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族企业的集群化成长与变迁

摘要：作为推动各国经济发展重要引擎的家族企业，因其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一直饱受诟病，如何实现其可持续成长也就成了重点关注的问题。文章针对大多数人所提出的应积极推进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进行转型的建议提出了另外的看法。认为在我国现阶段甚至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家族治理模式仍是一种较优的选择，不应盲目排斥和舍弃。并指出产业集群是在保留家族企业优势的基础上来解决其面临的成长障碍的一种有效发展途径。然后针对我国内陆家族企业集群发展面临的问题，借鉴家族企业集群化成长的海外经验，进一步给出了推动我国家族企业产业集群升级的对策。

关键词：家族企业;可持续成长;产业集群

一、 引言

家族企业作为一种遍布世界的古老的企业组织形式，在各国的经济发展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美国《家族企业》季刊可知，尽管美国这个被公认为是公司治理体制发育最完全的国家，家族企业的比重也达到了80%～90%。在欧洲，家族企业的比例同样很高，其中意大利家族企业的比重高达95%。在亚洲，家族企业仍是在各国和地区的企业组织形式中处于主导地位，日本的家族企业更是达到了99.1%。除此之外，家族企业在其他地区的比重也是达到了50%。家族企业也是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据《Tharawat》杂志显示，中国内地私营企业85.4%的份额中都是家族企业，它对GDP的贡献度达到了65%以上。不仅如此，除了民营经济中的主要家族企业形式，在我国公有制经济中，也大量存在为解决经营合法性问题以戴“红帽子”形式存在的家族企业，以及存在家族力量和政府行政力量一起渗入企业组织的“公有而家营”的家族企业形态。

然而，《2018中国企业家家族传承白皮书》的调研结果却表明，就全球范围而言，能成功传承到第二代的家族企业只有1/3，而能过渡到第三代的仅有10%，即淘汰率高达90%，形成了“富不过三代”的魔咒。那么是什么造成了大量家族企业如此短暂的寿命呢？是家族企业本身就很落后而注定它必然会不断被市场所淘汰吗？但是却有大量的研究结果证明家族企业的经营业绩比非家族企业要出色。《新闻周刊》研究了从伦敦金融时报100指数到西班牙马德里指数等欧洲六国股票指数，发现欧洲家族企业的总体走势远优于那些毫无血脉关系的非家族企业。同样，摩根士丹利公司2007年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2000年至2006年间，在标准普尔500指数的上市公司中，家族公司的涨幅超过了综合性指数的涨幅。

那对于具有良好业绩并在各国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家族企业，其可持续成长就成了一个值得备受关注的问题。但由于家族企业所具有的家族和企业两种组织结构的二元性，相较于一般企业而言，家族企业的成长更具复杂性和特殊性。如何合理地平衡家族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并使其动态地适应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这是家族企业实现可持续成长的关键。

二、 家族企业成长的研究视角

家族企业成长的因素和路径是有关家族企业成长研究的两个侧重点，从成长的因素来看，它是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内部来看，主要表现为特殊的“家族性”、能力和信任机制等因素。Ouchi（1980）认为以共同经历和认知为纽带的亲缘关系有助于约束家族成员间的冲突行为。Carney（2005）指出特殊的“家族性”对于促进家族企业特殊的治理特征的制度化实现有积极作用，从而有利于形成社会资本、机会投资和效率的竞争比较优势。但Peng（2009）和Fiegener（2010）指出家族关系的高度保护性的特点，使得家族企业内部监督机制的效用一定程度上大打折扣，降低了对家族成员的控制和约束程度。贺小刚等（2010）也从核心家庭、近亲关系和远亲关系的不同角度指出，不同的亲缘关系会产生不同的企业绩效。其次，从企业成长的能力因素来看，Gomez-Mejia和Gutierrez（2001）指出家族代理人管理能力与其职位的不平衡匹配会加重相关的代理问题，使企业发展受阻。Chrisman等（2003）认为家族对企业所能实施的控制程度由家族代理人的能力水平决定。熊毅（2004）指出企业家的主观动机和客观能力两方面的特质与家族企业的成长是互为因果的循环互动关系。连燕玲（2011）通过在家族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配置中比较亲缘关系和经营能力的作用，得出在管理权的配置过程中偏好于“能力至上”的原则，即关注于家族代理人能力的强弱。另外，从信任机制的角度，吴松强和石岿然（2008）指出，家族企业外部政府构建的社会信用体系及内部相互信任的工作氛围的有机结合有利于企业的和谐成长。Stacchini和Degasperi（2015）指出以家族成员间的情感关系为基础的人际信任机制和基于亲缘等特征的特殊信任机制在家族企业治理模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吕鸿红等（2016）指出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形成和演进都是由信任机制的不同组合决定和推动的。而家族企业成长的外部因素主要在于文化背景，Sharma和Manikutty（2005）发现家族企业所嵌入的社会文化和结构性规范会对企业的资源积累和撤资决策产生影响。李新春和陈灿（2005）认为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对中国的家族企业中关系治理这种非正式治理模式具有深刻影响。

对于家族企业的成长路径及未来发展走向，虽然家族治理模式得到了一定的肯定，储小平（2000）认为家族企业是任何经济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种企业组织结构。黄少卿（2005）认为中国的私营企业在现有的外部市场环境的制约下，选择家族化治理模式是一种理性的行为。但随着家族治理模式的弊端在企业成長过程中逐渐暴露出来，家族治理模式常被作为一种落后的模式所诟病，并提出应着力推动家族企业向现代化治理模式的转型。比如刘平青（2002）指出要积极促进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家族企业向现代化企业进行转型。陈然方（2005）指出家族企业要在建立规范体系的前提下，由传统的两权合一模式演变为高级的两权分离模式。苏武松和陈高林（2006）认为职业经理人的引入可以突破制约家族企业成长的内部障碍，为其提供新的发展空间。

但事实又表明，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家族制固有的缺陷，但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许多家族企业经过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改制后，仍旧面临着诸多问题，甚至还使得运行效率大大降低了。原因就在于家族制与公司制是没有高低等级之分的两种组织制度，不能把公司框架作为衡量企业制度现代化的一种绝对标准，只要是适合企业自身情况和外部市场环境的治理模式就是可取的。在当前中国外部市场条件发育不充分和不完善的情形下，无论是相较于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的其他模式，家族企业在数量、速度和绩效上都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因此，家族企业有其无可否认的存在客观性，在当前和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一种较优的企业组织形式。要解决家族企业面临的问题，不一定要向现代企业制度演进，可以在维持家族治理的基础上对其机制进行自我完善和创新，而产业集群就是我国家族企业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

三、 家族企业集群化的成长效应

产业集群概念是由迈克尔·波特教授首先提出来的，它指的是“一组在地理上靠近的相互联系的公司和关联的机构，它们同处或相关于一个特定的产业领域，由于具有共性和互补性而联系在一起”。此后其内涵又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扩充和发展，但至今也没形成严格统一的产业集群定义，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经济地理现象，抑或看作一类产业空间组织。因集群内部密切的分工协作行为，它也形象的被称为是“蚁群经济”。从世界范围来看，产业集群化逐渐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而我国的产业集群形成于改革开放后，随着民营经济的阀门被打开，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大量民营企业不断向特色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形成了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为主的产业集群隆起带，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

所谓家族企业集群化，指在某个产业领域内具有相互联系关系的、且在地理位置上又相对集中的家族企业的集合体，即由家族企业的各散体形成了企业家族的整体。总体来讲，集群化通过分工细化、业务外包形式，用协作优势代替规模优势，从而克服了家族企业规模小和管理能力有限的两大弊端，并使家族企业不断获得成长所需的资源，建立起竞争优势。即家族企业集群化首先也具有产业集群的一般意义，比如成本优势，集群内部不同企业的人员通过相互学习积累起来的产品生产及企业经营管理的经验会导致生产成本不断下降，同时集群带来的规模经济会促使资源优化配置，从而降低了家族企业成本。又如效率优势，一方面来自于集群内企业的深度分工，每个企业只做产业链条上的一两个环节，专注于自己所能，专业化水平大大增强了，其效率也会随之提高。另一方面来自于集群内企业间资源的共享与互补，随着市场辐射半径的延伸，更多的资源要素会被引进企业集群区内，也更方便了企业资源的获取。另外还来自于企业技术创新的效率，集群内竞争性压力的增强会刺激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以突破自己，同时产业集群也为家族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包括创新氛围、服务环境、资本环境和技术环境等有利条件。

其次，集群化对家族企业的成长还具有特殊意义。表现在（1）它可以让家族企业在不进行所谓的现代化转型的情形下，既能保存家族治理优势，又能突破其限制，实现家族企业的进一步成长。受制于自身资源和能力的缺陷，家族企业继续成长中不得不面临走企业并购道路或利用外部市场的选择。而对于大多数中国家族企业而言，基于并购带来的成本和风险是不愿意做出并购这一选择的。另外在市场经济制度发展不完善的中国，外部人力资源的引进有时不但不能弥补家族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能力缺口，反而会增加企业的代理成本和风险，甚至使企业的控制权发生转移出现非家族化的情况。而集群内家族企业是在保证各自产权独立的前提下，实现资源和能力的优势互补。另外，有些家族企业通过自身裂变分家会另行成立诸多独立于原来企业的新生企业，这些企业形成的集群则有效化解了家族企业的内部矛盾，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家族企业在代际传承中的控制权和产权纠纷及由此导致的家族企业分崩离析的悲剧。（2）中国家族企业中的关系网络优势可以得到充分发挥。儒家文化影响使得华人家族企业中的家族主义深厚，有着“强关系、弱组织”的特点，并由此形成了其泛化形式。基于亲属关系、宗族关系、地域关系和种族关系混合而形成的家族企业集群，利于进一步扩大企业内部关系网络发挥作用的范围，利用泛家族化原则促使外部资源优势的内化，同时可以强化企业之间的联系形成战略伙伴，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提升市场竞争力。

四、 家族企业集群化成长的海外经验借鉴

意大利家族企业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以低成本的传统日用消费品的生产为主，且规模普遍不大，单个企业难以获得规模效益，这使得其家族企业自发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广泛存在的中小企业集群，即被称之为“第三意大利现象”，也被认为是美国之外产业集群发展最成熟且特色明显的国家。其竞争力源泉来自于基于制度的稳固的社会网络，意大利的家族意识极强，各个地域都构筑了以家族为基础的地域社区文化，同时意大利的法律法规发展相对健全，基于关系资源而形成的社会网络已逐步演变为以制度为基础，社会网络由此变得更加稳固，社会信任加强进一步降低了集群内家族企业的交易成本。另外，意大利中小家族企业集群还有其他特征，比如强有力的行业协会和健全的服务中介机构都给予了较大支持，集群内部有着明确细化的专业化分工，中间产品生产企业群和最终产品生产企业群这两个起主导作用的企业集群各有其分工。中间产品生产企业群是专业化生产者，只專注于某一环节上的规模生产，最终产品生产企业群则是主要负责向集群以外的市场直接提供产品。同时集群内企业间还有着良好的竞争与协调关系，提升了中小家族企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的多样性。集群区最主要的还是一个创新型区域，区域内形成了由核心企业、公共研究部门和中介服务机构共同构成的区域创新体制，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极。

日本的家族企业不仅比重大，而且还形成了不少知名的国际性大家族企业，如本田汽车、松下电器和三井物业等。据2006年美国《家族企业》杂志发布的全球最古老家族企业榜显示，世界上最古老的家族企业就在日本，处于榜首的是日本大阪寺庙建筑业金刚组，从公元578年传到了第40代，已有1 400多年的历史。排在第二名的仍是日本的粟津温泉酒店，成立于公元718年的它同样拥有了上千年的历史。从个体上看，长子继承制、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及融入经营理念的匠人精神等都是日本家族企业基业长青的重要原因。从群体上看，家族企业之间形成的纵横交错的产业集群则是其家族企业成长的又一推动力。为了降低市场风险和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日本多数家族企业通过产业链、供应链及产品链并借助分包制建立起了产业集群。在横向上表现为家族企业通过产业链集聚在一起，各家族企业基于不同工序分工共同完成流水线式的配套合作。另外还表现为因供应链而形成的产业集群，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可以形成市场战略同盟，统一采购和销售。在纵向上则表现为以产品链为基础的产业集群，往往是由一家龙头家族企业按照产品链进行层层分包。这在日本的汽车工业中表现最为突出，汽车组装企业为龙头企业，其他家族企业则集聚在一起实行层层分包的专业化生产，在集群内共同完成从原材料供应、零部件生产、产品组装到市场销售的一系列过程。

台湾的家族企业以中小企业网络最为显著，是集群发展的模式，还有一部分是大型企业集团，其电子产业的迅猛发展就是依赖于中小家族企业集群的推动。从其集群化发展的特点来看，首先表现在依托于以信任与承诺为核心的家庭关系和社会网络，在集群区内，一般都有良好的传统与文化，集群家族企业间以血亲、姻亲关系或泛化的同乡、同窗及师生关系为联结的纽带，形成了彼此间紧密的联系。其次表现在通过积极融入全球生产体系实现了集群的升级。随着台湾地区主导产业由纺织业逐步转变为电子产业，电子产业高度的资本需求和技术复杂性使得原有的家族企业模式无法再满足，因此中小家族企业形成集群在多重链接下对接国际先进要素资源实现升级发展，台湾地区PC产业的组织变革就是得益于成功的全球链接。大企业直接承接了旗舰企业OEM的生产，然后后向链接众多本土的供应商，而中小家族企业集群就是这后向链接中的主体，它们通过这种方式与OEM发生间接链接，实现向国际化方向的延伸发展。

五、 我国内陆地区家族企业集群的发展现状

浙江中小家族企业围绕服装、鞋袜、纽扣及低压电器等产品的加工、生产和销售形成了被称之为“块状经济”的专业化生产区域，是“一地一品”“一镇一业”的中小家族企业集群格局。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一直当作是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其中产业集群可以说占据了浙江经济的半壁江山。然而，近年来浙江中小家族企业集群的优势在减弱，功能在逐渐衰退。究其原因，先从其产品来看，大多以劳动密集型的轻加工产业为主，产品技术含量低使得低档次、低附加值及结构单一的总体特征没有改变，进入壁垒也低，容易面临同行业模仿与超越的打击。同时虽在创新研发投入上有所重视，但集群内大多数企业仍处在以模仿创新和价格竞争为主的阶段。集群区内对模仿的普遍依赖沉重打击了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并导致了创新能力供给不足逐步深化的恶性循环。此外，多数集群企业间还存在技术同构的问题，限制了彼此间的协作，造成了企业集群区内分工效应的弱化。再从企业集群区内部的组织协调度来看，各企业以横向的水平联系来完成产品的生产，集群企业间的组织度不高和协调能力不强，造成产业同构问题比较严重，同业间仿冒和压价竞销等无序竞争带来相互排挤的“内耗”情况明显。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中小家族群企业集群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主要以广州为中心的大约60公里半径范围内提供家居、服饰等日常消费品制造的“原子团”企业集群;另一类是由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特别是以台湾为代表的IT企业把其部分生产环节转移至珠江三角洲，而形成了东莞的IT硬件制造即所谓的“飞地”类企业集群。企业集群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中起着支柱作用，可以说当地的经济就是一种典型的集群经济。但当前珠三角企业集群发展也面临着一些现实问题，比如集群企业根植性较弱，没有真正适应和融入本地环境中，特别是对于以嵌入性为主的“飞地”类企业集群最为明显，外资企业仅停留在产业转移的表层阶段，并没有把当地企业纳入其产业链体系中，集群企业在该地不稳定，存在大量外迁的风险，一旦迁移，可能会造成该地区产业的空洞化，减弱其区域竞争力。又如在集群企业中以家电、玩具、五金、IT产品组装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导，所采用的技术多为引进或模仿，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依赖中低档产品和传统工艺组织生产。

我国的中小家族企业集群除上述两个典型地区外在其他地区也有分布，也具有自己的特点和问题，但从总体上看，都具有几个共性问题，如在行业和技术上集中于生产中低层次产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创新优势缺失;在集群企业间的专业化分工与合作水平上以横向的水平联系为主，上下游的纵向配套联系不够深入，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在集群区的独特竞争优势上过渡依赖优势资源形成单一的专业化产业区，降低了其对市场变化和外界冲击的应对能力。即我国的大多数集群产业目前还处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末端，以低成本型的产业集群为主，未充分体现集群的专业化分工、网络协作及创新能力等核心竞争优势，集群仅仅是简单的聚集而不是协调整合创新，其效应也只是停留在低成本的层面。

六、 推动我国家族企业产业集群升级的对策

虽然产业集群是在保留家族治理优势的基础上缓解其发展困境来促进家族企业可持续成长的一条有效途径，但产业集群也存在不足。为了更好地实现家族企业的成长，必须加快推动家族企业集群的转型升级。

1. 构建良好的区域创新体系，提高企业集群的创新能力。首先要把科技创新的切入点放在构建有效的科技创新平台上，把研发中心作为核心，可以依托于集群企业中某大型企业的研发中心，也可以通过集群内不同企业主体共同组建科技开发中心，以形成强有力的科技创新网络。其次要积极推进产学研相结合，高等院校為企业集群的创新源源不断地培养人才，科研服务机构提供国内外科技发展的前沿信息，不断更新知识储备。另外还要强化政府在政策上对集群企业技术支持上的倾斜度，积极发挥其引导和推动作用，竭力降低企业集群科技创新的外部风险和成本。促进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集群的转型升级，积极打造以科技为支撑的新型企业集群。

2. 深化纵向联系，打造以价值链为基础的分工协作网络。专业化分工合作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集群的整体竞争力，因此要以价值链为纽带，弥补上下游纵向配套联系上的短缺，形成多样化的专业协作网络。具体可以推动一批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型企业向产业中高端延伸，也可以围绕大型企业或项目来拓展产业链。同时还要加快集聚国际先进资源要素，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延展上下游产业链，追求分工效益的最大化。

3. 大力培育行业协会等中介服务机构，发挥其专业化服务作用。纵观意大利的中小家族企业集群，在其逐步成长到面向国际市场的过程中，行业协会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完全由企业资助，有很大的自主权。一方面它负责赞助技术研究机构的研发，开拓国内外市场;另一方面还要与政府打交道以争取相应的政策支持。因此，培育行业协会等中介服务机构以提供各项专业服务及协调企业间关系，这是家族企业集群持续发展的一个有效途径。但要注意的是政府要保证这些中介机构有充分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减少干预和约束，赋予其充分的权力来为集群企业提供服务以促进集群的成长。

参考文献：

[1] Ouchi W G.Markets， Bureaucracies， and Clan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80，25（1）：129-141.

[2] Michael Carney.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Family-Controlled Firms[J].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 ctice，2005，29（3）：249-266.

[3] Peng M W， Sun S L， Pinkham B， et al. The Institution-Based View as a Third Leg for a Strategy Tripod[J].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2009，23（3）：63-81.

[4] Fiegener M K.Locus of Ownership and Family Involvement in Small Private Firms[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10，47（2）：296- 321.

[5] 賀小刚，连燕玲，李婧，梅琳.家族控制中的亲缘效应分析与检验[J].中国工业经济，2010，（1）：135-146.

[6] 熊毅.家族企业成长中的企业家特质变动与企业治理[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4，（6）：117-121.

[7] 连燕玲，贺小刚，张远飞.家族权威配置机理与功效——来自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11，（11）：105-117.

[8] 吴松强，石岿然.打造家族企业和谐成长的信任机制构想[J].企业经济，2008，（1）：38-40.

[9] 吕鸿江，吴亮，周应堂.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分类比较与演进规律[J].中国工业经济，2016，（12）：123-139.

[10] 李新春，陈灿.家族企业的关系治理：一个探索性研究[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107- 115，140.

[11] 储小平.家族企业研究：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话题[J].中国社会科学，2000，（5）：51-58.

[12] 黄少卿.中国私营企业家族化治理模式的成因和演变[J].财经问题研究，2005，（5）：9-13.

[13] 刘平青.协同进化：发达市场经济中家族企业成长模式研究——兼与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的比较[J].上海经济研究，2002，（5）：24-31+65.

[14] 陈然方.信任、隐性激励与家族企业成长的三阶段模型[J].当代经济科学，2005，（2）：36-40，109.

[15] 苏武松，陈高林.家族企业成长与职业经理人的引进[J].商场现代化，2006，（11）：225-226.

[16] 迈克尔·波特，著，高登第，等译.竞争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210.

作者简介：吴巧玲（1991-），女，汉族，湖北省荆州市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硕士生，研究方向：微观经济学与企业管理。

收稿日期：2019-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