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朽”的实质蕴含、总体特征及时代昭示

周秀红

〔摘要〕 “三不朽”一直被传统主流文化所倡导和追求，但历代注家对其思想文化蕴含的解读不尽相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其文化效用的发挥。通过对“三不朽”内涵与外延的梳理，“三不朽”的实质蕴含为：“立功”与“立言”源于“立德”，“立德”统率着“立功”“立言”，“立功”“立言”是“立德”的重要体现。“三不朽”的总体特征表现在三者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统一、过程与结果的统一、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的统一、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统一。立足于新时代，“三不朽”对于当代人为人民立德、为事业立功、为时代立言有着重要的昭示意义。

〔关键词〕 “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175（2020）02-0011-06

“三不朽”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鲁国穆叔与晋国范宣子的一段对话。范宣子问穆叔“死而不朽”是什么意思？穆叔没有回答。范宣子又说，自己家祖先在虞舜以前是陶唐氏，在夏朝是御龙氏，在商朝是豕韦氏，在周朝是唐杜氏，到自己这一代已经成为晋国称霸中原诸侯的范氏，这应该算是“不朽”吧？穆叔说：“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并以鲁国先大夫臧文仲为例，称他去世后言论仍世代流传，这才是“死而不朽”。穆叔进一步援引古人的说法，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这就是被后世一直倡导和追求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由来。习近平同志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联组会时引用了“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提出“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从而赋予“三不朽”以时代意蕴。

一、“三不朽”的实质蕴含

孔颖达是较早对“三不朽”的内涵进行明确解释的。他在《春秋左传正义》中提出，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同时，他与东汉服虔、西晋杜预对“三不朽”的外延列举有所不同 〔1 〕，主要体现在：其一，孔颖达把圣贤孔子与圣王禹、汤、文、武等并列于“立德”，使“立德”的主体不再局限于天子，丰富了“立德”内涵;其二，孔颖达认可服、杜列举的“立功”典范禹和稷，使禹成为“三不朽”中唯一被并举的人物，表明“三不朽”之间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其三，孔颖达把思想观点迥异的荀、孟与杨、墨并列于“立言”，引发了后世对“立言”标准的追问。《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说，“立，谓不废绝”，“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相对应的是“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其涵盖了以下含义：“不废绝”体现的不只有传播与流传的“不绝”，而且有继承与创新的“不废”;“三不朽”意味着主观认识符合客观规律，因而能经久不衰、历久弥坚;“三不朽”不仅强调了个人追求的崇高境界，而且意味着人类文明的历史传承，体现着为民众谋福祉。因此，“立功”与“立言”源于“立德”，彰显“立德”，又成就“立德”，“三不朽”之间以“立德”为轴心一脉相承。

（一）“立功”与“立言”源于“立德”

中国古代“德”的含义非常广泛，既涵盖独善其身的君子之德和兼济天下的圣人之德，也蕴含着率性而修、孝悌忠恕的个人“德行”和克己复礼、内圣外王的国家“德治”。在“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道德经·第三十八章》）中，第一个“德”指有“上德”的人，第二个“德”指外在形式的道德，第三个“德”指内在的道德，这句话的意思是“有高尚道德的人不需要用外在的道德标准来约束自己，这才是真正的有道德”。施阳九归纳了《周书》里不同语境下“德”的意思：统治方法、政治制度、政治原则和对天命的指代，将“德”的本质含义表述为“对人道之根据的承受” 〔2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人崇尚“以德配天”，反对“德不配位”。

老子把天地万物的规律性归结为“道”，符合“道”的人类行为就是“德”。他说：“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根深固柢，长生久视之道。”（《道德经·第五十九章》）这段话体现了三层意思：其一，“立德”是治人事天、修身循道的根本，治理百姓和养护身心，没有比爱惜精力更为重要的了。这表明“立德”是修身治国的根本，是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的统一。其二，“立德”以“立功”“立言”为养护，是个循序渐进、由小到大的动态积累过程。通过修德成性，凝神聚力，不断地胜任更多，成就更多，足以担负起治国安邦的重任。这表明，“三不朽”是人人通過不懈追求都可以实现的。“立德”涵盖着“立功”“立言”，“立功”“立言”源于“立德”并彰显着“立德”。其三，以道载德、以德彰道，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这是治国理政的根本原则，是根深蒂固的长久之道。从个人修身到国家长治久安，体现了立德、立功、立言是个体价值实现与社会价值实现的高度统一，三者密不可分并以“立德”为始终一以贯之。

（二）“立德”统率着“立功”“立言”

儒家文化主张德治天下，强调“仁者无敌”。孔子要求弟子首先做到孝悌、谨信、爱众、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把道德教育置于高于文化学习的地位，足见他认为“立德”重于文治;齐宣王让孟子讲讲齐桓公、晋文公春秋称霸的事，孟子推说没听说过，却讲起了用道德来统一天下的王道（《孟子·梁惠王上》），足见他认为“立德”重于武功。《资治通鉴·周纪一》说，“德者，才之帅也”。可见，“立德”是文治武功的根本遵循，它统率着“立功”和“立言”;不以“立德”为依据，“立功”“立言”必然各执一词，其功过、是非、善恶都无以区分。有人将孔子的“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理解为“立功”或“立言”的人不一定“立德”;“立德”的人又不一定“立功”或“立言” 〔3 〕，似乎不妥。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有德的人一定通过文字语言（如创制垂法）或行为语言（如博施济众）体现出来，而有言的人未必在“德”的制约下，所以社会上才有严刑酷罚和歪理邪说，而没有在“德”制约下的“言”只是“有言”而非“立言”。这恰恰说明“立德”统率着“立言”。朱熹集注称“孔子作《春秋》以讨乱贼，则致治之法垂于万世”（《孟子·滕文公下》），这表明，“立言”受制于“立德”，体现出正确性和进步性，从而达到明教化、行仁治的功效。相反，不以“立德”为依据的妖言惑众，哪怕“毫厘有差，则害流于生民，祸及于后世”（《孟子·滕文公下》）。这种理解也同样适用于后一句的“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即仁者必有为正义事业献身的勇敢，但勇敢的人不一定有仁德，如“暴虎冯河”的匹夫之勇就是非仁的。可见，“仁”统率着“勇”。《左传·庄公三十一年》指出，“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中国则否”，把军功限定在诸侯奉王命讨伐四夷，而不包括国内的诸侯作战，这正体现了“立功”的正义性和正当性，“立德”统率着“立功”。

（三）“立功”“立言”是“立德”的重要体现

“诸侯言时计功”强调了“立功”的两个标准：“言时”和“计功”。为了“教人主法天”，“天子乃与公卿大夫共飭国典，论时令”（《礼记·月令》），“言时”旨在顺阴阳，按季节制定有关农事的政令，以免“时令一反常，生灵受其病”;对“计功”的节制和内外有别、伐叛柔服的策略，为的是尽可能避免和减少战争带来的生灵涂炭。可见，依“道”顺“时”是对诸侯“立功”的基本德治要求;“立功”以“立德”为依据，并体现着“立德”，成就“立德”。

关于“立言”，孔颖达的“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略显宽泛，因为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历史方位和角度看问题，“理”可能是不同的。孔子诟病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左传·文公二年》），孔子本人也遭遇过“知孔子者”与“罪孔子者”的争论，而李宗吾的“厚黑学”也被不少野心家视为至理。可见，“立言”若不能去伪存真，文化传播若不能去粗取精，甚至将佞巧之言、歪理邪说纳入“立言”，任其逆文化发展方向而动，不但辱没了真正的圣贤先哲，更重要的是容易引发“邪说遍满，妨于仁义”（《孟子·滕文公下》）。所以，“立德”是“立言”之根，“立言”必然体现“立德”，捍卫“立德”。一方面，“立言”必须做到“信而有征”，“修辞立其诚”，遵循天道公理人德，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趋势，广泛流传并被高度认可;另一方面，对于邪说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圣贤”（《孟子·滕文公下》）。孔子强调“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论语·阳货》），并提到君子“言思忠”（《论语·季氏》）、“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都体现了“立德”是“立言”的标尺，“立言”体现着“立德”。

上述分析表明，“三不朽”是内在统一、密不可分的。没有“立德”为标准，正义战争的“立功”与非正义战争的滥杀无辜就无以区分，“先万法以垂文，具九流而拯世”的“立言”与歪理邪说妖言惑众的“有言”就无以分辨;而“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的“立德”也必然通过循德达道的“立功”“立言”得以彰显。

二、“三不朽”的总体特征

儒家文化从“独善其身”的修身之德到“兼济天下”的为政以德，从“孝悌”作为“仁之本”的“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到仁者立人达人建功立业，无不表明立德、立功、立言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统一、过程与结果的统一、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的统一、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统一。

（一）“三不朽”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内在统一体。“三不朽”是人类文明的延续，涵盖着“以人化文”和“以文化人”的辩证统一过程，既以物质文明为承载又以精神文明相承继。“三不朽”既立足于“以人化文”的物质根基又致力于“以文化人”的精神追求;离开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不朽”就失去了文化本源和文化功效。也正因此，儒家文化虽然崇尚文化精神，但这种文化精神从来都是与现实物质世界紧密联系的。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履天子之籍，听天子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其贪、戾、偏，“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业……天下厌然犹一也”，“非圣人莫之能为”，这恰恰体现了“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荀子·儒效》）。故仁人在上，农、贾、百工各尽其力，“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夫是之谓至平”（《荀子·荣辱》）。从“仁人在上”到天下“至平”，体现了“三不朽”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统一性，难怪《康诰》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孔子赞赏曾皙“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的政治理想。“三不朽”的文化旨归恰恰在于实现人类自由全面的发展，这种追求具有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双重价值。

（二）“三不朽”是过程与结果的统一

梳理历史上的“不朽”典范，既有功德圆满的圣贤，如尧舜禹孔孟荀，也有抱恨而终的英魂，如屈原。“三不朽”之“立”既是行为主体的人生过程，又是对其德、功、言进行检验的历史过程;经久不废的“不朽”既是过程检验，又是结果检验。就过程而言，所谓“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乱”（《左传·成公十七年》）。用“不叛君”“不害民”“不作乱”这种基本道德标准衡量“人所以立”，说明“立”是从低到高的渐次发展过程。就结果而言，从后稷“立（粒）民”的“农德”到“伐叛柔服，文昭武烈”的“王德”，都是“内圣”的结果。所以，孟子称“仁、义、忠、信，乐善不倦”为“天爵”，“公卿大夫”为“人爵”。“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天爵旨在得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孟子·告子上》），终落得天爵人爵尽失。

由此可以得出以下观点：其一，“三不朽”体现了渐次累积的君子之德。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和小人所相同的，不同的是求取的途径：君子遵循“仁义德行”的常道，小人奉行“污僈突盜”的邪门歪道（《荀子·荣辱》）。所以，“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逊）以出之，信以成之”（《论语·卫灵公》）。可见，君子之德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通过义、礼、孙、信等方面的不断修为逐渐形成的。其二，圣贤不是天生的，“三不朽”是人们面对困境和磨难，遵从仁义德行、坚持修正治辨的过程。“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为，待尽而后备者也”（《荀子·荣辱》）。其三，“三不朽”是高尚的道德情操超越了嗜欲的结果。“圣人为善，非以求名，而名从之。名不与利期，而利归之”（《淮南子·缪称训》）。“三不朽”以“立德”为本，不求名不期利，而名利却伴随着其德行而来，“故能有天下者，必无以天下为也”，“圣人有所于达，达则嗜欲之心外矣”（《淮南子·俶真训》）。可见，“三不朽”超越了庸俗的嗜欲，至达成圣。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才能合理解释“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涂（途）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的内涵。这也正体现了“修齐治平”是由浅入深、一脉相承的过程。

（三）“三不朽”是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先秦儒家认为“德”有高低之分，四端之别。君子和小人都有“德”，所不同的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论语·颜渊》）。草随风偃，所以君子能安贫乐道守德，小人却追名逐利失德。同时，“德”又涵盖了仁、义、礼、智等内容，其中“仁”是“德”的最高境界。蔡元培说，仁“统摄诸德完成人格之名” 〔4 〕14。杜维明也说：“探讨仁这个概念最好的办法，是首先把它看作是儒学价值体系中最高层次的品德。” 〔5 〕14

立德以仁集中体现了“三不朽”的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一致性。就个体成长而言，孔子将君子之“仁”分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三个层次。从“修己”到“安百姓”，从“克己”到“复礼”，从“私德”到“公德”，正体现了“大德至仁，则操国得众”的立德、立功、立言过程，表明“三不朽”的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共同追求。就国家兴亡而言，孔子认为治理国家应当具备食、兵、信三个基本条件，其中“信”最重要，“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把“民信”视为国家最高政治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仁”乃“至德”。所谓“遍爱群生而不爱人类，不可谓仁”，“仁者爱其类也”（《淮南子·主术训》）。所以，立德、立功、立言的社会“仁治”过程也是生命个体行人道、爱群生的仁德修为过程。

同时，衡量“三不朽”的标准是社会价值。“不朽”不以权势利禄为依据，而以民心民意为准则。孔子称赞管仲“仁”，因为他“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论语·宪问》）。他评价有马千驷的齐景公死，“民无德而称焉”，饿死的伯夷、叔齐，“民到于今称之”（《论语·季氏》）。孟子也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孟子·娄离上》），“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认为推翻无道政权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孟子·梁惠王下》），称“武王伐纣”非臣弑君，只是“闻诛一夫纣矣”（《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回答宣王能否占领燕国的问题时也说，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孟子·梁惠王下》）。可见，衡量“三不朽”的标准是民心所向的社会历史趋势。齐景公、纣王无疑都是“朽”的，而伯夷、叔齐、管仲、武王无疑是“不朽”的。

（四）“三不朽”是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统一

“不朽”是天道人德的统一。“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则是无故，先王能修礼以达义，体信已达顺故，此顺之实也”（《礼记·礼运》）。由于先王信守天地人和的规律，能够通过制礼而把种种天理人情制度化，又通过诚信达到顺应天理人情，从而形成太平盛世。《淮南子·诠言训》说，“天道无亲，唯德是与”。意思是上天公正无私，总是帮助品德高尚的人。《孟子·公孙丑下》也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因此，“三不朽”是行为主体“德行”与客观规律“天道”相互作用形成的。“有道者，不失时与人;无道者，失于时而取人”（《淮南子·诠言训》）。由于有道之人懂得“天道”规律而不失时机地去帮助他人，善積功成，从而成就“不朽”;而不遵循“天道”规律的人不断积恶，丧失时机，最终被剥夺一切。所以，“尧为善而众善至矣，桀为非而众非来矣”（《淮南子·主术训》），尧与桀的立废、成败就在于他们各自对“天道”的顺应和忤逆。正如司马迁所说，“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史记·太史公自序》）。立德、立功、立言是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尊重、探索、认识、利用自然规律和社会历史规律的过程与结果。

可见，传统观念中简单地将“三不朽”归结为精神追求或者道德境界有失偏颇。“三不朽”是具体的、历史的，是认识与实践相互作用、贯穿于人类全部社会生活又伴随着人类文明始终的。立德、立功、立言既体现了人们崇高的精神追求，又归因于人类不息的物质创造;既微观刻画了生命个体孜孜以求的不懈奋斗历程，又宏观揭示了人类社会不断被实践所检验的文明成果和进步方向;既秉持循天达道的理想人格，能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又崇尚以民为本的社会目标，能够“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既强调尊重客观规律，又强调天时地利不如“人和”。立德、立功、立言既可以通过生产实践使人类摆脱自然界的奴役获得解放，也可以通过社会革命使人类摆脱阶级压迫获得独立自由，其终极目的是使越来越多的民众摆脱自然界、人类社会和腐朽思想的奴役，实现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立德、立功、立言之所以能“不朽”，是因为其不仅能够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能够改变世界。

三、“三不朽”的时代昭示

立德、立功、立言不仅反映了甘于奉献、勇于担当、长于教化等传统文化精髓，而且它所崇尚的无私无畏精神和超越了肉体死亡的凛然正气，为当代人追求理想人格和高尚情操提供了持续动力，对我们迎接新时代新挑战提出新要求。

（一）为人民立德

习近平同志在回答意大利众议院众议长菲科的问题时说，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无我”意味着人民至上的高尚情操、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无欲则刚的使命担当、矢志不渝的家国情怀，这就是共产党人的立德准则。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表明，赢得任何伟大斗争的胜利，“关键在党，关键在人” 〔6 〕121，“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是干部成长成才的重要因素” 〔6 〕142。习近平同志要求领导干部立政德，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7 〕。首先，坚持人民立场。人民立场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我们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其次，为人民服务。立政德的关键就是强化宗旨意识，甘当人民公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把人民利益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并且成就了今天的伟大事业。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是要对党纪国法心存敬畏，对肩负的职责和使命秉持审慎态度，对党和人民的培育和重托心存感恩，对人民群众的困苦感同身受。热爱人民、胸有大爱，才能廉洁自律、克己奉公，才能经受住“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 〔8 〕，才能带领群众攻坚克难，才能随时准备为人民利益牺牲一切。最后，向人民学习。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人民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论衡·书解》说，“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党员干部只有理论联系实际，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拜人民为师，向人民求教，坚持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创造，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发展。

（二）为事业立功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和不懈追求。正因胸怀共同理想和远大理想，中国共产党人崇尚“功成不必在我”，即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甘愿奉献而不计个人得失。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既要做显功，也要做潜功，不计较个人功名，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历史沉淀之后真正的评价” 〔9 〕。首先，把抓好党建、造福人民作为最大政绩。党的领导是中国最大的国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新时代我们党建功立业的关键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开创新局面” 〔10 〕，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領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科学回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对党提出的新挑战，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不懈奋斗。其次，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全会在系统总结“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基础上，重点阐述了“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部署需要深化的重大体制机制改革、需要推进的重点工作任务” 〔11 〕58，对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社会治理、推动国际合作都提出新要求，也为广大党员干部建功立业提供了广阔前景和契机。最后，把举贤任能作为成就事业的基石。古今中外，成大业者无不以任人唯贤为根本。《论语·泰伯》有“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的说法，《礼记·中庸》也提到“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毛泽东非常重视识别和使用干部。他说，识别干部“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领导者的责任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 〔12 〕527;我们党的组织“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他们“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 〔13 〕277。习近平同志也多次强调提高选人用人质量问题。“欲筑室者，先治其基”。基层干部素质直接影响着党中央重大战略部署的贯彻落实成效。古有“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祁黄羊，无私荐贤的鲍叔牙、娄师德，今有自请降衔的许光达、徐立清等，有功成身退的甘祖昌、张富清等，他们都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不朽之功。可见，树立在百姓心里的功德碑才能永远不朽。

（三）为时代立言

习近平同志对做好新形势下文化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提出“四个坚持”：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他强调文化工作必须“正本清源、守正创新”，“灵魂的创作，一是不能没有，一是不能混乱” 〔14 〕。首先，“立言”的基础是文化自信。习近平同志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文化安全和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15 〕164。“立言”只有建立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才能彰显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并生发强大的、持久的驱动力。其次，“立言”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和舆论导向。“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16 〕314。“立言”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主体地位，而且体现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建设的系统性、整体性。只有立足中国国情、深入基层群众，才能创作和研究出反映中国特色和中华民族智慧的成果，才能向世界展示中国风采，传递中国经验。同时，“立言”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因为意识形态和舆论导向关系着国家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及其发展走向，正确的价值取向和舆论导向对抵制“三俗”、陶冶情操、启迪心智、引领风尚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而错误的舆论导向则可以将一个民族或国家引向灾难。最后，“立言”要求顺应历史潮流，解读时代难题。近年来，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要求我们党必须站在新时代的战略制高点，倾听人民呼声，聚焦群众需求，解决时代难题。所以，“立言”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只有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勇于回答社会主义矛盾变化和国家创新发展中的现实难题，才能真正实现为国家和人民“立言”。

总之，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三不朽”既有文治武功的特定内涵，又有崇德尚志的一般规律，更蕴含着知行统一的科学方法。“德，国家之基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以“立德”为基础，才能渐次实现身心和谐、家庭和美、邻邦和睦和世界和平。“三不朽”以“立德”为出发点和归宿，以“立功”和“立言”为依托，既昭示了有识之士不懈追求的理想人生境界，也体现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价值取向，更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行动标尺。新时代我们只有立足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治国理政根本，坚定理想信念，提高政治站位，不断加强理论修养、政治修养、道德修养、纪律修养和作风修养，才能肩负起为人民立德、为事业立功、为时代立言的神圣使命，才能为建立“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增色添彩，才能积极投身于新时代的不朽伟业。

参考文献：

〔1〕董金裕.“三不朽”的关联及其属性探究〔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3）：8-14.

〔2〕施阳九.先秦“德”概念的变与不变——以《尚书·周书》为诠释中心〔J〕.云南大学学报，2017（02）：51-56.

〔3〕谭运启.“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价值观体系及当代价值〔J〕.扬州大学学报，2006（01）：54-57.

〔4〕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4.

〔5〕杜维明.人性与自我修养〔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3.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7〕习近平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N〕.重庆日报，2018-03-11（01）.

〔8〕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04（01）.

〔9〕习近平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的审议讲话〔N〕.光明日报，2018-03-09（01）.

〔10〕姜 洁.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 切实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全党努力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N〕.人民日报，2018-07-05（01）.

〔11〕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4〕习近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J〕.前线，2019（05）：4-7.

〔1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1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 苏玉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