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银行竞争与银行收入多元化

周爱民 刘欣蕊

摘要：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商业银行多元化发展日益突出，成为银行转型和防控金融风险的基本枢纽之一。本文利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和中国30家上市商业银行2007—2018年季度面板数据，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的影响，并进一步结合银行竞争度探讨其中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

（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促进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且其影响主要表现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了非利息收入占比;

（2）银行竞争会加剧经济政策不確定性对银行多元化水平的正向影响;

（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手续费和佣金收入的占比影响显著，但对其他非利息收入占比没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商业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银行竞争;非利息收入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20（02）006812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金融危机以来，关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话题备受关注。2017和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放在首要位置，十九大报告更是强调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至此，“防范金融风险”成为我国经济领域的关键词和监管部门的工作重心。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国内外金融环境和法律法规发生巨大变化。银行作为我国经济调控中的重要环节和实体经济融资的最基本渠道，其收入结构及生存状况受到深刻影响。其中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以发展非利息业务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银行业收入结构多元化趋势显著。这种趋势会对银行风险产生影响，进而危及金融业稳定[1]。此时探究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的影响因素对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尤为重要。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的研究不胜枚举，但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分析其原因以及讨论其对于银行绩效和风险的影响。对于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的成因，学术界目前普遍认为受利率市场化和全球金融环境波动影响，银行业以存贷款利息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传统经营模式受到冲击。银行为了生存和发展纷纷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非利息业务蓬勃发展，收入结构多元化趋势显著。

然而，国内外金融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宏观经济政策对于银行收入结构的影响是否只通过挤压银行传统利息收入、促使其发展非利息收入这一种传导方式进行影响呢？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由国家政策主导，为了应对金融环境的巨大变化，国家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和发展规划在应对金融环境变化的同时，带来的不确定性也会影响我国商业银行的行为决策和收入结构，进而影响银行风险。厘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收入结构的影响，对于新时期完善国家金融监管体系，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调整目前正处于业务发展转型期的我国银行业的发展经营模式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更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有针对性地采取配套政策措施以降低政策波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逐渐深化，银行面临的竞争将逐步加深，引起其经营与规避风险等行为的深度调整，以面对外部冲击。因此，本文结合银行竞争，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的影响，尝试分析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情况下，银行如何改变经营模式以应对外部政策风险。梳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收入结构的影响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银行业经营发展模式背后的原因，并使政府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关措施，在实现经济改革措施成果的同时减少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成为可能。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范围扩展到银行经营，首次探讨其对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影响，从不确定性视角分析经济政策对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的影响;第二，结合银行竞争进一步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的影响机制;第三，对银行非利息收入进一步分类，详细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非利息收入不同分类的影响。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并提出主要假设，第二部分构建模型并介绍样本和变量的选择，第三部分分析主要结果，第四部分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总结全文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早期文献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关注有限，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各国为了应对经济危机频繁调整本国的经济政策但效果并不显著[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开始引起学术界广泛注意。

有学者明确指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引发经济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34]。也有学者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提高银行利率、提高投资者风险溢价、引起预防性储蓄动机等角度，分别论证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在提高企业融资成本和抑制企业投资方面的负面作用[56]。Bordo等[7]通过研究美国十几年来的银行数据，也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信贷增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且因银行规模和资本化程度等不同，对贷款的影响程度表现出异质性，从而延缓了美国经济衰退后的复苏。Berger等[8]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影响银行流动性持有的传导渠道来危害实体经济，并对企业和家庭行为造成不利影响。

我国学者也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增加企业现金持有，抑制企业投资[910]。有学者认为相比经济政策调整，其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乃至一国经济影响更大但却易被忽视[11]。纪洋等[12]提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导致杠杆率走势分化，使国有企业杠杆率增加而非国有企业杠杆率下降从而加剧中国经济风险，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将在较长期内持续发挥作用。刘贯春等[13]基于此前研究进一步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增加投资收益率波动的视角进行分析，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抑制作用会随着所处行业资产可逆性的提升而被削弱。顾文涛等[2]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银行信贷途径传导从而影响企业投资，且该影响存在异质性。其后宋全云等[14]通过对大样本微观银行信贷数据的分析也进一步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增加企业的银行贷款成本，且在中小型银行贷款的企业成本增加更多，因此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也会更多地转嫁给中小企业。宫汝凯[15]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企业投资决策过程中面临的系统性冲击，是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重要视角。

梳理以上文献可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但会抑制企业投资，在经济转型背景下也会从多个角度影响经济发展，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将在较长期内存在，因此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2.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

现有关于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和与绩效的关系等方面，国内外学者对于此问题观点不甚统一。

Gallo等[16]提出增加其他非利息业务会将銀行收益分散化，从而降低风险。与其类似，Stiroh[17]基于赫芬达尔指数得出非利息收入占比与银行风险成反比的结论。但后来学者也提出了不同意见，Lepetit等[18]基于欧洲银行数据分析银行多元化与银行风险的关系，结果表明非利息收入与银行经营风险成正比，其中手续费和佣金部分的风险增加最剧烈，且该结论对于资产规模较小的银行尤为显著。Saunders等[19]认为多种业务的组合能使银行的利润来源更加稳定。Stiroh等[20]通过对美国的金融机构进行研究认为收入结构多元化对绩效有正负两方面效应，但负面效应往往会将正面效应抵消。Huang等[21]则通过建立噪声信号模型得出银行多元化经营会对绩效造成负面影响的结论。

周开国等[22]通过分析非利息收入占比提高对银行风险的影响，认为我国商业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与银行风险之间关系不显著，银行通过开展多种业务所分散的风险会被非利息业务波动带来的风险增加所抵消。刘孟飞等[23]则通过赫芬达尔指数衡量银行收入多元化程度并构建风险绩效模型后认为，多元化能有效降低银行风险，但对提高绩效影响不明显，绩效的提高主要是近年来治理机制上的变化和规模效应导致的。李志辉等[24]通过分析银行面板数据认为多元经营与银行绩效之间是非线性关系且因银行规模的不同存在异质性，大型银行采取多元化经营既能提高收益又能分散风险，而对于小型银行虽然提升了效益但同时增加了信用风险。翟光宇等[25]则认为收入结构多元化反而会加剧经营风险和信贷风险，银行不应该通过多元化来应对利率市场化冲击。赵胜民等[26]认为互联网金融发展所带来的竞争效应会超过技术溢出效应，因此会显著降低商业银行的总体非利息收入水平。

梳理文献可知，近些年研究银行多元化的文章主要集中于银行多元化对银行风险和绩效的影响，但没有一致结论。大致发展趋势可以概括为，从认为银行多元化会分散银行风险和增加银行绩效逐渐转变为认为非利息收入占比增加会增加银行风险并对银行绩效起到反面作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日益引起学者的重视，但目前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基本结论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投资。但相比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和作用机理，我国作为一个“金融体制以银行为中心”的国家[27]，银行是经济调控和企业融资最基本的环节。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收入结构的影响，对于进一步分析其对微观企业的影响乃至对一国经济影响有着基础性的作用，更有助于政府通过银行进行宏观调控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经济的负面效应。本文基于此出发点，深入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的影响作用，并进一步结合银行竞争进行探讨。

（二）研究假设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GDP、投资、消费及出口均产生负面影响[28]，增加宏观经济下行风险。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银行“自我保险”动机会相应增强，银行为了防范风险会收紧贷款[29]，导致贷款利息收入下降。同时国内外学者的大量研究从各个角度均论证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使企业融资成本上升抑制企业投资[56]，进一步压缩银行传统利息收入，使得银行利润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改变以往以存贷款利息收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银行收入结构。银行为了获得利润会转而发展非利息收入，促进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相比传统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作为新兴的业务不但边际收益较高，而且受到的监管更少[30]。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的时期往往也对应监管政策的不稳定时期。此时银行应该会更倾向于选择发展受监管影响相对较少的非利息业务，使非利息收入占比增加更显著。从而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促进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且其影响主要是由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了非利息收入占比。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导致宏观经济下行，迫使银行收紧贷款业务转而发展非利息收入。同时，银行竞争度提高会加剧银行利润效率和成本效率，且非利息业务与利润效率正相关[3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竞争度高的银行由于效率所限，可能更容易发展非利息收入，使得收入结构多元化水平提升。竞争度的提升又使得银行收入结构中原本相对稳定的“特许权租金”和“信息租金”受到冲击从而降低银行资本充足率[32]，使得贷款业务遭受资本限制，从而导致银行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会更进一步承接非利息业务，提高多元化收入。竞争度高的银行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时更易发展非利息收入进行弥补，收入结构多元化水平提升。竞争通过降低银行资本缓冲的方式，加剧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收入多元化水平的促进作用。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银行间竞争度提高会加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水平的正向影响。

按银行非利息收入六项占比程度，大体可以将银行非利息收入分为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和其他业务净收入两部分[30]，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提高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水平和非利息收入的同时，究竟是对非利息收入的哪部分起主要影响作用呢？相比由汇兑净收益、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等收入组合而成的其他净收入而言，手续费和佣金收入更为熟悉和易理解。这是由于其中很多如信用卡手续费、转账及结算等，都是基于银行传统业务，不管是从衔接度来说还是稳定程度来说，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本身较高的时期，发展手续费和佣金业务相对都更占优势。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如将我国非利息收入分为手续费和佣金收入及其他非利息收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手续费和佣金收入的占比影响更显著。

二、实证模型设计

（一）模型设计

根据以上研究假设，设计以下5个计量方程分别进行检验。

（二）变量及样本选择

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

本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采用Baker等[3]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根据《南华早报》每日新闻筛选同时具有“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三个关键词的文章，其后将每月涉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文章的总数用《南华早报》的文章总数做标准化，求出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

该方法与国际主流计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的方法一致，也是目前学术界度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广泛采用的方法，能切实体现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情况。分析我国2003年以来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2008—2009年受次贷危机影响、2012年我国政府换届以及2015年我国经济增速达到近25年最低值，这三个主要时间点，经查均对应同期epu的明显上升[12]。本文首先对月度频率进行简单加总得到季度数据，再将原有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做除以1000处理，不改变原有的指数性质。

2.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指标

对于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div）的衡量，现有文献的测度方法主要有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HHI）和熵方法（Entropy Measure）兩种。

由于我国商业银行业务主要是提供不同类型的金融类服务而不直接生产其他产品，本文采用以银行利息收入及非利息收入占比比重为基础计算得出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作为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主要衡量指标。

3.银行业竞争度指标

对于银行业竞争度的衡量方法主要有H统计量、Boone指数和Lerner指数，本文采用近年来学术界主要采用的Lerner指数作为银行业竞争度指标，该指标能较好地反映出银行产出边际价格偏离边际成本的程度。

4.控制变量

借鉴以往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方面研究的文献，本文最终选取以下8个控制变量，分别控制银行个体特征和宏观经济情况。

银行个体特征方面：选取资产收益率（roait）、不良贷款率（nplit）、总资产（tait）、权益资产比率（eait）、资本充足率（carit）作为控制变量。资产收益率（roait）为银行收益和资产的比值，涉及银行盈利能力，也与银行收入结构密切相关。同时以银行不良贷款率（nplit）为代表的银行资产质量和以权益资产比（eait）为代表的银行资本结构状况，都会对银行的收益结构产生影响进而影响非利息收入的发展。另外，由于银行规模对银行的发展战略有重要影响，会对银行收入结构产生影响，因此选择银行总资产（tait）作为控制变量。最后，资本充足率（carit）是银行自身资本和加权风险资产的比值，代表银行的偿债能力，直接影响银行风险承担能力，和银行收入结构密不可分。

宏观经济情况方面：选取国民生产总值（gdpratet）、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t）、货币和准货币同比增速（m2t）作为控制变量。国民生产总值代表实体经济的发展情况，银行是我国实体经济的最主要的融资渠道，国民生产总值直接影响银行的传统利息收入和贷款回收情况，与银行收入结构密切相关。考虑到通货膨胀会影响银行的风险承担和经营战略，在衡量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的影响方面，居民消费指数也应作为控制变量。同时，广义的货币增长衡量货币政策的宽松程度，货币政策会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继而影响银行收入结构和发展战略。

本文样本银行的微观数据均来自于Wind数据库，样本选用2007年第一季度至2018年第三季度30家上市商业银行的季度数据。样本涵盖了中、农、工、建、交5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招商、浦发、兴业、民生等8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17家上市城市商业银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来自Baker等[3]的研究，广义货币同比增长率取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可以看出，我国商业银行在资产规模、资本结构和银行风险上存在较大差异。同时多元化程度hhi也有很大差异，最大值为046，最小值为-10247，出现负值主要是由于个别银行的个别季度的非利息收入出现亏损。hhi的均值为0189，说明我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收入整体的比例偏低，利息收入仍为我国银行收入的主要来源。对此，以往研究结论[25]和本文非利息收入占比（niirate）的均值为0117都予以佐证。

另外，样本Lerner指数的均值为0466，远高于近年来有学者对欧洲各国等发达国家研究得出的02左右的Lerner指数平均水平[33]。但该指标与申创等[30]得到的0455及张娜[34]计算得到的0461极为接近，均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平均水平且样本均为我国商业银行。据此可以说明，我国商业银行拥有更强的市场势力，即银行间竞争度更低，这与我国金融业准入门槛较高和银行业的特许经营权有关。本文将样本期内的季度数据均值绘制在图1中，可以看出Lerner指数季度数据在04～055之间波动，2016年后有波动下降趋势。

三、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经过Hausman检验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对计量方程进行回归，表2为式（1）（2）分别用hhi和dev两种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的计量结果。

从第（1）列结果可以看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水平的整体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我国上市商业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水平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呈正相关，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大，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水平越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增加宏观经济下行风险。银行为了防范风险会收紧贷款，从而导致贷款利息收入下降，银行为了保持利润而发展非利息收入。此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也易导致经济增长缓慢，银行贷款增长疲软[7]，由贷款利息收入支撑的传统利息收入受到冲击，银行利润下降，银行纷纷调整经营战略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从而提升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水平。

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逐渐深化，银行面临的竞争也将逐步加深。银行业竞争度事关银行经营和市场环境，对于银行自身行为乃至竞争对手的战略选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影响银行收入结构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结合银行竞争进一步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的影响机制，在第（2）列中加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Lerner指数的交互项进行回归。第（2）列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系数为正，但交互项系数为负，且二者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竞争会加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的正向影响。这主要是由于在不确定性本身就会引发经济下行，抑制银行贷款利息收入，迫使银行通过收入结构多元化弥补利润的情况下，竞争度的提升降低了银行效率和资本充足率，从而加剧了银行的风险反应。因此，竞争度高的银行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时更易发展非利息收入，竞争会加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的正向影响。

第（3）（4）列采用熵指数（dev）作为银行收入多元化的测度指标，重新对式（1）（2）进行回归。此种测度方法的采用没有改变基准回归结果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由此说明假设H1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促进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以及假设H2银行竞争会加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多元化水平的正向影响均成立，且本文实证结果比较稳健。

此外，尽管第（2）（4）列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银行竞争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负，但是在分别采用不同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中，无论是否加入银行竞争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交互项，Lerner指数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即银行竞争与银行收入多元化均呈反方向变动的关系，且结果非常显著。这可能是因为银行竞争度提高会提高银行非利息收入成本，从而降低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水平。以作为银行非利息业务主要表现形式的银行理财产品为例，随着竞争度提高，银行为了争夺客户势必会承诺给予客户更高的收益，但与此同时银行通过理财产品集资而来的资金所带来的投资收益却非但没有提高，还可能下滑。从这方面来说，银行竞争会抑制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非利息收入影响的回归结果见表3。式（1）已得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导致hhi提高，即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水平的提高。由式（6）可知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水平的测度由非利息收入占总营业收入比重和利息收入占总营业收入比重两者决定，究竟哪种起主导作用呢？第（1）列以非利息收入占比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由此可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促进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而这个正向影响主要是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非利息收入占比增加引起的，假设H1成立。这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第一，相比发展已经非常成熟的传统利息收入，银行非利息收入仍属于新兴业务[35]。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期传统贷款利息收入受到挤压，而新兴非利息业务相比已经成熟的利息业务而言边际收益更高，因而银行更有动力去发展非利息收入。第二，不确定性上升往往会涉及一些监管方面的变化。相比传统存贷款业务，非利息收入业务受到的政策监管较少[36]，相应涉及监管政策方面的变化也较少，因此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大时期更适宜开展非利息业务。

非利息收入主要包括以下6项收入：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投资净收益、汇兑净收益、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净收益、其他业务净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在我国非利息收入中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比较大，本文将非利息收入分为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和其他非利息收入大两部分。

表3第（2）（3）列分别以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和其他非利息收入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非利息收入中两大类收入的影响。在第（2）列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系数显著为正，而第（3）列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系数及各项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比也会显著上升，但对其他非利息收入占比影响不显著。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促进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逐渐开始更多地发展非利息收入，但目前银行非利息收入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现阶段需要和以往传统业务有效接轨和转型。而手续费和佣金部分在非利息收入中占比较大，且在结算及清算业务、理财业务、信用卡业务及私人银行业务等方面和传统业务联系紧密[30]，这使得银行在拓展非利息业务过程中接轨转型较为容易，且风险和边际成本都比较低，具有很大的发展优势。因而银行更倾向于发展此类业务，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正向影响显著。第二，相比而言，其他利息收入受利率汇率影响较大，本身不确定性较高，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过程中银行往往不会选择更多地从事其他非利息收入这类风险较高的业务。

四、稳健性检验

除上文在基础回归中对被解释变量收入结构多元化指标采取两种测度方式进行回归均显示结果稳健外，本文进一步采用多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

1.更改计量方法

考虑到不同计量方法的使用可能会对实证结果产生影响，本文更换计量方法，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并使用聚类稳健标准误重新对上文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4和表5。与基础回归结果对比可见，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Lerner指数、二者交互项的估计系数的显著性、方向均未发生明显变化，系数大小也基本不变。同时，控制变量的方向和显著度也基本不变，可见更改计量方法不改变本文基本结论。

2.内生性检验

本文参考彭俞超等[37]的方法，使用二阶最小二乘法（2SLS），并选取美国、欧盟、日本和俄罗斯这4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和组织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作为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的工具变量，以检验模型内生性。回归结果见表6和表7，实证结果与上文结论一致。

3.更换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釋变量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由于核心解释变量对实证结果极为重要且其计算方式的不同也可能会对结论造成影响，因此本文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计算方法进行更换，再次进行稳健性检验。上文使用的经济政策不确定季度指数，通过对月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进行简单加总得出。接下来借鉴Gulen等[6]的方法，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按月度先后顺序赋予权重，月份越靠后相应权重越高。即将每一季度中的3个月分别按1/6、1/3和1/2的比重进行加权得到季度数据，再对上文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见表8和表9。新回归的实证结果与基础回归结果显著性、方向以及系数大小均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因此本文基本结论稳健。

4.控制解释变量的滞后期

除上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更改计量方法以及考虑内生性问题外，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收入多元化的影响还可能存在经济政策对银行影响滞后性问题。因此本文加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滞后项来控制住经济不确定性对银行收入多元化可能存在的滞后影响。回归结果见表10和表11，回归结果符号与基础回归结果一致且显著性仍然较高，说明经济政策对银行收入多元化不存在滞后影响。

通过对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采取不同指标、使用不同计量方法、变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季度数据的构造方法、考虑模型内生性的多种方法分别回归，兼而考虑经济政策对银行影响可能存在的滞后性加入滞后项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影响的结论仍然成立，实证结果稳健。

五、结论与建議

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发展和国内外金融业的巨大变化，我国银行业发展境况和经营模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一个显著的趋势就是银行收入结构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对此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由于受国内外金融发展形式和我国改革政策措施的影响，银行依赖传统存贷款利息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经营模式受到冲击，因而转向发展非利息收入。但经济政策变动在有效应对了金融环境变化的同时也会加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进而对银行收入结构产生新的影响。

通过检索新闻关键词得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基于2007—2018年我国30家上市商业银行季度数据，本文研究发现：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促进以非利息收入增加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银行收入结构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且这主要是由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了非利息收入占比;第二，银行业竞争度会加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银行收入多元化的正向影响;第三，相比其他非利息收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非利息收入中手续费和佣金收入占比影响更为显著。上述结果对研究银行收入多元化与国家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据此进一步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影响的认识逐渐从认为多元化有助于分散风险、提高利润，转为认为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会加剧银行风险，降低银行绩效。即进一步认为商业银行不应单纯通过增加收入结构多元化以应对金融危机后金融业的巨大变化和我国利率市场化等一系列金融改革政策措施。但初衷在于应对国内外局势变化和改善我国金融业发展状况的经济政策所带来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反而会促进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从而加深银行风险，带来负面影响。

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角度分析其对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的影响，不但经济政策会对我国经济和银行行为造成影响，经济政策的变动和不确定性也会对银行行为和收入结构造成影响。一方面，在如今国内外金融环境发生复杂变化的时期，相关部门在采取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对经济进行适度干预以应对环境变化、维护我国金融业稳定的同时，也应该同时关注政策频繁调整所引发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以及银行经营的影响。在决定政策实施与否时，不应只关注经济政策的期望值，更应综合考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政策实施应在适度干预的基础上进行，避免朝令夕改，完善政策预期机制，确保政策稳定性。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应完善竞争格局，减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收入多元化带来的不必要的影响，避免银行可能通过非利息收入渠道脱实向虚以及收入多元化带来的潜在风险。同时，由于金融开放会带来竞争，加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收入多元化的影响，金融开放应与经济政策稳定时期相结合，在目前金融开放加速时期相关部门应稳定政策预期，避免政策不确定性对商业银行行为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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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