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移民小说中的文化记忆] 四川移民集体记忆的家乡是哪里

　　摘要：在国外寻找自我认同的过程中，新移民作家不断反观记忆中的“文革”、“裹小脚”等现象，文化记忆在海外新生活中引起了冲突与对立，促使冲突双方在自我反省的同时，也对某些重要的文化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通过文化的跨域书写，新移民作家试图构建一个史诗性的网络，承担自己的历史责任，同时提醒人们：过去的东西将会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并对东西方文化与历史的进程产生影响。
　　关键词：新移民小说；文化记忆；“裹小脚”；“文革”记忆；跨域书写
　　Abstract：Over the course of their search for identity in the foreign country，the new immigrant writers repeatedly reflected upon such past social and cultural phenomena as“cultural revolution”and“foot-binding”，the memories of which constantly came into conflict with their real lives and aroused their self-examination.They devoted such transnational writing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twork of epic narratives to fulfill their historical mission，and what is more，to remind us that what in past is not past yet but will remain permanently in our memory and impact on our perspectives of western and eastern cultures and histories.
　　Key words：new immigrant writing，cultural memory，foot-binding，memory of the“cultural revolution”，transnational writing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I006-0677（2009）3-0047-07
　　
　　移民，在人类历史上是一种比较重要的社会历史与文化传播现象，因此，伴随着移民而发生的“文化记忆”问题，也应当引起人们的关注。由于特殊的时代与社会原因，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发生了大批民众移居海外的事件，他们在“青春作伴好离乡”（陈瑞琳：《青春作伴好离乡》）的年龄，带着梦想走出国门，离开自己所熟悉的文化环境，到达一个陌生的国度。新移民们这种边缘的身份与无根的漂泊，使得他们重新思考自己的过去与现在，多数人只有将中国传统的“落叶归根”观念转变为“落地生根”的观念，以求得更好地生存。相比较于汤亭亭、谭恩美等第二代华裔作家，总是持一种质疑传统文化的态度――“我想到中国去看看这帮人，弄清楚什么是真的，什么是骗人的。”“中国五千年的传统究竟是怎么保存下来的？”而新移民作家与此却有很大不同。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直接认识，甚至有着深刻的体会：他们不质疑中国文化传统的真实性，曾经的人生体验就直接展现在自己的作品里；在ABC（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华裔）们那里，其来源多半是来自于父母们真真假假的讲述。文学创作本质上是一种想象与虚构，是通过艺术想象对所占有素材的艺术再创造。如果说，华裔作家主要是通过文化想象（间接获得）来描写中国的话，新移民作家则往往是通过文化记忆来表现曾经的中国；如果说，华裔作家更多的是在父母回忆录基础上的艺术想象，那么，新移民作家则主要是通过回忆过去进行文学写作的。虽然两者都同样是虚构，但“文化记忆”的直接来源与跨时空自然延续，为新移民作家审视两种文化传统以及个人生活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一
　　
　　同样对“文革”的描写，在华裔小说家汤亭亭的小说中，多半表现为从中国大陆寄来的一封封长信讲述“红色中国”的恐怖、亲人们所遭受的饥饿以及在特殊时期所受到的迫害。他们对“红色恐怖”只是一种半信半疑：“我想在不久的将来到中国去，看看是谁在说谎，共产党说每个人都有饭吃，都有工作做，亲戚们却来信说他们连买盐的钱都没有。”而在新移民小说中则是另一番景象。他们刚刚经历过十年“文革”，“红卫兵”、“知青下乡”、“破四旧”等重大事件都曾经亲历，“文革”记忆是那样独到而深刻、切实而清晰。“文革”结束，一浪高过一浪的“反思文学”应运而生；新移民远离故土来到异乡的土地，刻在身上的那些活生生的记忆，会不会对他们产生影响，又将如何面对？随着他们的漂洋过海，它们将淡出人们的视线，还是会以某种方式保留下来？新移民小说中的“文化记忆”，对于后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具有什么样的意义？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
　　哈金长篇小说《等待》中的故事，发生在“文革”期间。故事的缘起，是当时有关离婚的荒唐规定：部队官兵只有在与妻子分居18年之后，才可以向组织上提出离婚。正是这个规定，规定死了主人公孔林的个人生活，使得孔林为了“等待”而等待：“只有分居十八年后，部队干部才可以不经妻子同意，单方面离婚”。为此，孔林变得那样的冷漠与麻木；即使在“文革”结束以后，当禁止两个异性走出院墙外这样的规定自动失效之后，孔林还是感到自己和吴曼娜之间存在一片巨大的阴影，“周围仍然有一道无形的墙”。人们的精神生活是那样的封闭与单一，即使是大胆寻求出路的吴曼娜，也毫无办法。对于孔林来说，人生就变成了无尽的“等待”；而当“等待”行将自动结束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真实的人生历程，其实只是为了“等待”而等待。正是因此，这个故事以及几个主人公才变得越来越沉默，世界才如此的荒谬，人生才如此的荒诞。
　　在戴思杰小说《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中，只有17岁的少年戴思杰被下放到了四川雅安一个偏远乡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及同伴身上发生一个又一个可笑事件。表面上看来神圣不可侵犯的语言，往往成为种种戏谑性的笑话：“莫扎特奏鸣曲”的名字，被重新命名为“莫扎特想念毛主席”。村长附和道：“莫扎特永远想念毛主席”，把原本没有任何关系的“莫扎特”和“毛主席”，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当时流传的一首曲子叫“列宁在1918的天鹅湖”，显然是人们在无可奈何境遇中进行“改编”的结果。当人们在看到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的画像时，众人猜测道：“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到法国作家福楼拜。这些细节对华裔小说家来说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们没有关于中国大陆生活的直接体验，看到的只是家人的传说，听到的只是亲戚的来信，无法体验让人忍俊不禁的笑与痛苦不堪的哭。那种种文化上的落后与愚昧、政治上的坚定与盲目在村民们身上却形成了鲜明对比，成为世所少有的人性扭曲。正是因为文化上的种种禁止，才使得巴尔扎克对当年的小裁缝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终于改变了她的观念。
　　新移民小说往往重新展示当年的生活，以回忆的方式呈现人生的体验。哈金以第三人称描写了那个年代荒唐的规定，以及一个个麻木的灵魂；戴思杰描写了“文革”时期的中国对西方文化的种种封杀；严歌苓在《第九个寡妇》中以王葡萄为主线，反映了“文革”中人物命运的沉与浮。昆德拉在论及移民作家所面临的艺术问题时，曾经这样说过：“生命中数量相等的一大段时光对青年时代与成年时代所具有的分量是不同的。如果说，成人时代对于生活以及对于创作都是最丰富最重要的话，那么，潜意识、记忆力、语言等一切创造的基础则在很早就形成了。”这对于我们理解新移民作家及其小说富有启示意义：的确，“青春作伴好还乡”的忧愁与反思是他们创作的重要来源，“潜意识”、“记忆力”、“语言”等发挥重要作用；而这些近距离（时间距离）与远距离（空间距离）的再现，使人们开始真正反观“文革”时期的个人生活与社会现象。对于已经走出国界的新移民来说，其笔下的“文革”记忆与大陆“反思文学”对于过去的描写，往往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像哈金和戴思杰这样的作家，使用居住国语言（哈金用英语，戴思杰用法语）创作，在外国读者看来，在这些作品中保存的“记忆”，难免带有一些“异国情调”。这种种跨时空距离的文化书写，并非是对西方读者阅读需求的一种迎合，而是对与生俱来的“记忆”的种种反观、反视与反思。因此，新移民作家小说中对于过去记忆的种种描写，就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
　　
　　二
　　
　　记忆的书写，往往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过去与结束。作家书写过去时代的记忆，为我们保留了一份历史；而他们对待记忆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在一些具体的事件中，可以得到生动与深刻的说明。在“裹小脚”这样的现象中，也可以看到其具体的内容与思维的轨迹。在中国历史上，南宋李煜的妃子为了讨好后主自觉采取裹脚的行动，后来，“裹脚”逐渐成为中国女性的一种社会时尚，并为西方人认为是中国妇女身上的“东方情调”之一。从《马可・波罗游记》开始，“裹脚”就被认为是东方女性的典型特征；后来，随着赛珍珠《大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吴女士那双小脚更加深了西方读者对东方女性的刻板印象。
　　《等待》具体描述了“文革”时期北方的中国人，是如何看待小脚女人的。孔林之所以不喜欢家里安排的婚姻，是因为原配妻子淑玉是一个典型的“小脚”夫人――其小脚只有四寸多长，过于畸形，他从来不让她去部队探亲。在女儿出生之后，他就开始与妻子分居；每年夏天从部队回家，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和妻子离婚：开始的时候都还顺利，可是到了最后关头，妻子都会忽然改变主意，并且总是遭到妻弟的反对。1984年7月，孔林的妻弟本生陪着姐姐来到了木基市的部队医院，医生、护士、干部和他们的家属们，都饶有兴味地看着淑玉拐着一双小脚，在医院上下走来走去。孔林因为嫌跟她走在一起实在是丢人现眼，淑玉永远都只是一个人出现。从第一次看到淑玉的小脚开始，孔林就产生一种厌恶之心，周围的人虽然并不产生恶心，但同事们却像看稀有珍品一样观赏着淑玉的小脚，以及她拐着小脚走路的种种姿势。他们对此无比好奇，正是这种好奇，增添了孔林们处境的尴尬。
　　西方对小脚女性又是怎么看的呢？在新移民小说中，严歌苓又一次让东方女子扶桑带着一双小脚飘扬过海，来到美国。少年克里斯之所以爱上沉默的扶桑，就是因为她身上充满着浓郁的东方气息，“你的嫌短嫌宽的脸型只会给人看成东方情调”，虽然扶桑不像“在一八九○年到一九四○年间那个女人，住企李街一百二十九号，靠展览她的三寸金莲挣生计”，但她的小脚还是深深吸引了克里斯，“克里斯的眼睛马上跟到那两只若有若无的脚上，一切关于这只脚的谣传都在他眼前被证实了。真的有如此残颓而俏丽的东西！”扶桑的行走，“这带病痛的步态是他见过的最脆弱娇嫩的东西，每一步都是对残忍的嗔怪，每一步都申诉着残废了的自然。”在异国他乡，小脚女子甚至可以以展览自己的小脚为生。在扶桑身上，克里斯听到的关于小脚的传闻终于得到了证实，“这哪里是人类的足？他们看去更像是鱼类的尾部；最敏感、最容易受伤的生命根梢”，他甚至担心他们会“融化殆尽”。扶桑的一双小脚，展示着她所有的沉默，在怪异的欣赏之外，克里斯像揭秘底一样看着，认为这是中国人的罪证之一，是对天然的一种摧残。受扶桑的影响，克里斯“一生都在反对迫害华人，也反对华人间的相互残害，他成了个中国学者”。可以说，关于“小脚”的文化记忆，深深地影响了克里斯的人生态度。
　　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往往也见证中国女性的“小脚”以及背后所隐藏的人生言行。张翎在小说《羊》中，描写了一位来自美国的神父在中国的生活与心理变化。当神父约翰要给无家可归的中国女性银好洗脚的时候，“银好田鼠似的惊叫了一声，却将脚藏在了凳子底下。约翰过去帮银好脱鞋，突然就愣在了那里。”银好于是紧张地把自己的脚藏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她自己以小脚害羞，当然，更多的是觉得难堪，不好意思让外人看到自己的“小脚”。而约翰，对此的第一反应，则是极为吃惊：“后来他就蹲下身来，撕扯着那些裹脚布。布极长也极脏，污血油垢使它层层相黏。他每扯下一层，空气中就飞起一阵散发着恶臭的灰尘。他偏过脸去，几欲窒息。……他站在那堆烂布面前，脸色铁青，眉心深蹙，两腮紧缩。满怀青春热情的美国人约翰威尔逊，就是在那个夜晚发现了自己额上的第一丝皱纹。”后来，银好终于裹好了自己的小脚，但此后她仍然以此为羞耻。神父每扯下一层裹脚布，就像揭开一层黑暗而潮湿的中国文化文化；因无他对此实在无法理解，不禁不自觉地皱起了眉头。难得的是作为一个外国人的他，仍能鼓起勇气，去为银好放脚。在这场故事发生之后，于是在约翰的带领下，路德（银好后来的名字）对学堂里的姑娘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放脚”。在这部小说里，面对中国女性自小开始的“裹脚”，美国人约翰在中国做的是首先“放脚”，这是多么具有讽剌意味的事！又臭又长的裹脚布里面隐藏着，是中国古老文化的重要部分，它是那样的阴暗而深远。“裹脚”这样的事件，在新移民作家生活的年代，已经不再司空见惯，但他们对自己祖辈的“小脚”生活，其记忆仍然是如此深刻！新移民作家们书写了发生在中国女性身上的这种病态的美，继而又否定了这一特有的女性生活方式及其中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作为新移民小说作家的文化书写，其意义就在于提醒世界上有良知的人们关注它；小说家本人在自己的文化书写中，也极大地关注种种不能忘却的传统文化记忆，并在这种文化记忆的书写中传达审美理想，以便实现自己的历史责任。
　　泰勒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新移民作家们告别了故国的文化，一时间又无法融入移民国的新文化语境，“边缘人”的身份给他们提供了审视东西方文化的距离。在一个民族内部，文化往往是作为一个复合体而存在的，它既保存有精华，也会容纳糟粕。一般而言，落后文化传统在历史发展中往往会被否定，进而被人们所遗弃；但是，在作家作品的文化书写中，文化记忆所发生的影响却是至为深远的。在新移民小说中，并没有因为“小脚”在当今历史的不复存在、“十年文革”的远离，作家们就忘记它们曾经的存在；相反，传统陋习在被破除的同时，也会促使人们进行深入的思考，糟粕的去除，正是在一代一代的思考中得以实现的。对文化记忆与新移民小说的关系，在这里只能是以点带面地进行论证，对此不可能全面地展开论述。其实，关于中国传统文化记忆在新移民小说中的体现有很多的方面，比如中国传统的“鬼节”、中国民间的“占卜术”、中国社会中关于“本命年”的禁忌等等。在新移民小说作家们的笔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记忆，往往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形态而存在着。小说家们往往以自己的笔否定着这些记忆的阴暗面，警示人们要更多地关注这些现象，同时也要联系中外当下的文化现实，进行独到而深入的思考。
　　
　　三
　　
　　新移民小说作家关注的不仅仅是“裹脚”、“文革”这样特殊的历史与文化现象，从前生活中点点滴滴的记忆，都在伴随着他们，并对其创作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女勇士》中，汤亭亭通过华裔小女孩之口坦言“直到现在，中国的某些观念还在束缚着我的手脚”，说明传统中国文化对于在美国出生与长大的第二代华人及其小说创作也是深有影响的。而对于新移民小说作家而言，他们从中国大陆来到异国他乡，时时都在追寻种种认同性的存在――身份认同、文化认同、自我认同等；并且与华裔作家相比较，追寻自我认同的程度与强度，有过之而无不及。无论是新移民作家还是华裔作家，他们都努力摆脱自己的边缘人身份，力求进入当地的主流社会与主流文化；但是，对于新移民小说作家而言，耳濡目染的中国传统文化早已扎根在自己的心中，言谈举止间往往渗透着中国文化的种种因素，对于古老中国的记忆，往往表现在生活中每一个细节上。所以，所谓新移民小说的“文化记忆”，并不只是与文化、艺术、政治、哲学、宗教、伦理相关的内容，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也成为新移民小说作家描写与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人向来主张以仁义治天下，认为面对所有的生命之时都要追求仁爱之心，但是，在对待小动物方面，却与西方人略有不同。林湄在长篇小说《天望》中，描写了中国人与西方人在处理一只死去小鸟时的不同态度，为此，在正是新婚燕尔的弗来得和微云之间发生很大冲突。在中国出生的女性微云，按照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用报纸把小鸟包了起来，然后丢到垃圾桶里面；虽然家里的狗一直为此而狂吠，微云却并不了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西方出生并长大的弗来得，回来后，当他了解到事件的整个过程，非常愤怒，“你怎么……能……这样！”过了好一阵子，才忍住了自己的火气：
　　他走到她面前，眼睛湿润，抓起她的手，将卡那利往她手心一放，她害怕地叫了起来，卡那利滑落到地上。弗来得捡起卡那利，凑近嘴唇，吻了吻，然后又口吃又哇啦哇啦说，“即使它死了，也不可以……丢在……垃圾桶，你……怎……怎……怎么这样……残酷……无情？我……原……以……以……以为……你们……东方人……像土耳其……一样……仁慈……对待……禽兽……”
　　从小说有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微云对小鸟的突然死亡虽然也感到惋惜，但总的来说并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她的轻松自在与不太在意，与弗来得的紧张与同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问题的关键，在于双方都觉得对方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简直是无法理解的。此时，微云甚至还想起小时候的故事：如果运气好的话，“一夜可得数十只麻雀，回家后大家围着火炉烤鸟”。弗来得只得小心地把鸟捡回来，又小心地将她包好，然后放入家中的冰箱，准备有空的时候，再到城里的动物坟场去将她埋葬。这件事虽然很小，却可以以小见大：看似简单的差异，根源却在于骨子里所接受的不同的文化传统。虽然在中西文化中都没有明确记载究竟该如何对待一只死去的小鸟，耳濡目染的文化记忆却时时影响着他们。两种文化的正面交锋引起了冲突，冲突转变了微云对西方人的看法，也促使她思考自己的文化传统。微云对待小鸟的方式，也影响着弗来得对东方人的理解：他原以为东方人会仁慈地对待动物，却没有想到本来富于同情心的微云，竟然如此冷酷无情。在这部小说中，正是各自的文化记忆引起了双方的冲突，也正是这种冲突促使人们去思考如何面对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相互间的影响更促进双方的思考与交流，通过沟通进而达到文化融合的新境界。正是对于传统文化的记忆，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在生活的点滴中改变着自己的思想观念。试想，如果类似事件出现在中国大陆作家的作品中，人们对于微云的处理小鸟的方式也许不会产生任何质疑，因为在生活中司空见惯，无所谓残忍不残忍；相反，弗来得将其放置冰箱，反而会让人们和微云一样觉得不可思议。与此相类的一个情节，也出现在苏炜的短篇小说《小鸟依人》中，只不过不再有激烈冲突：小说体现的是一种文化的融合。小说通过描写“我”和女儿一起抚养一只遗落在街头的小鸟的故事，表现家人情感的变化，以此透视了两种文化的差异。
　　文化记忆具有整体性，同时也具有个体性，因此，并不是所有在中国出生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文化记忆，也不是所有外国人对中国的文化传统都会持同一看法。在虹影小说《K》中，来自英国的朱利安，时刻对比记忆中的中国与现实中的中国，他终于发现了两者之间的不同。朱利安为了买到林身上所穿的绸缎，去了繁华的大栅栏闹市区。北京的富丽超出了他的想象，让他看花了眼。他欣赏到了中国大城市里的各式各样橱窗，购买了多种多样的绫罗绸缎，而所有的钱都算在了林的名下。朱利安见识过很穷的中国，但是殷富人家还是很阔绰的。在购物的过程中，也透露出了中国人的“怪脾气”――抢付账单。这让朱利安意识到新的问题：相比于中国人的实在来说，西方人的骄傲可能真是空虚得很：“母亲若收到林送的那些中国最漂亮的丝缎，一定会惊喜，一定会让丝缎挂满她的画室，高高的垂落下来，不停地对朋友客人说，瞧，这是朱利安从中国寄来的，瞧，来摸摸这平滑舒适，这些东方奇异艺术品，就够让整个布鲁姆斯勃里记住他了。”在西方，丝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物，同时，好的丝绸也是东方文化高贵的象征，因此，它们可以让母亲惊喜，也可以作为奇异珍品向朋友们炫耀。北京是林的家乡，也是传统中国文化的汇集之地，这里给了朱利安一个观察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新视角。后来，朱利安意识到：“当初她邀请他到北京，实际上是邀请他畅游她的内心世界，她长期被抑制的渴望，和一直埋在心底的爱情，当她把她的肉体展现给他看，她同时也将她的世界――那个文化最深刻的底蕴，没有保留地揭示给他看。”朱利安认为林身上有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从处事方式到生活态度都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在北京，林带他去了中国的鸦片馆、剧院等地方。在朱利安的记忆中，这些地方都是东方中国所独有的。朱利安在戏院看完中国的京剧演出之后，觉得实在是无法理解，“中国戏剧实在是新鲜得很，舞台布景太简单，只有一桌一椅，比法国布景大师古坡大胆的最简主义主义布景更胜一筹。她始终也不明白在中国传统的戏场里，“观众的道德标准怎么混乱到如此程度，寡妇调情也欣赏，寡妇自杀也认为应该。”林回答说：“只有道德，戏还怎么演？只有调情，不就翻了天？”朱利安对比着中西文化传统观念与艺术方式的不同：从过去的记忆到现实的发展，从为人处事原则到情感表达方式，这些符合中国观众审美习惯的演出形式。林接受过西洋文化，她明白朱利安的困惑，但林从小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她来讲是根深蒂固的；她对西洋文化却并不全盘认同，林在骨子里所认同的，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剧院里，由于两人审美标准不同发生的冲突，使得他们无法再继续看戏。小说里的这种描写，表明文化传统中的个人记忆对新移民小说所产生的影响的确是巨大的。
　　
　　四
　　
　　相对于华裔作家来说，新移民作家具有更为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淀，这使得他们有进行艺术生产的生活基础；相对于中国大陆作家而言，海外华人所面对的现实完全不同，审视记忆的距离使得他们可以拥有心灵的自由，而心灵的自由和想象力的释放，为他们的书写提供了更为宽广的空间：在面对文化记忆的时候，能够思考得更为深刻，描写的更为冷静，更能深入到人性和历史的深处。饶�子先生认为，海外华文创作的主要特征就是心灵自由和想象力的释放，“这种心灵自由和超越想象力使他们的体验可以深入到历史和人性的深处”。而“文学作品中的记忆是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的交织，因为文学以具体的人物行为与记忆方式重构着历史，处在与集体记忆的紧张与反思的关系中”。也正是这种紧张与反思，使得人们在阅读小说的时候，开始反观文化记忆。在集体记忆之下关注个人历史，将个人记忆融入集体记忆，这也是新移民文学小说描述文化记忆的价值所在。
　　在新移民小说中，无论是关于“文革”的记忆还是关于“裹小脚”的陋习，以及反映在生活点滴中的传统习性，保存在自我记忆中的东西同时也已经成为一种历史，而小说的书写本身就是对过去历史的一种建构。新移民小说在异地时空的书写中，仍然在追寻着文化之根。虹影、张翎、严歌苓等作家的小说，都在试图通过文化记忆的书写构建一个历史的网络。严歌苓在接受采访时说过：“我希望通过各种女性写一系列长篇，用完全不同的个人经历来建构几十年的历史。”新移民小说中所描述的“文化记忆”――“红色中国”、“文革”以及其他，的确也正在改变着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也引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
　　新移民小说往往具有浓厚的异国情调，但并没有迎合西方的读者审美趣味。任何作家往往都是以自我的生活与成长体验为基础进行写作的，没有自我的生活就没有写作，真正有出息的作家不会有自我的伤痕与痛苦来取得别人的同情。同时，西方人对于别人的“文化记忆”也会有不同的态度。国外的读者之所以对中国传统文化引起种种误解，在于“文化记忆”作为一种记忆本身是有选择性的，也是一种动态呈现的过程。首先，选择性使其在不同个体的记忆里得到保存，而所谓“记忆”本身又是动态的，不能以静态的眼光来看。当代诗人西川曾经说过：“对于一个外国人，或者个旁观者来说，某一种文化的呈现往往是静态的，而对于该文化的参与者来说，文化记忆是一个动态的东西。国外读者接受新移民小说中的“文化记忆”往往是静态的，并忽视了“文化记忆”的动态性，因此他们记忆中的“中国”是落后与愚昧的。“文化记忆”的功能是“负责将文化层面上的意义传承下来并且不断提醒人们去回想和面对这些意义”。那么，一个作家的使命就在于以自己的记忆记录人类心灵发展的历程，让更多的人能够理解与反思人类自己的过去。而“文化记忆”的最终归属在于通过文化层面的书写，将这些意义传承下来，并提醒人们去回想和面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移民小说作家在作品中以曾经的“文化记忆”为基础，面对自身新的文化处境，通过自己的艺术想象，从而建构起一个全新的艺术世界。中国大陆作家、海外华裔作家与海外新移民作家所创作的小说及其他的文学作品，之所以产生很大的区别，对待中国传统的“文化记忆”所采取的不同姿态与不同的处理方式，是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因此，我们讨论新移民小说中的“文化记忆”问题，揭示其所呈现的种种特点与背后的本质意义，对于准确地理解与科学的研究在东西方不同文化语景与生活环境里产生的小说以及其他文学作品，就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美］汤亭亭：《女勇士》，李剑波、陆承毅译，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189页，第189页，第44页。
　　［捷克］昆德拉：《背叛的遗嘱》，余中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页。
　　［美］严歌苓：《扶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第2页，第9页，第47页，第11页，第222页。
　　张翎：《尘世》，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6-57页。
　　［美］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荷］林湄：《天望》，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46-47页。
　　［英］虹影：《K》，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页，第197页，第97页，第99页。
　　［美］融融：《北美新移民作家群的视野和特色――〈一代飞鸿〉简体升级版序言》，《一代飞鸿》，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王炎、黄晓晨整理：《历史与文化记忆》，《外国文学》2007年第4期。
　　舒晋瑜：《严歌苓：中国文学游牧民族一员》，《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4月21日。
　　西川：《文化记忆和虚假的文化记忆――在柏林世界文化宫文化记忆研究会上的发言》，《作家》2006年7月。
　　德国的埃及学研究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将记忆分为四类：模仿式记忆、对物品的记忆、通过社会交往传承的记忆以及文化记忆。文化记忆可以涵盖前三个范畴的记忆，与社会、历史范畴相联系。载黄晓晨《文化记忆》，《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