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之下硬核

　 碎片之下的硬核

　内容提要 作为一部典型的后现代作品，巴塞尔姆的小说《玻璃山》以其荒诞破碎的形式做出一个拒绝阐释的姿态。但本文认为小说中无名的“我”登爬玻璃山寻找“美丽的着了魔的象征”的形象和过程，正是该作品阐释空间的核心所在。作品极简的叙事形式和语言虽然对应了一个人文精神日渐式微，真理崇高被不断消解的迷混时代，但在其碎片化的背后仍坚守着后现代知识分子对理想的执着，凸显了西方知识分子传统的独立精神和对真理永不放弃的追问。

　　关键词：巴塞尔姆《玻璃山》知识分子传统真理

　　作者牛建伟，丽水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叶蔚芳，丽水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丽水323000）

　　尽管身处二十一世纪的人们被告知已进入后现代社会，“后现代”在当前仍是个言人人殊的概念。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的宏大叙事已破产的观点一度是后现代的代言辞：“叙事作用正失去它的功能，它的高大的主人公，它的惊心动魄的险境，它的伟大的航程和宏伟的目标。叙事正被肢解散落到到语言各要素的迷雾中……在元叙事之后，叙事的合法性将存何处？”①一时间，众人惊呼后现代的碎片化的语言游戏将取代解放和启蒙所创立的理想、真理、自由等传统人文精神中的核心概念。但萨义德（Edward W. Said）在其《知识分子论》对此提出针锋相对的观点：“我一直认为利奥塔和他的追随者是在承认自己的怠惰无能，甚至可能是冷漠，而不是正确评估即使在后现代主义的情况下，知识分子仍然有许许多多的机会。”②理论家们的争辩难分伯仲，但小说家们以其独特的创作给甚嚣尘上的后现代争论拓开了一个无言的阐释空间。著名美国后现代作家唐纳德?巴塞尔姆(Donald Barthelme)写于1961年的短篇《玻璃山》在文本形式上似乎也正应和了后现代“宏大解体”一说。宣称“碎片是我唯一信任的唯一形式”的巴塞尔姆在《玻璃山》中以断裂迷离、貌似疯狂的文本创作了与温馨快乐的传统童话截然相反的后现代小说。《玻璃山》作为显文本似乎在宣称，在后现代的语境里，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已烟消云散了。国内学者对这一文本的解读也围绕着“嘲讽”“颠覆”，“狂欢”“解构”等关键词展开。总之，现有的研究几乎是一边倒地认为该文本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对传统的打击和破坏，表达了后现代在狂欢的硝烟中对真理和价值的否定。

　　然而，笔者认为该文本在漂浮的后现代碎片下构建的仍然是西方知识分子对传统的人文价值的追念和向往。正如保罗?德?曼(Paul de Man) 所言：“文本中总有一个声音，它宣称自己代表了某种忠实再现现实的结构，而且说建立在这个结构之上的文本是可靠的；可是，凡是文本，它的内部又必定包含着某个亚结构，后者将会颠覆破坏上述声音的权威性。”③巴塞尔姆自己也曾写道，“我们喜欢这样的书，它仍含有大量的糟粕，表面上这种物质并不完全与主题有关(或根本无关)，但细看却能提供某种关于事实真相的感觉。”④该述说虽不直接针对《玻璃山》的创作，但作者心声的袒露仍有助我们接近其创作的作品。本文将尝试从文本所展示的外在客观环境和主人公“我”的主体行为来寻找这种“感觉”，接近遮蔽在《玻璃山》下的“事实真相”。

　　作为一个后现代语境下知识分子的形象，《玻璃山》中孤独登山的“我”所表现的批判质疑的探索精神，在日益走向分裂的后现代社会是令人难忘的。尽管人们可以尽情保持对种种“无深度、无中心化、无根据、自我指向的、游戏的、模拟的、折衷主义、多元主义艺术”⑤的巨大的热情，但“精神真正功劳在于对于物化的否定。……实用化的思想失去了其扬弃的特征，进而也失去了与真理之间的联系。”⑥我们从《玻璃山》的文本中读出的正是身处不断被物化和被消费的时代，一位孤独者对精神的追求和对信仰的坚守。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牛建伟叶蔚芳：碎片之下的硬核――《玻璃山》后现代知识分子形象的解读

　　一、现实环境的惨淡悲凉

　　在形式上，《玻璃山》戏仿传统叙事诗的排列和节奏，恰好由一百句长短不一的句子构成。但小说开篇的语言全无传统诗歌的激情和典雅，反倒类似粗通英语者的信手涂鸦。

　　我正试图爬上那座玻璃山。（第1句）

　　这座玻璃山矗立在十三街和第八大街的街角。（第2句）

　　我已登上山坡的下段。（第3句）

　　这种极简化的写作风格，预示着文本中的后现代世界将如同其语言本身一样贫瘠破碎。后现代碎片化趋势使得人类集体性无情消退，人类日益趋向于自我中心和自我专注。情感的割裂枯竭使本可传达饱满激情的语言日渐贫乏干瘪。这不由让人想到詹明信的那句话：“事实上，‘现代’的后来者在他们的创作过程中，早就把生活中无数卑微的细碎一一混进他们切身所处的文化经验里，使那破碎的生活片段成为后现代文化的基本材料，成为后现代经验不可分割的部分。”⑦小说开头陈述了一些有悖日常想象的信息。首先，“我”要攀登的是一座寸草不长，冰冷坚硬的玻璃山，此山位于人声鼎沸的“十三街和第八大街的街角”，类似“美仑美奂、庞大无比的办公楼”。这样的方位布局排除了任何传统文学中人与自然相知相融的温情。其次，站在沾满狗粪的人行道上看“我”登山的熟人给“我”的不是依依惜别，而是串串恶语。他们带着毫无来由的仇恨嘲笑咒骂“我”，内心还盘算如何在“我”摔死后瓜分我的钱财和公寓。甚至有些人已迫不及待地在堆满尸体的山脚来回搜索，收集“戒指、钱包、怀表、贵妇人送的礼物”，而对垂死者的呻吟充耳不闻。面对如此凶恶残酷的环境，孤独攀登的“我”悲凉绝望，脑海里不断闪过一些来自《文学术语词典》、桂冠诗人、心理学家、政治家等的名人哲言以期为世界找到的注释。这些名言的引用可看出“我”的学究气，也表明“我”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博闻忧思。其中第66句反讽式地引用了法国前总统皮蓬杜(Georges Jean Raymond Pompidou)的名言“多亏每个人都有自信的智慧，镇静才得以统治这个国家。”但紧随其后的69和70句是触目惊心的邪恶。“我的那些相识正在撬下那些还没死透的骑士的金牙。”“街头有些人用一副略微恐慌的外表掩饰起他们内心的平静。”同类相残，谋财害命，但肇事者的内心却平静自在，反用外表的惊慌来表明他们的无辜。按常理，人往往会用外在的平静掩饰内心的慌乱，但巴塞尔姆反其道行之，写出人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居然故作天真慌乱来掩盖他们的歹毒残忍，如此扭曲的人性何尝不是更令人齿寒！据史料记载，二战纳粹集中营中，法西斯暴徒会从奄奄一息的犹太人口中撬下金牙占为己有。巴塞尔姆用相同的历史细节隐喻后现代语境下人性的残暴和狡诈，可谓入木三分！对法西斯的暴行，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曾痛心疾首写到“在荷马笔下，人类只是奥林匹斯山上众神的关照对象，而现在，人类成了自己的关照对象。人类自身异化已经如此严重，以至于人类将自己的毁灭作为最高级的审美享受来经历。”⑧历史虽翻过一页，但《玻璃山》中，人类的兽性居然又在现代都市中出笼，没有炮火硝烟焚尸炉，没有嗜血成性的纳粹魔头，而是“我”身边相识的街坊邻居，是生活在后现代的所谓文明人。但此时此地确确实实重复着那场惨绝人寰大屠杀中的暴行。人性会随着物质的丰富，科技的发展而同时进步吗？身处后现代的氛围中的作家对人性的拷问和人类前途的担忧跃然纸上。

　　《玻璃山》中，人类不仅同类相残，人类同样也肆虐摧残他们的生存环境。文本中的都市环境是阴冷惨淡的：第8、9、54句反复强调“我”攀登途中感觉“寒风刺骨！”，越往上，越冷。全文行将结束处，“我”终于看到苦苦寻觅的宫殿，但它全无想象中的辉煌灿烂，“在惨淡的月光中看上去像盏光线暗淡的灯。”唯一出现亮色的是在96句，“就在这关头，一扇门开了，我看到一片满是鲜花和树木的庭院。”这绿荫遍地，鲜花绽放的庭院，本是人类曾有的家园，但现在却是大门紧闭，众生只居住在“门”外荒凉的“水泥森林”。人何以会被拒之门外？究其原因是人自己造成的。第31句，“我”在玻璃山上看到有人被逮捕，“……一行榆树给腰斩了，倒在那些大众牌和英勇牌汽车之间。”象征着现代工业高歌猛进的汽车充斥都市的每个角落，它们虽满足了人类对速度的疯狂嗜好，却时时刻刻在吞噬资源，排放毒气。不管它们被贴上什么诸如“大众”，“英勇”之类堂皇的商标，它在小说语境里始终与丑陋为伍。被锯断的榆树的截面在文本中被称为“白色的肉”（white meat），作家选择描写动物的词汇来描写被锯断的榆树，感同身受且意味深长。人类凭借高科技手段满足自身形形色色的感官需求，但殊不知他们是踩着居住星球淌血的伤口和星球邻居们累累的尸骨走进自己狂欢的厅堂。所有这些文本信息都告诉读者“自大的人类亵渎神灵，失去信仰，放逐崇高，正在成为一个精神无所皈依，失去终极关怀的精神流浪者。”⑨巴塞尔姆之所以尖锐地呈现这样一个审美理想被解构殆尽的反乌托邦世界，在于警示世人，“放弃对一个正义社会的想象，要比欺骗坏得多，默许当代世界这惊人的混乱局面也是如此。”⑩

　二、求索者的孤独纯真

　　后现代碎片化使得人类灵魂窒息，对他人丧失敏感性，从而导致人心的疏远和自然的荒芜。在这种举世昏然的环境下，集体的觉醒已经不可能，因而文本的后半部转向“我”孤独的攀登之旅。巴塞尔姆对文本中“我”的定位是一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为了找寻“有多层涵义的象征”，独自攀登在玻璃山上的后现代知识分子。基于现实的冷酷荒漠，作家索性以一个彻底荒诞的脚绑钉鞋，手执橡皮吸碗的登山者的形象，作为后现代知识分子自嘲像。

　　鲍曼(Zygumnt Bauman)曾将知识分子分为总体性的（universal）和局部性的（partial）两种。后者称为专家，而唯有总体性的才能被冠以“知识分子”的称呼。总体性知识分子意味着对自身身份局限的超越和对自身利益之外事物的关怀，并能参与对真理，判断和时代趣味等一些普遍性问题的探讨。用鲍曼自己的话说，知识分子必须拥有对社会进行质疑和批判的能力。“知识分子必须在救赎的思考中，介入更广阔的社会领域，从而推广真正的民主……知识分子的任务是使这些价值观重新得以实现。”无独有偶，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具有一种独特性，即知识分子与真理相关。他也将知识分子分为“普遍的知识分子”和“特殊知识分子”。前者的典型代表是作家和法学家，他们代表了人类的思想和良心，是意义和价值的承担者。后者的典型则是专家和学者。然而布厄迪（Pierre Bourdieu）却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个摇摆的“二维人”。一方面，他必须属于一个自足的知识界（一个场），并且要独立于政治，经济，宗教等权利群体；但另一方面，他又需要在知识场行动的某种政治能力，甚至宗教权威，而这些能力与权威却不是知识场能给予的。知识分子的这种矛盾性，不断地在知识场的演进中反复出现，因而这一群体总是在干预现实或退守象牙塔之间进退为难。

　　《玻璃山》呈现的是一个道德空间被严重侵蚀了的碎片化世界，它使追求信仰的人生活得艰难而且没有报偿。因此，确切地说巴塞尔姆创造的“我”更接近鲍曼。福柯的“普遍的知识分子”，属于传统的坚守象牙塔的“一维”知识分子，他只专注于人类的思想和良知，而不是布厄迪式的进退两难，名利兼顾的的专家型或学者型的“二维”知识分子。众所周知，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是后现代社会的显著表征之一，但多元和相对并不意味着生活在后现代的知识分子一定要弃传统如敝履，视崇高为仇敌，大有不将真理消解誓不罢休之势。实际上后现代的各种纷争均源于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但人类作为一个种群难道没有共通之处？共居地球的人类难道就没有普遍认同的价值观？《玻璃山》中的“我”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他向着山顶“金色的象征”始终如一的攀登表明“我”对人类普世价值的执著追求。在浓重的后现代氛围中，“我”孤身一人手执简陋装备去登爬玻璃山虽不合时宜，但勇气犹在；虽饱受辱骂，决心可表。因为“我”确信自己有个好理由：

　　要爬上这玻璃山，首先得有个好理由。（第44句）

　　没人曾为了科学爬过这座山，或者为了名望，或者因为这山是种挑战。（第45句）

　　这些都不是好理由。（第46句）

　　然而好理由是有的。（第47句）

　　“我”登山不是为了科学，不是为了名利，更不是为了征服挑战，只是为了“山顶上有一座纯金的城堡，在城堡高塔中的一间房内坐着……一个美丽的着了魔的象征。”这里，我们注意到巴塞尔姆提及攀登理由时将百年来被西方奉若神明的“科学”及世俗的“名望”一并否定，并指出作为工具理性的科学是无法担当探求“象征”的重担。《玻璃山》中“纯金城堡”的意向沿用了西方文学传统中以纯金象征纯美的永恒世界，以此对应山脚下钢铁时代的滔天浊浪。攀登者是为了解救这个城堡中“美丽的象征”而来，因为他相信该“象征”蕴含的力量能救赎山下已近末日的世界。

　　那么反复萦绕在“我”脑中的“象征”究竟是什么？这是小说中最吸引人的谜团。第59、60句告诉我们，该象征是能够支撑一个“更为坚强的自我”，那它应是来自精神层面的力量。《玻璃山》中来自《文学术语词典》对“象征”的探讨也证明这一点。

　　习惯使用的象征……又是能激起深沉的情感的，并被认为具有一些超出只有眼睛才能看到的事物的属性。”（第71句）

　　这种“超出只有眼睛才能看到的事物的属性”就进一步指出“象征”绝不是仅仅停留于感官层面，而是能联系人文情感的一种更为深沉力量。更确切地说，这种精神力量仍可归于传统人文精神中对于信仰和真理的坚守。它传递的力量使我“更为坚强”，否则茕茕孑立的“我”在孤寂荒凉的后现代玻璃山上是难以独立前行的。藏着“象征”的金色城堡从未向世人展露它的真面容，它只在云端露出一角召唤勇者攀登，这对应着传统知识分子心目中来自永恒的彼岸真理的召唤。终极真理人类虽永难企及，但攀登者在追求它的过程中升华精神，并能越来越接近崇高和理想。“我”没有因山顶的云遮雾挡而陷入虚无彷徨，仍苦心孤诣坚守仰望的方向，执着地向着它前行。巴塞尔姆在第20、21、22、42、43、52、53、68、77、90句中以几乎相同的句式写到“我”手拿橡皮泵在玻璃山攀登的具体动作，这十句总是围绕“一步一换泵”的单调动作展开。这种对机械动作的反复描写与其说是显示攀登者“我”的举步维艰，不如说是表明作家本人对后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深刻关注和哀怜：文本中的“我”不得不抄起清理马桶的橡皮吸碗去寻找“美丽的象征”！隐含在这荒唐形象背后的无奈和悲哀在文本的73~76句终于沉郁爆发。一位身披甲胄的骑士如幽灵般溜过“我”身边，斜瞥一眼，说了声“死亡”。虽作者对他没再着笔墨，但骑士的木然和委顿表明他的生命表象已被“死亡”吸噬殆尽，唯剩一点生物本能。因此该骑士攀爬失败后除了给同类发出一个死亡信号，没有更多的表示。人类几千年的进化到了后现代的语境衰弱如许，这种绝望除了“死亡”还能如何表达呢？在这一词语面前，人类所有撕心裂肺的哭喊，所有呼天抢地的悲号、所有铿锵悲情的怒吼、所有披肝沥胆的呼告都哑然无声，褪变为无边无际的惨淡消亡。

　　但“我”不是那位骑士，“我”没有消亡，也没有退缩，依然手持橡皮吸碗朝那座梦中的纯金城堡攀爬。

　　三、攀登者的追问思索

　　希尔斯（Edward Shils）曾这样界定知识分子：“在每个社会中都有少数人比周围人更具有探索精神，更希望超越当下生活的具体情境，希望经常接触到更广泛，在时空上更具有久远意义的象征。……穿越当下具体经验之屏幕的这种内在需求，表示了每个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存在。”《玻璃山》中“我”对山顶“象征”的追寻表明“我”对于神圣的事物和宇宙的本质非比寻常的敏感，并有决心将它付诸行动。文本第87句是整个攀爬进程的转折点。作者引用了英国前桂冠诗人约翰-梅斯菲尔德（John Masefield）的警句：“在有些国家，他的（人的）想象力若能认真实践，生活将展示更可爱的活力。”该引语道出了文中一个隐含的观点：后现代不全是玩世不恭的文字游戏，后现代依然呼唤真诚诗人的真诚话语，后现代同样需要传统诗歌的“想象力”给生活注入信心和勇气。因而之前“我”虽对山顶的鹰一直心存畏惧，在诗人话语引用之后“我”就勇敢地让“老鹰将他尖利的爪子扎进我细嫩的肉里。”小说的最后四句“我”终于登上山顶，那个“美丽的着了魔的象征”终于将展开它裹了一层又一层的神秘内容。

　　但出人意外，当“我”触碰到“象征”时，“它只不过变成了一位美丽的公主”。“only”在此表明“我”的不屑，失望，和愤怒。虽然传统童话里英俊骑士和美丽公主历尽劫难之后总是永结同心，但“我”作为攀登者一心追求的是“象征”，是来自真理的永恒力量。一位凡胎俗子，尽管高贵美丽，怎堪比“象征”的普世能力？况且文本第56句的引用了奥地利已故心理学家安东?爱伦支威格的预言“出于性本能而对现实感兴趣的衰退最近已告一段落”。换言之，人类的性本能“最近”又日趋活跃。此话也暗指“公主”在《玻璃山》语境中是肉欲的化身。众所周知，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社会进入消费时代，欲壑难填反倒成为消费社会的合法基础。因而与身体消费密切相关的的性欲自然就成为消费社会的主旋律。“一切给人消费的东西都染上了性暴露癖。”鲍德里亚也说“消费成了当代社会的道德，它摧毁了人类的基础，破坏西方文化的追求的平衡和和谐，破坏自希腊以来在神话和逻辑话语世界之间的平衡。”后现代社会愈演愈烈的消费刺激带给人类的是饮鸩止渴般的心灵焦灼和异化。《玻璃山》的结尾对此给予了强烈的印证。“我”满心以为找到了有多层意义的“象征”――真理的力量，却事与愿违将肉欲化身从长期的禁锢中释放。惊怒之余，“我”将“美丽的公主”扔下山去，因为山下人声鼎沸的欲海才是这欲望化身该去之地，而贪婪愚妄的人类当然是欢呼欲望图腾的归来，这也就是99句“我”无不调侃地认为“他们是可以信任的，会好好对付她”的理由了。

　小说结尾句写到“鹰也看来不大讲得通，根本不是这样，任何时候都不是。”短短一行，三个标点、三个断句、三个否定，传达出“我”历尽千辛之后的彻底的幻灭。这里的悲观之情是不言而喻的。但仅仅是悲观幻灭吗？我们不妨可作进一步的解读。首先，作者否定的是“鹰”，正是它驮“我”离开玻璃山顶到达想象中的彼岸世界――“纯净城堡”。其次，这一句中的“鹰”又不是指刚才驮他的那只，因为文本中出现的是复数形式“eagles”。可以说作者否定的是“鹰”所象征的人类目前已知的所能企及的一切探索真理、实现理想的方法手段。“plausible”的英文的意味是貌似真实可信，实际虚假欺骗。就像“我”本以为“鹰”会到真理之地，最终却是肉欲之乡；同样，“我”本想在纯金城堡里找到“象征”，可最终却将人欲图腾抛回人间。这不能不说是对知识精英们的探索行为的质疑和嘲讽。“根本不是这样，任何时候都不是”。巴塞尔姆以彻底否定的姿态警示探索者的使命远未完成。因为玻璃山下，人性还是如此残酷冷漠，真理离这世界还很遥远。因而，此处的三声否定不是颓废虚无，绝望放弃，而是重申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内在核心――怀疑批判的独立精神。既然“任何时候都不是如此”，那么筚路蓝缕、栉风沐雨或许注定就是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永恒的特写。至此作家蕴藏在文本之中的那颗“文学心”――文学对天道人心的呼唤，对匡正驱邪的担当得到有力的彰显。

　　追本溯源，正因为传统文学的成果被庸俗化、体制化后才出现后现代主义的文学，后现代作家唯有诉诸于不断更新来保持它的探索锋芒。“后现代派文学正是靠了这种文化立场才恢复了……现代派被磨钝了的批判锋芒。它试图在消费文化的狂潮中坚持文化价值。这种坚持是艰苦的，但谁能说是没有必要的呢？”迪克斯坦在评价美国六十年代实验小说的状况时认为，当一些同时代作家竭力抛弃个人的经历而热烈追求技巧革新时，巴塞尔姆却突破束缚进入新的感情领域。“他并没有重新进行直接的感情陈述或描写个人心理，而学会了写这样一种寓言：它们所包含的讽刺不仅没有窒息我们的感情，反而对我们的感情提出了更加复杂的要求。”巴塞尔姆在《玻璃山》中塑造的后现代知识分子“我”看似荒诞机械、荒唐可笑。但“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刻意表现生存处境的荒唐可悲：外部世界一片混乱，人的努力徒劳无功。……他们幽默滑稽的笑，实际上是一种悲切的哭泣。”文本“我”的形象传递的正是这样的哭声。

　　《玻璃山》以破碎的形式对应一个无情的破碎的世界，但其内容绝不是破碎颓废的子虚乌有。文中“我”忍辱负重，独自攀登的悲凉形象正是传统人文精神在后现代语境的延续。文本对人性“恶”的揭露和碎片化世界的展示，是为了将人从醉生梦死中震醒，告诉他们世界脱轨，黑暗降临，字里行间充满着西方知识分子对理想的执着和对真理的虔诚。因此后现代的知识分子“绝不是一群唯恐天下不乱的造反派，更不是一群虚无主义者”，他们是人类的守夜人，在漫漫的黑夜里依然不依不饶守护着人类的良心，思考着、呼吁着、坚守着他们对人类命运和彼岸真理永不瞑目的关注和忧虑。

　　注释：

　　①Lyotard, Jean-Franois，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Geoffrey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

　　②爱德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2页。

　　③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3页。

　　④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19、223页。

　　⑤⑩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3页。

　　⑥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段》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⑦弗雷德里克?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24-425页。

　　⑧瓦尔特?本雅明：《经验与贫乏》，百花文艺1999年版，第288-289页。

　　⑨王立、沈传河、岳庆云：《生态美学视野中的中外文学作品》，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2页。

　　齐格蒙特?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

　　郑莉：《理解鲍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5页。

　　Bourdieu, Pierre，“Universal Corporatism: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s in the Modern World”，Poetics Today ，1991, 12（4）：655-669.

　　Shils, Edward.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wers: Some Perspective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Comparative Studie in Society and History，1958(1)：5-22.

　　蒋道超：《消费社会》，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666-667、664页。

　　赵毅衡：《后现代派小说的判断标准》，外国文学评论1993年第4期，第19页。

　　库尔特?冯内古特：《时震》，虞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塔姆辛?斯巴格：《福柯与酷儿理论》，赵玉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责任编辑刘洋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