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乐观,痛苦的超越
时间：2021-01-09 04:29:2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杨瑰瑰
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去蕲水（即今浠水县），写有《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一词。此词受人关注较多，关于其主旨，较为典型的看法有以下几种。其一，如曾枣庄认为，这首词表现了他身处困境，但对前途充满信心。溪水尚能西流，难道人生就不能再少？何必自伤发白，悲叹衰老呢？（曾枣庄《苏轼评传》，四川人民出社，1984年）其二，如朱靖华认为，苏轼此时贫病交加、沉冤莫白而灰心丧志，但游玩蕲水清泉寺时，发现兰溪水竟然可以向西流去，于是转悲为喜，鼓励自己不要再像白居易那样自伤衰老，而是要振作起来再前进。（朱靖华《苏轼新论》，齐鲁书社，1983年）其三，如闫笑非认为，此词是苏轼写给庞安常的，主旨是慰勉友人。同时，也展现了诗人的深刻思想矛盾，显示了诗人开朗旷达的襟怀。（闫笑非《深情的慰勉 旷达的襟怀——苏轼〈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词意抉微》，台州学院学报，2003年4月）
一、苏轼与庞安常
这三种看法，以第三种看法较为全面。关于游清泉寺一事，苏轼所著《东坡志林·卷一·游沙湖》记载甚详：“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师店……闻麻桥人庞安常善医而聋，遂往求疗。安常虽聋，而颖悟绝人。以纸画字，书不数字，辄深了人意。余戏之日：‘余以手为口，君以眼为耳，皆一时异人也。疾愈，与之同游清泉寺。寺在蕲水郭门外二里许，有王逸少洗笔泉，水极甘，下临兰溪，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是日剧饮而归。”
庞安常是宋代蕲水名医，虽耳聋，然颖悟超人，医术精湛，品行高洁，时人爱戴。张耒为其作墓志铭，记述生平事迹。他仁心爱民，为病人看病，腾出自己房屋，常常数十上百人不断，治愈方去。病人病愈，送财物感谢他，都不取。这样一位仁医，显然与苏轼志向相投，互为同调。由“剧饮而归”四字，可想见两人惺惺相惜。
苏轼虽被贬，但他是朝廷命官，加上年少成名，地位明显高于庞。但他说：“余以手为口，君以眼为耳，皆一时异人也。”可见，苏轼对一位身患残疾的医生，是抱以同情和赞赏的。这首词有这一史料作为背景，其主旨显然是作者意在安慰庞安常，激励他奋发向上。鼓励朋友之余，当然也有对自身的勉励。
二、苏轼的理性精神
西方哲学家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由理性、激情和欲望构成，对应着求知、求胜和求利三个部分的社会活动。柏拉图称，人为多头怪兽，因为人容易受激情和欲望的驱使，做出非理性的行为。正因此，人的情感往往是多变的。艺术家、诗人亦是如此。
苏轼贬黄，写有《寒食雨》诗二首，内有“空庖煮寒菜，破灶浇湿苇”“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诗句，极为沉痛、悲哀。从柏拉图的角度分析，《寒食雨》是对现实生活的摹写，也是作者悲哀心境的反映。同时，也反映着作者内心的真实欲望（希望能回到过去的生活状态，实现自己为国为民、建功立业的抱负），而现实的悲凉惨状，令作者极为痛苦。但是，蘇轼的难能可贵，在于他并没有止步于对现实的痛苦感受之上，而是从理性的角度出发，不断地让理性精神指引自己，从而获得灵魂上的安宁。
苏轼是富有理性精神的。他的《题西林壁》是宋诗理趣的代表作。他的精神世界，除了有丰富的情感生活之外，也时时闪耀出理性的光辉。
《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中，诗人看到兰溪之水，一路浩浩荡荡西流而去，立刻反用白居易“黄鸡催晓丑时鸣，白日催年酉前没（《醉歌（示妓人商玲珑）》）”，吟出“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与其说，这是大自然的启迪，不如说，这是苏轼理性精神的体现。一味沉浸在自己的痛苦之中，一味地感时伤己，只会让自己受到事实之外的第二次伤害，而这种伤害有时是致命的（古代许多贬官死在被贬途中，多由于失意时的自我摧折）。苏轼很少使自己长久陷入深不可拔的痛苦之中。他的痛苦深刻，但持续的时间往往很短。生活中稍稍有一丝亮光与温暖，他都能依靠自己的理性追逐而去。因此，我们更多地是感受到他的乐观旷达，而非悲凉沉郁。
三、苏轼对自我苦难的消解
如前所言，此词写作的背景与庞安常有关。庞安常作为一位后天残疾的医生，应是相当不幸的。然而，苏轼理解且欣赏他，并说自己与庞“皆一时异人也”。这分明是安慰庞安常。苏轼用独特的方式去消解庞安常的痛苦，同时，也在治愈自身的悲伤。
苏轼消解痛苦的力量有三种：一是他本人具备的乐观幽默精神，二是源于对佛教空观的体悟，三是儒家固穷精神和老庄超然精神。这三种力量，使他轻视现实困境，从而走向超迈达观。
这阕词里，我们显然可以体会到苏轼的乐观幽默。苏轼同一时期写作的《黄州安国寺记》，记有他常往安国寺静坐的经历。其文曰：“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住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此文写于元丰七年（1084）年。此时苏轼往返安国寺已近五年。也就是，他自到黄州后，就开始往返安国寺。那么，与安国寺僧人的交往，以及主动接受佛教的影响，自元丰三年就已经开始了。这时佛教“以空对空”的平常心，自然能使他解构痛苦——不仅可以劝慰友人，使之奋发向上，也可以消释自身的悲痛。
然而，或许有人会问，痛苦消解之后又怎样呢？苏轼在人生向度的选择上，从来都是利他的。他在黄州建立育婴堂，在惠州提升医药水平，在儋州传播中原文化、培养学生。应该说，儒家的“修齐治平”的思想，于苏轼是深入骨髓的。正因于此，他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于物外的生命范式，成为千年之下知识分子向往的楷模。
（作者系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