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大司空村、新安庄三个遗址点出土晚商植物遗存研究
时间：2020-12-06 02:03:5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王祁 唐际根 岳洪彬 岳占伟
摘要：安阳殷墟是晚商都城，经过对殷墟刘家庄北地、大司空村、新安庄三个地点进行系统浮选，我们不仅发现了殷墟遗址过去没有出土过的大豆遗存.且初步建立了殷墟以粟为主.以黍、豆为辅的农作物结构。殷墟的浮选结果可以代表晚商时期商文化圈农作物结构，这个结果与非商文化圈有较大的差异。
关键词：殷墟；
浮选；
植物大遗存；
农作物结构；
商文化
作为晚商的都城，殷墟曾经零星出土过植物遗存，见诸报导的有：水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掘）、小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1997年浮选）、粟类（后岗圆形祭祀坑、76小屯西北地H30、刘家庄北地H2498、安阳队1997年浮选）。这些植物遗存为我们了解晚商农作物种类提供了重要线索，但不足以系统揭示晚商农作物结构。
殷墟遗址的植物遗存对我们研究晚商农业有着重要价值，是我们构建晚商农作物结构的基石之一。为系统了解殷墟的植物遗存状况.笔者于2015年夏对安阳队发掘之刘家庄北地、大司空村、新安庄三个地点（图一）的样品进行浮选，取得较为系统的植物遗存证据。现介绍各个遗址点情况和浮选结果，并对浮选情况进行综合研究。
一、遗址及样品概况
刘家庄北地遗址点位于安钢大道以南的同乐花园北区范围内，2015年夏住房基建施工时发现一个金属窖藏坑，随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发掘。该遗址点主要文化内涵包括：金属窖藏坑（内含大量铅、铜锭）、灰坑、房址、水井、墓葬等。从遗址的性质来说，刘家庄北地遗址点靠近刘家庄北地手工业区和苗圃北地铸铜作坊区，且出土大量金属锭，可见刘家庄北地遗址点应该与铸铜作坊有关。该遗址点浮选采集24个灰坑单位、80份土样，每份样品土样量在7-14升不等，总土样量近千升。
大司空村是殷墟考古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发掘地点，位于洹河北岸，自上世纪30年代，一直持续发掘到如今。这些发掘显示，大司空遗址（可能是多个小聚落的集合）功能区分明显，豫北纱场及纱场以北是墓葬、居址杂居之地，纱场以南洹河以北是手工业作坊区，这种布局显示手工业作坊对水源的需求。本次浮选的土样来自2014-2015年发掘区，分布于豫北纱场北地，发掘者现场采集21个单位、46份灰坑或房址土样，每份样品土样量在3-15升不等，总土样量为五百余升。
新安庄位于刘家庄北地遗址点的东侧，是苗圃北地作坊群中的铁三路骨器作坊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与苗圃北地铸铜作坊有所关联，遗存内涵包括房址、灰坑、窖穴、水井、祭祀坑、墓葬等，可见这也是一处与手工业作坊区有关的“居葬合一”场所。本次浮选土样来自2015年度的发掘，凡18个灰坑单位20份样品，每份样品土样量在5-10升不等，总土样量为150余升。
以上三个地点的样品阴干后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由笔者使用水波浮选仪浮选。收取轻浮的分样筛规格为80目。轻浮部分被运送至山东大学第四纪考古实验室.完成炭化植物遗存的鉴定分析。鉴定使用了尼康SMZ100显微镜，炭化植物种子和果实拍照使用了DS-5M-L1尼康数字相机系统。鉴定过程得到山东大学陈雪香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金刚老师的指导与帮助。
二、浮选结果
以上，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大司空村、新安庄三个地点共计浮选146份样品，总土样量为1630升，浮选结果如表一所示。
1.刘家庄北地遗址点的浮选结果
刘家庄北地遗址点浮选共获得大于1毫米炭屑216.4g，炭屑密度为0.225g/L，这个数值并不算高。刘家庄北地遗址点发现植物种子（不包括不可鉴定部分）2442粒，种子密度为2.545粒/L，与时代相近的山东济南大辛庄遗址、扶风周原遗址王家嘴地点相比，这个数值较低，略近于江西牛城遗址的种子密度。
在2400多粒植物种子遗存中，植物杂草数量较少，仅350粒，占全部种子的14.3%；
绝大多数都是谷物种子，有2085粒，占全部种子的85.4%。在谷物遗存中，粟（图版一）的数量最多，占出土谷物总数的94.96%；
出土概率也最高，为94.9%。黍（图版二）、大豆（图版三）的出土数量大致相似，皆占谷物总数的百分之二点多，但黍的出土概率要略好于大豆。水稻（图版四）和小麦（图版五）是本次浮选较重要的收获，数量极少，且皆残破，所幸特征明显。这暗示，刘家庄北地的谷物浮选结果是粟为主，以黍、大豆为辅，水稻和小麦再次之。
在350粒杂草种子中，有9粒为未知，有12粒只能鉴定到科，分属于黍亚科和豆科；
还有329可以鉴定到种属。这329粒杂草种子分属于14个种属，以黍亚科的狗尾草和马唐、豆科的胡枝子和草木犀（图版六）、藜科的藜属（图版七）为主，合计306粒，占所有杂草种子的87.4%。尤其是狗尾草，数量高达152粒，值得注意。其他重要杂草种子还有马鞭草科的荆条（图版八），有12粒；
剩下种属（如图版九一图版一二）植物种子遗存一般只有1-3粒。
另外，刘家庄北地还发现7粒果实，其中只有酸枣（图版一三）可鉴种属，仅1粒。
2.大司空村遗址点的浮选结果
大司空村共获得大于1毫米炭屑73.1g，炭屑密度为0.14g/L，数值较低。该遗址点发現植物种子（不包括不可鉴定部分）3000粒，种子密度为5.79粒/L，高于刘家庄北地的种子密度，略低于济南大辛庄遗址的种子密度。
在3000粒植物种子遗存中，谷物种子有1918粒，占总数的63.9%；
杂草种子有1082粒，占总数的36.1%。谷物遗存只发现粟、黍、大豆三种，且以粟为主，有1845粒，占谷物总数的96.19%；
粟的出土概率也最高，为95.3%。大司空村遗址点出土的炭化黍有47粒，炭化大豆有26粒，黍的数量高于大豆；
且黍的出土概率为41.9%，大豆的出土概率为32.6%，黍在出土概率上也占优势。这说明大司空村的谷物遗存以粟为主，以黍、大豆为辅。
在1082粒杂草种子中，未知种属者11粒，只能鉴定到科的52粒，分属禾本科、黍亚科、豆科、苋科、莎草科、菊科；
可以鉴定到种属的有1019粒，分属14个种属。这14个种属中，黍亚科的狗尾草（图版一四）和马唐（图版一五）、豆科的胡枝子（图版一六）和草木犀、藜科的藜属、唇形科的水棘针（图版一七）、茄科的酸浆属（图版一八）数量较多，尤其是狗尾草和马唐，都超过300粒。其他种属（如图版一九一图版二三）植物遗存都不超过10粒，远远无法与上述几种植物种子遗存相比。
3.新安庄遗址点浮选结果
新安庄遗址点共获得大于1毫米炭屑为9.1g，炭屑密度为0.059g/L，数值极低；
植物种子该遗址点发现植物种子（不包括不可鉴定部分）151粒，种子密度为0.99粒/L。新安庄出土的谷物遗存最多，有136粒，占种子总数的90.1%。谷物遗存以粟为主，有130粒，另外还发现4粒黍、2粒大豆。出土的杂草种子14粒，仅占种子总数的9.27%，且其中有1粒是未知种属者：其他杂草种子主要有狗尾草、马唐、胡枝子、藜属、铁苋菜等。可能属于的果实的有1粒葡萄属（图版二四）。
三、浮选结果分析
基于以上浮选结果.我们可以对安阳殷墟出土的植物遗存略作讨论。
1.关于杂草比例的讨论
考古遗址中出土的杂草往往与农作物具有相同的生长环境，或是农田杂草在谷物加工过程中的遗留，所以遗址中杂草所占比例的多寡可以反映出遗址的功能。一般而言，生活区内可能存在农作物加工活动（如脱离、脱壳过程中就很容易产生伴生杂草种子），所以杂草数量相对较多；
而在手工业作坊区，或许因为存在专门的粮食供给而较少产生谷物加工证据，杂草的数量百分比可能会低于一般的生活区。
就殷墟刘家庄北地、大司空村、新安庄三个地点的浮选情况来看（图二），无论是总数百分比（即该遗址出土杂草数量占所有植物种子的比值），还是种属百分比（即该遗址出土杂草种属数量占三个遗址所有种属的百分比），大司空村都拥有更丰富的杂草比值，这与发掘区属于大司空遗址群生活区有关。图二同样显示，刘家庄北地和新安庄浮选的杂草比值较低，这正好反映出两处遗址手工业作坊属性。
2.殷墟的农作物结构
从殷墟三个地点的浮选谷物绝对值百分比和出土概率来看（图三），我们知道：三个地点出土的粟无论在绝对值百分比，还是出土概率上，都处于一个绝对的统治地位：黍与大豆绝对值百分比远远无法与粟相比，但二者都有一定的出土概率，说明黍、大豆在这三处遗址点中的地位也较高；
水稻和小麦则无论是出土数量还是出土概率，都无法与粟、黍、大豆相比，表明水稻和小麦不是殷墟常见的谷物遗存。这一结果说明殷墟三个遗址点具有相似的谷物结构：以粟为主的，以黍、大豆为辅，偶尔出现水稻和小麦。
这一结论也可以为人骨同位素证据所证明。就目前而言，殷墟已经公布53例C/N入骨同位素数据，结果显示：虽然不同等级入骨的主食丰富程度略有差异，但殷墟入主要食谷；
且”C数据中，绝大多数都趋近于C4类植物，C4类植物在主食中的比例超过90%，这表明殷墟人所食谷物中以粟（黍）为主。将稳定同位素结果与殷墟三个地点浮选材料相对比，更可以证明以粟为主的农作物结构是殷墟遗址较为普遍的存在。
需要强调的是，殷墟出土过大量喜暖动物遗存，如圣水牛、犀牛、貘、竹鼠、獐、大象等，所以学术界普遍认为晚商气候较现今更湿热。唐际根先生根据安阳姬家屯遗址西周文化层下伏生土的磁化率和孢粉数据，得出商代安阳的气候大体相当于今日长江流域的结论。如果这一结论可靠，那么晚商时期殷墟附近的气候是适宜水稻生产的，但我们目前看到的水稻遗存却少之又少，这或许表明殷墟的农作物结构是由商文化的文化传统决定，而不是由当时的气候环境决定。
四、关于晚商农作物结构的认识
殷墟是晚商都城.殷墟的浮选结果对我们认识晚商农作物结构有着重要价值，下面我们比较殷墟与其他晚商遗址浮选结果的异同。
1.与其他商文化遗址的对比
就已经公布的材料来说，除了殷墟外，济南大辛庄遗址和济南刘家庄遗址也进行过系统的浮选工作，三处遗址的浮选结果大同小异。相似点都是以粟为主，以黍、大豆为辅；
不同点在于大辛庄遗址也出土了相当多水稻，但这并不意味着水稻在大辛庄遗址中的重要性就高于黍、大豆，而更可能是由发掘单位特殊背景导致的。济南刘家庄遗址还进行过入骨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该遗址居民主要以C4类植物为主，同时摄入一定比例的C3类植物，与该遗址浮选结果一致。
另外，傅稻镰先生主持的颍河中上游谷地植物考古调查项目、赵志军先生主持的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植物考古工作、张居正先生进行的新密古城寨城址植物浮选工作以及吴文婉等主持的河南登封南洼遗址的植物考古工作中都涉及到少量晚商植物遗存，其结果也大致与上述殷墟、济南大辛庄、刘家庄三处遗址大同小异，本文不再复述。
由此可见，虽然各个遗址的农作物结构存在细微差异，但粟在商文化遺址中占据着绝对的支配地位，表明商文化圈是粟作农业圈。
2.与非商文化遗址的对比
造成商文化区相似的农作物结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地理与环境因素应该是先决条件；
另外，相似的文化与社会结构也影响着商文化区内先民对食物的好恶。作为对比，我们可以看到非商文化区农作物结构呈现一种不尽相同的面貌。
江西牛城遗址是深受商文化影响的一处商代遗址，该遗址的浮选结果虽然也是以粟为主，但水稻在农作物结构中扮演着不逊于粟的作用，且牛城遗址除了粟、黍外，没有发现其他旱作粮食。牛城遗址位于赣江流域，地理环境面貌与商文化区不同，所以该遗址有着不同于商文化区的农作物结构：但该遗址又深受商文化影响，所以它的农作物结构也显示了中原旱作农业对它的影响。
商文化以西，陕西周原遗址王家嘴地点先周时期的浮选结果显示，该遗址点虽然以粟为主，但小麦占据着仅次于粟的地位，而高于黍和大豆。陕西以西，甘青地区卡约文化遗址、辛店文化遗址的浮选结果显示，麦类在当地先民农作物结构中的地位甚至有可能超过粟黍。周原遗址位于商文化区向甘青地区的过渡地带，其农作物结构具有以粟为主、以麦为辅的特点.这一方面是由过渡地带地理环境决定的.另外一方面也与该区域位于商文化区边缘、深受商文化农业影响有关。
可见，不同文化圈的农作物结构受特定地理环境、社会文化的影响，各文化圈内农作物结构并不相同。
五、结论
以上.本文介绍了安阳殷墟三个遗址点的浮选情况，显示出殷墟以粟为主，以黍、大豆为辅的农作物结构特点。通过比对其他晚商遗址浮选结果，我们可以大致看出，晚商时期商文化圈内共享大致相似的农作物结构，五谷俱全，但粟始终处于一个绝对主导的地位：而商文化区以南的牛城遗址与以西的王家嘴遗址浮选结果显示，非商文化遗址的农作物结构固然主要由本地地理、气候环境决定，不过也不能忽视文化因素对农作物结构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