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恺与共产国际使者的交往及其影响|我是文明小使者200字

　　[摘 要]共产国际素有苏联政府的“第二外交部”之称，其使华人员往往担负国际援助亚洲尤其是中国革命力量发展和政府在华寻求革命新盟友的双重使命。廖仲恺与路博及马林的交往，有助于对苏俄革命情况及其对华政策的了解，也对其“联俄”思想的形成和在行动上推动孙中山实施“联俄”政策有很大作用。
　　[关键词]仲恺 路博（波塔波夫）马林（斯内夫利特） 交往与影响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11-0113-06
　　
　　为学习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功方法和宝贵经验，积极促成孙中山“联俄”政策的实施，廖仲恺在五四运动后的三年间，曾与共产国际的代表有过一些接触和交往，这构成他在国民党改组前政治生涯的重要内容。由于有关资料比较分散与缺乏，所以史家们对此问题尚未作过系统深入的论述。随着上个世纪苏联解体后其绝密档案的解密及这些档案史料的不断译出并结集面世，进行此项研究工作已成为可能。笔者不揣浅陋，在收集爬梳现有资料的基础上，拟对廖仲恺在首次国共合作前夕与共产国际使者路博和马林的联络情况作一全面的论述，以证明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他是国民党内力主学习苏联革命经验，并切实帮助孙中山进行“联俄”活动的杰出革命家。
　　
　　一、与苏俄远东使者路博将军的接触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的俄共（布）成为执政党。它面临着管理国家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新任务。为了贯彻列宁主义关于“世界革命”的路线和方针，推动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及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列宁和俄共（布）于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了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有人指出：“苏俄外交机制的运行特点是，总的外交战略和策略是按着两个不同职能的渠道实施的：一个是通过对于所有国家来说通常都设立的外交部门，即外交人员委员部，一个是通过共产国际。表面上共产国际被认为是独立的集体的国际共产党人组织，而实际其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财政上，都处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严密控制之下；共产国际的所有重大政治举措和干部任命，事先都得经过政治局讨论批准，政治局还负责协调共产国际和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1] （绪论） 也就是说，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领导决定并完全严控苏维埃国家对外方策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其实也是全力贯彻执行苏俄（联）政府制定的世界革命“东方路线”，及其战略和方针的一个部门，因此，它素有苏联政府的“第二外交部”之称。俄共（布）中央往往要求共产国际派往远东各国特别是中国的人员，应“把外交工作与共产国际的工作协调起来”，也就是说，“尤其要把外交任务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结合起来”。[2] （P162） 这样一来，有时就难以确定和区分其是国际使者还是政府代表，不过有一点很明确――就是他们既“在中国为共产国际工作”――扶持与援助中国革命力量之发展壮大，又同时应苏联政府“外交工作上之需要”[2] （P163） ――维护其在华的既得利益或寻找革命新盟友，而实则全为执行与完成其外交使命。
　　据已公开出版的苏方档案显示：“共产国际在华工作始于1920年春”；当年“共产国际只有一个同志负责整个中国的工作”，他就是其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秘书马林。[1] （P86、89） 也正好是在1920年夏间，廖仲恺在上海和福建省漳州两度会见过共产国际的使华人员A・C・波塔波夫（又译作波达波夫）将军――他来华时化名为“路博”。路博的生卒年月不详，目前见到的史料仅知道他“从1912年起是沙俄军队的将军，十月革命后转到苏维埃政权一边，1920年以后从事教育工作”。[3] （P745） 关于路博使华的身份问题，目前虽尚无正式的文字说明他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但有史料表明其此行决非个人的行动，而是与共产国际有着某些联系。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正式代表维经斯基在其1920年6月发自上海的一封信中，曾向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报告说：“我无法同波达波夫取得联系。因为他去欧洲了，或者回苏俄了。”因波氏本人在给当年6月8日出版的俄文刊物《上海生活》编辑部的信中说，他将取道欧洲回苏俄，维经斯基定是据此而作出了这一判断。[1] （P29） 考虑到当时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同时严密监控着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人员任派这一情况，再从维经斯基与波塔波夫的关系来看，不排除这位由俄共（布）远东局派遣的波塔波夫（路博）将军可能也是共产国际当年派往中国的早期使者之一。
　　关于路博在上海访问孙中山及其在漳州与陈炯明和廖仲恺等人会谈的情况，史料记述不多且互有歧异。他大约是1919年底从日本东京抵达上海，孙中山和廖仲恺这时正好也在沪上。“据英国在上海情报部门1920年3月底的一份报告称：有两名来自海参崴的布尔什维克代表，最近访问了孙文。这两个人很可能就是波波夫和波塔波夫。”他们在彼此相见时，波塔波夫“向孙介绍了苏俄情况，劝孙学习布尔什维克的办法进行中国革命；要孙公开声明欢迎加拉罕宣言，还赠送了苏俄宪法等英译小册子”。[4]（P260） 而据波氏本人回国后给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报告可知，他虽然“在上海时同孙逸仙博士联系密切”，但双方的会见却没完全谈拢。至于廖仲恺是否陪同孙中山一起与波塔波夫进行过晤谈，目前尚无法确知。不过，波氏在叙及这次同孙会谈取得一些成果时说：双方“约定使用我的中英文密码进行联系；除了他（指孙中山――引者）的照片，我没有任何他的文件。……不过我得以说服孙逸仙向我们这里派驻两名代理人，他选择了廖仲恺（广州政府财政部长）和在华南享有声望的朱执信将军。这两个人同我进行了长谈，应在8月取道欧洲前往（来）”俄国。[1] （P47-48） 由此可知，廖仲恺在上海的确会见了路博将军，并同他有过长时间的商谈。遗憾的是，我们至今还弄不清楚他们当时到底谈了些什么内容。
　　当时，孙中山还“应波塔波夫要求，帮助他去漳州见陈炯明，并让廖仲恺、朱执信去漳州和他进一步商谈”。随后不久路博遂离沪南下到汕头，并于4月29日抵达闽南漳州援闽粤军总司令部进行访问；他在漳州同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及时在总司令部赞襄戎机的廖仲恺和朱执信等举行了会谈。双方就列宁所关心的中国革命之政治走向、苏俄远东当局与华南的国民党政权如何互相支持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廖仲恺通过在上海与漳州两度与路博晤谈，从接触的第一位俄国人口中首次了解到一些苏俄革命的有关情况，并初步领会到苏俄政府急于在中国寻找革命盟友的愿望，及其乐意援助国民党进行革命斗争的诚意。这为他日后继续同共产国际的代表进行交往，进入协助孙中山做好从事“联俄”的工作打下了一定的思想与实践基础。
　　
　　二、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几度交往
　　
　　廖仲恺与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1883－1942年）分别在广州及上海有过多次晤谈和较长时间的交往。马林原名亨德里克斯・约瑟夫・斯内夫利特・马里，是荷兰的共产党员。他奉命来华工作时常使用化名马林，有时又化名孙铎。马林在任共产国际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期间，曾于1921-1923年以多重身份先后3次受命来华工作，故廖仲恺得有机会与他相见并进行交往商谈。
　　廖仲恺初次会见马林是在1922年1月。正值马林受列宁的派遣以共产国际远东代表的身份第一次来华工作期间。他这次负有双重使命――协助陈独秀等筹建中国共产党及“寻求和孙中山的国民党建立联系”。马林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不久，即由李大钊引荐与国民党人张继取得了联系。后经张继介绍并在中共党员张太雷的陪同下，由沪经湘于1921年12月23日抵达广西桂林，访问在那里督师北伐的孙中山。马林在桂林停留的9天时间里同孙进行过3次长谈。他向孙先生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后的有关情形；双方讨论了中俄两国革命结盟，改组国民党以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及苏俄帮助国民党创办军官学校等问题。在此次会谈中，孙中山几乎对马林的每个建议都“普遍感兴趣”，尤其是当得知苏俄所采取的“新经济政策”与其“民生主义原则相符合时，他感到高兴”。[5] （P47）于是，孙中山在与马林会谈过后立即致电在广州的廖仲恺等人，表达其喜悦心情，并介绍马林前往广州会见其他的国民党领导人，以进行实地访问考察。马林抵穗期间受到廖仲恺与陈炯明等人的热情接待，并与廖进行过晤谈。据汪精卫后来回忆，廖先生当时曾向马林了解俄国革命的有关情况，并同他讨论过国民党的组织与宣传等问题；马则向廖指出：“香港帝国主义者，必不容广东政府的发展”，并断言陈炯明与孙中山在今后“一定不能相容”。[6] 马林后来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指出：“我在广州每天都同国民党的领袖联系”，并且“跟南方政府的一些人员谈过话。他们对俄国革命都持赞同态度”，有不少人还“对俄国革命和苏军组织表示了极大的兴趣”。[2]（P70-71、73） 这其中当然就有廖仲恺。他还在该报告中提到，当时正值海员大罢工爆发，“国民党同罢工者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党的领导人在广州支持工会组织，在罢工中总是站在工人一边”。[2] （P71） 这里面更包括廖仲恺。正是基于他在此次会见廖仲恺过程中留下的良好和深刻印象，所以马林在稍后十分肯定地说：廖“是国民党的最重要的人物”及其左翼代表。他因此建议：中共中央在“与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时”，“应该利用其左翼（廖仲恺）去改变国民党的策略”。[7] （P24、26）
　　廖仲恺第二次会见马林是在1922年8月下旬。当年的8月12日至12月23日，马林以“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驻中国南方代表、共产国际驻远东记者及苏联政府新任驻华全权代表“越飞的助手”等三重身份第二次来到中国工作。[2] （P78-79、439） 他此行负有双重任务：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必须贯彻其随身带来的国际执委会的“8月指示”――该指示肯定“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组织”，要求“共产党人应该支持国民党”，以便尽快建立两党的党内合作关系。[2] （P80-81） 他为实现“8月指示”所定的目标，曾先后与国共两党的领导人晤谈，力促国共两党合作早日实现；作为越飞的助手，马林又必须维护苏联的“民族利益”。他为此力图促成孙中山与吴佩孚合作，想让孙吴联手反对奉系张作霖，以便迫使奉张在解决中东铁路的问题上屈从于苏联“有利于我方”的意图。8月25（或26）日，马林在上海法租界同孙中山进行了长谈。他当时带交了“越飞给孙中山的信”，又向孙“介绍了苏俄革命的情况及共产国际的指示”，――说“共产国际领导已经通知中国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2] （P440、486） 他还“劝孙中山不要单纯用军事行动去收复广州，而要以上海为基地开展一个群众性的宣传运动”，使沪成为“一个在全国城市工人中以及在农民中积极开展宣传工作的中心”。孙中山则在会见时对马林说：“感到与苏俄建立一个更紧密的联系是必要的。”在马林这次抵沪期间，廖仲恺也曾与他有过晤谈，并“表示自己完全支持马林提出而得孙中山同意的各项主张”。马林后来在同伊罗生谈及此事时说：“国民党人对这个问题（指开展群众性的宣传运动――引者）的看法有分歧：右派反对这个建议，他们想不要群众参加而实现民族主义目标，但是以廖仲恺为首的左派则赞成这个意见。”[8] （P177、165）
　　廖仲恺在马林奉命第三次来华工作期间，曾在广州同他有过频繁会见和多次交谈。马林这次是以共产国际东方部远东局成员及越飞助手的身份来华工作的，因而负有多重特殊使命。如与张作霖商谈中东铁路问题，配合协助苏联政府全权代表越飞与孙中山会谈，更主要的是要贯彻落实共产国际的“1月指示”――它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2]（P228） 他要完成后一项任务，就必须密切联系孙中山等，并尽力促成国共两党合作的筹备工作尽快开展。为此，马林曾南下广州并在羊城整整工作了约3个月――从4月底到7月下旬。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廖仲恺与马林有长期的接触与晤谈。马林当时对廖仲恺亲俄之态度及其忠于党事的言行留有极佳的印象并给予很高的评价：称颂廖 “是国民党最优秀的分子之一”，也是孙中山“最忠诚的朋友”，“他最理解俄国革命对中国的价值”。他在离广州前写给廖的长信中曾说：“我和你一向关系最好，确信你是国民党内对改善该党状况能真正有所作为的少数几个人之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马林曾向孙中山提议：“派一位像廖仲恺或汪精卫这样的亲信去莫斯科”进行访问考察，[2] （P197、368、301、263） 以进一步增进中俄间的革命友谊，更好地推动国民党改组和其他工作的开展。从他高度评价与主动推荐廖先生的言行之中，可以看到其对廖仲恺的信赖和器重，以及廖、马两人间的公谊和私交颇深。
　　
　　三、1923年双方交谈的主要内容与影响
　　
　　从目前所见史料来看，1923年夏廖仲恺同马林联系与晤谈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中俄围绕中东铁路所开展的交涉工作，孙中山北方革命计划的推行及推动国民党改组工作与实现国共合作等问题上。他们分别作为苏联全权代表越飞与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重要助手，在好些问题上都充当了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权之间联系和传话的信使或中介人，并各自在与对方的会见沟通中完成着自己的外交使命：当马林向廖转达共产国际及苏联政府的意图和要求时，廖仲恺会及时将之告知孙中山，并向马报告孙对此所作出的反应。马林因此甚为满意，认为廖“在这类事情上他总是充当中介人”，并且“经常提供肯定的消息”。[2] （P294、260） 同样孙中山和廖仲恺对苏联政府有什么要求或建议，马林也会及时转告越飞等人。
　　尽力协助苏联全权代表越飞与张作霖谈判中东铁路问题，是这期间廖仲恺同马林进行晤谈的内容之一。马林在1923年初离开莫斯科之前，经布哈林介绍曾以越飞助手的名义晋见过斯大林。斯大林同马林“谈了苏俄对中东铁路和蒙古的政策”，内容大致是“不愿从外蒙古撤兵，不愿无偿归还中东路”。[2] （P448） 因此，他第三次来华即负有协助越飞就中东铁路问题与奉系军阀、东北王张作霖进行交涉的外交使命。孙中山及廖仲恺曾应越飞和马林的要求，尽力协助苏方开展这项工作。马林在抵达中国后不久即受越飞代理人达夫谦的派遣，于1923年2月中“带着孙中山的介绍信，作为柏林《国际新闻通讯》的代表到奉天拜访张作霖将军，讨论中东路问题以及他与东北地区白俄的关系”。[2] （P126） 双方的这次晤谈没有任何结果。随后，苏联政府拟订出了一个俄中双方共同成立管理中东路委员会的方案――苏中双方的委员比为7?�3。它要求孙中山能在这个问题上理解和支持苏方的立场，给张作霖施加影响和压力而迫使其就范，以保证苏联的既得利益无损。孙中山当时虽“认为俄国关于铁路的建议太片面”，但出于“联俄”以获取其政治、经济与军事物资援助的需要，还是于“4月29日派汪精卫北赴奉天，力促张作霖接受俄国关于铁路的建议”。[2] （P151-152） 为能尽快按苏方之计划解决此事，越飞于5月电示在广州的马林说：“孙和国民党不应该认为我们关于铁路的要求是片面的，而应予以大力支持”；“以我的名义告诉孙，我已为他做了许多事情，以后也还要经常支持他，但是孙中山一定要让张作霖接受我们对铁路的要求。……请他尽快促成我们与张的协定。”[2] （P144、154） 马林奉此电后即在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中间进行斡旋，积极开展了外交联络与说服工作。结果赢得了孙中山在5月间再次“电告汪精卫”，敦促奉张接受苏方“关于铁路协定一事，……再次向奉天代表提出强烈建议”；廖仲恺为此事“给汪精卫拍了电报”。而“张继和汪（精卫）奉孙之命，则在奉天为协定事对张施加压力”。[2] （P155-156、172） 这期间马林等一直关注着汪精卫在奉天交涉的情况与结果，并常向廖仲恺打探有关消息。他在5月30日致函达夫谦的秘密专使维里杰谓：“听说汪精卫已回到上海，今天我要去问他给廖仲恺的电报说了什么？”结果，马林从廖处得到的是个坏消息。他于次日致函越飞和达夫谦说：“在中东路问题上，……汪精卫与张继已从奉天返回，七比三的要求未被采纳；张作霖说……希望对半分配”，“即管理委员会由5名中国人和苏联政府指定的5名俄国人组成，同时由一名俄国人担任督办”。其函又谓：汪精卫的奉天之行，“实际上未达到目的”，他甚至被奉方视为不受欢迎的人――“张作霖已表示不同意他插手铁路问题”。[2] （P187、198、261、158、192） 越飞在获悉此情况后于6月下旬再电示马林曰：“在中国有必要把外交工作与共产国际工作协调起来”，“对孙的工作也是外交。……请告诉孙，我请他亲自到张作霖那里去处理铁路问题。……目前在铁路问题上，孙必需帮助我，否则会出现麻烦。”[2]（P162-164） 孙中山和廖仲恺在得知越飞这一要求后，皆明确向他表明了态度。孙在6月30日电维里杰转告越飞说：“我们之间合作的时机很快会臻于成熟，……决不可做任何有损于我们计划的事。故此文坚请贵府将有关中东路的谈判，推迟至适当的时候。”廖则于7月20日明确地告诉马林和陈独秀说：“国民党在铁路问题上，不能再对张作霖施加影响。如果孙（中山）或汪（精卫）再进逼一步，张作霖就会怀疑他们，就会觉得他自己是被国民党人利用了。”[2] （P165、297） 俄中（奉）双方之间围绕中东铁路而进行的交涉工作以毫无结果而告终。
　　力图落实孙中山的北方革命计划，是廖仲恺与马林当时联络晤谈的又一内容。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孙中山一直酝酿着进行中国革命的北方计划――他提出“设法在东北或西北得到一支军事力量，靠这些力量的协作将使革命取得胜利”；他还拟派代表团“赴莫斯科详细磋商”此事，以争取苏联政府在经济上和物质上支援其先“解决广州事”，然后再“抽身为最后解决全中国问题制定出西北计划”。[2] （P288、155、165、198） 廖仲恺为实施孙的该计划而与马林有所商谈。马林获知此事后，曾在1923年5月31日致函越飞和季诺维也夫等人说：自己和陈独秀已为孙中山制订了一份国民党改组的计划，“并同孙讨论过，他已接受这一计划”；该计划“考虑把援款（指越飞在5月1日转发苏政府致孙中山电中答应提供的200万金卢布援助款――引者）的三分之一，用于重新组织革命的国民党和反帝宣传，余款用来在北方或西北地区建立一个军事组织”。[2] （P198、170） 稍后，廖仲恺曾受命向马林解释过孙中山的北方战略：“张作霖现在与曹锟达成和解，这是很自然的。不过，孙中山的政策是阻止他们和解。”他还受孙的委托询问马林：“能否专门成立一个由5名中国人组成的小组，对西北利亚华裔乡镇的人员结构进行调查，以便判断由这些人组建军事组织的可能性问题”；[2] （P260） 据马林称，孙中山也同他说过“与廖的话相同”的话。他在听了两人的询问之后即向孙等建议：应让有名的领导人――最好是派蒋介石，“去同赤塔当局的官员会谈”，以力争能办成此事。旋因蒋赴沪休假，“整个事情暂时搁置下来”，[2] （P292） 而后也就不了了终。
　　推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及国共两党尽早实行合作，是廖仲恺与马林这期间彼此晤谈的重要内容。在广州工作期间，马林一方面参加了中共的“三大”会议，促使大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它承认在中国“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强调要遵照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的决定，“共产党党员应该加入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2]（P228、257-258） 另一方面，马林又在陈独秀和廖仲恺帮助下，积极“同孙中山建立联系，……致力于帮助国民党的改组和开展一个强大的反帝宣传运动”。他在1923年5月底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等人的报告中说：孙中山已接受了“陈独秀和我”提出的“改组国民党的计划”，他甚至希望“我参加国民党，直接代他从事党的改组工作”。[2]（P194-195、193、198） 马林在给越飞的信中又谈到，廖仲恺对其力促孙中山着手改组国民党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他同自己的想法完全一致，也认为改组工作必须马上进行。据马林说，当他抱怨“因孙中山至今一直顷全力于控制广东省上，这个改组计划无法实施”时，廖也对孙只忙于讨伐陈炯明而置改组国民党事于不顾的做法表示不满。如他6月初曾对马林说：“如果孙在南方失败，对整个运动更为有利”；其7月初又对孙在致越飞电中“只字不谈党的工作”一事表现出“非常愤怒”。有鉴于此，马林一方面建议苏联政府，最好不要再为孙中山“在南方毫无意义的军事行动提供财政援助”，并请越飞“亲自给孙发电，催他着手党的政治工作”。[2]（P195、159、167） 另一方面，他又为充分发挥廖仲恺在改变党的状况、尽快启动国民党改组工作方面的积极作用，而于7月21日特别给廖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坦率地批评了“国民党组织体制上的缺陷和策略错误的不良后果”，指出国民党人“必须清除个人和朋友义气的旧观念”及摈弃“与各封建军阀为伍”的行为，并认为正是这些使“党没有成为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他指出目前的“当务之急，是立即改组党的方向和着手党的改组”，为反帝反封建“目标而奋斗的共产党人，都可成为真正革命的民族主义政党中的优秀分子。……基于这个原因，我建议并促成中国共产党人参加了国民党”。他强调国共两党的合作只能建立在“平等相待的”友谊和一定的共同纲领上，“决不能建立在服从的基础上”；他殷切期望廖在党之改组“时机已经成熟”的情况下，能带头“拒绝履行那些违背党义的义务，担负起改组党的任务，进入政治宣传领域”，为进一步改善国民党状况，建设“一个强大的、具有坚定革命信念和远见卓识的党员组成的现代化政党”，并依靠这个党来为“建立一个新中国”而进行不懈地努力奋斗。[2] （P301-305、459、495）
　　总之，由于马林使华时具有多重身份，且担负着几项重大任务，所以廖仲恺与他的长期交往，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国民党与共产国际、苏联政府代表及中共领导人的多边关系；他们之间联络晤谈的内容，对国民党改组与国共合作筹备工作的开展，对中苏友好合作关系的建立及对廖本人联俄、联共思想的形成，都有着重要意义和巨大影响。
　　首先，廖仲恺与马林的长期交往推动了国共合作事业的开展。马林这期间先后以共产国际代表及其远东局成员与记者、红色工会国际驻中国南方代表等多重身份来华。越飞曾为此几次指示他说：“你在中国必须以共产国际的工作为主”，要完成的“首先是共产国际的任务”，因此你应“仍留在中国为共产国际工作”。[2] （P162-163、175） 据此，马林在广州工作期间，一直周旋于孙中山、廖仲恺和陈独秀等人之间；他曾以和陈独秀一起为孙中山制定国民党改组计划、亲身参与中共“三大”会议、多次动员与勉励廖仲恺为改组国民党出力等几种方式，力促孙中山从速改组国民党，并要求中共党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期尽快实现国共两党之合作。在马林和廖仲恺等共同努力和推动下，国民党改组的筹备工作于1923年下半年紧锣密鼓地正式开展起来了。
　　其次，廖仲恺与马林的长期交往促进了中苏合作关系的建立。越飞曾先后指令马林说：“你……在中国有必要把外交工作与共产国际的工作协调起来”，“不会给你单纯做外交工作的职位，对孙（中山）的工作也是外交”。[2] （P162-163） 根据这些指令，马林在广州工作期间，努力履行“越飞助手”的职责，在与廖仲恺等交往的过程中执行着其外交使命：他一方面将发展“越飞与孙中山建立了的关系”作为“这时期最重要”的工作，每月与孙“保持三四次联系”，[1] （P258） 并经常联络会晤廖仲恺等人，通过他们做孙的工作；另一方面，他又把孙、廖及广州国民党政权对苏联的要求及时转告越飞，尤其是通过越飞及其代理人达夫谦，力促苏联政府尽快兑现越飞在热海会谈中及其后对国民党的承诺，以经费和军事物资等大力援助广州。马林在离穗回国前还应孙中山及廖仲恺的请求，协助其组成了赴苏联考察的“孙逸仙代表团”。随着苏联援华的顾问到达广州及蒋介石率团赴俄考察，中苏间的革命合作关系在1923年下半年正式建立起来并进入了“蜜月期”。这与廖仲恺及马林、越飞等的共同努力显然分不开。
　　最后，廖仲恺与马林的长期交往对廖本人之思想言行也有重大影响。他在同马林交往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与发展了自己的联俄、联共思想，并逐步将之付诸实践行动。马林是一位具有思想魅力的政治活动家，廖在同他交谈时深受其言行之影响。他通过耳闻目染，对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援助国民党进行革命斗争及其努力促成国共两党合作的诚意，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同时也对孙中山决心改组国民党和实行联俄、联共政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了新的认识。这些对廖仲恺当时与日后联俄、联共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他从1923年下半年起成为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得力助手，始终以实际行动鼎力相助孙中山与中共一同缔建首次国共合作革命联合战线。应该说，廖仲恺当时政治上的进步与行动方面之有所作为，都与他同马林的长期交往大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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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杨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