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抗击新冠疫情的政策评估及对纽约的启示
时间：2021-01-25 10:06:5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范乃斯 李航宇 陈宏
摘 要：为了研究武汉市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所实施的封城隔离政策措施的有效性，以及该措施对美国纽约州疫情现状的启示。研究通过收集和分析前期武汉市在疫情爆发和防控阶段所实施的政策条例和其真实效果，结合纽约州的疫情传播状况和政策现状，基于双重差分法模型，逐步得出武汉的COVID-19防控模型有效性分析，并为纽约州之后的疫情防控和资源供给提出建议。通过分析，可以得出武汉的封城隔离政策有效地抑制了新冠肺炎的传播同时降低了死亡率。因此，可以得到结论，武汉市的分成隔离措施是有效地，并且可以被广泛应用。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防疫政策;双重差分;政策建议
引言
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市建委首次公开通报了肺炎疫情，几个月之内，肺炎被进一步确诊为名为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并在整个中国快速蔓延。面对疫情的不断发展恶化，中国政府实施了大量的科学有效的方法来阻止疫情的进一步传播。针对于新型冠状病毒快速传播的特点，中国政府组织加强了疫情的防护措施的部署实施，同时也宣传倡导居民提高自我保护意识。为了保障防疫措施的顺利进行，中国的一些省市采取了封城的措施来进行隔离防疫。截至到3月初，一些地级行政区已无新增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出院病历。3月12日下午15时，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中国疫情的高峰期已经结束，疫情总体保持在较低的水平。
与此同时，美国也遭受到了新型冠状病毒的威胁。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新型冠状病毒检测中心的数据，从2月起，美国本土的各个省市陆续开始收到疫情的影响。截止到5月中下旬，美国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人数已到达154万人，死亡人数超过90万人。疫情日渐严峻的同时也导致公共医疗资源的匮乏。全美医院普通科室和ICU均存在着床位紧张的现象。同时，医疗资源，例如呼吸机等也存在着需求空缺。而对于美国来说，纽约成为疫情的重灾区，也面临着最大的威胁。[1]
针对当前的状况，本研究将结合武汉冠状病毒防治和隔离前期研究的基础，在对比武汉和纽约两个冠状病毒重灾区的共同点和差异的条件上，逐步提出可以适用于纽约州的新型冠状病毒防治和隔离的建议，并通过回归分析和双重差分法证明武汉的封城隔离政策有效地抑制了新冠肺炎的传播同时降低了死亡率。
1疫情时间轴和政策汇总
1.1 封城措施在武汉市的实施情况以及效果
为了更为细致的分析针对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应对措施，本文将先对武汉市在抗击疫情中所实施的措施进行时间性排序（如图一）。为了更直观的展示隔离措施的内容和时间点，本文将整个时间轴划分为三个部分，以武汉市封城隔离为节点，分别是：初期措施，中期措施，和末期措施。
本文的关注点主要是集中在武汉市的封城隔离措施上。根据上图的划分方法，2020年1月23日的封城标志着武汉市抗击疫情中期阶段的开始。此时疫情人数呈几何倍数增加，患者病情加剧，局势日益严峻。同时，这也标志了对患者的隔离措施的加强。次日，武汉市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隔离措施从自我的小范围隔离发展到划定控制区域、实施重症和普通病人的分开管理的区域隔离措施，从而防治交叉感染和污染。为了保障封城隔离措施的进行，相应的辅助性政策也随即颁布。2月10日，武汉市开展了全民健康普查的调函活动。次日，武汉市政府发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第12号）》，决定自即日起在全市范围内所有住宅小区实行封闭管理。对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或疑似患者所在楼栋单元必须严格进行管理。此项措施在14日得到进一步的完善，要求对住宅小区实行封闭管理时，一个小区一律只保留一个出入口。老旧小区、开放式居住区通过打围方式实现硬隔离。出入口安排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测温登记，审核放行。同时，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出通告，继续延迟复工开学，保证隔离工作的开展。除了对于住宅区和办公区，武汉市也对公共休闲区域制定了相应的隔离政策。17日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关于严格公共场所疫情防控措施的通告严格要求了公共场所的关闭管理;严格公共场所开放管理;实行零售药店购药登记制度;严格公共场所卫生管理;严格公共场所疫情处置以及开始使用扫码出入的措施。另外，对于外来人群，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2月24日发布的《关于加强进出武汉市车辆和人员管理的通告》（第17号）详细要求了审批报备流程和14天的监控周期。通过对疫情人员进行分类和对不同功能区颁布相应的防疫隔离措施，截至4月4日，武汉市新增新型冠状病毒病例1例，无境外输入病例。
4月8日之后，武汉市将恢复对外交通，日常生产活动也将逐渐恢复。但是，为了保证疫情病例不再反弹，必要的隔离措施还是需要继续实施。根据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2日下发“关于建立疫情防控长效机制持续做好小区封控管理工作的通知”，社区隔离管理将持续，并建立疫情防控的长效机制。同时，市内跨区卡点将被取消，公共区域和交通工具的防控通过识别健康证来进行。
1.2 当前纽约的现状和所实施的政策汇总
美国的首例确诊病例于1月20日发现，在其后的一个月左右，报告的病例数据一直呈较低的数字。然而，在2月28日，即报告了美国首例社区传播病例的第二天，病例数开始日增，且愈演愈烈。而在3月16日至20日之间，感染人数变为了原有基数的三倍。到目前为止，全美因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人数超过了155万人，死亡人数高达91万。[2]
纽约作为美国的疫情重灾区，如图二所示，感染人数从3月15日开始呈几何倍数增加。到目前为止，纽约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人数大约占全美的感染人数总和的三分之一。
面對当前的疫情，纽约也实行了一些政策和措施来对抗困境。纽约州州长于3月20日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所有和医疗行业无关的企业的员工居家隔离，同时人与人之间保证6英尺的安全距离。此行政命令于3月22日正式实施。同时，纽约州也倡议进行封城隔离。但是与武汉市不同，纽约的封城隔离并非强制性。
即便是纽约州对疫情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但疫情感染人数目前仍然呈上升趋势。纽约州的医疗设置以及医护人员已超负荷运转。在医疗资源上，纽约市的各大医院和急诊室的床位严重不足，呼吸机即将告罄。疫情局势的愈发严重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动荡，据华尔街日报，美国的失业率在不断提高，截至上周就有330万人在美国申请失业救济金。同时，中小企业也在这次事件中收到重创，很多企业申请破产清算。
2武汉市封城隔离措施的回归分析
基于上述背景，我们设计了验证武汉市封城隔离有效性的研究，同时也基于双重差分法，研究了该政策措施在其他地区的可行性。
2.1理论假说
假说1：武汉的封城隔离政策有效地抑制了新冠肺炎的传播同时降低了死亡率
根据图一不难看出，武汉的新增确诊人数在2月13日到2月20日这一周内急速上升达到顶峰后迅速下降。同时，由于该病毒一般存在14天的潜伏期，且只有呈现症状的病人才会检测。直观上理解，新增确诊的下降最直接的原因是隔离政策带来的。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可能带来新增感染人数的下降或者使死亡率降低。单纯的比较政策实施前后的新增感染会使我们的估计有偏差。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影响因素：
时间效应：或许不做人为政策的干预，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感染人数达到一定量以后新增感染人数自然就会下降，疫情早期一些国家就信奉这样的观点，放弃人为抗疫，推出了如群体免疫的政策
个体效应：或许武汉除隔离政策以外的特别的个体原因带来新数的下降，比如湖北特别的气温条件变化，特定的传染源被移除等[3]
这些因素的存在会影响我们对政策效果的估计，从而挑战我们的假设。为了消除这些噪音的影响 我们采用双重差分法模型（Different in Differences Model）[4]。
2.2模型、方法與数据
双重差分法模型思路：政策效果= 实施政策地区前后差异- 对照地区前后差异[5]
字面意思上理解，双重差分法是从两个差异里再取一次差异，一共有三个差异。运用到我们的研究里就是：
第一个差异是对我们的实验组，即中国有封城政策的城市政策实行前后新增感染人数的区别。这一差异涵盖了我们上面提到的所有效应。
第二个差异是将与中国疫情相似但没有执行严格封城的美国城市设为对照组，对照组中政策执行前后时间店的差异，这一差异代表着除封城政策之外的效应。
第三个差异是将第一二差异取差值，同时样本中取多个城市消除个体固定效应。我们就能得到仅仅因为封城政策带来的效果。
由此，我们推导出回归的计量模型：
Yit：
被解释变量 每个州每日新增感染率和新增死亡率;Dt：
实验期虚拟变量 ，这一期间执行了政策为1 ;Gi：
实验组哑变量，执行了封城政策的城市为1 ;Xit ：其他控制变量; 和 Vt ：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
2.3数据处理：
假设潜伏期14天即被传染后到显现出症状，再到确诊一般需要14天，因此真正反映隔离政策对传播的有效性的确诊数据应为政策执行14天后。同理，计算隔离政策与死亡率关系时需要再往后推10天。
为消除个体效应，取中国的七个省为实验组：湖北，广东，深圳，浙江，河南，湖南，重庆;美国的七个州为对照组：
纽约，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佛罗里达，德克萨斯，乔治亚，康乃狄格。同时，中国与美国疫情爆发具体日期不同，中国取2020年1月20日疫情爆发，美国取2020年3月2日疫情爆发。
具体变量含义及计算方法如下：
3 回归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
中国取2020年1月20日疫情爆发至4月10日疫情稳定，美国取2020年3月2日疫情爆发，截至5月20日。中美各7个城市在这80天中的疫情状况共1120个样本点。
3.2 实证分析
结果中第（1）列我们可以看出TreatCon 的系数统计显著，且为负值。这和我们的假设一致，换言之，严格的封城隔离政策，让每日新增确诊率减少了9.26%。封城隔离政策的确能够有效地降低COVID-19在人群中的传播。第（2）列加入了一些人口密度，检测中心，GDP作为控制变量，且系数显著。政策系数值有所降低，政策效果减弱，同时R方稍有提高。
第（3）列TreatDeath变量代表封城隔离政策实施以后死亡率的增长。其系数显著为负验证了第二部分假设，即更称隔离政策能够较低COVID-19带来的死亡率。平均而言，政策减少了4.2%的死亡率。不过需要注意的是，R方仅有0.277， 且控制变量不太显著。说明很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能够影响死亡率。我们将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究。
综上，可以证明我们的假说：武汉的封城隔离措施是有效地且可以广泛应用。
4启示和反思
4.1 如何最大程度上减小隔离的成本--满足基础需求的重要性
2016年5月由Vincent Wong发表的关于埃博拉疫情的论文，通过建立科学的传染病传播机制模型，证明了社区防控及出行限制政策在不同依从性水平下的实施效果。[6]从实验中可以得出，在实施社区防控政策后，只要有40%的人都能遵守政策，疫情就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当有60%的人都能遵守政策时，疫情可以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基本结束。
在对中国疫情防控建模并分析之后，可以得出，现阶段中国所使用的新冠防控隔离措施是切实有效的。武汉在疫情防控的后期阶段仍未减缓对居民聚集社区的监控，这说明，要想建立疫情的长效防控机制，持续做好社区的封闭隔离管理是必要的。[7]就现在，各国对于社区隔离管理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在研究了大量现有外国文献数据和新闻报道之后，本文得出，目前各国无法实施完全的社区隔离管理最大的因素是没有合理有效地系统为市民提供生活必需品的供给。换言之，在无法保证基础需求的情况下，社区集中隔离将无法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