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与政治的复杂纠葛
时间：2020-10-24 04:35:2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张锦 孙佳媛 付容 邓群
摘要：《红豆》一方面严格受到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被革命话语所收编：另一方面，在身体对政治的臣服与妥协的缝隙中，又透露出一些身体“主体性”的顽强表达，把人本身正常的自然欲求通过某些方式或显或隐地表现出来。本文通过对这两篇小说进行文本细读，探讨身体与政治的复杂纠葛关系，挖掘隐匿在表层叙事文本之下的深层原因——作家在主动服从国家政治强权话语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知识分子对文学阵地的坚守和对个人话语的执著。
关键词：《红豆》;身体;政治;复杂纠葛
中图分类号：1207. 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 （2020） 21-0001-02
一、前言
“十七年文学”时期是文学史上被训诫和规范的时期，但仍有一些敢于担当的创作者，用喑哑的调子低吟人性与启蒙。在特殊的政治气氛笼罩下，文学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控制，身体不仅仅是“个人”的身体，在很大程度上沦为政治权利的附庸，成为一种无生命的符号和示众的材料。但同样不可否认，文学是“人学”。人的自然欲求无法完全被抹杀，它终将会以一种方式在文本中或隐或显地表现，在革命话语难以操纵的缝隙绽放出花来。本文拟对《红豆》加以重读，分析文本所体现的身体与政治的复杂纠葛，阐发身体对政治的归顺与叛逆，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深入剖析作家创作过程中复杂矛盾的心理——在显性层面上主动服从于国家主流叙事话语的同时，也在隐性地追寻文学本身审美意蕴，但表层叙事系统和深层话语系统之间存在断裂，然而恰恰是因为这断裂，鲜活的生命气息才能显露出来，且经久不息。
二、身体对政治的归顺
“十七年”时期，作者为站对立场，在创作过程中时常会使情节的走向符合国家主流叙事，而放弃部分真实的人情人性，所以处于此时期的身体身陷囹圄，国家、权力、政治等诸多意识形态盘旋于其上，爱情叙事有明显的被国家政治话语改造过的痕迹。《红豆》讲述了大学生江玫陷入了革命事业与个人情感相互纠葛的复杂矛盾中，最终选择革命而放弃爱情的故事，这显然是符合十七年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叙事框架的。作家在小说中特地安排了萧素、齐虹、家庭出身的来合理化知识分子成长为一个革命战士的情节，使得文本的叙事层面符合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不至于在政治话语中失声。
萧素是江玫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江玫原本的生活就像“那粉红色的夹竹桃般与世隔绝”，缺乏独自走向革命的动力，所以文中安排一个老练的革命者萧素作为她的室友。在萧素的引导下，她已经渴望把青春贡献给整个人类解放的事业。江玫和齐虹间的爱情是甜蜜的，他们一起散步、谈天，“江玫隐约觉得，在某些方面，她和齐虹的看法永远也不会一致。可是只欢喜和他在一起，遏制不住地愿意和他在一起。”可江玫参与革命活动后，他们间的争吵摩擦愈来愈多，齐虹在江玫的眼中成了“妖魔鬼怪”。江玫的情感变化过于突兀，与前面的叙事出现了断裂。“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体都受到极其严厉的权力的控制。那些权力强加给它各种压力、限制或义务。”①在这里，江玫个人情感的描写是符号化的，作家用高度的理智介入文本让身体归顺于政治。齐虹是资本家的儿子，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他们“才子佳人”的爱情幻梦注定会破灭。不难看出，作家刻意丑化了齐虹的身体，企图通过他的缺点以展示江玫放弃爱情选择革命的正确性，这是宗璞主动契合主流创作思想，向革命政治模式靠拢的表现。
除却外在环境的影响，内在因素更具根本性，这体现在家庭出身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需要“家庭出身”所带来的“阶级本能”。江玫的父亲的死因是“那些人说他思想有毛病”这为江玫义无反顾投入革命洪流提供了阶级动因。
三、身体对政治的反叛
尽管身体在政治面前呈现出一定的妥协性，不可否认的是，即使是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下，身体的主体性也不可能被完全遮蔽。即使作家有意识地向政治话语靠拢，但也并没有完全舍弃身体的个性表达。
《红豆》是“百花文学”中鲜艳的一葩，尽管宗璞在情节上没有完全脱离“革命+爱情”的主流叙事模式，但她仍有着知识分子对文学审美的追求。相比《红日>《红岩》等红色经典的象征性标题，小说标题“红豆在十七年文学中独树一帜。红豆在中国古典文化中就寓意男女相思之情。标题是全文的“文眼”，虽说作家在文本的显性结构上安排革命最终战胜了爱情，但在小说的隐性内核和作家态度却是偏向于爱情的。
在当时普遍的“革命+爱情”叙事模式中，主人公最终都会成长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而《红豆》却敢于突破程式，展现至真的人情人性。在《红豆》开篇，已经成为党委会干部的江玫时隔六年回到原先的校园工作时，恰巧被安排在原来的寝室，当她拿起两粒红豆，“往事像一层烟雾从心底升起，泪水遮住了眼睛”，她依旧没有忘记刻骨铭心的爱情。这向读者展示出一个对感情难以忘怀的形象，相较于回忆往事的无动于衷，这样描写才更显真实.在政治话语的缝隙中显露出几分人性的张力。《红豆》并没有完全屈从于国家政治话语，身体的主体性在文本中得到了曲折的表达，尤其是在描写江玫与齐虹的爱情时：“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从图书馆到西楼的路就无限度地延长了。走啊，走啊，总是走不到宿舍。”作家以散文化的笔法，描绘出一幅诗意的景象，江齐爱情的美好令人心向往之。
作家在创作《红豆》时，用高度的理性和自制力将故事整体的叙事框架纳入国家主流政治话语之内，套用小资产阶级抛弃跨阶级的爱情，在党的领导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叙事模式，但在深层叙事上作家也没有摒弃人真实爱欲的自然流露。也正是因为两人爱情中的人性真实与自然，才使得作品具有永恒生命力与张力。文学作品中透露出的那一份人性的微光是恒久的，身处特殊语境时期的作家通过各种委婉曲折的方式将之融入进作品内容中，追求真正富有审美内涵的文学。
在政治語境下，作家会在一定程度上屈从于主流话语的权威，但是也会有自己的坚守和原则，描写人的身体，用身体来反叛政治，进行有意义的初步探索。他们以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和对审美坚守追求勇敢地描绘充满人欲的真实身体，用身体的投枪去刺破生硬的政治盾牌，向外界显露出些许活力和生气。
四、文本裂缝产生的原因
身体与政治复杂纠葛的原因是复杂的，不仅有外在国家政治权力环境的压迫，也有作家自身主观上的反抗和接受。创作主体生活在十七年时期这一特定的政治环境，在有意或无意中肯定会受到当时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于《红豆》中我们不难看到革命叙事话语的存在。但作者同时又有着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有其自身审美理念，才使得作品没有完全沦为政治传声筒，从文学的裂缝中展现了人的身体欲求。
具体来说，在社会环境方面，为防止内外反动势力对社会主义的瓦解，国家通过统一意识形态来管制政权。文学作为传播思想的一大重要途径，自然受到了国家政权的严格管控。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成了新中国文艺的总方向。此外，腐败的国民党统治结束，让人民对新政权抱有极大的热情，他们主动（地迎合当时国家的主流政治话语，真诚地讴歌新中国。宗璞身在政治中心的北京，她一定能强烈地感受到建国前后的变化，所以在《红豆》中她才会用热烈激昂的笔触写解放前夕：她为即将到来的解放，感到兴奋，好像在等待着一件期待己久的亲人的礼物，满怀着感情，幻想解放后的日子。”作家饱含感情将之诉诸笔墨。
在“十七年”时期，作家的创作心理是极其矛盾复杂的。我们不应只看到作家对国家政治话语的迎合，也要看到他们对个体话语的坚守和对文学本身的追求。五十年代文艺界出现的三大批判运动，遭到批判的文学作品不计其数，将文学评论上升为阶级斗争。“双百方针”提出后文学界凝固的气氛才开始有了流动的迹象，不过那些批判仍历历在目，作者为免遭再次批判，也会被迫表现出向政治话语靠拢。宗璞也是如此，在《红豆》中采用的是为了革命放弃爱情的主流叙事框架。但她也有自己的坚守，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哲学家冯友兰，她自小就受到很好的教育。数十年的书斋生活，宗璞坚守着自己的文学园地。1950年后，她明显感到“文学的范围愈来愈窄，只能写工农而且有模式。写那些太公式化的东西，不如不写。”②创作自由是可贵的，因而在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文学界紧张的气氛开始松动时，她才着手发表《红豆》，并在作品中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人情人性，而这红豆也在特殊语境中也从一颗相思的爱情之豆演绎为包含更多深层意蕴的凝结物。
由此可见，“十七年”文学中身体与政治缠结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客观存在的，而作家对于这客观存在或被动地迎合，或下意识地反抗，让“十七年”时期的文学不至于完全成沦落为政治宣谕，人性的光辉让文学本身有了价值。
每个时代有其幸与不幸，上演着独属于那个时代的悲欢离合，我们难以体会，只能从历史落满尘埃一角窥探到某些似是而非的東西。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是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一环，它有其明显的政治理性面目，但也有难以被全部抹杀的身体感性。这无疑给当代文学的创作传递出一些启示：文学的创作受政治影响，在总体方向上需要符合社会主义主旋律;但政治也不能过于束缚文学，否则文学便丧失了自身的审美性。所以如何把握好文学与政治间的尺度，协调好二者的关系，是“十七年”文学留给我们的思考。
★基金项目：湖南科技大学2019年创新创业项目。
指导老师：梁小娟
注释：
①（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55.
②施叔青.又古典又现代——与大陆女作家宗璞对话.《宗璞文集·附录》[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6：4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