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饵块

一

天色渐暗。对面郭爷爷家墻根下一排盆栽菊花，在晚风里低眉，金中泛焦的花瓣微微颤抖。我坐在门边的竹藤椅上，有街坊大妈走过，问：“薇薇，今天你爸妈走，你没去送送？”

“没。”我答。几分钟前，我和祖父祖母刚吃过晚饭，祖父又拿起报纸，祖母系上围腰洗碗，我到门口看书，那里的光线好一些。但毕竟是秋天了，两扇朱门一敞，浑身爬满凉意。我关上了右边的门，难得，从左侧门外泻进来的光还够用一阵子。

“没呢，她爸妈不让她去，怕哭起来，又舍不得。”祖母甩着湿漉漉的双手走过来对街坊大妈说，顺便帮我拉亮了屋里的灯。

街坊大妈像是打量一个稀奇玩意儿一样看着我，半天才蹦出一句话：“哎，不容易啊！好在你们两位老人还能照顾孙女儿。——薇薇，以后长大了，可要记得你爷爷奶奶的好，让他们也跟着你享福。”

那年我十二岁，正值小学升初中的重要关头。半年前，省里传来消息，要精简机构，撤掉一大批银行。我父母所在的工商银行大关县支行也在撤除的名单内，政策很快就下来了，双职工（指夫妻都在一个单位）有三种选择：要么都留在本地，转到农业银行工作；
要么一起去另外的县，还是进工行；
要么，一方调去昭通，另一方去别的县，以后有条件再调。

祖父祖母当然是希望我们留在故乡。不久前，祖父开始掉牙了，他掉了第一颗牙后，又发现自己右眼的视力衰退得很快。祖母则不止一次说：“留在大关，去农行工作不也一样？”然而，经过了长达数月的思虑、对比和论证后，我的父母做出了艰难的选择：让我母亲先调到昭通，父亲去盐津县工行。的确，留在大关是变数最小的选择，几乎不需要花任何代价、担任何风险。但我父母那时也不过才三十多岁，他们想去寻求更好的生活；
最重要的，是为了我。我们的县城实在太小了，而昭通是一个大得多的城市，那里有全市最好的教育资源，有云南省赫赫有名的昭通地区一中（后更名为昭通一中）。我马上就要升初中了，父母想把我送到昭一中去，他们对我寄予了深厚的希望。父亲安慰祖母说：“妈，这是最好的选择。昭通和盐津离大关都不远，我们可以常常回来看您。以后形势稳定了，说不准我还能往昭通调。到时候，您和爸随时可以上昭通去。”这时，门外走过的三街混混们又在唱谢霆锋的《谢谢你的爱1999》，把闷热的夏日空气搅得一团乱，祖母叹了口气，不再言语。

事情一定下来，时间就飞一般地掸去了。九月底，工行组织职工们去四川乐山旅游，那是最后一次集体活动。几天后，父母从乐山带回了一沓塑封照片。照片上，他俩站在一块同心石前手拉手，母亲穿着孔雀蓝的法式毛呢长裙，父亲穿着一身灰西装，风吹乱了他额前的头发。母亲把照片看了又看，夹进橙色封皮的相册里，说：“这次出去玩，大家都高兴不起来。拍照时，你王二叔还是尽力逗大家笑，想拍下每个人的笑脸；
他说，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相聚了，要珍惜。”我把相册拿过来一看，前半部分是大大小小的黑白照。照片上，银行的大人们都还很年轻，男的穿着白衬衫、喇叭裤，女的烫着大波浪，有的辫子上还系着一条手帕。那时他们刚参加工作，每有空闲，便集体出游，远足、野炊、在树林里唱歌……相册的后半部分是彩照，从80年代中期开始，银行大院的孩子们陆续出生了，也随大人们一起游玩，大人小孩的合照五光十色，有在瀑布前的，有在游船上的，有在昆明世博园的……

十一假期刚过，撤行的日子到了。一早，母亲便打发我去祖母家，她说单位会派车送他们，还要用大卡车运各家的家具行李，我去了添乱。我很听话地走了，其实我也害怕看到离别的一幕。

父母走后，我要和祖父祖母一起生活两个多月，直到这学期结束，下学期才能转学到昭通。回到祖父祖母身边，我并未感到不适，因为我自小就是由他们抚养的。在我五岁那年，母亲去昆明继续深造，接着父亲也去了，我在祖父祖母家一直长到八岁。这一次，儿子和媳妇双双调去了外地，但孙女回来了，多少冲淡了祖父祖母的离愁。晚上，我又爬到祖母的老木床上睡觉，她给我掖被子，安慰我说：“不要太想你爸爸妈妈，你和爷爷奶奶在一起也是一样的。就算他们不要你了，还有我们养你，我和你爷爷现在还动得起。”我点点头，大关的秋夜天清气寒，只有祖母的棉被上还旋游着一丝阳光的气味，没过多久，我便睡着了。

二

我从未见过像祖母那样热爱厨艺的人。她年轻时和朋友合伙开过饭店，后又被安排到商业局工作，负责单位伙食。退休后，她还是闲不下来；
现在我回来了，她更是变着法子给我做好吃的，每天都不重样。

我很理解祖母。对她来说，厨房就是乐园，在那里，她不仅找到了乐趣，还找到了生活的信心，保持着对生命的热爱和激情。又是一个周末，祖母和往常一样早早地起床了。等我睡醒下楼时，她已打扫干净了房间（她有早上洒水扫地的习惯），为我端上了早餐。我吃完早餐，坐在桌前写作业，突然感觉到门口的光暗了下去。

原来，门前的空地被一个摆摊的男人占了。在我小时候，县城里只有两个农贸市场，挤不下太多的摊位。大多数菜农还保持着旧日风俗：每天早上，他们用背篓装上新鲜的蔬菜，进城来贩卖，谁先到，就先占位。北门街和南门街，是摊位最集中的地方，小摊沿着街道两侧摆成长长的两列。在这露天菜市，红的红，青的青，人声鼎沸，热闹的景象要一直持续到中午；
第二天一早，菜农们再进城，重新占位摆摊，日复一日……祖母家就在北门街，门口有人摆摊是常事，但今天的菜农特别多，街上挤得水泄不通。这男人一来，祖母家的大门算是被彻底堵住了，光线进不来还是小事，关键是我们想往外走都难。

祖母没说什么，只是替我拉亮了灯。茶壶的水烧开后，她泡了一杯茶，走到门前端给这个男人。

男人一惊，转身往屋里一看，赶忙迭声道歉：“老人家，真不好意思。我中午就走，中午就走！”我这才看清楚他：他三十来岁，个头中等，脸盘扁圆，让我想到了劳动课上做的吹塑纸挂盘。他穿了一身靛蓝色斜襟衣，脚踏黑布鞋，在当年，这是大关乡下人常见的装束；
衣服虽旧，但是整洁，他脸上也干干净净的。

“没撵你走，”祖母说，“就是看你忙了半天，又没口水喝。”

男人疑惑地接过茶杯，手指拘谨地搭在杯身上取暖，他有些尴尬：“这咋好意思？占了您家的位，还喝您家的茶。”

祖母说：“客气啥子哦？一口水而已。外面太冷，你进来烤烤火吧，我帮你看着摊子。”

男人更不好意思了，脸涨得通红，语无伦次：“哎呀，老人家，老人家……”

就这样，祖母和他摆起龙门阵来。他是郊区的农民，平时靠务农为生，今年学了点做饵块的技术，这次鼓起勇气做了一些带到城里，先试试看好不好卖。饵块是云南传统小吃，由大米加工而成，质地有点像年糕。在昭通一带，饵块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专门做油糕饵块用的，圆圆的、薄薄的一张，外形颇像北方的小圆盘煎饼。这种饵块需放到铁网格上烤熟，再刷上甜酱、辣酱和花生酱，也可根据个人口味撒上些葱花，添上点肉末，用来包土豆炸制成的油糕。另一种是类似于圆柱形的饵块，但底部平坦，可在菜板上平放切开。这种饵块是常见的家庭食品，“可塑性”很强，可以切成厚片蒸或烤，蘸上酱料吃；
或切成细丝煮汤；
或切成条状煮火锅；
或切成薄片，加上酒糟辣椒和鸡蛋炒出来，就是“大救驾”；
如果是加上甜酒和红糖一煮，则变身为糖水饵块，特别适合女人经期和坐月子吃。这个男人卖的是第二种家用饵块，他是新手，初到城里，找不到合适的摊位。刚找到一个，就被别人霸占；
又找到一个，却被人赶。就这么一路被赶，直到来到我祖母家门口，才摆开了摊。他说：“老人家，您隔壁那几家不准我在他们门口摆摊，只有您准我摆，今天真是谢谢您啦！”

祖母说：“别客气。以后你要摆摊，就到我家门口吧，反正空着也是空着，我不撵你。”

我们吃午饭时，男人还在门口卖饵块。祖母舀了满满一碗饭，在饭上盖了厚厚的回锅肉片、麻婆豆腐和青椒土豆丝。她嫌肉不够多，又挑了几筷子放上去，这才送到门口给他。男人压根没想到祖母会给他送饭，说：“我占了您家的位，您还给我水喝，给我饭吃。我真是不好意思了！”他再三推辞，但祖母硬把碗筷往他手里塞，他只好带着惊诧、不安与感激接受了祖母的好意。吃过饭后，他把碗筷送进屋来，还拿了几个最大的饵块要送我们。祖母辞让了半天，拗不過他的心意，只好收下了饵块。

从那以后，卖饵块的男人成了我们家的常客。中午时分，只要饭菜摆好，我们在屋里叫一声，他就进来和大家一起吃饭了。这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常态：祖母的热情好客远近闻名，一年四季，除了过年那几天，我们家饭桌上哪天断过客？有时，卖饵块的男人带着儿子来，他儿子比我小，只有七八岁，也长着一副扁圆脸盘，表情怯怯的，不敢和生人说话。祖母给他买糖，买点心，我有什么好吃的，也分他一份。卖饵块的男人呢，也常常给我们送饵块、自家的蔬菜和土鸡蛋，祖母若不收，他心里就不踏实。从后来的交往中我们得知，他姓陈，祖母的母亲也姓陈，说起来还沾点远亲关系，他应该管祖母叫姨，不过他跟着儿子称祖母为“姨奶”。祖母还问过他多大了，他说属马，祖母说：“呀，和我家老二媳妇一样大！”然后指指我：“就是这个孙女她妈。”

饵块陈的饵块做得真不赖，大关人祖祖辈辈都吃这玩意，可以说口味是相当挑剔了，但吃到陈家饵块，都说是最好。他的生意很快就兴旺起来，不少人慕名来购买，祖母也少不了支持他，还帮他到处宣传。有时，他说：“今天有人特地从昭通赶来买我的饵块呢！”“今天有人买我的饵块，说是在广东打工的亲戚回来探亲，要送人家一些。”“四川筠连那边，也有人吃到我的饵块了！”有时又说：“有个大姐来买我饵块，她姑娘在昆明工作，她要带去给姑娘吃。”听到他这么说，我们都为他高兴，而祖母总对我念念有词：“不晓得你爸爸妈妈哪时候回来，也能尝尝陈家饵块哦！”是的，我父母还没尝到这么好吃的饵块，就离开了大关，我打心眼里替他们遗憾。每次和他们打电话，我都对陈家饵块大加赞美。我敢保证，我说出的每个词都是发自内心的，因为陈家饵块配得上。

祖母给我做的早餐有米线、水粉、花卷、馒头……现在又多了饵块。饵块切成丝，放到沸水里一焯，立马就熟了，口感糯中有韧，我最喜欢。祖母在碗里放上用油盐酱醋和大关酸菜调成的汤汁，用漏瓢把饵丝一捞，抖两下水，盛入碗中，再往雪白的饵丝上浇一勺油泼辣子，铺两匙豆瓣酱炒制的肉末，再撒一撮切得精细爽利的小葱，一碗色香味俱全的饵丝就做好了。饵丝好吃，但制作不易，饵块是很硬的，切起来十分费劲。为此，祖母常常用清水把饵块泡上大半天，让它稍微软化一些。切的时候，要把刀用力地插进饵块中，再使劲地一点一点往下推；
她踮起脚，整个上半身的力气都压在刀上，喉咙里蹦出使力的“哎呀”声。切完一个饵块，她的手掌满是被刀背压出的红印。我见了，很心疼，就主动帮她切。那段时间我堂哥在大关一中念书，也借宿在祖母家，有时他下晚自习回来，就帮祖母切好饵块，把饵丝泡进水中，才上阁楼去睡觉。冬天深了，天亮得越来越晚，每天清晨，窗外还黑洞洞的，祖父祖母最先起床，接着是堂哥，最后是我。堂哥会帮祖母打下手煮饵丝，我呢，主要是坐享美味。话说回来，虽然我和堂哥有足够的力气切饵块，但祖母常常趁我们去上学时，就把饵块切好备用，我们回来后，想要帮忙也帮不上了。

三

父母离开大关时，正是报刊的征订期。那段时间家里一片忙乱，他们也没忘记给我订阅杂志。杂志的收货地点，从银行大院变更到北门街。很快就一月了，我收到了新一年的好几份杂志。几天后，一个晴朗的中午，我考完期末考试的最后一科回到祖母家，寒假正式开始了。

堂哥两天前就考完试回家了。吃午饭时，我对祖母说，我想去昭通看母亲。那一时刻，祖母心里某个明亮的角落一定是瞬间暗下去了，但她还是平静地劝道：“薇儿，还有十多天就要过年了，到时你爸妈都要回来。这几天你就留在这里陪爷爷奶奶吧！过完年，你妈妈就把你带回昭通读书。”

我想念母亲，一心想去昭通，而且昭通比大关好玩多了，我是小孩，玩心还挺大。“不，”我说，“我就是要去看妈妈。等过年时，我再和妈妈一起回来。”

祖母又劝了一番，见我去意已决，只好叹了口气，对祖父说：“你送薇儿去昭通吧。”

我说：“我自己能去。到了昭通车站，让姨妈来接我就行。”

“一个人去？”祖母说，“你还是个娃娃，我们咋个放心？那年你爸妈在昆明进修，打了电报说腊月二十二号就回来，过了三天都没回，我那个心焦哦！”她说的是1994年，那年冬天雪很大，从昆明到大关还没有高速公路，雪一大，路就断了。那时的人还不用手机，也联系不上，只听昭通下来的司机说，路上翻了好几辆客车，死伤惨重，沿路的医院都住满了伤员；
至于详情，恐怕还要等过两天路修通了才能知晓。祖父祖母焦心得睡不着觉，只有我被蒙在鼓里。一天半夜，我起来上厕所，瞥见一楼还亮着灯，祖母跪在地上，双手持香，口中念念有词，“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我听见她说，“求你保佑我儿子儿媳平安归来。”我想起白天飘过街头的传言，突然就悟到了什么，难道，我就要成为孤儿了……泪水涌上了我的眼眶，但我没去打扰祖母，只是一个人默默上楼去睡了。又过了两天，我父母回来了。原来，他们乘坐的班车开到半路，就听说前方因为雪灾出了车祸。所有的车都被迫停了，卡在中途，哪也去不了。外面太冷，人们只能在车里等消息，饿了，就吃点面包，困了，就蜷在车里打个盹。直到路修好了，雪也停了，交通才恢复正常。

祖父剛才一直没开腔，现在听祖母吩咐他，闷了半天，应道：“我晓得了。”

祖母其实并没有甘心，她没想到祖父那么快就答应了，只好又对我说：“等你去了昭通读书，和爷爷奶奶在一起的时间就更少了。”

我安慰她：“假期我会回来的。”

“那不一样。”祖母说。

饭后，我跑上楼去，三下五除二地收拾好了行李。我的行李不多，只有一个背包。还有一些衣物，我打算留在祖母家，过年时再来拿走。我背着包蹦跳下楼梯，一楼的堂屋里，祖父祖母正等着我。祖父的行李也不多，只有一个手提旅行袋，祖母又塞了个竹篮给他。竹篮的顶层是糕点、橘子和矿泉水，这是祖母预备给我们爷孙俩在路上吃的；
还有一排娃哈哈AD钙奶，是祖母刚刚去旁边的便利店买回来的，她知道我爱喝这个。在这些食物的下面，是满满的陈家饵块。祖母叮嘱我：“用口袋扎起来的那袋饵块，是送给你姨妈的，代我向你姨妈全家问好。其他的饵块，是留给你们俩娘母的。吃不完的要泡水，水要勤换，不然饵块就坏了。”我连连点头，祖母把我们送到门口，还是忍不住在我身后说：“真的要今天下午就走吗？留在这里陪奶奶待到过完年吧！等到昭一中开学了，你想留，我还不让你留呢！唉，实在想走，明天也不迟啊！晚上奶奶给你做洋芋饭……”

有那么一瞬间，我打退堂鼓了，干脆就留下来多陪陪两位老人吧！可是去昭通的愿望仍然那么强烈，我心一硬，还是跨出了门槛，不敢再回头去看祖母的眼睛。

那些年的公路远不及现在的这样好走，去昭通少说也要三个小时。再加上刚下过雪，很多路段还在结冰，车就走得更慢了。客车驶出县城，爬行在盘山公路上，高高低低的山构成了整个世界。雪花在山间飞舞，车窗玻璃紧紧闭着，不一会儿，就蒙上了一层雾气。我用手擦开一团白雾，只见山间瀑布都结成了冰，一条条的，如天然的玉带挂在天地间。不知谁先开启了聊天模式，车厢里热闹起来，司机也问祖父：“老人家，今年高寿了？”

祖父说：“七十四岁了！”

乘客们都说：“老人家身体好，年纪这么大了还坐得起车。”

祖父说：“送我孙女去昭通看她妈。”在众人的鼓动下，祖父简单地交代了送我去昭通的原因。

“哎，真是想不到，”有人说，“不过老人家，您要想开点。你儿子一家现在是往高处走，去了昭通，小姑娘的教育条件会更好。大人嘛，都活到这个年龄了，所做的，还不都是为了娃娃。”

人们都表示赞同，祖父不语。一路颠簸，车窗又不通风，车厢里一股浓郁的汽油味儿，我开始晕车了，肚子里翻江倒海。此时倍觉路途遥远，山连山，雪连雪，白茫茫世界没个尽头。我说：“爷爷，我不舒服。”祖父便剥了一个橘子给我吃，我还是不见好，他说：“你靠在爷爷身上睡一觉吧，睡醒了，我们就到昭通了。”我把头埋在祖父胸前，他解开毛呢外套盖住我的头，轻轻地拍打着我，不一会儿，我睡着了。

到了昭通，祖父领我去了姨妈家。母亲下班后，也赶来姨妈家吃饭。晚上，我们回到了昭通的家。

母亲来昭通后，单位给每位新来的职工都分了一套福利房，每月只象征性地收取六七十元的租金。房子有八九十平方米，母亲请了工匠，把房子粉刷打扫了一番，又购置了窗帘和灯具。这套房子差不多只有我们在大关住房的一半大，但作为过渡时期的居所，也能凑合了。

第二天一早，母亲为我们蒸了几片陈家饵块，她匆匆吃过后，就去上班了。我写寒假作业，祖父可没闲着，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这里看看，那里碰碰。看完了，对我说：“我出去一趟。”转眼就不见了人影。等他回来时，买回了钉锤、钳子、螺丝钉等，开始敲敲打打。

祖父是读书人，可一直热衷于做手工。他退休后，不爱说话，每天读书看报，有时也做做手艺。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一个他为我做的放玩具用的小木盒。

下午时分，祖父满脸笑容地把我从书桌前拉起来，带到餐厅里：“我就晓得你妈不会做这些活儿。”原来，他发现碗柜的纱窗破了个洞，便把破洞修补好了。同样，卫生间的门关不紧，总有一个缝，他也修好了；
电视柜的玻璃推门推起来很涩，被他一拨弄，推得滑溜溜的；
他还“发明”了几个便捷开关，我们坐在餐桌前就可以顺手开灯；
厨房里，他也加了一盏灯，他说：“这个位置光线不好，应该再亮一点，你妈炒菜才方便。”

向我展示完战果后，祖父把手揣进荷包，摸出了什么东西：“猜猜这是啥。”我看着他包起来的拳头，说：“巧克力糖。”他摇摇头，我又说：“削笔刀。”他还是摇头。我连猜几次都没猜中，他摊开了手，原来是两枚小小的有机玻璃把手。把手是正方形的，里面嵌着精致的珐琅梅花，就像熠熠闪光的钻石，又像一对初生的漂亮双胞胎，正安然睡卧在祖父掌心。我忍不住高呼：“真好看啊，爷爷！”他得意地咧嘴笑了，门牙的位置已经空了两颗：“我担心你家的柜子或抽屉需要把手的，就准备了两个，从大关一路带上来。不过没用上，你先留着吧，以后有需要就安上。”随后，他教会了我把手的安装方法，其实很简单，只需要一把螺丝刀就能操作。忙完了这一切后，他说：“今天买的这些五金工具，爷爷不带回大关了，都留给你。一个家里，总是需要这些东西的。”

现在想来，祖父晚年的烦心事也不少，或许和我在一起时，才是他最快乐的时刻。但这一切是短暂的，两天后，祖父要走了。我留他多玩几天，干脆过年再一起回大关。可是他说：“你奶奶一个人在家呢！”母亲工作忙，中午都不回来的，祖父为我做了一顿简单的午餐，米饭里蒸了陈家饵块。饭后，祖父就走了，他不让我送他出门，只说：“我自己出去游一游，走走就到客运站了。”走到门口，他又转过身来说：“你妈工作忙，我待在这里给她添麻烦。你要好好学习，不要贪玩。”

我听着祖父的脚步声消失在楼梯口。他一走，家里没有敲敲打打的声音了，倏然安静得让人心慌。我一个人待在房间里，这才发现，这个新家还是如此陌生。我开始后悔让祖父离开，等我走到窗前时，祖父的身影早已消失不见了，他留下的五金工具还齐齐地码在窗台上，一排钉锤、钳子、长钉、短钉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我突然就流下泪来。窗外雪霁天朗，天空湛蓝，人世涌动而辽阔。

一年多以后，一个秋雨的深夜，我和父母被二姑妈打来的电话叫醒，祖父去世了。

四

我连续几年没和父母一起过年了。寒冬时节，我蜷在有暖气的房间看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记忆深处的碎片被一点点打捞起来。大年初二，我坐上了回昭通的飞机，虽然只能回家待短短几天，机票还那么贵，但我想，我必须回去了。

回到昭通的某一天，我陪母亲去买菜，在一家菜店里，我看到了久违的饵块。

我把它握在手里，它的身体冰冰凉凉的，有些沉，那道米白色的暗光既熟悉，又陌生。我很久没吃过饵块了，上大学后，我在好几个城市辗转生活过，都没有见到过这东西。我在脑子里用力搜索上一次吃饵块的情形，是什么时候、吃的是饵块片还是饵块丝……唉，一點线索都没有了。

我买了个饵块。当晚，父亲有事外出，我和母亲把饵块煮来吃了，又坐在电桌炉前烤火。

“这个饵块不好吃，比陈家饵块差远了。”我说。

“陈家饵块是好。”母亲说。

“陈家饵块还在卖吗？”我问母亲。

“不晓得哎，”她说，“老人们去世后，我也很久没回大关了。这个，得问你二姑妈。”

我眼前又浮现起饵块陈父子俩的脸庞，那天，饵块陈穿了一身靛蓝衣，祖母刚把房间打扫过，我视线清明，书上的汉字也洁净从容。门外是喧腾的人声，夹杂着郭爷爷家画眉鸟儿的啼叫……种种声音穿过时光来到我耳畔，我蓦然发现喧闹中有大静，那就是我曾生活过的北门街。1998年的《大关县志》对北门街是这样记载的：“街长270米，宽6—8米，部分水泥路面，北面街道略弯而窄，街道南端通机动车。建筑物为砖混与土石木结构相间。此街是县城农贸、蔬菜集市之一……”

我从回忆里起身，对母亲说：“饵块陈有个儿子，比我小几岁。”

“是吗？”她说，“那时我和你爸刚离开大关，没见过他儿子。算起来，他儿子也该上大学了吧。”

我们又聊到那段离别的日子。我想起母亲临走前，给我讲解了生理卫生常识，嘱咐我说，如果内裤上出血了，千万不要害怕，那是因为我在长大。她说：“你奶奶家应该没有这个东西，但你可以在商店里买到。”她还找了条崭新的内裤，向我示范怎样贴卫生巾，让我也操作了一遍，然后她问：“会了吗？”“会了。”我说，竭力压抑着满心的恐惧和紧张。

母亲说，临走前一晚，我在卧室写作业，她和父亲在打包行李，祖父就来了，在房间里左看右看，想帮忙整理东西。母亲心里烦闷，便对祖父大声说：“她爷爷，你去客厅里坐着吧！”祖父听了这话，默默地坐回到沙发上。第二天一早，同事们站在银行门口告别，行人都来看热闹。母亲认识的两位大姐，都是银行的老客户，也赶来送别。她们握住母亲的手，说：“你要走了，我们也不习惯。”母亲还告诉我，大家说好了离别的时候不哭的，但同车的一位李阿姨，车刚启动，她就回头凝望逐渐远去的县城，放声大哭，引得满车人泪眼婆娑，女人们更是哭成一团。“那毕竟是我们工作和生活了十多年的地方。”母亲说。

“我那时真不应该对你爷爷大声说话，”她话头一转，“你爷爷奶奶去世后，我再也没见过那么善良，那么宽厚，修养那么好的老人了。其实我真的不是针对你爷爷，而是怕他被满屋的行李磕碰到。还有，我那时心情很糟糕，面对突然的变化，未来的一切都没有把握。”

我安慰她说：“您别太自责了。在那种情况下，有点情绪是正常的。”

“可我还是后悔，”母亲说，“我从没对你爷爷奶奶说过重话，那是唯一一次。我当时没体谅到老人的心情，后来，再也没有机会向你爷爷认错了。”

我突然想起了什么，对母亲说：“其实爸爸走之前给我留了一封信。”

父母走后，我一直住在祖母家。冬天快来时，我才回家去收拾冬衣。本来祖父要陪我去，但我坚持自己去，他也就同意了。

我打开门，玄关一侧的书房里空空的，书架还在，但书都被搬去昭通了；
电脑桌还在，但电脑被父亲带走了。我走进客厅，电视柜还在，但电视机没了，DVD机和音响没了，父亲最爱的那些唱片也没了。我走到餐厅，餐桌还在，但母亲做的菜没了，橱柜还在，但柜子里的花瓣果盘、蓝色高脚杯没了，有很多个夜晚，银行的大人们聚在我家聊天、吃夜宵、喝酒，现在那些声响都没有了。我走进卧室，墙上的美少女战士还在，床也还在，但床上的被褥枕头没了。在书桌上，有父亲写在A4打印纸上的一封信，他说：“薇儿，爸爸就要去盐津了……”他让我开开心心的，听祖父祖母的话，学习上有不懂的地方，就向祖父、表姐请教。他还说，这已不是我同他们的第一次离别了，但他相信我们一家人很快就会团聚的。在信的末尾，父亲说：“你长大了，你要勇敢。”我拿着信站在桌旁，泪水扑簌扑簌地掉。父亲还在信的下面给我压了一些零花钱，我把信和钱都叠好，收进了口袋。收拾完衣服准备离开时，我又看到了银行的舞厅。我卧室对面的那栋楼楼顶，正是银行的舞厅，舞厅外面是个露天绿台，种了德国兰、向日葵、牡丹花、竹子，还有葡萄架和各色观赏绿植。现在，这片无人照管的绿台已经荒芜了，只有一枝残菊还挣扎在满目衰颓中。一盘大大的蛛网斜挂在顶棚上，孤独的蜘蛛端坐在网中央。

我擦干眼泪，朝祖母家走去。

我最后一次见到饵块陈，是在祖母葬礼的录像带上。大学毕业前夕，我梦见祖母说她想我，就打了几次电话回家，没有人接。终于，年幼的堂妹接到我电话，说漏了嘴：“大人们都在医院，奶奶住院半个多月了。”我买了机票回去看祖母，因为还要参加毕业答辩，我没待几天就赶回学校了。在我离开的第二天，祖母去世了。后来我看了录像带，为祖母送葬的队伍排了很长，总也望不到尽头。除了亲朋好友，她生前帮助过的人都赶来了。饵块陈也戴着孝帕，眼睛哭得红红的。他身后，是长高了许多的儿子，他儿子也戴了孝帕，紧跟着父亲。

祖母已去世七年了。从那以后，我回大关的次数，掰着指头都数得过来。小时候，总渴望着离家，去看外面的世界；
现在这个愿望实现了，却又发现世界再大，对个人来说其实只是无限小，小到几个家人就足以把自己的一生撑得满满的。

很快，我又要离开昭通了。临行前，母亲想为我买点饵块，她对比了好几个菜市场的饵块，没找到满意的。我离家的前一晚，她说：“明天我送你去机场吧。”其实我只有一个小箱子，她绝不是担心我搬不动行李——从我家到机场仅仅十来分钟车程，她不过是想和我多待那十来分钟。每次离家，母亲都会说：“你一走，我又不习惯了。”不待我回应，她又总是自我激励：“不过没关系，我慢慢适应吧。”

飞机起飞时，我通常都是闭眼休息，很少去俯瞰昭通城。因为我一看，就受不了，就会流泪。我一直自认为从小就在读先锋的书，写先锋的文字，只有在这种时刻才不断发现并一再确认：脚下这片土地在提醒我，我身体里仍住着一个中国人，一个忧伤而又坚韧的、永远的中国人。

而在我头顶，是逝去的祖辈们，他们构成了灿烂的星空。将来有一天，我也要踏着无限的寂静到那里去。

◇杨碧薇

云南昭通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艺术学博士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著有诗集《诗摇滚》《坐在对面的爱情》，散文集《华服》，学术批评集《碧漪或南红：诗与艺术的互阐》。在《南方周末》《汉诗》开设批评专栏。曾获十月诗歌奖、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诗奖、胡适青年诗集奖、北京诗歌节银质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