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的语言思想与中国话语建构

〔摘要〕 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现代化强国往往伴随着话语的崛起和强大。语言的本质是思想、话语的直接现实和展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语言生成论、语言属性论、语言革命论和语言使命论的深刻洞见为中国话语建构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方法论基础和价值指引。语言生成论揭示了中国话语建构必须“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语言属性论揭示了中国话语建构是阶级性与公共性的辩证统一;语言革命论揭示了中国话语建构以“改变世界”为历史任务;语言使命论揭示了中国话语建构以“人类解放”为价值本位。

〔关键词〕 语言生成论，语言属性论，语言革命论，语言使命论，中国话语建构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175（2020）03-0038-08

新时代中国话语建构是时代进步发展的需要。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中国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实力并未充分、有效转换为中国话语优势。“话语贫困的国家不可能占据国际道义的制高点，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强国。” 〔1 〕话语是思想的表达和展示，马克思恩格斯尽管没有专门展开语言研究，却有着十分深刻的、丰富的语言思想，他们关于语言生成論、语言属性论、语言革命论和语言使命论的深邃智识和深刻洞见，为我们牢牢把握新时代中国话语建构的价值定位、精神实质提供了充分的思想资源和方法论启示。

一、语言生成论揭示了中国话语建构必须“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

语言生成论意指探寻语言起源的终极性根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语言不是作为一种想象主体的想象产物，而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 〔2 〕29，归根到底取决于“人们的物质生活”，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在马克思看来，“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3 〕591。语言作为精神生活生产的表达载体和形式，受“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规制。因此，语言起源和生成基础不是人的激情的驱使和强加，而是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 〔3 〕52直接相勾连的。恩格斯晚年进一步系统阐述了语言起源是奠基于作为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劳动基础上的。劳动是人的共同性拥有的本质，正因为劳动发展，极大推进社会中的人更加紧密地相互结合，“使互相支持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这就促使社会中相互协作的人“已经达到彼此间不得不说什么的地步了”。因此，“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个解释是唯一正确的” 〔4 〕553。可以说，语言不是蕴含在人类本性和精神之中的，而是劳动创造人本身的同时也催生人的语言的诞生。因此，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发展构成语言生成的深刻本体和根基，它推动着语言的孕育、成熟和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语言的生成论为中国话语创制奠定了十分重要的思想资源，指明了中国话语建构的方法论基础。也就是，任何一种话语制作和发展必须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物质实践” 〔5 〕544基础上。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话语不是一种摆脱“感性形式的现实世界的幻影”，而是要“同思维着的物质” 〔6 〕503相结合。这就要求：其一，中国话语建构不是以建构某种歪曲“现实的现存世界”“震撼世界”的话语和词句为目的，“不是简单的概念变化和词汇更新，不能就话语论话语，而应该回溯到话语和‘存在的关系” 〔7 〕上，回溯到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上。话语创制趋向于现实本身与现实本身趋向于话语创制相统一构成中国话语建构的基本原则。因此，必须“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 〔8 〕理念、主张，最终凝练为中国话语。从历史的实践看，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构成推动中国话语建构、发展和创新最为基础、最为深层、最为持久的根基。也就是，基于中国“历史的实践”中的话语样态，包括中国大地上所生成的优秀传统文化话语、革命话语、建设话语和改革话语，它们为推进新时代中国话语建构提供来源;进入新时代，基于中国的“现实的实践”则为中国话语体系发展和创新提供了现实性元素，这包括以人民为中心、美好生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才能理解历史上出现的一切话语、思想和意识。因此，要向历史本身、“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 〔9 〕15，要向历史本身、现实本身去寻找话语建构、发展和创新的奥秘和致思理路。

其二，话语生成和创制是一个总体性的、整体性的过程。话语总是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的表现。因此，第一，“社会生活”不是零散化、分散化的存在状态，而是诸要素相互构成的有机整体性、总体性的理论图景。社会生活是一个动态的有机整体。马克思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5 〕501社会生活实践体现为一种总体性的向度。生活决定意识、思想和观念，而意识、思想和“观念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 〔10 〕57，因此，观念、话语在“全部社会生活”中历史性生成遵循着一种有机联系的总体性逻辑。也就是，中国话语建构、发展和创新是一个总体性进程，总体性逻辑构成中国话语建构、发展和创新的基本遵循，这包括经济话语、政治话语和文化话语等不同样态话语之间实现相互作用，构成有机联系的整体性话语图景。因而，必须要在社会、历史、政治和实践的综合性背景中深入把握和建构中国话语的总体性逻辑。第二，物质实践具有历史性维度。历史不是既成的历史，而“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环境” 〔5 〕540。因此，话语生成、发展和创新是历史连续性与发展阶段性的统一，也就是，话语的内容生成诉诸于对“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的积极扬弃、创造性改造而不断丰富、发展。而“完全改变了的环境”“完全改变了的活动”必然不断衍生出话语新内容、新范畴、新形式、新样态。随着物质实践的历史推进，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关系不断更新和丰富，“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 〔10 〕142。因而这就提示我们，中国话语创制的坚实基点“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 〔5 〕526，只能是“切中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和现实性实践，符合当下中国人的生存体验乃至世界人民的生存体验，“否则就有可能沦为虚假的话语” 〔1 〕。因此，中国话语内生于中国的“现实历史的基础上”，是在现实中历史生成、反映、照射中国现实问题、世界发展问题的，这是马克思恩格斯语言生成论思想的重要启示。

二、语言属性论揭示了中国话语建构是阶级性与公共性的辩证统一

语言生成是基于特定的物质生产实践及其关系中产生的，由此而来的是语言属性论。也就是，阶级社会中的思想、观念、语言的直接现实体现为语言阶级属性，赋予语言鲜明的阶级立场、观点;语言也具有公共的属性，阶级社会中语言的公共性为维护统治阶级政治合法性提供了基础和来源。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每一时代语言产生的历史基础决定于“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 〔3 〕9。在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社会结构简单化的原始时代，“根本谈不上阶级的语言。原始公社制度是没有阶级的，因此那时当然不可能有阶级语言，那时语言对人们的整个集体是共同的、统一的”。“从氏族语言到部落语言，从部落语言到部族语言，从部族语言到民族语言，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上，作为人们在社会中交际工具的语言，对社会是统一的、共同的，它同样地为社会一切成员服务，而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 〔11 〕520-521因此在原始社会中，语言没有特定的身份规制和所属，没有打上阶级属性的“烙印”，语言不是为某一特定阶级或集团服务的。

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出现和发展，阶级分化逐渐展现。语言也逐步成为为特定阶级服务的政治工具和手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以往哲学家的“语言是被歪曲了现实世界的语言” 〔2 〕525，他们把哲学、语言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倒置，从语言决定生活而不是生活决定语言的哲学视野认识和阐释现实生活，以试图维持现有社会状况的现存世界，语言成为意识形态的幻想。“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正是利用语言与现实世界的倒置关系来达到自己阶级利益和统治地位的目的，也就是，统治阶级“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自己的思想“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5 〕552。按照马克思的理解，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语言在每一时代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语言。因此，思想、观念、“语言内在地蕴含着社会等级和社会身份” 〔12 〕，内在表征着统治阶级的世界观，“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价值观和思维习惯” 〔13 〕。因此，在阶级社会中，语言被还原为意识形态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工具，成为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有力手段，由此意义上揭示了语言内嵌着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

如果说，语言的阶级性是助推阶级强化政治统治的手段，那么，公共性作为语言另一个重要的本质属性，则是维持统治阶级之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因而，在历史实践中，语言的阶级性和公共性是辩证统一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阶级社会中的统治阶级最初为了维护其阶级统治及其合法性基础，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 〔5 〕552，并将这种具有公共属性的语言、思想付诸于社会现实中，在话语内容建设上体现为必须履行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和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 〔4 〕187。在资产阶级统治的时代，统治阶级语言要在形式上体现为社会大众的话语，是为人民大众利益代言的公共性话语。而为了这种公共性话语与公共性利益的实现，资产阶级要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 〔5 〕536。马克思认为，语言本身是一定的共同体的产物，是这个共同體的存在 〔10 〕140。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语言的公共性正是通过这一共同体展现出来。

马克思恩格斯对语言阶级性与公共性的本质属性进行理论上的揭示和阐述，为深入思考和把握中国话语本质属性问题指明了方向。从理论逻辑看，其一，中国话语建构究竟是“为谁代言”呢？更深层意义上，这就指涉话语建构的阶级属性问题。从本质上说，中国话语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构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 〔4 〕676。从历史实践看，马克思主义救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14 〕。由此，中国话语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话语的学说，内在地蕴藏着无产阶级属性，是为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立言的话语学说。由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武装下的中国话语，本质上是“‘为人民说话，这有别于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新自由主义话语” 〔1 〕。应当指出，强调中国话语具有无产阶级属性，并不是指认中国话语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自我表达和展示。实际上，中国话语是一种自觉反映、顺应人类历史进步大趋势的话语，是一种自觉反映人类历史整体主义精神的话语 〔15 〕。

其二，中国话语建构所蕴含的阶级性与公共性双重维度，二者是相互依赖、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解，在阶级社会中，话语公共性构建是以话语阶级性为前提，是按照统治阶级的立场和价值诉求而生成和发展话语的公共性，以此维护和巩固阶级统治地位，满足和实现统治阶级利益。由此，话语公共性建构寓于话语阶级性之中，话语阶级性是话语公共性生成和发展中需要依赖的手段。随着民族历史进入世界历史，寓于阶级性中的公共性话语也具有了一定的世界性意蕴。也因此，如果只注重话语建构的阶级性，而忽视话语建构（包括对内和对外）的公共性，那么就会使话语完全陷入“为我”而忽视“为他”的狭隘性、利己性、单向度的境地，进而失去与世界交融，最终走向封闭主义、保守主义的窠臼。反过来，如果只注重话语建构（包括对内和对外）的公共性，而忽视话语建构的阶级性，那么就会使其在话语建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问题上失去根本立场和迷失方向，进而势必失去自我即话语的独立性、自主性，最终沦为他者的附庸和追随者。实际上，作为体现无产阶级话语运动的中国话语，它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 〔5 〕42的独立的话语运动。也就是说，中国话语建构不仅以广大无产阶级解放为其阶级立场，也以全人类解放为其公共价值理想。在历史前进逻辑中只有把阶级性与公共性辩证地统一起来，进而贯穿于中国话语建构和发展的整个过程，才能把握住中国话语建构的本质。

无产阶级话语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3 〕42。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性问题，应对百年大变局的方略，时下国际社会更“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 〔16 〕和中国话语。历史实践表明，作为中国话语的集中表达和体现，中国方案有能力“解决好民族性问题”，也“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 〔8 〕。因此，中国话语在建构基于中国与世界互促的实践逻辑中，置于世界历史及其动态发展的视野，深刻“反思个人或单个民族发展的个性中蕴含的共性，立足全人类的公共性问题” 〔16 〕，增强中国话语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公共性，进而深入推进中国和谐社会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可以说，以“我们”超越“我”，以“主体间性”超越“个体性”的话语公共性逻辑能够推动人类社会的总体性、整体性和文明性发展。这也是当今中国发展问题与时代发展问题共同赋予中国话语建设的崭新的重大课题。

三、语言革命论揭示了中国话语建构以“改变世界”为历史任务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语言也肩负着变革世界、改变现存世界的历史任务。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 〔6 〕602，革命、斗争是马克思的生命要素。“革命”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始终，渗透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各个部分。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语言观中，革命的本真性含义包括人们一切改变世界、反对并改变现存状况的一切活动。语言思想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关注的内容，具有鲜明地改造现存世界的革命性指向。

从哲学世界观层面上，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扬弃和超越传统形而上语言思想，把其语言观的哲学基础奠定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上，从而为推动激发语言的革命性力量、现实性力量奠定了科学的思想基础，提供了理论指导。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猛烈抨击德国意识形态家从“现实世界是观念世界的产物” 〔5 〕510这一唯心主义世界观阐释世界与人的语言、观念、意识的关系，指出他们“满口讲的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 〔5 〕516，实际上却是最大保守派;他们当中没有人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 〔5 〕516。以往哲学家在自身“抽象的逻辑领域中已经形成了的思想来发展自己的对象” 〔3 〕18，在这里，语言只能以不同的方式描述、解释世界，而无法改变现存世界的现实状况，无法真正肩负起改变世界的历史任务。马克思认为，“语言是一种实践的” 〔5 〕533，面向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的，因此，语言革命性指向内生于“此岸世界”，扎根于“生活逻辑”，基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赋予语言以改变现存世界的现实性力量，而不是从单纯“抽象的逻辑领域中”阐述语言的革命性意义。

问题在于，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语言革命性力量何以实际地改变现存世界的现实状况？“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5 〕11和实践力量。也就是说，作为刻画和表征着世界真实目标的载体，语言、话语本身并不能自发改变世间万事万物，唯有将话语与作为参与感性对象性活动的人有机统一方能作用于感性对象性世界中。

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层面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系统阐述了资产阶级在推翻旧世界、改变世界中发挥着革命性作用，然而，资产阶级逐渐取得经济、政治上的统治地位过程，资产阶级的商品买卖关系，则更多地反映在语言之中。资产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语言证明重商主义的和个人的或者甚至全人类的关系是等同的，因为这种语言是资产阶级的产物” 〔2 〕255。恩格斯也深刻指出：“金钱使资产阶级所处的那种可耻的奴役状态甚至在语言上都留下了它的痕迹”，资产者的“气质渗透了全部语言，一切关系都用商业术语、经济概念来表现” 〔17 〕565-566。术语、概念等话语为资产阶级所掌握，从而变成强大的改变现存的物质力量，资产阶级以自己话语逻辑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3 〕36。语言、话语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变成了维护资本逐利最大化的工具，成为资产阶级维护现存旧世界的有力手段。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必然”思想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必然为共产主义所取代的逻辑必然，揭示实现这一改变世界的历史任务必然落在无产阶级的肩膀上。无产阶级把话语、思想、“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 〔5 〕17，在历史与现实的实践中构筑起共产主义运动话语乃至话语权，从而借助这一话语利器和话语逻辑力量为其乃至人类绘制出一个崭新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视阈中深刻阐明了以“改变世界”为历史任务的语言革命论，进一步为中国话语建构和话语权提升提供了理论基础。其一，中国话语的巨大现实性力量何以展开和显现？西方话语建构是以自由个人主义为基础，以历史唯心主义的“抽象个人”为前提和建构的哲学思维方式。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基础上的语言观，是守旧的、保守的，以静止、非历史的视野解释、分析现存世界。“如果话语只是解释现存的东西，那么话语就变成了对现存的简单辩护” 〔7 〕，因而本身就失去了试图去改变现存世界的意旨。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语言观主要在于“改变世界”，把现存视为历史的、动态的、联系的，是反对并不断改变现存状况的，是对现存世界展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基础上的“革命的、批判的”话语。

其二，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话语主体是群体性的 〔18 〕，参与中国话语建构的主体是“真正革命的阶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 〔3 〕41然而，“真正革命的阶级”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自发具有先进革命意识和理论武器进而批判、革新旧世界，而是要以科学的哲学世界观为理论指南。列宁更是深刻指出：“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 〔19 〕335“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自觉把其所建构起来的无产阶级阶级话语作为“改变世界”的“精神武器”。话语、“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 〔5 〕11。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创造了革命话语、建设话语和改革话语，中国也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了强起来。也就是说，中国先进工人阶级把这“精神武器”付諸于中国的“现实历史”实践，并不断改造中国历史的、现实的状况。实践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方案、中国理念逐步被国际社会所认同和赞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深入，在一定程度上也将逐步扭转“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话语格局。可以说，构筑在以“马克思的哲学”为内在基础的中国话语不仅能自觉地、真实地反映、表征一种时代发展的现存状况，更能够自觉地推进、引领21世纪时代进步发展，因此，由“真正革命的阶级”为话语建构主体的中国话语，自觉充当推动历史前进发展的工具，为时代进步发展注入持久、强大的推动力。

应当指出，中国话语内蕴的革命性力量“绝不是思想家头脑中主观臆造” 〔20 〕、臆想，而是扎根于中国与世界的互促、互动和互融之中的“大历史观”，是扎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基础上的，也就是，中国话语是建立于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不断适应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话语建构来源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国话语最终要反作用于中国的现实实践，把话语的真理力量转换为实践效能，从而推动实现“人”的世界与“物”的世界的辩证统一。因此，中国话语不是对现存世界做历史合法性辩护，也不是对现存世界之现实现象的简单叙述、表层揭示和浅显刻画，而是对现实世界的深度性剖析、本质性揭示，其对现存世界的解释、承认、理解和概括中包含着对现存世界之现实现象的历史辩证理解、阐明。从根本上说，尽管中国话语建构的逻辑展开是“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然而，它“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 〔3 〕65，是在解释、承认和批判旧世界中超越旧世界，建构一个把人的世界真实地还给人本身的崭新世界。

四、语言使命论揭示了中国话语建构以“人类解放”为价值本位

在历史唯物主义语言哲学中，语言不仅是一个传播学问题，更是一个与人自身存在和发展紧密联系的关于人的哲学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语言的使用、交流和发展是以奴役、控制人为价值取向的，还是以实现人的解放、全面发展为价值取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和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语言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价值本位和“使命就是为人民解放而奋斗” 〔14 〕。在现实性上，无产阶级语言和话语力量无疑承载着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

现实的人不仅生存于一个客观现实世界之中，也生存于一个由语言构成的世界之中。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语言是社会的产物，是向人敞开和展现整个世界的，反过来，语言也能深刻表征一个时代的发展境况和未来趋向，深层关乎“个人、社会、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 〔21 〕。因此，语言“是关于人自身、关于人的生存方式或关于人的最切近的逻辑规定” 〔2 〕200，体现人们所生活的整个社会的意识、观念。可以说，栖居于语言构成的现实世界中，语言构成人的一种存在方式。语言寓于人之中，人诉诸语言以表达其自身在场。而蕴含在语言背后的是一种世界观、价值观、实践观和文化观。在马克思看来，人类解放是经济解放、政治解放和文化解放的整体性解放。语言作为思想的生命要素，构成思想的直接的、现实的表达，“语言不但让我们脱离蛮荒，也为人类解放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 〔22 〕。

在一定的历史发展中，语言成为奴役、压迫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工具。青年马克思就曾发现利益集团借助语言颠倒是非，禁锢人的精神世界，“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 〔5 〕11，严重阻碍了人的全面发展。据此，他发现语言没有成为实践主体所能自主支配、驾驭的工具，反而“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 〔5 〕537。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护》中深刻揭露了林业主利益代表者有意混淆语言与现实、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诉诸于能实现“颠倒黑白”的语言伎俩和诡计，也就是，他们把以维持贫民生计这一捡拾枯枝的合理、正当活动，在语言的作用下却被界定为“盗窃”行为。马克思认为，以话语欺压贫困人民，本质是对人的尊严、人的发展、人的存在的践踏、奴役和漠视。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批判宗教语言对人的精神世界严重束缚、隐形摧残，遏制人的精神自由和发展，成为深刻禁锢人的精神世界的无形枷锁，指出对宗教语言的批判是对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和条件，认为“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 〔5 〕4。

现代社会中，资产阶级语言和话语实质是一种资本的抽象性话语，是为资本逐利和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服务的话语体系。资产阶级语言和话语具有巨大的迷惑性、虚幻性、抽象性。人变成原子化的追求私己利益、个体利益的个人。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前所未有地被强化，资产阶级正在创造一个单向度的、动荡不安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话语理论要求把人从抽象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从物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从资本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 〔23 〕。

无产阶级语言哲学致力于扭转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从而跃升到人的“自由个性”时代。要彻底冲破资本语言和话语牢笼、摆脱语言异己性力量束缚，使人真正自由自主地驾驭语言，做语言的主人，就要彻底瓦解、根除致使产生语言异己性力量的现实土壤。也就是，必须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 〔3 〕52。无产阶级通过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从而重建社会，构建无产阶级运动的话语及其体系，推进共产主义运动，从而消灭私有制存在的一切社会关系。然而，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地域性的自发运动，而是世界历史性的自觉运动，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自觉运动。

语言引导和凝聚着社会行动力，并能够在特定历史条件中内化为行动本身，从而推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3 〕66的理想真正实现。“语言的统一的和无阻碍的发展”，“是使居民自由广泛地按各个阶级组合的最重要条件之一”。

〔24 〕224而语言隔阂也能阻碍工联的国际主义团结 〔25 〕694。因此，语言作为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在推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凝聚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中起着重要作用。無产阶级语言的最终价值诉求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3 〕53。让无产阶级现实地摆脱资产阶级语言奴役、压迫的历史境况，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这是马克思恩格斯语言思想为历史服务的崇高价值追求。

为人类求解放的历史唯物主义语言哲学为中国话语建构应当要恪守的价值立场、价值定位提供科学的价值导向。从整体角度看，中国话语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崇高理想，从而最终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的话语。

历史地看，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结合中国的现实具体情况，中国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并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中努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思考的中国话语。在这里，中国人的存在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实现了从被西方列强压迫和剥削到站起来、独立、主体性意识逐渐的提升转变，再到进入新时代中国人民迎来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共同富裕话语、以人为本话语、中国梦话语、共商共享共建话语、五大发展理念话语、人民主体话语、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美好生活话语、反贫困话语等诸多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历史序列话语，不仅是对中国现存“事物的真实面目”的现实性反映和深刻性显现，更是表达着中国人民对人的存在方式变革的历史吁求和深层渴望。可以说，在每一重要历史关节点，中国话语都表达着对人的美好存在方式的追求，为人的自由和解放创造着话语基础。

中国话语不仅表达着话语本身的内容，更是对现实的人存在的方式进行一种世界历史性的透视。这体现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取得的经验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具有深刻启示。而且，中国提出携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一系列话语，产生了广泛的世界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载入联合国重要文件，这意味着以实现人的美好生活为价值逻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向世界性的表达与实践。中国话语生成于历史、现实的实践，同时也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中作用于崭新的实践。要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实践方案和契机，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话语提供现实基础和实践路径。

必须进一步指出，作为为人类求解放的中国话语，其真理的现实性和力量是以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历史的、现实的实践为基础而建构起来的。正如马克思所讲：“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3 〕500也就是说，实践是我们检视任何一种话语的真理性，即话语的现实性、此岸性和力量的试金石。时下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给人们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了巨大威胁，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巨大挑战。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世人展现出其客观真理性和现实性力量。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诉诸于实际行动，自觉参与全球抗“疫”，在一定程度上为全人类的生命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争取到宝贵时间，贡献了中国话语力量和中国话语智慧。在此意义上，中国话语历史性建构和发展再次真实地深层折射出中国人民对实现全人类之美好存在方式的憧憬，也逐渐为推动世界上其他国家人的存在方式变革指明了应然性方向、提供了思想资源镜鉴。可以说，中国话语是深切关怀中国人民命运和人类命运的语言。理论与现实、历史与未来不断昭示，中国话语力量转换为实践力量的终极目的是要使现存世界向着“属于人”的、“为着人”的方面全面发展，这使马克思恩格斯语言思想及其哲学展现出独有的思想价值魅力，由此亦为中国话语乃至中国话语权建设提供了深刻的、宝贵的思想价值指引。

总之，语言的实质是话语、思想的直接现实，马克思恩格斯语言思想中关于语言与现实、语言与社会发展、语言与人的世界及其与世界本身的逻辑与方法的深刻揭示和阐明，为中国话语的理性构建和科学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法、智慧支撑。可以说，在中国实现站起来、富起来，最终迎来了强起来的历史征途中，中国话语必将在历史前进逻辑中展现其真理性和现实性，也必将在世界历史拓深中体现其开放性和时代性。

参考文献：

〔1〕陈曙光.中国话语与话语中国〔J〕.教学与研究，2015（10）：23-30.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李双套.中国话语建构：来自哲学的分析〔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01）：58-63.

〔8〕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02）.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斯大林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2〕王兴辉.如何看待历史唯物主义语言观的转向——从社会实践到政治话语〔J〕.哲学动态，2019（07）：54-62.

〔13〕杨卫东.全球化时代的语言文化帝国主义〔J〕.国际论坛，2013（04）：33-38+80.

〔14〕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02）.

〔15〕张 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思考〔J〕.天津社会科学，2019（05）：13-17.

〔16〕郭 湛，桑明旭.话语体系的本质属性、发展趋势与内在张力〔J〕.中国高校社会科學，2016（03）：27-36+155-156.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8〕韩 震.论话语的内涵、实质及功能〔J〕.哲学研究，2018（12）：117-122.

〔19〕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0〕陈曙光.论中国话语的生成逻辑及演化趋势〔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10）：94-101+160.

〔21〕陈曙光，陈雪雪.话语哲学引论〔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02）：51-58.

〔22〕赵睿夫.《语言的力量》与勒塞克尔的语言哲学——当代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走向现实关怀〔J〕.国外理论动态，2018（03）：31-40.

〔23〕孙正聿.解放何以可能——马克思的本体论革命〔J〕.学术月刊，2002（09）：96-104.

〔24〕列宁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责任编辑 吕晓斌

〔收稿日期〕2020-03-3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全球视野下中国话语体系建构与中国话语权提升研究”（16BKS093），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厦门的探索与实践”（FJ2019ZTZ014），主持人张艳涛。

〔作者简介〕吴美川（1992-），男，福建三明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