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者的创世纪|创世纪

　　当一个叫约翰-克鲁伊夫的看似弱不禁风的少年走进阿贾克斯训练场时，球队中许多老资格的球员对他并不感到陌生――他在阿姆斯特丹东部距离俱乐部小体育馆几百码的地方长大，4岁时就开始在球队的更衣室周围游荡。尽管如此，这个少年还是令新队友大为吃惊，他们注意到的不仅是约翰的卓越才能，他那张嘴给人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即使带球时，这个孩子也不会停止说教，告诉年长的球员往哪跑位。更疯狂的是，事实往往证明他说的是对的。
　　他机警地带球奔跑，即使被对手围得密不透风，却仍像一个忙碌的乐队指挥样精力充沛地指点四面八方。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能抽时间告诉队友(还有裁判和教练)去做什么，偶尔他会暂停指挥以加速甩开防守者。在20岁的时候，约翰具备了“在冲刺之中冲刺”的能力，即在加速之后还能进一步加速。还有一点更让人咂舌，他能够用脚的任何部分踢球。
　　但克鲁伊夫不仅仅是一名伟大的球员。不像贝利和马拉多纳，他还是一位伟大的足球思想家，就好像是电灯和爱迪生的结合。英国和巴西足球的创始者都已经被埋没在时间的长河中，然而克鲁伊夫以及他在阿贾克斯的教练里努斯・米歇尔斯是荷兰足球真正的奠基人。今天在荷兰和巴塞罗那流行的战术正是60年代中期阿姆斯特丹那两个人设想成果的改版。
　　克鲁伊夫出生于1947年4月25日，其父亲马努斯是为阿贾克斯供应水果的杂货商。实际上，他就是在俱乐部中长大的。他那一口流利的英语可能比其母语和西班牙语更加准确，因为小约翰经常在阿贾克斯50年代的英国教练凯斯・斯珀吉翁和维克・白金汉家里吃香喷喷、热腾腾的午饭，还借此机会学习了英语。“我接受教育的时间不长，”2000年他在巴塞罗那时说道，“所以我就在实践中学习，英语也是这么学会的。”
　　当马努斯夸口说有一天克鲁伊夫的身价将达到1万英镑的时候，后者还只是个小毛孩子。在他12岁那年，马努斯去世了，这可能是他一生中对其影响至深的一件事。几十年后，他有时还会彻夜不眠，在巴塞罗那家中的厨房里和父亲那虚幻的灵魂聊天。一个没有父亲的男孩儿在一个只有男人的更衣室里，他经常要比其他人表现得更加强悍。
　　在克鲁伊夫首场比赛中，阿贾克斯以1:3输给了格罗宁根，出场名单中他的名字几乎都被拼错了。而在这场比赛之后，17岁的小将被暂停了一段时间的客场比赛。他的母亲当时负责清洁阿贾克斯的更衣室，她规定儿子只能在主场作战，因为这里相对安全。
　　当时阿贾克斯还有点儿半职业球队的性质，只是阿姆斯特丹东部的一支普通球队。但在克鲁伊夫首次出场的两个月后，也就是1965年1月22日，曾做过聋哑儿童体操老师的马努斯・米歇尔斯开着一辆二手斯柯达毫无顾忌地闯进了De Meer球场的大门――足球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
　　米歇尔斯当时头脑中有一个疯狂的想法：要把阿贾克斯变成一个世界顶级的俱乐部。他所遇到的那个瘦弱的少年和他一样有此雄心。在六年之内，他们就实现了自己的宏伟抱负。
　　他们所发明的那套打法现在被称作是“全攻全守战术”。“我们从来不这么叫它，这是一种英语叫法，”阿贾克斯前右边锋斯瓦特说道，“这是一种迅速的一脚出球踢法，球员们不断地交换位置寻找空间，每名球员都要像组织核心一样去思考，甚至守门员都被看成是发动进攻的人，是一个带着手套的前锋。”克鲁伊夫能够在场上随意奔跑，从不间断地即兴指挥着整支球队。世界第一次注意到这个神奇小子是在1966年，阿贾克斯以5:1大胜利物浦的那个浓雾笼罩的傍晚，无论是对手还是球迷，几乎没有人能看清发生了什么。
　　当然，克鲁伊夫和米歇尔斯是幸运的。根据人口统计的结果显示，阿姆斯特丹东部一半的年轻人似乎都是世界级的球员。一个速度缓慢、放荡不羁的烟鬼皮埃特・凯泽尔成为出类拔萃的左边锋；一位二战时阿姆斯特丹的英雄守卫者库基・克罗尔将他的儿子路德培养成行动敏捷的后卫；邻区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一个叫斯瓦特的犹太人，经常骑着自行车带着儿子去阿贾克斯看球
　　但克鲁伊夫是整个阿姆斯特丹天才集团中的翘楚，其传记作家Nico Scheepmaker评论说，其他的伟大球员只是“两脚奇才”，克鲁伊夫却是“四脚灵通”：在他之前几乎没有人用外脚背踢球。克鲁伊夫还具备惊人的速度，“如果他们在正常的时间传球给我，那肯定是太迟了。”这是他早期的座右铭之一，但是他更愿意强调自己思考的迅速，“大体上来说就是一种意识问题，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奔跑。足球是一种需要动脑的活动。”他是那个时代来自火星的新新人类：“人们通常都是按传统去做的，但是却做错了。”
　　克鲁伊夫对一切事物都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重新思考，而不会在意传统的观念和做法。他最伟大的进球恰能说明这点。当时一场友谊赛正在阿贾克斯和一支业余球队之间展开，整个体育场没有一架摄像机，似乎是克鲁伊夫带球逼向球门，同时门将出来与他对峙。他突然转身，开始带球跑回自己的半场，门将开始对其穷追不舍一直快到中场，才意识到皮球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不在克鲁伊夫脚下。在某一个时间点上，他用后脚跟将球磕入球网，这个动作丝毫没有破坏其奔跑的连贯性，就这样骗过了门将和几乎双方的全体球员。
　　克鲁伊夫还不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米歇尔斯曾经告诉他说，“如果一个队友犯了错误，你就应该试图阻止。”弗兰克・里杰卡尔德，后来成为了克鲁伊夫的队友的弟子，马拉多纳的对手，他说迭戈能够单枪匹马赢得比赛，但却不具备改变球队战术以取胜的天赋，而这正是克鲁伊夫所擅长的。
　　克鲁伊夫是他那个时代的宠儿，就像弗朗茨・贝肯鲍尔，是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代表，急迫地想要掌握权势。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从不会一味地遵从，他曾经带他的岳父考・科斯特去参与自己的薪金洽谈，此举着实震惊了阿贾克斯。
　　他几乎逼疯了阿姆斯特丹俱乐部的每一个人。没完没了地说话，带着他那特有的阿姆斯特丹东区口音、那极具个人特色的语法、那滥用词语的习惯，以及耸肩结束争论的招牌动作，“最糟的是你总能把事情看得更清楚。这就意味着你要不停地说话，不停地纠正。”
　　他的性格实在超乎寻常，以致米歇尔斯雇佣了不只一位心理医生来了解他。克鲁伊夫对新鲜的思想总是很开放，并且非常乐于和他们交谈。一位叫道尔夫・格伦沃尔德的心理学家不留余地指责克鲁伊夫，“真的，他否定一切权威，因为潜意识里他把所有人都和自己的父亲作比较……如果他能够停止认为米歇尔斯是一位不如他父亲的男人，那么我们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展。”
　　格伦沃尔德说当克鲁伊夫遭到攻击的时候，他会变得很紧张、很多话。但当他感觉自己被人接受时，就会冷静下来。“而且他的态度也会改变：声音轻软、悄然坐着、倚着或是躺着，话说得也少、有时候还湿润着双眼。”
　　当格伦沃尔德失去米歇尔斯的信任之后，克鲁伊夫又被送到了另一个心理医生罗埃尔夫・泽文的面前， 在那儿他躺在沙发上，不住地谈论着他的岳父科斯特。这些谈话治疗也许发挥了作用，从1971到1973年，他率领的阿贾克斯连续三个赛季夺得欧洲冠军杯。一个小国的球队以前从未在足球领域有过建树，他们的体育场对英国的乙级球队来说也许都太小，而且他们球员的收入也许不比普通店主高多少，但他们却重塑了足球这项运动。
　　接下来阿贾克斯解体了，克鲁伊夫的离开源自他一手争取来的球员权利。在1973年，球员们聚集一家乡村宾馆中选举他们的队长，大多数人将票投给了凯萨，反对现任队长克鲁伊夫。后者随即飞去了巴塞罗那，从那以后这支球队就瓦解了。巴萨支付的转会费数目惊人，100万美元，以致西班牙政府拒不同意这笔交易，俱乐部最终通过把他登记为农业机械才将其成功带进西班牙。克鲁伊夫首次出场就打进两球，而1973-74那个赛季，巴塞罗那赢得了他们14年以来的第一个冠军。
　　荷兰国家队大体上来说是克鲁伊夫亲手铸造的。是他告诉中场阿里・汉说后者可以像一个自由人一样去踢球。(“你疯了吗?”汉回答道。但通过实践证明，这确实是一个绝妙的主意。)是他一直训练阿贾克斯的少年球员约翰尼・雷普，使其不断前进，有时候他还会在比赛期间坐在板凳上大喊，“雷普必须热身!”
　　就足球而言，那对克鲁伊夫来说不是最美好的一个季节，但就是在那时，大多数人目睹了他的风采，目睹了他的奇特打法。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所认识的克鲁伊夫永远定格在世界杯的一瞬。
　　名义上他只是一个中锋，但在球场上他的身影却无处不在。他会在左路冲刺，再用右脚外脚背横传；他也会把脚步停在中场，让对手的中后卫无人可盯。温格讲述过克鲁伊夫告诉两名中场交换位置，但在15分钟之后又告诉他们交换回来的故事。在阿森纳教练看来，如果你的阵容中没有克鲁伊夫本人，那要想复制“全攻全守战术”的流动性简直难如登天。
　　荷兰在半决赛中痛扁了巴西，但之后一切都开始变糟。在决赛的前一天，西德的《图片报》登载了一个故事，标题为：克鲁伊夫，香槟酒还有裸体女郎，声称荷兰球员在他们宾馆的游泳池里和半裸美女聚会狂欢。这导致他在决赛前一个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和妻子丹尼打电话，向她保证说这篇文章纯属虚构。这对一个用一生的时间来维护他的家庭的男人来说无疑是个梦魇，因为12岁就失去父爱一直是他心里的创伤。克鲁伊夫不是乔治-贝斯特，那个电话就是他在决赛中表现得“垃圾一般”的原因。他的弟弟汉尼说，如果他们的父亲没有那么早就去世的话，那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故事了。
　　必须承认克鲁伊夫在决赛的第一分钟表现的并不垃圾。他带球横穿半个球场，然后获得了点球，裁判杰克・泰勒是伍尔弗汉普顿的一名屠夫。他果断实施了判罚。但之后，克鲁伊夫露出疲态，被福格茨盯得离对方球门越来越远。最后荷兰以1:2输掉了这场比赛，更荒谬的事情发生了，颁奖典礼后克鲁伊夫费力地叫住了荷兰女王朱莉安娜，要求她削减税收!
　　接下来克鲁伊夫在巴塞罗那度过的四年总体上来说是沉闷压抑的，他多次受伤，无缘大赛奖杯，还背负重重压力，“如果不把踢球当成是一种享受的话，就根本不可能承受得了沉重的压力。”
　　1978年，他31岁时出人意料的宣布挂靴。克鲁伊夫甚至拒绝参加在阿根廷举行的世界杯，许多人都误认为他这么做是因为政治原因，其实真正的理由是受到1974年“游泳池事件”的困扰，他是因为“家庭”才静坐家中。
　　一个广播节目组发起了一项叫“把约翰拉过横线”的运动，试图改变他的想法。克鲁伊夫短暂地思考之后，决定只有妻子同行，他才肯出场，到最后也没有任何结果。足球作家维纳尔在他的一本书中义愤填膺地写道，“游泳池事件”决定了两届世界杯的冠军得主在1974和1978年，荷兰两次闯进决赛，两次以失败告终。
　　1978年10月，克鲁伊夫在自己的告别赛中出场：一场阿贾克斯对阵拜仁慕尼黑的友谊赛，最终却以0:8狼狈退场。克鲁伊夫的球员生涯也在那一天画上了句号。
　　在巴塞罗那，克鲁伊夫和丹尼遇到了一位叫巴西列维奇的法俄混血儿。“世界上最英俊帅气的男人”，丹尼评价说。后者开着一辆租来的劳斯莱斯，劝说他们把大部分财产都投放到了养猪场，最后他们损失了几百万。接下来这件事所有人都知道，克鲁伊夫又回到球场，在美国成为了宣传足球运动的使者。
　　因为他在一个贫穷的环境里长大，所以对金钱有着狂热的喜爱。但克鲁伊夫回归不全是为了得到大把的钞票，他喜欢美国人对明星的漠然态度，而且在这儿他又一次爱上了足球。
　　像以前一样，他还在以反常的行为激怒着身边的人。在华盛顿，克鲁伊夫那些奇奇怪怪的想法快逼疯了他的英国教练戈登・布拉德利和他的队友。一次，当布拉德利为球队做完战术布置之后，正要离开房间时，克鲁伊夫突然站了起来，擦干净黑板，然后说：“当然了，我们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去做。”
　　球员鲍比・斯托克斯说，俱乐部购买克鲁伊夫的同时也应该买够一年用的棉花，以供球员在他说废话的时候塞住耳朵。克鲁伊夫对其他人越来越绝望了，他宣布会把自己的活动仅仅局限于射门，他确实做到了。
　　美国那几年的生活提供了最具克鲁伊夫特色的故事：约翰和佛罗里达的公车司机。事情经过似乎是这样的：当球队来到佛罗里达接受训练的时候，汽车司机却迷路了。克鲁伊夫以前从没到过那个地方，但他却径直走到了车前，并指出了正确的路线。很明显。他经常在陌生的城市为出租车司机指路，而且总能指对!
　　当克鲁伊夫在1981年返回阿贾克斯时，已经34岁了，体力也大不如前。他回来一定是为了钱吗?
　　他第二次登场是阿贾克斯对阵哈勒姆。比赛开始不久，他就带球晃过了两名后卫，一脚挑射将球踢过了门将头顶，皮球不偏不倚地撞入网内……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所到之处，门票皆被抢购一空，人们蜂拥跑去观看可能是克鲁伊夫的最后一次场赛。他经常用外脚背将皮球送到30码开外的对方禁区附近，常常使队友始料不及，有时甚至是电视摄像机都拍摄不到。 但是在球场上的精彩表现只体现了他一半的才能。年长的克鲁伊夫是最令人心醉神迷的演说家，“直到我30岁的时候，我还是跟着自己的感觉去做事。30岁之后，我开始明白了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克鲁伊夫传授了一些你在任何级别的球队中都能够应用的经验之谈――不要将球直接送至队友脚下，传到他前面大约一码远的地方，这样他就会跑过去拿球，同时也加快了比赛的步伐……如果你的表现很差，那就做一些简单的事情。控制住皮球，然后将它传给最近的队友，如此重复几次，就会恢复你的自信……他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了几乎所有的荷兰球员取得了进步。“这是符合逻辑的”，过去他经常用这个短语来结束争论，现在这句话已经成为了荷兰俗语。
　　克鲁伊夫对于所有事情都有自己的意见和观点。他对欧洲莱德杯队队长伊恩・伍斯南的高尔夫球挥杆 技术提出建议，他说阿姆斯特丹的交通灯放错了位置。其老队友范哈内亨记得，有一次克鲁伊夫教他如何把硬币插进软饮料机。他一直在机器旁左思右想地尝试，直到克鲁伊夫告诉他“果断地扔下去”，结果就成功了。
　　克鲁伊夫帮助阿贾克斯连续两次赢得联赛冠军。在他36岁的时候，他们不再付给他足够的薪水，于是他转会去了费耶诺德，并且在他的最后一个赛季再次夺冠。正如Scheepmaker所说：买入克鲁伊夫不能保证球队一定夺冠，但却能极大提高夺冠几率。当克鲁伊夫打完最后一场比赛后，离开赛场时，Scheepmaker把他的桌子折叠之后放到了记者席上，郑重起身为这个使其生命变得无限充实的男人鼓掌。
　　约翰・克鲁伊夫的执教生涯只持续了九年。他是一位才情洋溢、想法新特的教练，但他那难以入世的性格最终将其拉下了成功的巅峰。
　　1986年，他担任阿贾克斯教练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荷兰足球的声誉。那时，曾风靡一时荷兰打法已经不复存在，荷兰队也已经多年无缘国际大赛了。
　　克鲁伊夫立即重新引入了“全攻全守战术”，他训练的阿贾克斯只具备两名边锋、一名“飞行门将”，因为这个特殊的守门员有时候会出现在中线附近，而且当球队掌握控球权的时候，只配备三名后卫。这些奇怪的人员配置和新奇的战术让所有的球员困惑不解，在一场比赛刚刚开始不久，后卫奥普霍夫快速跑到了教练席前，恳请他给予明确指示。“自己想想该怎么做”，克鲁伊夫声色严厉地发出了指令，这就是他所谓“学习过程”的一部分。对于个成功者来说，克鲁伊夫的奇怪之处在与他似乎对比赛结果毫不在意，有时，在比赛中他竟然能把比分忘了，可能没有哪个教练会“糊涂”到这个程度。而真正让他感兴趣的是足球本身。
　　就像他做球员的时候一样，他把阿贾克斯打造成了一个争辩声永无休止的团体。“克鲁伊夫总是认为他是对的，”前锋约翰尼・博斯曼说，“更有趣的是，他确实总能说对。”教练对一切事物都有新鲜的想法，他把歌剧演唱家Lo Bello带到球队来教球员们如何呼吸；他引进的战术一直都是荷兰足球全攻全守策略的一部分：例如，如果你的球队处于劣势，那么不要配备多余的后卫，而是多派一个攻击的前锋，这样就会逼迫对手撤回一些球员。
　　与此同时，他还重建了阿贾克斯的青训系统。每一支青年队在场上比赛的时候都要和他们的一线队保持统一战术，而青年队的教练要做的就是培养球员而不是罗列冠军奖杯。像丹尼斯・博格坎普这样极具天赋的前锋有时候都要尝试在后卫线上拼搏，以此来了解防守者的想法。直到今天，阿贾克斯的青年球队都在遵照克鲁伊夫的教导前行。
　　“学习过程”很快就收到了成效。虽然没能买来他最中意的英格兰中场格伦・霍德尔，但在1987年，阿贾克斯凭着克鲁伊夫的执教有方和训练有道一样赢得了欧洲优胜者杯的冠军。一年后，荷兰队赢得了他们历史上惟一一个重大奖项――欧洲杯。此时，整支球队都已经按照克鲁伊夫的思路走向了成熟，大多数球员不是要和克鲁伊夫并肩作战就是为他而战，包括路德・古力特、弗兰克・里杰卡尔德和范・巴斯滕。从此以后，再没有任何人对荷兰的全攻全守战术有过怀疑。
　　80年代，克鲁伊夫在自己的祖国终于成为了广受欢迎的英雄。没有他，荷兰就不会有如此优良的足球传统。没有这样的传统，也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关注荷兰，或许，整个荷兰民族都要对他表示感谢。
　　当然，克鲁伊夫身上的瑕疵同样鲜明。他不停地批评简直令球员们无法忍受。里杰卡尔德离开了阿贾克斯，在米兰寻得了容身之所，1987年，克鲁伊夫在与俱乐部主席哈姆森激烈争吵之后，第三次离开了阿贾克斯。不久，哈姆森因中风而卧床不起。“他受到上帝的惩罚了”，克鲁伊夫似乎把哈姆森看成是自己性格的克星。
　　奸诈的报业巨头罗伯特・马克斯威尔用直升机把克鲁伊夫带到了英国，希望通过劝解他能够加入德比郡队。但是荷兰人果断地拒绝了这份邀请，重新回到了巴塞罗那。
　　正如在阿贾克斯所做的那样，在巴萨他还是首先重建青训系统。由于某些深奥莫测的原因，加里・莱因克尔被安置在了右路。1991年，43岁的他经历了一次手术，迫不得已放弃了挚爱的香烟。但另一方面，这次经历却激发了他另一个古怪的嗜好。“我喜欢观察手术过程，”他说，“胡里奥・阿尔佩特的膝部手术真是太美妙了、太技术了。我就在旁边穿着医生制服观看每一个步骤。”
　　在手术的几个月后，巴萨第一次赢得了联赛四连冠，而在此前漫长的17年里，他们只赢得过一次冠军，“梦之队”还在1992年赢得了欧洲杯。
　　如果帮助荷兰赢得世界杯，克鲁伊夫的执教生涯将达到巅峰。1993年，荷兰足协提议由他来执教国家队，而足协主席Jos Staatsen针对双方永无休止的谈判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论点：他感觉克鲁伊夫个人想接受，却担心自己的收入受到损失。克鲁伊夫是一位才华非常的球员和教练，但他错误地幻想自己也是一位精明非常的商人，这个想法常常会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个绊脚石。他在电视上露面为自己拒绝国家队邀请做出解释，不停地唠叨着钱的问题，直到他的老队友埃特・凯泽尔打断他：“约翰，你怎么突然开始用你的外脚背踢球了?”
　　在巴塞罗那的最后几年里，克鲁伊夫变得越来越极端。他的家人想方设法地劝阻，却还是经常惹得巴萨董事会大为震怒，直到忍无可忍。
　　克鲁伊夫做为教练最后以悲哀的结局收场。当听说巴萨要让博比・罗布森接替他的时候，荷兰人砸烂了俱乐部副主席胡安・加斯帕特办公室里的一把椅子，还大喊道：“为此，你会遭到上帝的惩罚，就像你以前受到的惩罚那样。”这句话似乎指的是巴萨主席努涅斯的孙子之死，加斯帕特将这个故事讲给了荷兰作家Leo Verheul听，并补充说：“其实约翰根本就不相信上帝，他只相信自己。”
　　尽管克鲁伊夫当时只有49岁，但之后他就再也没有以教练身份走讲过更衣室。
　　2007年，克鲁伊夫已经60岁了，荷兰的每家报社和杂志都争相出版一本特殊的增刊作为纪念，各种各样的聚会也争先恐后地向他发出邀请，这是一个未能给予其最优秀的儿子足够赏识的民族在用实际行动对他致以诚挚的歉意。当时克鲁伊夫的名誉和地位达到了至高点。荷兰人民津津乐道地向彼此传述这个直以普通人自居的天才的奇闻趣事：他在阿姆斯特丹一家快餐柜台上吃东西，他骑自行车经过个陌生人的房子还大声招呼，“嗨!”
　　克鲁伊夫完全可以安享荷兰民族英雄这个崇高的地位。然而，他却非要费尽千辛万苦地成为荷兰足球的教父，在为此目标奋斗的过程中，他失去了太多的权利，也失去了太多人对他的拥护。
　　曾在球员中一枝独秀的他在教练堆里也是鹤立鸡群，退出足坛后，又成为了位才气；中天的足球评论员。作为专家，克鲁伊夫以他敏锐的洞察力、个性化的语言和对表面上自相矛盾的事物的娴熟掌握而受人 尊爱。他最著名的一句话应该是，“每种劣势都有它的优势”，这是以“如何把你的短处变成长处”为课题的讲座的一部分。还有，他提出要警惕意大利：“给他们一个机会，他们就会射进两球。”
　　直到他成为专家的时候，克鲁伊夫仍日带着那已过时的口音，更添加一种伤感的艺术品味。不知不觉地，他已经成为了一位伟大的喜剧演员，没有人记得他曾经说过路易斯・范・加尔的好话。抱怨各种所谓的专家都是因为得到了金钱的实惠才如此滔滔不绝，因为实际上在荷兰只有他自己“懂足球”。
　　但是克鲁伊夫也没有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份工作，他坦白地说：“当我参加完电视评论回到家的时候，我的妻子会问，‘你说了什么?’我说，‘即使你把我打死……我也不知道”’
　　问题是他不满足于只从事评论。像往常一样，他也在寻求对足球的控制。他以前的一个队友说，克鲁伊夫对记者非常友好，甚至对待他的老队友都没有这么和善。这看似是一句毫无目的的闲谈，但这个参加过两次世界杯决赛的中年人会神色慌张，大喊大叫，“不要写这些!”克鲁伊夫仍然掌控着大部分荷兰足球外加巴塞罗那。他惩罚那些与他做对的人，却以提供工作的方式来回馈好友。2003年，当巴萨要聘请位教练的时候，克鲁伊夫递给俱乐部一张写有五个人名的清单，上面所有人都是他的同胞，并且都是他所亲赖的。在这五人中，只有弗兰克・里杰卡尔德可以考虑，其余四人都不应该出现在名单上。
　　2008二月的一天晚上，克鲁伊夫突然出现在阿贾克斯俱乐部董事会上，然后就开始讲话。通过口头表决任命他为这个俱乐部的新领导者，但仅在17天之后，他就再次离开了阿姆斯特丹，飞回了第二故乡巴塞罗那。他解释说，他想过对阿贾克斯青训学院进行改革，解雇一大批不称职的员工，但俱乐部推举的教练范・巴斯滕给这个想法投上了反对一票。“如此，我在阿贾克斯也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克鲁伊夫总结说。他的‘四进俱乐部’就这样画上了句号、
　　之后他又失去了对荷兰国家队的掌控。像大多数人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克鲁伊夫停止了思想的创新，他继续坚持让阿贾克斯、荷兰和巴塞罗那采用陈旧的433阵型，就像他们在70年代时一样，尽管足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现在，球员在每场比赛中所奔跑的距离是70年代时的三倍。当德克・库伊特和詹卢卡・赞布罗塔这样的球员能够同时负责两个位置时，那么在边线上安排一名不动的边锋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在2008年欧洲杯之前，一组荷兰球员集体规劝教练巴斯滕，让他放弃边锋的使用，采用451阵型。在前两场比赛，没有边锋的荷兰分别以以3:0和4:1痛笞了意大利和法国，一些荷兰球员奔跑了将近12公里。之后克鲁伊夫说他希望在未来的比赛中球员们能够少跑一些路程，他们跑了这么长的距离是因为没有恪守住自己的位置。之后当俄国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在跑动上压过荷兰时，同时也粉碎了荷兰人貌似坚固的防线，另位荷兰专家讥讽道，当时真应该告诉俄国人也少跑一些路程。
　　俄罗斯的教练希丁克取代克鲁伊夫成为了荷兰足球最伟大的思想家，克鲁伊夫是一位理论家，而希丁克是一位实用主义者，所以他更容易去适应现代足球的变化。
　　而克鲁伊夫的原创在巴塞罗那保存得相对完好。至少巴萨仍然会在场上配备边锋，即使亨利和梅西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边锋。上赛季，当里杰卡尔德被问及巴萨的比赛是否仍然保留着荷兰的传统时说，“勉强能看到一点痕迹吧，但其实已经不是了。”但巴萨的比赛精神仍然是克鲁伊夫留下的，约瑟夫・瓜迪奥拉就是他挖掘出来的巨星，后者是这么表达的：克鲁伊夫为殿堂刷上了颜料，后继的教练只是在恢复它的原貌，并加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