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党政领导干部素质模式构思和根据

　 21世纪党政领导干部素质模式的构思及根据

　【 作 者】张勤

　【作者简介】张勤 北京行政学院行政管理教研部主任、教授。（北京 100044）

　【内容提要】本文理论联系实际，从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出发，对21世纪中国领导干部素质模式的构思及根据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笔者认为，领导干部素质培训菜单的开列，必须以科学的领导干部素质模式为基础，而科学的领导干部素质模式理应由文化精神、政治、利益、经济、科技、法治6个基本因素构成，其中法治是基础，文化精神是灵魂，政治掌握方向，利益开启动力，经济为主题，科技作保证。

　【关 键 词】素质模式/文化精神/法治/科技/利益/经济/政治

　【 正 文】

　　素质培训在当今党政领导干部教育中是一项重要课题。为了这种培训的行之有效，开列培训菜单便是不可缺少的先期工作。在实践中，素质培训模式的确立与素质培训菜单的设计往往是一个在互动中循序渐进的过程，对素质模式的充分研究可以尽量避免素质培训菜单内容的偏颇和脱离实际。当我们面对新世纪的时候，历史、现实、未来是干部成长无法回避的三个基本维度。因此，通过对过去党政工作主流思想及曾经流行过的做法的扬弃和整合、对党政工作现实挑战的分析和判断、对可能的国际转折及国家发展战略的研究和预测，笔者认为，21世纪党政领导干部素质模式应包括文化精神、政治、经济、利益、科技和法治6个构成要素，而决定这6个要素基本内容和相互关系的则是历史性基因、现实性基因和未来性基因。

　　一、从历史性基因看21世纪中国党政领导干部素质模式的构成

　　过去的50余年间，我们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笔者认为，建国以来，从观念形态上讲，精神意识、政治意识、利益意识曾分别以主流身份相继发挥主导作用，从而形成了以泛精神、泛政治、泛利益为特征的不同时期。这些不同的社会存在和主导意识，不能不对当时的党政工作和几代官员的成长产生了十分不同的影响。

　　首先是精神因素。这里的精神是中华文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表现，既包括革命理论的价值及其体现，也包括民族文化能力和共产党人的价值标准及其体现。事实证明，自建党至建国几十年间促使我们节节取得胜利的精神，帮助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民众夺取了政权，建国初期巩固了政权，并建立起国民经济的基础。“精神”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无论是战时的无畏还是和平建设时期的无私），既增强了共产党人的自信、团结，又赢得了广大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既是创业代崇拜的对象及其人生支柱，又是创业代人生价值的体现和制胜法宝。为此，作为共产党人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革命为内核的精神，理所当然地应该保留在现代党政领导干部的素质模式之中。

　　但是，随着战争年代的远去和生活的富裕，新生代干部思想深处对精神作用的认识不能不存在着差别。肯定精神作用者认为，1976年之前精神作用的发挥虽然有过起伏，但正面效应远远大于负面效应。他们依据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成功，抗美援朝胜利，北大荒巨变，大庆油田创业，原子弹试验告捷，雷锋、王进喜、焦裕禄等英雄模范人物大批涌现及其创造的时代精神、巨大物质财富和社会价值等事实断言，“中华民族只要追求发展，革命精神的发挥永远少不了”。否定者认为，精神作用的长期超常发挥，已使当时的人严重地忽视了客观规律和科学价值，从而在根本上阻碍了我国社会的健康发展。他们根据“大跃进”口号破灭、盲目增产失败、过度发展经济破坏了环境等项事实断言，“少谈精神，多搞科学，多搞经济”才是明智的。夸大精神作用者认为，依据国内贫穷、国际封锁的条件而言，“革命精神是促使人们当年取得全部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经验今天完全适用”。对精神作用认识的这种反差，今天仍存在于各行、各业、各个层级的党政领导干部当中，甚至创业代干部在市场经济和新生活面前，也存在着“自信自豪”、“无怨无悔”与“悔不该当初”的个体差异。因此，我们需要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厘清曾经被奉为“至宝”的精神的真实内涵、作用，才能正确理解列入党政领导干部素质模式中的精神要素，以避免纸上谈兵，难于收到实效。

　　其二是政治因素。1966年前后的中国，精神作用被强调到极致，对领袖和英雄的崇拜近乎盲目。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既有百年积弱遗留的贫穷、封建文化影响的根深蒂固、国门闭锁带来的闭目塞听，也有制度方面的种种原因。当时，虽然经济建设已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家工作的重心，但精神主导的惯性使得人们更乐于以“政治坐标”判断衡量一切。作为主要是阶级和政党活动的政治，此时成了包括政治家、政客在内的全民的职业。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强国理想的实现，更在十年的“左”倾政治中，使我国的国际交往因以意识形态划界而陷入孤立，国内经济因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濒临崩溃。十年的狂热，不啻于用撕破真理的办法实施了一次所谓“政治”的教育。痛定思痛，它使“政治占据何种地位对国家发展最有利？”“党务活动、政务活动、企业活动、商务活动、学术活动如何泾渭分明，又主从得当、功能互补”等问题，成为后来的政治家、学者以及许多有识之士认真追寻的课题。为此，对嵌入党政领导干部素质模式的政治观应有认真的研究和界定。

　　但是，我们的干部对于十年动乱的反思往往显得不够成熟，特别是远非所有人都从政治的正当性、政治形式的恰当性去总结教训。今日干部有的从实惠的理念出发，以经济否定政治；有的从价值永恒的理念出发，以科学否定政治；有的从功利追求的需要出发，以机巧之心玩弄政治；有的从肤浅的历史观出发，醉心于政治的万能。实际上，政治活动是掌握国家及其经济发展方向之舵，没有政治活动的国家和没有国家的政治同样不可理解。所以，因厌恶十年“左”倾政治而歪曲政治，甚至否定全部政治的种种错误认识必须得到纠正，随意去除干部素质模式中政治要素的做法更是草率的。但我们列入党政干部素质模式的政治观必须是正确的成熟的政治观。

　　其三是利益因素。改革开放以后，对正当利益的肯定成为不争的事实。这既是文明的进步，也是人们利益意识的初步觉醒的反映。但由于法制的不够健全，体制正处在转轨变型期，特别是国人依照规则获取利益的心理准备不足，利益泛滥与利益觉醒几乎同时而至。为此，正当的利益观及其实现准则，不能不成为党政领导干部素质模式的构成要素。

　　但对于长期以来崇尚精神、崇尚政治的国家和人民来说，由不谈利益到突然谈利益，由羞于谈利益到理直气壮地谈利益，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危险。危险来自具有崇拜癖的人们，他们把崇拜精神、政治的神经一下子引向了利益，直至把非利益的一切全都淹没。“五九病”现象、领导班子因贪污或受贿集团覆灭现象等，都不过是此一思潮卷起的沉渣。为此，在将利益因素列为党政干部素质模式之前，对“何谓正当利益”、“如何保持利益觉醒势头”、“如何整治利益泛滥”等问题，应该先期在思想方面取得正确认识。

　　50年间，精神、政治、利益三因素的演绎关系及其提出的若干难题在于：(1)面对历史，人们在积极精神论、精神决定论、精神无用论之间应该做出抉择，对我国五六十年代的建设者是“伟大奉献的一代”还是“愚昧的一代”必须做出或肯定或否定的明确回答。(2)面对历史，人们在积极政治论、政治决定论、政治无用论之间应该做出抉择，对政治的科学含义及其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必须做出准确的回答。(3)面对历史，人们在利益正当论、利益至上论、利益庸俗论之间应该做出抉择，对“优秀领导干部”的利益观必须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释解。三个问题及其答案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中国的党心、民心至今普遍高度重视此事，而且在于官员离开对它的正确认识难于行正致远，民族离开对它的正确认识难于长足进步。

　　二、从现实性基因看21世纪中国党政领导干部素质模式的构成

　　在世纪之交，经济的全球化、政治的多极化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对各国政府的影响日益巨大。一方面，各国政府必须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时机和高科技的成果增强自身的实力，以求在多极化的世界政治格局中确立并提升本国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各国政府还必须站在正义、道德、人权的立场上，揭示出资本加科技将掠夺世界资源合法化、将剥夺穷人权利合法化、将“信息科技种族隔离”合法化的危险。在这里，清醒的认识、正确的策略和敢于斗争的精神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首先，随着市场机制在我国的确立，尤其是中国即将加入WTO，中西文化必然在内外交往的活动中发生冲撞。比如中国崇尚和谐、中庸，提倡顺其自然，而西方崇拜实力，强调竞争和不断向传统挑战；又比如中国崇尚悟性，而西方崇尚契约等。但是，要与国际社会沟通、融会就不可能回避东、西方文化的对话，所以新时代的领导干部必须具有文化的综合创造能力。

　　然而，文化综合创造在我国的社会心理方面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因为对于几乎是以西方文化为主的现代文明，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接受起来难免有些不自在。无论出于自尊、自爱或自大的考虑，通常总是先期预设诸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之类的原则，而在操作层面先期预设的原则却又往往得不到准确的贯彻，结果不是一切受之便是一切拒之，再要么就是以眼前利益得失的衡量来决定弃取，而保护民族文化精华的意识极其淡薄。中西文化沟通、融会创新的另一个困难来自思维习惯的巨大差异。西方人办事时首先会想到规则，深入思考“我该依据怎样的规则办好这件事”；中国人办事时首先会想到关系，认真考虑“同我打交道的是谁？他拥有什么关系？”前者重视规则、轻看关系，后者重视关系、轻看规则。这样，为了实现沟通必须调整各自的习惯，而调节甚至改变习惯，将是比调节认识和改变态度更为困难的事情。总之，文化综合创造的全部关键在于，现职的和未来的党政干部对此有无思想准备？如果有，在非我文化之引进和自我文化之改造的方方面面，又是怎样准备以及准备到了什么程度？这正是构筑党政领导干部素质模式必须解决的问题。

　　其二，经济及其活动作为一种独立的因素，与文化（精神）、政治、利益及其活动相并列，同是构成党政领导干部素质的要素。作为发展中的国家，促进我国党政领导干部现代素质水平提高的发达经济的条件，包括国家、地区、家庭的经济实力，参与现代企业、商务、金融、信息、学术活动的机会等，不能首先具备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能完全具备。这就注定了在经济发展有赖于领导干部素质水平高，而领导干部素质水平高又有赖于经济发达的矛盾局面中，我国的领导干部必须直面并解决发展中国家普遍遇到的有关经济的所有问题。其中，如何解决市场规则与传统行政相磨合的矛盾，旧式经济经验向当代经济运作技能过渡的矛盾等，也许是领导干部跟上时代的关键。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在发展经济的活动中经历思维方式、制度建设以及管理手段的巨大转变，在金融、商务、财政、信息等新知识方面进行足量的储备，才有可能在现代经济活动中具备领导能力，在当代经济的主战场上充当指挥官。

　　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要求以金融体制和企业体制的融合促进转型经济和发展经济同时增长。这一目标的达成，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具有驾驭党政机制和市场机制的意识，具有效益、效率、产品生命力、商品市场占有率、企业影响度等观念，具有调节效率与公平矛盾的能力，具有取舍硬价值和软价值并实现科学配比的智慧，具有协调集权与分权、适用与符合、急进与渐进、开放与保护的艺术，具有用科学思维取代常态均衡思维、简单思维、直线思维的勇气和力量。总之，对领导干部经济素质的综合要求是：既有建设国家的自信、思路、能力，又有化解发展经济误解，排除经济发展故障的智慧和协调的策略。

　　其三，经济的全球化之所以来势汹涌，在于经济发达国家可以借助其雄厚的资本和高精尖科技的力量，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的弱小经济实体甚至穷人实施“文明的”抢掠，从而为自己捞取更多的好处。某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的中小规模的企业及普通公民，之所以激烈地反对经济全球化，则基于他们对资本加科技可能借助经济全球化形式，疯狂掠夺经济弱者的认识。由此至少可以看出如下几点：(1)科学技术本身具有巨大的潜在的生产能量和市场拓展能量；(2)科学技术加资本对科技的生产能量和市场拓展能量有富集作用；(3)利益冲动之下的科技加资本具有掠夺性；(4)科学技术加资本在市场中能够赢取极大的竞争优势。有鉴于国家、地区、企业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属于利益关系，党政领导干部为了国家、地区、企业的利益，就不能不具备强烈的科技意识，不能不做好科技与资本嫁接的工作，不能不重视国内和国际间的科学技术竞争、资本竞争和科技加资本的竞争，不能不防范国际资本加科技乘我改革开放之机对我实施掠夺。党政领导干部重视科学技术的另一个理由是，发展经济，直接造福于本国、本地区、本企业的人民和职工。上述两个方面，注定了参与、驾驭科技及其活动的意识和能力，也必须成为党政领导干部现代化素质的构成因素之一。

　　但是，党政领导干部毕竟不是科学技术工作者、企业家或商人，没有可能和必要掌握那么专深的科学理论或技术。对于这些对国家科学技术资源具有直接或间接支配权的党政领导干部而言，主要是要具有重视科学技术的意识，嫁接科技与资本的能力，在市场中运用科技赢取竞争优势的方略、方法、技能和经验。实践证明，党政领导干部能否具备良好的科技素质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至为关键。一般而言，党政领导干部的科技素质的包括：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有正确、全面、深刻的认识，从而具备高度重视科技的观念；对国家发展科技、保护科技、应用科技成果的政策有系统的学习、掌握，从而积累丰富的执行科技政策的经验；对前沿科学技术及其可能产生的经济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有基本的了解，从而具有一定预测国家未来发展趋势的能力和习惯。

　　综上所述，文化、经济、科技三因素及其三位一体的交叉关系，向党政领导干部素质的现代化建设提出了如下的难题：(1)面对现实的挑战，中国人要实现兴国的伟大目标，必须在数千年文明的基础上，创造完全属于本民族的、适应现代发展的综合型的新文化。为此，党政领导干部需要弄清楚悟性文化、契约文化各自的特点，在规则决定论、谋略决定论、规则谋略结合论之间做出自己的抉择，既不应因崇尚中国传统谋略而拒绝接受西方文化中的合理因子，也不必因崇尚规则而忽略了实事求是和灵活性。(2)面对现实的挑战，中国人要实现经济的长足发展，必须拥有成千上万的能够领导经济建设的人才。为此，领导干部需要弄清楚当代经济的主要特点及基本发展趋向，在外行管理经济、专家管理经济、复合型领导管理经济之间做出选择，既不可以安心于只管党政不懂经济、不过问经济，也不应以只懂理论或技术的专家（学者）领导经济。(3)面对现实的挑战，中国人要不断提升综合国力的水平，必须在以巨额教育资金大力培养高级科学技术人才，创造领先世界科技成果和尽快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三个方面下功夫。为此，党政领导干部需要具备战略思维和世界眼光，确实相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重视科技与重视“政绩”之间做出恰当的选择，切不可以对科学技术“讲起来重要，做起来不重要”，或者态度虽然正确，但缺乏驾驭科技发展、科技成果转化以及以科技成果作为资本创造竞争优势的能力。

　　三、从未来发展基因看21世纪中国党政领导干部素质模式的构成

　　改革开放20余年来，中国的进步举世瞩目。在笔者看来，“法治国家”的概念于1998年被写入宪法，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了“法治—理性整合时期”。从一定意义上讲，未来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法治是基础。因为法律能够以理性调节冲突，以稳定保证政治连续，以公正维护政府权威，以规则保护市场经济。此外，推行法治，国家还可以使精神、政治、利益、科技等治国因素能够依托法治组成复合体，从而创造出足以战胜任何现实挑战的综合竞争力。假如我们能够全面、正确地贯彻法治精神（即以法的精神承认秩序的重要，反对无政府状态；坚持法的普遍性，反对特权；使立法和司法体现社会公正；制约官员使其不敢为恶），公开、公正地贯彻利益原则，兼用党政机制、市场机制、伦理机制、公益活动、冲突调节5种手段处理利益关系，肯定并发挥精神特有的积极作用，以政治控制把握国家战略发展方向，重视科技的发展及其成果的转化，那么，中国的持续发展便可以实现。

　　但事实上，法治国家的概念至今许多党政干部并不真正理解。比如将“法治国家”与“法制国家”相等同。其实，法制国家与法治国家的区别十分明显：前者以法治官、治民，但最高统治者及某些特权人物却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和制裁，后者则将一切行为主体视作治理对象，即使达官贵人也不例外；前者的法律目标基本上是维护统治秩序，法律的社会公正性是微不足道的，后者认为法律亦分为善法和恶法（以是否保障公民之权利和维护人性之尊严为判别标准），断定执行恶法不是法治国家；前者的立法、司法者均为最高统治者的御用工具，官员的意志高于法律，后者主张司法独立，法院的审判工作只尊重事实和法律，司法虽然不可以随意干扰行政，但对行政有监督权。一句话，法治国家的要义首先在于治官，其理论根据有两点。第一，在强者与弱者之间创造平等说理的条件。现今世界，已没有任何政府否认“权力在民”这一理念，然而民之权力通常是经委托形式交由政府及其官员负责行使的。这样，手中握有公共权力的政府及其官员，相对于手中没有公共权力的普通民众便成了强者。所以，当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或官员与公民发生冲突时，为了创造强者与弱者平等对话和充分说理的氛围，做到依据公正原则解决问题，首先约束强者是理所当然的。第二，制止政府及其官员对公共权力的劣向行使。有学者说过，“人从动物转化而来这一事实本身，注定了人永远的具有兽性”。官员既然为人自然也就具有兽性的一面。但官员手握权力，一旦对权力劣向行使，其导致的破坏作用将因权力而被放大。因此，法律的根本意义在于使坏的官员不敢为坏，并进而使坏的官员转变成好的官员。很显然，上述误解的纠正，是党政干部确立法治国家观念的突破口，也是构建其素质模式时需要特别认真研究的问题。

　　未来的或者说正在建设中的法治国家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素质要求，是多方面和高水平的。如崇尚学习，练达成才；崇尚公平，乐于竞争；崇尚科学，善用智慧；崇尚规则，刚柔有致；崇尚平等，正和博弈；崇尚真实，善恶分明等。不过现实的问题在于，不是所有的党政领导干部都具有这一层次的认识。有的实际上只崇尚权力，甚至更想成为自己所在单位或部门的“皇帝”；有的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法律只当作随心所欲的障碍，不肯接受法治国家的要义首先在于制约政府和官员；有的千方百计地嫁接党政规则和市场规则，以求在党政工作市场运做，或者市场活动官场运做的过程中实现私欲；有的不懂得法律优位，以为“红头文件”高于法律，领导者的意志比“红头文件”更管用；有的不懂得法律保留，以为无论哪一级的决定，只要出自“党委”或者“人大”就一定合法；有的认为政策的制定目的多在目标的实现，完全没有或很少有关于实现手段的法律性规定；有的不确切知道诚实信用的内涵（要求法的明确、政府行为的可预测、法不溯既往、承诺践行和惯例遵循）及其价值和力量，把严肃的党政工作理解为随心用权或者玩弄权术的活动。上述种种，不仅直接亵渎了法治精神，破坏了法治国家的基础，而且从根本上毁掉了由法治因素与精神因素、利益因素、政治因素和科技因素彼此协调形成领导干部素质模式的前提。这些错误认识或者习惯，既是错误法治论、政治论、精神论、利益论的现实表现，又为它们的存在保留了得以繁衍的土壤。可见，在开列党政领导干部培训菜单之前，首先确定党政领导干部素质模式是完全必要的。

　　总之，基于对历史、现实的分析和未来的展望，21世纪党政领导干部素质模式的构建应基于如下认识：法治国家是基础，经济建设是中心，利益实现是动力，党政活动是方向盘，文化精神是灵魂，科学技术是保证。另外，鉴于国家之大，地域之广，行业和组织层级差异之悬殊，应该容许党政干部培训部门运用法治、经济、利益、政治、文化、科技共6种因素，以不同配额开列培训菜单。但与此同时，应该杜绝对其中任何一种因素在素质模式中地位和功能的更改，杜绝对任何一种因素的取消或使其名存实亡。当然，党政领导干部素质的培训仅仅是一种学习教育，实现党政领导干部素质的真正提高还必须借助于良好的体制和机制，借助于法律和纪律的约束及制裁，借助于长时间的实际工作磨练，借助于民主和舆论的有效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