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读音的藏、汉文依据考察

摘 要 针对学界对“吐蕃”语源及读音的争鸣，文章从“学者主观对音”“文献客观对音”两方面着重考察藏、汉文历史相关文献，探寻“吐蕃”读音的确切依据;通过藏、汉文献考察对照可见，汉文吐蕃的“蕃”历史上一直读-n韵尾音，并不读bō音;一些学者没有全面系统掌握相关客观对音材料，没弄清“吐蕃”的词语性质，错误地以为“吐蕃”是藏族自称之音译，却不知隋唐之际“吐蕃”本是一个汉语词，初为“吐谷浑蕃国”之简称;更鲜有人知道唐代藏文的读音在音韵“阴阳对转”原理下可混同于，古藏文里二者后加字本来就可互换。建议《现代汉语词典》等汉文辞书给“吐蕃”一词准确注音。

关键词 吐蕃读音 主观对音 客观对音 阴阳对转 准确注音

一、 引言

汉文“吐蕃”作为对古代藏族地方政权和民族的称谓，历史上其读音本没有什么分歧，只是写法存有差异（如把“吐蕃”写为“吐番”）。19世纪以来，随着藏学研究逐渐兴起，国外学界对“吐蕃”一词的读音开始出现分歧，这种分歧传到中国本土，争鸣至今。目前，学界对“吐蕃”读音分歧表现为：
有的主张读tǔfān，有的主张读tǔbō，还有主张读tupuɑn（近似“吐班”读音）的（伯希和1915）。《现代汉语词典》本来给“吐蕃”注音tǔfān，到2005年第5版时改变立场，另注tǔbō。显然，“吐蕃”的读音至今还令人踌躇。

为弄清“吐蕃”读音或来源，有些学者把眼光投向藏区周边：
（1） 认为吐蕃即《隋书》所言的附国，如岑仲勉（1946）;（2） 认为吐蕃语源来自突厥，由古突厥语碑文里的tüpüt演变来，如巴依图尔、霍嘉（1982）;（3） 认为来自蒙古/日本人的认识，因《蒙古秘史》日文版有“吐蕃是‘李笃之音译”的注释，如佐藤长（1988）;（4） 认为可能源自党项，古代西夏字典《文海》称吐蕃为“钵”可对音吐蕃自称，如常凤玄等（1997）;（5） 认为可能源自粟特文tupun对译大蕃，如姚大力（2013）。上述诸说，仅由藏区周边古代民族语言或碑文的只言片语记载就推断“吐蕃”一词的来源和读音，罔顾藏汉历史文献中本有“吐蕃”读音诸多线索的事实，可谓舍本逐末，难免失之偏颇。

既然学界公认“吐蕃”是汉文历史词，其表意又与藏区藏族密切相关，那我们还是应从根本着手，着重考察中原汉地和藏区本身的相关历史文献来探寻“吐蕃”读音的确切依据。我们将对前人论述“吐蕃”读音的藏、汉文相关文献按历时顺序做一梳理，并从学者主观对音、文献客观对音两方面，分别考察“吐蕃”读音的藏、汉文依据。我们这里界定：
（1） “主观对音”特指从主观想象出发认为吐蕃的“蕃”对音藏文，主张给“吐蕃”注音tǔbō一类的观点，以及主观认为“吐蕃”整体对音某些音近词语的观点;此类观点缺乏客观实际依据，有较强主观烙印。（2） “客观对音”特指主要从历史文献的语言事实出发，结合相关社会历史背景分析“吐蕃”的正确发音，这类研究个人主观色彩较少。我们下文对“吐蕃”读音依据的考察，在分类介绍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客观对音为主，尽量用文献事实说话而避免主观猜想。

二、 前人的研究：
大多“学者主观对音”

姚薇元（1944）据新《唐书·吐蕃传》“吐蕃有發羌……蕃、發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的说法，强调“蕃字与發字古音同读若‘撥，正与藏人自称其族为对音”，徐淑宜（1980）、张绍臣（1987）等亦有此论。藏学家牙含章（1980）回忆1961年他受命考证“吐蕃”语源，说“番、蕃二字有补过切、孚袁切两读，唐代‘蕃即按前一反切读‘播;汉藏文对照证明，唐代‘蕃字读‘播音，译音藏文。‘吐蕃明显读‘吐播”。此论曾受周恩来总理重视，但吐蕃的“吐”字怎么来的？牙先生坦承“还找不到任何根据”。为了弥补这一缺憾，随后不少学者设想了种种可能的解释，如江慰庐（1982）“吐通大”、吴均（1995）“吐表上部”、朱文旭（2000）“吐源于氐”等。反对的意见如伯希和（1915）据旧《唐书·吐蕃传》“以秃髮为國号，语讹谓之吐蕃”的说法，认为吐蕃源于南凉“秃髮”氏名称，并据汉语古音资料认为吐蕃应读Thu-puan，无须读“吐bō”;彭志宪（1988）、姚远（1988）、南晓民（2014）等认同此说，不同的是彭文、南文从蕃、髮音韵“阴阳对转”角度完善此说，强调“吐蕃”古读若Thu-puan（今音tǔfǎn）;姚文则追溯到与秃髮同源的鲜卑“拓跋”。

谭英华（1947）提出：“元代学士王磐撰帝师《发思巴行状》曰：
‘拨思发帝师，乃土波国人也……波、播、蕃互通之例甚明。”此后萧蒂岩（1983）、常凤玄（1989）、朱宏一（2001）、谢仁友（2003）等都曾提及此论据，以证明“吐bō”论正确无疑。反对意见如张济川（2000）以“土波”起源路径不明而不采信该论，指出所谓“土波”恐怕不是汉语，吐蕃的“蕃”不会读“波”。姚大力（2013）则提到元王恽的话：“古于阗，今曰鄂端……回纥，今回回;身毒，印度;土蕃，土波”，分析王恽此语表明元代“吐蕃”并未改读为“土波”;因汉地直到蒙元时才听蒙古人称吐蕃tbd，故有王恽“（古）吐蕃、（今）土波”之说。姚文还提到元代藏文《红史》以thu-hyen音译《唐书·吐蕃传》中的“吐蕃”，更证明元代吐蕃不读“土波”。

西方学者黎谬塞、沙畹等人认为吐蕃的“吐”可能来源于藏文的字，表“上部”之意，汉文“吐蕃”对音。（牙含章1980）杨志国（1987）提出“吐蕃”可能源于藏族古代苯教派别“笃苯”的对音。佐藤长（1988）则设想“吐蕃”源于藏文（dbus），在传播中变为（dbun），“吐谷浑人把dbun一词接受成Tübün，进而转写成吐蕃（t‘ub‘iwen）传到唐朝”。车谦（1983）提出古藏语单音节名词前面经常加一个指示代词（那），因此“吐蕃”一词应是的对音。类似的观点详见安才旦（1988），兹不赘述。

三、 我们的考察：
尽量“文献客观对音”

（一） 藏文Vs.

吐bō论者很多认为“吐蕃”的“蕃”对音古代藏族地方政权的自称。这方面的典型观点如朱宏一（2017）：“吐蕃王朝碑刻《恩兰·达扎路恭纪功碑》（763年）、敦煌石室藏汉对照文书（787年）、《唐蕃会盟碑》（823年），其中‘吐蕃的‘蕃都是对应藏文的拉丁转写bod。这些古代藏汉对照材料反映了‘吐蕃一词当时的实际读音。”这里既然说到，我们不能不提及（拉丁转写bon）。

在赞普松赞干布以前，广大藏区的宗教信仰主要是本土的，即苯教，且以之护持国政;赞普自称为天神下凡统治人民，也需教徒加以宣扬。藏语古称藏区为，意为的地方;有学者提出：
早期的雅砻悉勃野政权尊奉苯教而号为“悉勃野”，史载还有“藏”，是别的尊奉苯教的部落政权;“藏”在松赞干布的父亲朗日论赞时被“悉勃野”兼并了，（丹珠昂奔1999）这样便逐渐产生统一的苯教神权性质的政权，号为。到松赞干布时期，始创藏文;学界公认彼时古藏文里后加字与可互换（故藏族《白史》中认为：
由音变发展而来），赞普出于扩张王权和限制贵族与苯教神权势力的政治考虑，特意在文字方面区分出和，分别作为政权名称与宗教名称，如《赤松德赞与佛证盟碑》中称苯教为。但和那时读音区别并不大，有时还是会将二者混用，例如达拉克世系的伦敦藏手抄本，即以代;《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载有这样的藏文：
，这里的（苯的赞普）即（蕃的赞普）。（杨志国1987）可见彼时音是通音的，这倒符合音韵学里的“阴阳对转”原理。至今，蒙古有些盛行教地区，亦名。（格勒1988）

综上，如果一定要认为唐代吐蕃的“蕃”对音古代藏族地方政权自称的话，那么与其说“蕃”对音，不如说对音[藏学家林冠群（2006）干脆用“蕃教”表示“苯教”];清代学者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古无轻唇音》中谈到“蕃”的中古读音：“古读蕃如卞……卞、变、蕃皆同音”;藏学家王尧（2011）提到吐蕃的“蕃”字唐代音piɑn。戴庆龄、欧阳无畏（1964）认为，唐音本读“吐蕃”的“蕃”为boan，收鼻音-n。故唐代吐蕃的“蕃”只有对音藏文（转写为bon）带鼻音尾-n，这才符合唐代藏、汉语音实际;在此基础上（吐）“蕃”与才产生意义关联，但（吐）“蕃”与语音并无必然一致的联系。

（二） 藏文史籍里的系拼读

南小民、巴桑（2017）提道：
（1） 古代藏文史籍中对汉文吐蕃的对译，除了bod外，宋以后还出现一系列双音节[n]尾藏文拼读;（2） 历史上汉文吐蕃[n]尾语音被藏族人接受，并以音译方式屡次进入藏文史籍，形成上述系藏文拼读，这主要与宋朝编撰的《唐书》有关。原来，元世祖忽必烈时，官方在临洮立译场由汉族译师胡降祖与藏族译师仁钦扎国师合作，首次把前朝宋祁等编撰的汉文《唐书》译为藏文并刊行。藏史著作中明确表示引用《唐书·吐蕃传》的还有藏文《红史》《汉藏史集》等。如表1所示（藏文注国际音标）：

此外，藏文《白史》开篇讲西藏地名由来：“吾等此处，最初在藏语中即呼为‘博域……现在除汉地外，其他诸大国，皆呼西藏为‘底巴达（Tibet）。此显然是从汉地往昔呼西藏为‘吐蕃（）与蒙古语中呼西藏为‘吐巴达（Tbt）所转变而成”，其中明确以藏文[tu：phan]对音汉文“吐蕃”。原西藏社科院名誉院长东噶·洛桑赤列给《红史》中的藏文《》做注，以藏、汉文注写为《唐书·吐蕃传》，用藏文[thufan]对音“吐蕃”。（南小民，巴桑2017）由上述“吐蕃”所对译的藏文看，无论是元代明代的，抑或是现代当代的，都是从音译汉文《唐书·吐蕃传》而来，故其读音同近。尽管个别藏文拼写不尽相同，但就用[n]尾音节对音吐蕃的“蕃”而言，它们毫无二致。由上述藏文文献可见，吐蕃的“蕃”历来是读[n]尾音的。以下我们进入汉文文献考察。

（三） 汉文史籍里的系拼读

汉文文献中最早为藏族吐蕃政权做传的是唐朝宰相杜佑，他于贞元十七年（801年）写成《通典·吐蕃志》，说“吐蕃，在吐谷浑西南，不知有国之所由。或云：
秃髮利鹿孤有子樊尼……魏末中华扰乱，招抚群羌，日以强大，遂改姓为窣勃野，至今故其人号其主曰赞府……入吐谷浑部落弥多弥、苏毗及白兰等国，至吐蕃界。其国盛夏节气如中国（按：
古代‘中国指中原汉地）暮春之月。山有积雪，地有冷瘴，令人气急”。这里所写“吐蕃”，在吐谷浑西南，且有苏毗、白兰等国相隔，“山有积雪，地有冷瘴，令人气急”。显然，这个“吐蕃”确实是地处西藏高原的吐蕃，但并非杜佑所处中晚唐时期的吐蕃，杜佑时代的吐蕃疆域早已扩张到今天甘肃青海一带;吐谷浑、苏毗等国已不复存在。故杜佑写《通典·吐蕃志》时应照抄了吐蕃最初通使唐朝时的原始记录，该记录虽没直接为我们提供“吐蕃”读音线索，但其以“或云”方式提及南凉鲜卑政权“秃髮利鹿孤有子樊尼，招抚群羌，日以强大，至今故其人号其主曰赞府（赞普）”的传闻，为后来“吐蕃”音讹为“秃髮”一说埋下伏笔。

若说唐代《通典》最早提到“吐蕃”一词，却也未必。试看《太平寰宇记》：“叠州，大业末陷入吐蕃，唐武德二年复置叠州”;《新唐书》：“武德六年（623年）四月己酉，吐蕃陷芳州”（姚远1988）。我们知道，大业是隋炀帝年号，武德是唐高祖年号;叠州、芳州是隋唐与吐谷浑交界的羁縻州，均在今甘南藏族自治州一带;隋末唐初藏族吐蕃政权远没到今甘肃，其于贞观八年即634年才首次遣使唐朝为汉人所知。故此芳州事件《资治通鉴》另记为：“武德六年，夏，四月，吐谷浑寇芳州。”可见，在藏族吐蕃政权首次通使唐朝的634年之前，汉地早已在用“吐蕃”一词了，该“吐蕃”实为汉人对“吐谷浑蕃国”的简称，自然读tǔfān;其中“吐”指的是鲜卑族慕容部在青藏高原边缘所建吐谷浑国。上述叠州、芳州事件的叙述应是史家们从前朝皇帝实录一类文献中抄写的出现“吐蕃”一词的最早记录，但该“吐蕃”作为吐谷浑简称使用时间较短，具有临时称呼性质，加之吐谷浑的传统疆域到唐高宗时便被藏族吐蕃吞并了，而藏族吐蕃在唐代名噪一时，淹没了“吐蕃”一词曾初指“吐谷浑”的事实，后人也无从辨别“吐蕃”一词的最初所指。好在北宋初年的史家们尚能见到大量第一手文獻，且此芳州事件载于《新唐书》开篇《高祖本纪》，因而其可靠性当确切无疑，可谓“吐蕃”一词的活化石。至于唐高祖之后“吐蕃”如何阴差阳错转指藏族政权并将错就错约定俗成，导致吐谷浑另简称“吐浑、蕃浑”等，我们将另文探讨。

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刘昫主持编修完成的《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其种落莫知所出也，或云南凉秃髮利鹿孤之后也……遂改姓为窣勃野，以秃髮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旧唐书·吐蕃传》的这个记叙基本继承了唐代《通典·吐蕃志》“或云”的不肯定说法，并进一步予以发挥;其说赞普“姓为窣勃野”是对的，但说赞普出自南凉王族秃髮部，并以“秃髮”为国号，这纯粹是对传闻的再想象，为后世学者所诟病。尽管如此，《旧唐书·吐蕃传》中“以秃髮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的说法还是为我们提供了唐及其后“吐蕃”读音的确切依据，详见下文。

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宋祁等编撰完成的《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吐蕃，本西羌属……有發羌、唐旄等。祖曰鹘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蕃、發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悉野。或曰南凉秃髮利鹿孤之后……遂抚有群羌云。”《新唐书·吐蕃传》的这个记叙在继承前人“或曰”说法基础上，对“吐蕃”赞普的族源有了更多样的说法（西羌属發羌支或南凉秃髮部），也属于对传闻的臆想发挥并为后世学者所诟病。其对“吐蕃”一词的语源“蕃、發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的说法，与《旧唐书·吐蕃传》大不同，但二者所反映的“吐蕃”的中古读音却是一致的。

在代表中古音的《广韵》中“髮/發”属月韵，“蕃”属元韵;按王力先生（2004）《汉语史稿》里的中古音系，“發/髮”的中古音拟为[pt]，而“蕃”中古音拟为[pn]，二者声母和韵母主元音相同，韵尾一个鼻韵尾-n，一个入声韵尾-t。这种韵尾不同的音近现象，符合汉语音韵“阴阳对转”理论。该理论认为阴声韵和阳声韵可相互转化;有鼻音韵尾-m、-n、-的音为阳声韵，相应的非鼻音韵尾的音为阴声韵，如昆明方言：
单tan→ta身shen→she。此理论可解释语言中两个音（阴声韵与阳声韵）听觉上有时感觉相近、相同而混淆的现象。这恰好说明“蕃”在唐代应是带鼻音韵尾的阳声韵;试想，如果吐蕃的“蕃”按吐bō论者所言读为bō，则其与“發、髮”的中古音[pt]相差很大，不可能阴阳对转，也更不可能有新旧《唐书》“语讹音近”之说了。（南晓民2014）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司马光等编纂的《资治通鉴》记载：“吐蕃，在吐谷浑西南……其王称赞普。”司马光对吐蕃的这段介绍并没有给出“吐蕃”一词的具体语源，但对这段话做注的南宋人胡三省倒是隱约地给出了“吐蕃”读音的线索：
他在《通鉴音注》中每每提及吐谷浑时便注音“吐，从暾入声;谷，音浴”，生怕人们读错似的;而在提及吐蕃时，仅对“吐”字注音“吐，从暾入声”，可见在胡三省看来，吐蕃的“蕃”字当按《广韵》通行注音附袁切（繁茂义）或甫烦切（蕃屏义）来读，无需特别注音。

总之，整个唐宋时期，人们对“吐蕃”的读音应是以“發/髮”与“蕃”阴阳对转为基础的元韵-n尾读音，而北宋史炤《资治通鉴释文》说：“（吐）蕃”读“方烦切”，则明确印证了这一点。

元朝是我国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也正是在元朝，西藏正式加入中国的版图。元代蒙语对藏区藏族的称呼源自北方突厥语系的传统称谓;用畏吾字蒙文于1240年左右写成的《蒙古秘史》中，藏族藏区的概念读为Tbt，（巴赞1992）类似唐代突厥人把藏族藏地都称为Tpüt、Tüpüt等，但与汉语“吐蕃、西蕃”一类称呼不同。在元代的蒙、汉语言文化的交流中，两类称呼相互渗透，相互影响：
（1） 元朝统治者为有效统治中原，在朝廷起用了郝经、姚枢、王磐等一批汉族大臣，对藏族藏区的称呼也沿用汉语“吐蕃、西蕃”这样的传统词语，在青藏高原设置“吐蕃等路宣慰使司、吐蕃等处宣慰使司”等机构;在皇帝的蒙汉文对照圣旨中，用蒙语Tbt对译汉文“西蕃”;（道布，照纳斯图1993）（2） 元朝的汉族大臣们称呼藏地藏族时，有些主动向皇帝的蒙语发音靠拢，表现在汉文文献中，出现了一些与“吐蕃、西蕃”意义相关的奇葩音译词，对应的都是Tbt、tbed一类蒙语称呼。例举如下：

（1） 铁不得——吐蕃

元朝丞相脱脱主持，欧阳玄、揭傒斯等蒙汉史官一起修撰，元至正四年（1344）成书的《辽史·本纪第二十》记载：“（辽兴宗十七年，1048年）丁卯，铁不得国使来，乞以本部军助攻夏国。”尹伟先（1997）、杨富学（2005）等学者都强调这里的“铁不得”实际是突厥语系语言称呼藏族藏区的Tüpüt称呼的全译，意即汉文“吐蕃”。

（2） 土卜惕——西番

见元代《事林广记·蒙古译语》所收若干蒙汉对译词语（船田善之2003），如表2所示：

（3） 土波——吐蕃

见前文论述。

（4） 秃八、秃伯歹——吐蕃

元朝把治下人民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吐蕃人属于色目人，但元代《辍耕录》列举色目诸种三十有二却没有吐蕃人，谭英华（1947）认为其中所列“秃八、秃伯歹”等悉吐蕃异辞，实为蒙语Tbt、tbed一类语音的音译词。

由上述元代《事林广记》的记载可见，“西番”与“土卜惕”这对汉文词分别是汉语本有词与蒙语音译词。结合蒙元时期不同民族语文交流的大背景，我们应明确：
元代汉文中称呼藏族的，既有汉语本有词吐蕃、西蕃（读-n尾音）等，也有一批蒙语音译词如土卜惕、秃伯歹、土波等，这两类词意义可一致指向藏族藏区，但它们来源性质不同，读音自然不同。一些学者恰恰在此问题上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观臆断地认为它们读音相通并作为吐bō论的依据，谬矣！

明朝是汉族恢复对中原统治的大一统王朝，各方面都注意消除前朝蒙元政权的影响，对藏区藏族的称呼也废弃了带蒙语音译痕迹的“秃伯歹、土卜惕、土波”等词语，代之以传统的汉文“吐蕃、西蕃”等称呼。如元王磐在为帝师八思巴所写纪念文章《拨思发行状》中说：“大元拨思发帝师乃土波国人也”，而到明朝宋濂等人撰写《元史》则说：“（元帝师）八思巴，吐蕃萨斯迦人也。”

清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大一统王朝。清在入关之前就通过征服蒙古诸部，进而与蒙古固始汗控制的西藏佛教黄教政权建立联系。故清对藏区藏族的称呼“图白忒、图伯特、土伯特”[1]等实际是带有浓厚蒙语发音色彩的。但清较之蒙元王朝更汉化，故并未抛弃汉文传统的吐蕃、西蕃等词语（详见下文），结合当时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的背景，我们应明确清代汉文对藏族藏区的称呼类于蒙元，既有汉语本有词“吐蕃、西蕃”（读-n韵尾）等，也有一批蒙满语音译词如“图白忒、土伯特、图伯特”等，这两类词意义可相同，但其来源性质不同，读音不能混同。

在清代乾隆朝之前，人们尚看不到“吐蕃”和“土伯特”之类的词义联系（如《清实录·圣祖实录》[2]：
“今之土伯特，即唐之突厥。”），直到蒙文版的《蒙古源流》被译为汉文后，才有人看到二者间的联系。据清朝道光年间的《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载：“钦定《蒙古源流》八卷，乾隆四十二年奉敕译进，本蒙古人所撰……次纪土伯特汗世系，其中载持勒德苏隆赞娶唐太宗女文成公主，核之唐书，其事迹多属相符。是土伯特即吐蕃国号。”而法国人Rémusat（译名“雷慕沙”）19世纪初正是根据清称呼西藏为“土伯特”而将“吐蕃”与“土伯特”混为一谈（王晓熊2009），造成“吐蕃”讀音为tǔbō的假象，引起西方学界争议（进而传入中国），形成“吐蕃”读音最早的分歧。

实际上，明清时期的汉文“吐蕃”一词一直仍读-n韵尾，且意义所指一度与新疆“吐鲁番”混为一谈。例如：

（1） 《明实录·武宗实录》：“土鲁番之将入寇也……议瓦剌屡为土番所侵”，此处“土番”实为新疆“吐鲁番”之简称。

（2） 明顾炎武《日知录》：“大抵外族之音，皆无正字。唐之吐蕃，即今之吐鲁番是也;唐之回纥，即今之回回。”且不论顾氏所言历史地理正确与否，单看他将吐蕃与吐鲁番并论，足见其对“吐蕃”不会读tǔbō。

（3） 清张荫桓《吐鲁番王玛特木迓于苏尼酬以诗》[3]：“先是从军有烈名，吐蕃遗族尚峥嵘。毡帷绿茗苏尼水，锦荐雕鞍鲁沁城。”诗题明写吐鲁番郡王玛特木[4]，诗中却称之“吐蕃遗族”。

（4） 《清实录·圣祖实录》：“谕兵部……吐鲁番之人皆近四川、云南一带边境居住，准噶尔若将吐鲁番侵取，又将土伯特人民煽惑，侵犯青海，不但难于应援，亦且难于取藏。”此圣旨中康熙帝错将吐鲁番放在川、滇边境一带了。

（5） 康熙四十年《圣祖仁皇帝御制泸定桥碑记》：“大渡河水源出吐番，汇番境诸水。”这里康熙所谓的“吐番”也在川边藏区，可见康熙帝的“吐蕃”概念确实是混同于“吐鲁番”的。

至今一些学者讨论吐鲁番或吐蕃语源时，仍将二者相提并论[5]。

明清时期，“土番”作为“吐蕃”的异形词，在表示传统的“青藏高原的藏区藏族”意义的同时，其表意还逐渐发生转变，出现了某些新义项：

（1） 《明实录·熹宗实录》卷五十五：“其西界为西番，即汉西域、唐土番遗族。”（土番：
古代藏族地方政权）

（2） 《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二百三十四：“钦差兵部尚书班第密奏：
大金川地……惟有岳钟琪夙娴军旅，父子世为四川提督，久办土番之事，向为番众信服。”（土番：
藏族藏区）

（3） 《明实录·穆宗实录》卷十二：“录贵州剿平伯泥司土番杨赟等功，赏巡抚都御史杜极、总兵石邦宪及布政使姜廷熙等、守备薛守宸等各银币有差。”（土番：
指土官番目，一般用于边远部族）

（4） 《清实录·高宗实录·乾隆十年》：“马尔泰等奏称……查台湾南北二路，虽均名土番，而熟番与生番，良顽迥别。”（土番：
指土著居民）

（5） 清黄六鸿《以盗止盗说》：“惟录其所供行窃之事于卷，仍照白五取认保结状，俱编为土番。以白五为西乡土番之总[6]。”（土番：
当地土著官差）

此外，《红楼梦》第63回中芳官之语“咱家现有几家土番，你就说我是个小土番儿”这里的“土番”突兀出现，颇引疑虑。藏学家王尧（2011）认为《红楼梦》该“土番”指藏民，可联系乾隆时“大小金川之战”史实证明。而索隐派则说该“土番”泛指少数民族，推论曹雪芹有反满思想。（元之凡1986）这些说法迄今没有定论，但前述诸“土番”读音等同于“吐蕃”不读tǔbō是确定的。

吐蕃的“蕃”入韵的古代诗歌进一步印证“吐蕃”一词不读tǔbō，且不存在“蕃”读bō入韵的诗歌，唐至满清，历朝皆然。试看：

唐贾岛《寄沧州李尚书》

沉谋藏未露，邻境帖无喧。青冢骄回鹘，萧关陷吐蕃。

何时霖岁旱，早晚雪邦冤。迢递瞻旌纛，浮阳寄咏言。

元张养浩《双调·沉醉东风·蔬圃莲池药》

郭子仪功威吐蕃，李太白书骇南蛮。

房玄龄经济才、尉敬德英雄汉，魏徵般敢言直谏。

以上诸诗中入韵的“蕃”均带-n尾，不读bō。类似还有宋金耶律楚材《德新先生惠然见寄佳制二十韵和而谢之》、明陈琏《瞿塘歌》、清单隆周《秋怀十四》（姚大力2013）等，各朝代诗歌均有“吐蕃”入韵，读者可自行搜索验证。

四、 结论

由上述“吐蕃”读音的藏、汉文依据考察对照可见，汉文吐蕃的“蕃”的读音历史上一直带-n韵尾，不读bō音;文献客观对音材料本来很多，所得结论较之一些学者主观对音观点应更为可靠、可信;所谓“吐蕃”对音、藏族人自己从来都读tǔbō的说法应是个假命题;藏文史籍里存在的一类藏文音译可为明证。而给“吐蕃”注音tǔbō正是在一些学者的主观对音观点推动之下积非成是而形成的美丽错误。

之所以会产生这个美丽错误，在于学界一些学者没有全面系统掌握文献客观对音材料，没弄清“吐蕃”的词语性质，认为“吐蕃”是藏族自称的音译，进而执着于将吐蕃的“蕃”对音藏文，却不知隋唐之际“吐蕃”本是一个汉语词，初为“吐谷浑蕃国”之简称;更鲜有人知道唐代在音韵“阴阳对转”原理下可混同于带-n韵尾的，古藏文里二者后加字辅音本来就可互换。

综上，我们建议《现代汉语词典》等汉文辞书按“自然音变原则”给“吐蕃”注音tǔfān，一般场合通用;按“尊史从古原则”给“吐蕃”注音，可注为tǔbiān或tǔbān，注明“是唐代古音，在读古诗词、音韵场合用”。这样的注音才是“吐蕃”一词历史真实读音的准确反映。

附 注

[1]对藏区藏族或西藏的“图白忒、图伯特、土伯特”等称呼在汉文《清实录》《清史稿》中颇常见，都是同一蒙满语词的音译。

[2]此处所引《清实录》文献来自“文学100网”，网址http：∥www.wenxue100.com;后文《明实录》《清实录》《皇朝经世文编》《清史稿》诸文献均来自此“文学100网”。

[3]此诗来源“搜韵网”http：∥sou-yun.com/PoemIndex.aspx？dynasty=Qing&author=张荫桓。后文所列诗歌除特别文献注出外，均来自“搜韵网”。

[4]《清实录》中称此郡王玛特木为“吐鲁番回子郡王玛穆特”，见《清实录·德宗实录》。

[5]吐鲁番源自吐蕃的说法主要着眼于吐鲁番和吐蕃汉语读音的相似性。牛汝晨认为，吐蕃之“蕃”读作pan，Turpan（吐鲁番）一名源自“吐蕃”;于维诚先生亦同意这一观点。（参看阿布都热西提2014）

[6]见清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兵政六保甲下》;黄六鸿，江西新昌县人，出生在一个清朝的官宦家庭。黄六鸿在顺治八年中举人。

参考文献

1. 安才旦.“吐蕃”一称语源及含义述评.中国藏学，1988（4）：
128.

2. 安瓦尔·巴依图尔，克由木·霍嘉.关于“吐蕃”一词的语源考证.新疆社会科学，1982（3）：
122-124.

3. 伯希和.汉译吐蕃名称.通报，1915：
18-20.∥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二编.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2.

4. 岑仲勉.《隋书》之吐蕃——附国.∥中山文化教育馆研究部民族问题研究室编.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五期）.上海：
商务印书馆，1946.

5. 常凤玄.吐蕃名义小议.∥罗炤等.藏学研究文选.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

6. 常凤玄等.西夏字书《文海》所见吐蕃名称考.民族语文，1997（1）：
33.

7. 车谦.藏族名称考略.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2）：
48-51.

8. 船田善之.色目人与元代制度、社会.蒙古学信息，2003（2）：
7-8.

9. 戴庆龄.吐蕃音义考.台湾政治大学边政学报，1964（3）.

10. 丹珠昂奔.试说藏民族的形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9（5）：
142-143.

11. 道布，照纳斯图.河南登封少林寺出土的回鹘式蒙古文和八思巴字圣旨碑考释.民族语文，1993（6）：
62.

12. 格勒.藏族源于“发羌”的几点质疑.中国藏学，1988（2）：
79-84.

13. 顾炎武（明）.日知錄.上海：
商务印书馆，1934.

14. 江慰庐.浅释吐蕃一词的由来及其涵义.西藏研究，1982（1）：
33-36.

15. 林冠群.唐代吐蕃史论集.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280，341.

16. 路易·巴赞.“吐蕃”名称源流考. ∥耿升译.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九辑）.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
193-195.

17. 南小民，巴桑.论汉文“吐蕃”的注音原则——基于藏文献中的“吐蕃”拼读.西藏大学学报，2017（3）：
16-19.

18. 南晓民.汉语词“吐蕃”的起源和本真音读考.西藏大学学报，2014（3）：
122-123.

19. 彭志宪.“吐蕃”的“蕃”字还应读“番”.新疆教育学院学报，1988（1）：
44-46.

20. 史炤（宋）.资治通鉴释文·唐纪.北京：
中华书局，1985.

21. 松筠（清）.卫藏通志.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133.

22. 谭英华.吐蕃名号源流考.东方杂志，1947（4）.

23. 王力.汉语史稿.北京：
中华书局，2004：
60-65.

24. 王晓熊.第一个错把“吐蕃”读作“吐波”的人.新京报，20090626.

25. 王尧.藏汉文化考述.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
60，186-194.

26. 吴均.谈吐蕃源于stod bod.中国藏学，1995（2）：
144-145.

27. 萧蒂岩.元明汉族史家笔下的八思巴.西藏研究，1983（1）：
91-92.

28. 谢仁友.“吐蕃”音辨.中国语文，2003（6）：
527.

29. 徐淑宜.从吐蕃说起.教学与进修，1980（3）.

30. 牙含章.关于“吐蕃”、“朵甘”、“乌斯藏”和西藏的语源考证.民族研究，1980（4）：
4-5.

31. 杨富学.论回鹘语文对契丹的影响.民族语文，2005（1）.

32. 杨志国.也谈吐蕃一词的由来.西藏研究，1987（4）：
74-76.

33. 姚大力.“吐蕃”一名的读音与来源.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13（2）：
97-100.

34. 姚薇元.藏族考源.边政公论，1944（1）.

35. 姚远.吐蕃词源及其名义问题重议.青海社会科学，1988（1）：
74-79.

36. 尹伟先.关于突厥维吾尔文献中的“吐蕃”名称问题.西北史地，1997（2）：
18-18.

37. 元之凡.薙发案、土番儿、耶律、荳童及其他.红楼梦学刊，1986（1）：
223-227.

38. 张济川.“吐蕃”：
读tǔbō还是tǔfān.中国藏学，2000（2）：
82.

39. 张绍臣.关于吐蕃之“蕃”的读音问题.湖北大学学报，1987（6）.

40. 朱宏一.“吐蕃”的读音.语文建设，2001（12）：
27-29.

41. 朱宏一.一部贯通古今的新型字典——《汉字源流精解字典》评析.辞书研究，2017（2）：
47.

42. 朱文旭.“吐蕃”考.中国藏学，2000（2）：
88.

43. 佐藤长.论“吐蕃”“羊同”等名称.青海民院学报，1988（2）：
108-111.

（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西藏 850000）

（责任编辑 马 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