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不像老师的老师们
时间：2020-10-05 03:58:5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刘晗
电影《蒙娜丽莎的微笑》中，满怀激情与抱负的凯瑟琳从伯克利大学毕业后来到卫斯理女子学校教授艺术史，因想播撒自由的种子而碰壁连连。
现实中的所有课堂几乎都是如出一辙的，老师站上讲台娓娓道来，学生坐在台下安静聆听。在小说和电影中涌现出了不少在现实生活中罕见的课堂，或风趣幽默，或创意十足，有的课程在老师的带动下显然超越了专业学习的初衷，而是开拓出了更广阔的天地，令学生获得了人生的顿悟。教学情境各有千秋，课程设置亦是各有特色，但自始至终不变的是，老师们都在期待自己教过的学生都能学有所成，为此他们也使出了浑身解数，甚至是杀手锏。
打破常规：换一种方式定义“成功”
实用的专业学起来枯燥，有意思的学科通常在大多数人看来毫无一用。驾驭整个课堂风向标的老师往往能带动起学生们的学习氛围，台上照本宣科、台下鸦雀无声即是惯常所见的学风，而在电影中这样的场景注定没有看头，于是就有了非主流的奇葩老师引领学生进入别出心裁的新天地。最经典的当属《死亡诗社》里文学老师约翰·基汀，他一改传统名校的刻板风格，在威尔顿这所追求“传统、荣誉、纪律、优秀”以及高升学率、晋升名校的百年贵族老校让课堂焕然一新。
在约翰·基汀的课堂上，古板的说教灰飞烟灭，沉闷迂腐的地狱式教学不见了踪影，学生们立即被他不落俗套的上课方式所吸引。“我们读诗，写诗，并不是因为它们好玩，而是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分子，而人类是充满激情的。没错，医学、法律、商业、工程，这些都是崇高的追求，足以支撑人的一生， 但诗歌、美丽、浪漫、爱情，这些才是我们活着的意义。”作为曾经的“死亡诗社”成员，基汀带着同学们唱着《扬基歌》，将教科书上学院派的诗歌分析抛在脑后。学生们一改往日整齐划一坐在课堂上，学着基汀“我站在我的桌上以提醒我自己必须经常用不同的角度看事物”，纷纷站上了课桌。
在一众学生的煽风点火下，“死亡诗社”在威尔顿得以复刻。学生口中对老师敬畏的称呼，在基汀那里成了“船长”，他带学生们进入了青春的狂欢，也重回他自己的青春岁月。“我步入森林，因为我希望生活得有意义，我希望活得深刻，吸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把非生命的一切都击溃，以免当我生命终结时，发现自己从没有活过。”梭罗的名言成了他们的共同信仰，冲出学校的藩篱，摆脱分数的束缚，实现理想的自我，在诗歌的节奏和非洲舞的律动中释放青春，反思人生，引导他们发散式的思维，鼓励他们张扬自己的个性。
《死亡诗社》里的文学老师约翰·基汀。
电影《蒙娜丽莎的微笑》与《死亡诗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满怀激情与抱负的凯瑟琳从伯克利大学毕业后来到卫斯理女子学校教授艺术史，久而久之她发现，虽然女性的社会地位比以往有了显著改善，但是她接触到的学生装扮保守，心思并不在学习，而是以婚姻定终身作为自己的人生信仰。凯瑟琳力图破除封建观念，试图向她们传递独立自主的思想，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潜质。在课上，她从不苛刻要求学生，分数和论文都不是她考核学生的标准，只希望她们能感受大师的魅力，从可感知的艺术中多一些思考。虽然凯瑟琳的特立独行一度遭到校方的反对，但她却被学生们称为“蒙娜丽莎”，收获了大批的粉丝。
释放天性：教化与内化的乐章
现实中的课堂大多是有序平静的，而电影中的教室大多是故事的发源地，免不了多一些让老师头疼的奇葩学生。然而，真正的好老师是能走进学生心里的人，能让学生深切感受到爱与希望。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里就有这样一位老师，他告诉学生们：“世事不能说死，有些事情总值得尝试，永不轻言放弃，前方总有希望在等待。”像大多数音乐电影那样，这部作品充满着灵动的乐章，但有所不同的是，起初在曼妙的歌声中有一些不和谐的音节。当怀才不遇的音乐老师克莱门特·马修来到名为“池塘畔底”的辅育院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令他大失所望的是，他所面对的学生是一群难以被驯服、出言不逊的“野孩子”，但他用音乐唤起了孩子们心底最纯真的善良，从而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身为学监的克莱门特发现，学校校长为了制服这群顽劣的孩子无所不用其极，残酷的体罚在学生们那里已經司空见惯了，如此针锋相对“硬碰硬”的教育方式不但未能改善问题少年的逆反心智，反而使其变本加厉。克莱门特尝试用自己的专长启发孩子们封闭的内心，如同他说的，“永远不要说永远，总有东西要去尝试。”当其他老师向学生们发难时他总能站出来解围，他还破天荒在这所寄宿学校开设了音乐课，创作出适合他们声线的合唱曲目，正是他的耐心和关爱软化了这群“野孩子”的锋芒，化解了师生之间的戒备与紧张。
音乐不仅是一种教化，更是一种获得快乐、找到存在价值的源泉。克莱门特的合唱团里一开始也有异样的声音传出，比如皮埃尔·莫昂克，最爱调皮捣乱，但也是学生们中间最有才气的，在单亲家庭长大的他性格孤僻，却能唱出非同凡响的音色。天才常有，伯乐难寻。克莱门特发掘了他的音乐天赋，这个有着天使般面庞和动人歌喉的孩子在他的谆谆教诲之下成了一名出色的音乐家。在所有学科中，艺术大概是最容易入门却最难出成绩的。因为比起诸多学成之后可以在生存上助你一臂之力的专业，艺术显然不值一提，然而它赋予人的精神和感官上的享受却无法用物质来衡量。在课堂上，老师往往顾及大多数人的接受度，正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因为每个人的悟性各有差异，最终的学习成果也会大相径庭，有时能如愿以偿，有时则适得其反。
英国剑桥大学。
在西方，几乎每一个孩子都会被教育要学会一样乐器，所以大学里的音乐课上更多的场景是，学生们在一起能玩出好的音乐。
《小猪教室》剧照。
电影《生命因你动听》里同样是以一位音乐老师格兰·霍兰为视角，他的命运和克莱门特有着相似之处，投身教育事业都是退而求其次、不得已为之的抉择。面对着室外乐队一群叛逆的学生，他只有悉心教学，原本对音乐不得要领的白人学生格楚特·兰和黑人学生路易斯·鲁斯逐渐学会了单簧管和大鼓这两样乐器。上天像是和霍兰开了个玩笑，身为音乐老师，他自己的孩子却是个天生聋儿，他一面哀叹“几千万人中，为什么偏偏选中了他”，一面又在课堂上平静地回答着学生们提出的问题。教室里响起了贝多芬第七交响曲，有人提问：“贝多芬耳聋怎么还可以作曲？”他抑制住自己即将崩溃的情绪，答复说：“因为他不是天生的聋子。”
在30多年的教学中，他以自己独有的教学技巧因材施教提高了学生们的音乐素养，除了课上教学，他也利用私人时间为学生答疑解惑。艺术的学习不同于其他专业，灵感并非口传心授就能点化开来，也需要假以时日的练习，正如“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除此之外还要有坚定的信心。在霍兰的班上，有自卑的学生，亦有执着成才的学生，每个人都在他的调教下实现了自我价值。而霍兰也在身体力行，在做老师的同时也没忘记对自己艺术追求的初衷，他始终在书写自己的交响曲。在这部电影的尾声，也就是霍兰退休之时，每一届学生都到场欢送他，这也是他作为老师最高的礼遇，而在这一天，也是他一生中唯一一部作品《美国进行曲》得到了首演的机会。
残酷教育：直击生存的真相
如果说老师在课堂上对某一概念的点化与教导多于实践，那么作品中的一些桥段比现实残酷得多，这一点在日本电影中尤为明显。从《死亡诗社》到《蒙娜丽莎的微笑》，从《放牛班的春天》再到《生命因你而动听》，纵观教室革命，几乎所有创新举动都来自初出茅庐的“闯入者”。《小猪教室》的主角同样是这样一位星老师，和他一起进入学校的还有一只可爱的小猪，虽然任教于小学，但他给孩子们提出的问题让很多大人都束手无策。他向同学们公布了他的“饲养计划”，在即将毕业的一年里大家共同照料小猪，等它长大后再将它奉为盘中餐大快朵颐。
此计划在学生和老师中间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最终还是开明的校长批准了他的诡异实践教案。学生们为小猪取名“小P”，精心搭建小窝，定期清洁打扫……随着他们的朝夕相处，告别的时刻也在步步紧逼，有一个问题自始至终都困扰着孩子们，“既然老师把它带过来和大家一起生活，那么为什么要吃了它呢？”而且临近毕业，反对声也越来越多，持“吃”与“不吃”两派意见的人陷入混乱的争吵中。
这部改编自真实事件的作品一经推出便引发了大众与学界的讨论，看似幼稚的辩论事实上指向了一个更为深沉严肃的哲学问题：从牲畜到宠物，再到朋友，小猪在同学们心目中的地位日渐亲密，星老师原本“希望学生们能用身体去感受吃掉活着的动物的意义”，结局却出乎意料，由此展开的关乎生命、饮食、教育的问题，学生们的思考远远超越了他的初衷，就像他们所说的，“比起小豬实际的样子，留在心中的回忆虽然看不见也触摸不到，但这才是最重要的。”人类的目的是生存，猪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被人吃掉，对于生命意义和生存权利的思考必定会让很多孩子铭记一生。
老师提出这样直击生存真相的残酷问题，是因为他们已经或者正在经历生活的劫难，电影《大逃杀》就是老师为他们布下的“荷枪实弹”的人生演习。身处经济萧条、全民失业、暴力丛生的社会，日本政府为了培养青少年在逆境中的生存能力，出台了《新世纪教育改革法》法案，每年从所有学校中随机抽出一个班级的学生，前往无人荒岛接受为期3天的生存极限挑战。他们利用地图、粮食和武器不受法律限制互相残杀，直到存活下来的最后一个才能离开荒岛。
学生们在残酷的大逃杀游戏规则中适应“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社会，或出击或防守，抑或是绝望自杀，这场在极端情况下充斥着绝望和血腥的暴力厮杀也揭露出了人性的本质，放大了现实中徒增的生存压力。
终极提问：有一种爱与死，我们至今还不了解
在课堂上，学生最怕老师提问，回答不出问题时的尴尬窘境甚至成了困扰很多人的噩梦。《相约星期二》即是发生在作家米奇·阿尔博姆身上令他铭记一生的重要经历，这部作品曾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30多种文字，之所以在全球范围内有着如此广泛的影响，并不是源于他与老师在每周的“固定约会”有多么精彩的故事，反倒是一些普世经验——人生中如何面对他人，如何面对爱，如何面对恐惧，如何面对家庭，以及感情与婚姻、金钱与文化、衰老与死亡等话题，更能吸引读者。
如果被告知将不久于人世，将如何打发这所剩无几的时光？凡是在病榻上挣扎的人都要把在世上得到的最珍贵的准遗产授予其信任的人，年逾七旬的社会心理学教授莫里·施瓦茨则在缠绵于病榻的最后14周时间里把他的人生经验传授给学生米奇·阿尔博姆。在这个只有一名学生的课堂上，他们约定在每周二的相见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探望，更是在促膝长谈中聆听最后的教诲，这14堂课的笔记便促成了《相约星期二》。不禁要感叹莫里教授面对死亡的坦然与超脱，“一旦你学会了怎样去死，你也就学会了怎样去活”，这正是因为他以70年的时间丈量了生与死的真谛所获得的能让米奇以及全世界倾听者为之所震撼和感动的金玉良言。可以想象，当教室里的生动讨论幻化成灵魂栖居地里默念的祈祷时，莫里教授的课堂已不仅仅局限于狭小的病榻前，而是延伸到每个能看到这些箴言的读者。
正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的，“人是向死而生的”，生命即是了解死亡的过程，死亡事实上是一个节点，推门而入则是一片崭新的天地。这个原本令人感到讳莫如深的字眼，在莫里教授看来是一个完结之后的延续，正如他所言：“死亡终结了生命，但没有终结感情的联系。”科学的发展可以让人迅速冷冻，到下个世纪得以融化，从而延长在世的时间，但当复活后看到的是陌生的世界、陌生的脸孔，所熟悉的人们都已经进入了生命的轮回，在莫里看来，家庭就是相爱或者死亡。的确，爱和死亡二者是共存的，一个是装满情感的温柔乡，一个是黑暗不可知的神鬼世界，而人正是处在这座浮桥的中央，因此，纵使科技具备带领人达到百年之外的能力，我们也会选择活在当下，每时每刻和所爱的人呼吸着同样的空气。死亡之所以让人产生畏惧，是因为人并没有视自己为自然的一部分，但事实上我们并不是高于自然。人生是自然的一部分，死后仍要归于自然之中，当死亡的脚步渐渐逼近时，自然界的吸引力就像第一次看见它时那样强烈。这时，对时间的恐慌就会上升到人生的警戒线之上，时间一步都不肯停歇地前进，而总有遗憾在其中。
“我们不习惯退后一步、审视一下自己的生活然后发问：就这些？这就是我需要的一切？是不是还缺点什么？”人之所以不去珍惜，是因为他没有面临过生命受到威胁时的恐慌。“你一旦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就不会想回到从前去。你想往前走，想看得更多，做得更多。”人的生死若能颠倒，那么这一生的经历要比现在完满得多：从烟雾缭绕的墓地中迈着苍老的步伐缓缓走出，开始一生的旅途，拨开重重迷雾看清世界的样子;虽然重病在身，却还要行走千百万里去寻找前世的家人，他们在路上会遇到指路的热心人，也曾身陷囹圄误入歧途;当他们找到家人时享受天伦之乐，之后即将进入中年，承担起沉重的家庭责任;他们也会历经生命中鼎盛的青年时期，褪去褶皱的皮肤和浮上眼角的鱼尾纹，在经历过众多磨难后必将珍惜眼前的一切;在轮回召唤中，他们迎来生命中最享受的时刻——婴儿时期，最终归于母体。
剑桥大学学生参加五月舞会，庆祝学年结束。
可惜，事与愿违，上帝就是烹制了这么一道先甜后苦的大餐，无论是在这个人生乌托邦中，还是在历史碾压的车轮下，我们看到很多过客，并且自己也是他人眼中的过客，正如莫里所言：“在生命的起点，当我们还是婴儿时，我们需要别人活着，对不对？在生命的终点，当你像我现在这样时，你也需要别人活着，是吗？可还有个秘密：在生命的中途，我们同样需要别人活着。”活着二字透露出的沉重与无奈，现实的残酷是冻结在玻璃上擦不掉的风霜，接受所能接受和所不能接受的现实是活着的人享有的特权。我们可以努力把不能接受的遗忘，但遗忘即是开启一次新的回忆，我们所不能释怀的并非个人的情思，而是与生活抗挣的后遗症，然而与生活和解却是平静面对死亡的难关所在。走在时间尽头的是无尽的追忆，如果不想让这段回忆煞风景，就要在临死前先原谅自己，然后原谅别人，承认过去，不要否认它或抛弃它。在这个倒带的过程中，你会对脑海中泛着黑白雪花的录像带上年轻时的莽撞或窘态莞尔一笑。
在毕业典礼的举行地——莫里的葬礼上，米奇遵照了教授的遗言——“我死了以后，你说，我听。”想象中的对话莫名地自然，恰好是星期二。“教师追求的是永恒，他的影响也将永无止境”，莫里教授履行了“一个终生的教师”的使命，长眠于自然中，这犹如他永恒的睡眠，他的死令人感到有种如同下课铃戛然而止时的失落。纵观过往历史，有数不清的文学家、哲学家针对死亡留下了名言：莎士比亚曾说过“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苏格拉底说过“死了或活着，哪个更好，谁也不知道”。左右顾盼我们生活中经历过的生死离别，这些只字词组在生活强大的映射下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我們不懂，我们又如何能懂？
（责编：常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