耄耋姚钟华，邮票上再续“牛缘”
时间：2021-01-17 04:05:0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尹洁
姚钟华
姚钟华对牛情有独钟。
在北京的家中，他拿出画册，向《环球人物》记者介绍着自己半个多世纪以来画的各种各样的牛——黄牛、水牛、牦牛，画面用色浓烈而奔放，正如多姿多彩的云南。
姚钟华出生于云南，工作在云南，目前是云南油画学会名誉主席。故乡的土地为他提供了无尽的创作素材和灵感。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大山之中、河流之畔，他关注现实也拥抱浪漫，既传承古典之美，也融合现代艺术。即将到来的辛丑牛年春节，为他提供了再次展现“牛气”的机会。
火把节带来的灵感
姚钟华最早对牛产生强烈兴趣是在1957年的夏天。当时的他是中央美学院附中的学生，回老家云南时正赶上火把节的尾声。火把节是彝族、白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时间大多是在农历六月二十四，当地会举行斗牛、赛马、摔跤、歌舞等庆祝活动，有“东方的狂欢节”之称。
那一年的斗牛盛会让姚钟华至今难忘：漫山遍野的人拉来一头头斗牛，不仅有公牛，还有母牛，每一头都野性十足。“那些牛简直像野兽一样凶猛，冲上去的时候毫不畏惧，血性十足，拼了命也要获胜。那场面真是震撼人心。”姚钟华对记者回忆道。
姚钟华设计的1985年《乙丑年》邮票（左图）和2021年《辛丑年》邮票（中图、右图）。
回到学校后，他很快就画出了一张斗牛图。老师看到后对他说，画面中的气氛非常浓烈，“一见到这幅画就有一种想拥有它的欲望”。
姚钟华从此与牛结缘。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云南省电影公司工作，随即参加“大学生劳动实习队”，到宜良农村插队劳动。之后几年中，他先后到西藏农村、金沙江红军渡口、乌蒙山等地写生，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
1972年，姚钟华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创作了《黄河》，次年又完成了《郑和下西洋》，并调入云南省文化局美术摄影工作室。从1974年到1979年，他先后创作了《峡谷新颜》《东方欲晓》《1976·春天的记忆》等作品。
生活的磨砺让姚钟华对牛的感情愈发深厚。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那贫脊的山地，我扶过犁，阳光酷烈，只有天、地、人和牛。我和牛一样，汗水曾滴在那高原的土地上……我爱画那剽悍有力、奋力拼搏的牛，画那烈火般的性格。对热与力的表现，正是我内心和生命的渴求。我也想以此来感染和慰藉站在我画前的人们。”
就想画一头不怕虎的初生牛犊
1985年，在中国集邮总公司的邀请下，姚钟华创作了《乙丑年》生肖邮票。与传统的“老黄牛”形象不同，那是一头昂首挺胸、牛角直立、威风凛凛的雄牛，表达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奋发向上的精神。
“中国人一直是老黄牛的形象，埋頭苦干、温顺坚忍，但我见过的牛也有很多是性情刚猛的。当时我就想画一头不怕虎的初生牛犊，它的头是扬着的，朝气蓬勃，符合那个时代的特点。”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整个国家的精神面貌是奋进、求知、干劲十足的。姚钟华笔下的雄牛，不是土黄色，而是浓重的蓝、黑、红交织在一起，仿佛随时会冲向战场。
2020年9月，姚钟华（中）为《辛丑年》邮票揭幕。
姚钟华的油画作品《火把节之夜》。
由于当时交通不便，姚钟华的设计稿和编辑的修改意见都是通过挂号信的方式寄送，从昆明到北京，往往一两周还没寄到。
时隔36年后，当姚钟华再次应邀设计《辛丑年》生肖邮票时，通信方式已经变成了手机。这边早上画完，拍一张照片传过去，那边下午就已经做出了效果图，再传一张照片给姚钟华看。
这一次的牛年邮票设计了两枚，第一枚名为“奋发图强”，描绘的依然是一头雄壮有力、一往无前的奔牛——公牛四蹄扬起、昂首向前、目光炯炯，表达出不畏艰险、砥砺前行的精神，也包含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寓意。第二枚名为“牛年大吉”，是一幅母子牛，通过大牛与小牛舐犊情深的温馨画面，传递出家庭兴旺和谐、团圆美满的美好祝愿。
这套蕴含着家国理念的邮票，饱含着新春祝福。姚钟华告诉记者，这次的设计思路仍然是要反映时代精神。奔牛是动态的，母子牛是静态的，通过动与静、力量与温情的结合，表达了脚踏实地、敢于拼搏、开拓进取、勤劳奉献的内涵。
学艺北京，扎根云南
姚钟华出生在昆明的一个中医世家。父亲早年留学海外，母亲曾是中学音乐教师，很多亲友是当地的文化名流。在家庭的熏陶下，姚钟华自幼喜爱绘画，1955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附中，1964年毕业于中央美院油画系。
学生时代，姚钟华受教于诸多名师，而他的另一个课堂就是博物馆、美术馆、各种展览以及文化遗址。从附中到美院，直到毕业后的很长时间，姚钟华都是故宫的常客。
“我的家远在昆明，那时还没通火车，往返一次将近20天，所以暑假很少回去。寒假期间教室关闭，宿舍只早晚有一点暖气，白天就只有往外跑，故宫便是一个好去处。”姚钟华把许多国宝看了无数遍。虽然他学的是油画，却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热爱。
从中央美院毕业后，姚钟华回到家乡，进入云南电影公司做美工。当时的电影公司主要是为贫下中农服务的，为了让山区老百姓都能看到电影，电影放映队常年下乡，姚钟华也跟着一起去。
“文革”初期，姚钟华一度停止了创作。1972年，全国文艺形势有了变化，他又重新拿起了画笔。在老同学范曾的推荐下，他被借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为通史陈列馆创作了《黄河》《郑和下西洋》。
改革开放后，姚钟华在艺术上又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他创作的《土林梦》在手法上受西方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的影响，但生活的根及内在精神还是源自云南的生活。
业内人士认为，姚钟华始终在油画民族化方面坚韧探索，以云南为灵感之源、情感所栖。正因为在生活中扎得深，他的作品才能自然流露出真挚而醇厚的生命本质。他在水墨方面的探索，融入了中国诗性美学，在豪放与深郁之间，汇入源自生活的感性显现，化为精神，彰显出中国特色。
姚钟华部分作品。《啊！土地》（左上）、《黄河》（左下）、《撒尼人的节日》（右）。
保护好民族文化之美
在旅居、游历过诸多国家和地区之后，姚钟华对于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美学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外国人对中国艺术的了解，远远不像中国人对外国艺术了解得那么多。他们基本不懂中国画，如果把一个江湖画家的仿作与齐白石的真迹摆在一起，他们是分不出高下的。”姚钟华说。
但对于国内的美学教育，姚钟华觉得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在他看来，很多大学里的硕士、博士、教授，其审美水平未必比得上陕北农村的剪纸大妈。
“有学历不等于有审美能力。农村老太太可能不识多少字，但她们的农民画、刺绣端庄大气，你能说她们没有文化吗？一个农民歌手没上过大学，但唱得感人至极，这难道不是一种高级的文化？”
让姚钟华感到遗憾的是，大众对于文化生活的偏好常常舍弃了最有价值的精华。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精美的手工服饰一直是当地特色，但随着工业化产品的大量进入，一些少数民族女孩不再认为传统服饰是美的，一双廉价的高跟鞋要比一双手工刺绣的布鞋更有吸引力。
“如果沒有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即使创造了美，也意识不到。”姚钟华感慨道，“大家确实更向往经济发达地区，觉得富裕地区什么都是好的，爱屋及乌。就像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很多中国人觉得西方文化更好。这就是不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