国传统制造业的出口水平，这意味着宽松性货币政策并不会促进我国传统制造业的发展。另外，在经济低迷时期，国际资本撤离、金融市场萎靡不振，都对我国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产生了不利冲击，此时宽松性货币政策会弥补金融市场发展缓慢的不足，提高国内资本市场流动性，为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适时注资，进而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因此，在此时期，宽松性货币政策既不会促进传统制造业的发展，又会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说明宽松性货币政策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从产业结构低级化状态的时变转换概率p11，t来看，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对其影响效果较大，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其影响效果较小，其中，央行采取降低基础货币供应水平、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宽松窗口指导、降低法定基准贷款利率的货币政策会增加经济系统向产业结构低级化状态转换的可能性;从产业结构高级化状态的时变转换概率p22，t来看，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其影响效果较大，其中，央行采取降低基础货币供应水平、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紧缩窗口指导、提高法定基准贷款利率的货币政策会增加经济系统向产业结构高级化状态转换的可能性。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在经济状态1，即产业结构低级化状态，央行采取降低基础货币供应水平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紧缩性数量型货币政策会通过货币供给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起到直接作用，所以可以较大程度促进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的提高。相反，央行采取宽松窗口指导和降低法定基准贷款利率的宽松性价格型货币政策会通过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和消费决策来间接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产生影响，所以只能较小程度促进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的降低。因此，综合来看，降低基础货币供应水平、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宽松窗口指导、降低法定基准贷款利率的政策协调操作象征着小幅度拉升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的紧缩性货币政策，而紧缩性的政策效果恰好在经济状态1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起到阻碍作用，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上述货币政策操作组合可以提高经济系统处于产业结构低级化状态的时变转换概率。

在经济状态2，即产业结构高级化状态，央行采取降低基础货币供应水平、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紧缩性数量型货币政策会通过货币供给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银行间7天拆利借利率起到直接作用，可以较大程度促进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的提高，而央行采取紧缩窗口指导、提高法定基准贷款利率的紧缩性价格型货币政策会通过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和消费决策来间接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产生影响，可以较小程度促进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的提高。因此，综合来看，降低基础货币供应水平、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紧缩窗口指导、提高法定基准贷款利率的政策协调配合象征着大幅度拉升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的紧缩性货币政策，而紧缩性的政策效果恰好在经济状态2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起到较强的促进作用，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上述货币政策操作组合可以提高经济系统处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状态的时变转换概率。

四、研究结论

探索适当的货币政策来加快产业结构优化进程，不但有利于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更利于提高一个经济体的国际竞争力。基于此，本文构建了非线性模型，并以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为中介目标来探索我国货币政策对产業结构优化的非线性影响，同时，以常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为变量探索了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非线性影响的时变转换概率，并发现了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非线性影响效应。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的作用效果呈现出两状态现象，在经济萧条时期，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程度较低，这一状态为产业结构低级化状态，在这一状态下，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相对较稳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会受到过去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的阻碍作用，并且阻碍程度较强，以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宽松性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促进作用，但影响较弱;在经济上升和相对稳定的时期，我国产业结构相对更合理，这一状态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状态，在这一状态下，产业结构发展水平波动较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会受到过去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的拉动作用，但拉动效果并不显著，以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促进作用，并且作用效果较强。

综合本文的研究发现，可以得到相应的政策建议。当经济系统处于产业结构低级化状态时期，中央银行应该采取提高基础货币供应水平、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宽松窗口指导、降低法定基准贷款利率的货币政策组合操作。当经济系统处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状态时期，中央银行应该采取降低基础货币供应水平、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紧缩窗口指导、提高法定基准贷款利率的货币政策组合操作。然而，考虑到随着以特朗普经济学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出现抬头现象，科技革命带来的红利效应日渐衰退，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日益凸出，预示着全球经济将进入经济周期的下行阶段，国际资本流动趋缓，金融市场发展受阻，我国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将面临融资难、周转慢等一系列问题。在如此的背景下，结合本文分析结论，建议中央银行采取以提高基础货币供应水平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数量型货币政策为主、结合以宽松窗口指导和降低法定基准贷款利率的价格型货币政策为辅的宽松操作组合来促进我国未来一段时间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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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
李再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