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汉政权及其族属

　 成汉政权及其族属

　摘要：成汉政权是由南方的少数民族贝宗人所建，李氏宗族是成汉政权历代统治者的主体为期共45年，其势力范围除西南地区外还达到了西北的甘肃境内。与两晋之际出现的众多地方政权相比较，成汉政权和它们都同属于割据性质的地方政权，但却有着自己的诸多的特点：建立政权的时间最早；南部唯一的地方政权；实行武装割据，但并未断绝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关注社会稳定；大规模移民。

　　关键词：成汉政权；族属；贝宗人

　中图分类号：K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6)05-0140-06

　The Chenghan Kingdom Political Power and Its the Race Are

　WENG Jia-lie

　(Guizhou Institute of Nationality Studies， Guiyang， Guizhou 550004，China)Abstract：The Chenghan kingdom political power is constructs by the south national minority， the Li patriarchal clan is the Chenghan kingdom political power all previous dynasties ruler's main body， for the time altogether 45 years， its sphere of influence also achieves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northwest Gansu besides the southwest area. The multitudinous local organs of state power appears which with the two jin's when compare， the Chenghan kingdom political power and they all belong establish a separatist regime the nature local organs of state power， but actually has oneself many characteristics： Establishment political power time most early； South only local organs of state power； The implementation military establishes a separatist regime， but cuts off by no means with the central dynasty relations； Attention social stability； Large-scale immigration.

　Key words：Chenghan kingdom political power； The race is； person

　公元265年，司马炎废魏元帝，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晋。晋武帝司马炎为巩固其统治，将子弟20余人分封各郡为王。诸王在各自领地内拥有政权、军权和财权。大封同姓的初衷在于巩固其家天下。万万没想到的是，在他死后的第二年即元平元年(公元291年)，就祸起萧墙，即爆发为争夺中央政权的“八王之乱”。直至光熙元年(公元306年)惠帝被毒死，怀帝立，方告结束。长达15年的诸王混战，导致王朝实力锐减，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逐渐大量内迁的鲜卑、匈奴、羯、氐、羌等北方民族，长期遭受汉族豪强、大姓、军阀的利用、欺压、奴役，江统在其《徙戎论》里将内迁各族所受压迫剥削的不满程度概括为“怨恨之气，毒于骨髓”。各族首领纷纷组织武装趁机起事，攻城掠地，先后建立起十数个地方政权。有的汉民不堪赋税的繁重， 为能在战乱中求生存，也组织武装，先为自保，势大力强者，也各自建立政权。从西晋永安元年(公元304年)出现割据一方的地方政权开始，众多的地方政权林立，一直伴随着东晋王朝的终结。历史上将这长达135年的两晋历史，称为“五胡十六国”时期。“胡”是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五胡”所指为鲜卑、匈奴羯、氐、羌5种少数民族。实际上，这一时期内建立割据政权的不仅是少数民族，还有汉族。也不只有“十六国”，而是20国。如前凉、魏、西凉、成都、北燕等皆汉人所建。建立地方政权的少数民族也不全是北方的“五胡”，成汉政权就是由南方的少数民族贝宗人所建。

　一、成汉政权的建立

　“八王之乱”人祸开始后，天灾亦接踵而至。《晋书?食货志》载，“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中国北方在天灾人祸肆虐下，各族人民群众生活在极度恐怖、凄惨、朝不保夕的时空之中。达官显贵们却挥霍无度，豪强富商们依旧气使颐指地尽情享乐：“朝廷宗庙用度既己殷广，下及工商流寓僮仆不采农桑而游食者以十万计”。统治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在同一的历史时段内，形成了十分鲜明强烈的社会反差。天水、略阳、扶风、始平、武都、阴平等6郡(在今陕甘境内)幸存的民众，“以郡土连年军荒” 无以为生，自发地流入汉中，并“上书求寄食巴蜀”。初，朝议不准，仅遣御史李宓前往慰劳并监察。李宓接受流民的贿赂后，以“流人十余万口，非汉中一郡所能振赡。……蜀有仓储，人复丰稔，宜令就食”为由奏准，于是六郡流民大量氵勇入，“散在益梁，不可禁止” 。乱世出英雄，社会大动荡，冲破了原有的血缘关系、地域关系和原有的社会秩序。逃离故土，扶老携幼到他乡求生的人群，需要重新组合，借助一定的群体以维系，增强非常时期在异地他乡的凝聚力、生存力，以应对许许多多不可预料的艰难险阻。东汉未年，天师道首领张鲁率教徒夺取汉中建立地方政权，设立义舍，供过往者免费食宿，成为当时动乱时期一片较为安定的乐土。吸引周边众多人前往。巴郡的贝宗人也纷纷前往依附。《晋书》120卷载，“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人敬信巫觋，多往奉之……魏武帝克汉中，(李)特祖将五百余家归之，魏武帝拜为将军，迁略阳北土，复号为巴氐”。迁汉中的贝宗人中的李特之祖父曾率族众归附于魏武帝(指曹操)。曹操曾拜之为将军，迁其族众于略阳郡。故就食巴蜀的六郡流民中有不少是贝宗人。流民中的李特有李辅、李庠、李流、李骧兄弟5人，《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载》，李特兄弟五人“皆锐骁，有武干”。家庭出生、民族成份加上现有实力，使李氏兄弟在有众多贝宗人的流民中很快成为核心人物。《晋书》卷120载，元康元年(公元292年)朝廷命内史耿滕取代益州刺史赵A。赵A拒不交权，欲趁乱割据，遂开仓“振施流人，以收众心”。赵A为巴郡人，与李特祖籍为同乡。李特率流民投奔，“A厚之，以为爪牙”。耿滕在与赵A武装冲突中战死后，赵A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任命李庠为威寇将军。后赵A听属下杜淑、张粲谗言，将李庠处死，连带受诛的有“其子女至宗族三十余人”。但“以庠尸还特，复以特兄弟为督将”进行安抚。李特既已与赵A结怨，恐遭报复，遂“引兵归绵竹”。而赵A恐自己的叛逆行为遭致晋王朝的讨伐，领万余人自成都北上绵竹作防范。李特则率“七千人夜袭”之，赵A败逃，后为部属所杀。李特率部直取成都。朝廷闻赵A叛乱，以罗尚为平西将军、领西夷校尉，益州刺使及广汉太守的辛冉等领兵入蜀征讨。官军未至，赵A已溃亡。李特夜袭赵A本为一报私仇，但客观上除掉了反叛王朝的武臣，朝廷闻报，则“以讨赵A功”，授李特为宣威将军，封长乐郡侯，授其弟李流为奋威将军、封武阳侯，并“条列六郡流人与特协同讨A者将加封赏”。待官兵入蜀后，辛冉“欲以灭A为已功，乃寝朝命不以实上”，将朝廷嘉将李特等的旨意秘而不宣，不予兑现。罗尚受辛冉“特等流人专为盗贼，急宜枭除”之类的谗言，虽未采纳武力镇压的建议，却规定流民限于当年七月内全部从巴蜀返回原籍。“欲杀首领，取其资贷”的辛冉，还通知梓张演“于诸要施关，搜索宝货”。官方的封锁朝命已使流民不满，还要限期驱赶，逼迫他们返回灾区，且于返途中设卡搜掠财物，更引起他们的惶恐与愤恨。这些“布在梁益，为人亻庸力”，业已找到谋生职业稳定下来的流民们，“闻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为”。当闻“知特兄弟频请求停(指停止遣返)，皆感而恃之”，加以当时“水雨将降，年A未登，流人无以为行资”，流民们于是“遂相与诣特”，结伴到李特驻地求助。李特“结大营于绵竹以处流人”，组建流民营接纳从各地纷至沓来投奔的流民。同时请求辛冉放宽遣返期限。辛冉不唯不接受，反面悬赏绢百匹购买李特、李流兄弟俩的人头。李特兄弟在此危难、紧急关头的鲜明态度与行为，更赢得流民们的信赖与敬重，“咸往归特”，“旬月间过二万”，李流“亦聚众数千”。官军见李特坐大，发“步骑三万袭特”，遭李特伏袭，“杀伤者甚众”。李特公开武装抗拒遣返的胜利，给流民巨大的鼓舞和希望，于是“六郡流人推特为主”，李特成为了流民众望所归的领袖。为扩大影响，增强实力，李特启用天水任 、阴平李远、武都李博、阳夕斌等拥有部曲的大姓为官，李特及李流皆自称大将军，挥师攻占辛冉所据的广汉，罗尚援辛冉之兵畏惧不敢进。罗尚本人只得“婴城固守，求救于梁、宁二州”。由于“罗尚贪残，为百姓所患”，而李特却“与蜀人约法三章，施舍振贷，礼贤拨滞，军政肃然”，大获蜀人支持和拥戴。“李特尚可，罗尚杀我”这一民谣广传民间。在此民心所向的总趋势下，罗尚所领及前来援助的官兵累为李特部击败。太安元年(公元302年)，李“特自称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大将军、大都督”，虽未称王，却“改年号建初”，标志着流民起义割据政权的正式建立。我国封建典章制度规定，只有帝王即位才能建年号或改年号。李特改年“建初”，表明对晋惠帝“太安”年号的否定，也即是对晋王朝统治权力的否定，同时宣告自已创建初的割据政权的确立。虽未有称王、称帝的形式，却实质上行使了帝王特有的权力。因此，李特领导流民起义所建割据政权，当从建初元年(公元302年)算起，而不应是史家们按李特子李雄于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僭称成都王”时起算。《晋书》卷121载，李雄称王后，改年号为“建兴”，重振义军，与官军展开长时期大范围的争战，累败官军，于次年12月攻成都，其间还夺取了众多郡县。光熙元年(公元306年)六月，李雄进一步称帝，改国号为“大成”。李雄死后，李班、李期相继即位。咸康四年(公元338年)，李寿废李期，自立为帝，“改国为汉”。李氏政权先立国号为“大成”，后改国号为“汉”，故历史上合称之为“成汉”。建元元年(公元343年)，李寿死，其子李势继位。“势既骄吝而性爱财色，常杀人而取其妻，不恤国事，夷獠叛乱，军守离缺”，加之“性多忌 害，诛残大臣，刑狱滥加，人怀危惧”。李势的荒淫残暴，造成上下离异，国势锐减。永和三年(公元347年)二月，晋王朝遣大司马统军伐蜀，直抵成都，成汉军溃，三月李势败降。成汉政权为期共45年。

　两晋之际的梁州辖汉中、梓潼、广汉、新都、涪陵、巴郡、巴西、巴东8郡，益州辖蜀、犍为、汶山、汉嘉、江阳、朱提、越、?8郡，宁州辖云南、兴古、建宁、永昌4郡。三州20郡中，除汉中、巴东2郡外都在西南地区。其中除汉中、蜀、江阳、梓潼、广汉5郡外，又都为众多少数民族聚居地。上述州郡，除水昌郡外基本上属于成汉政权的控制范围。这些地区大部份是使用武力攻占的。如永宁元年“李特得广汉”，太安元年，李流得梓潼、巴西，次年李特攻杀汶山太守，破犍为，年底李雄攻入成都，尽有蜀郡。永嘉五年，李雄得江阳、巴郡，建兴三年得汉中。大兴二年伐越、朱提，攻宁州，五年伐巴东，六年伐阴平。咸和八年(公元333年)，李寿遣镇东大将军李奕“征魈?守谢恕保城据守者积日不拔，会奕粮尽，引还” 无功而返，李寿再次用兵后才将骺すト　Ｓ械目ぴ蚴侵鞫?前来归附，如永嘉五年(公元311年)，“汉嘉夷王冲归遣子入质”，“建宁串量蒙险委诚”。前来归附的还有秦州天水郡“陈安举陇右来降”，武都郡“氐王杨茂搜奉贡称臣” 。成汉政权的势力范围除西南地区外还达到了西北的甘肃境内。

　二、成汉政权的特点

　与两晋之际出现的众多地方政权相比较，成汉政权和它们都同属于割据性质的地方政权，但却有着自己的诸多的特点。

　　1、建立政权的时间最早

　其他地方政权最早是刘渊于永兴元年(公元304年)自称“汉王”建立的前赵。最晚是义熙五年(公元409年)冯跋建立的北燕。而李特改年号为“建新”则在太安元年(公元302年)，是见“成汉”是“五胡十六国”时期最早出现的第一个地方政权。

　　2、南部唯一的地方政权

　其他地方政权均在我国北部，南方基本属于东晋王朝辖区。在北建立地方政权的匈奴、鲜卑、羯、氐、羌都属于北方少数民族，唯有贝宗人是南方民族，建立的成汉政权也在南方。

　　3、其他政权之间大多相互争战、兼并，如后赵的石勒连年与前赵的刘目翟相攻杀，最后将前赵攻灭；冉闵建立的魏国又将后赵兼并。西燕灭于后燕，后燕又灭于北燕，西凉灭于北凉，北凉、北燕为北魏所灭；代、前燕、前凉为前秦所灭……，我国北方长期处于撕杀、混战之中，而成汉政权除与晋王朝及其州郡官兵长期进行争战以及应对前秦的进犯外，未有主动对其他地方政权发动兼并战争。

　　4、成汉政权尽管实行武装割据，但并未断绝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李雄有子10余人，却欲立其兄李荡的儿子李班为太子，遭到部属们的反对，因为“群臣咸欲立雄所生”。李雄向大家解释道：“起兵之初，举手扌干头，本不希帝王之业也。值天下丧乱，

　晋民播荡，群情义举，志济土涂炭，而诸君遂见推逼，处王公之上……班姿性仁孝，好学夙成，必为名器”，遂力排众议，坚持立侄李班为太子。又如咸和九年(公元334年)，凉州刺史张骏遣使致书李雄：“劝去尊号，称藩于晋”。要是其他自称帝王者遇此，必将暴跳如雷，作出相应的举措。李雄却不然，在其回书中心平气和地说道：“吾过为士大夫所推然，本无心于帝王也。进思为晋室元功之臣，退思其为守藩之将。埽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晋室凌迟，德声不振，引领东望有年月矣……吾尝惧石勒(后赵皇帝)跋扈，侵逼琅邪(晋元帝司马睿，原为王郎邪王)，以为耿耿。不图乃能举兵，使人欣然”。李雄不仅如是回答，且有所行动：“雄以中原丧乱，乃频遣使朝贡”。后张骏又遣张淳拜见李雄，拟假道于蜀以“通表京师”。司马睿即帝位后迁都建业，为东晋，北方为诸地方政权割据，通建业的线路阻断，故忠于晋王朝的凉州刺使张骏欲向李雄借道以通建业(今南京)在接见张淳时，再次表达对晋王朝的心迹：“我乃祖乃父亦是晋臣。往与六郡避难此地，为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王郎邪若能中兴大晋于中夏，亦当率众辅之”。张淳经蜀到建业上表，晋元帝得知李雄的态度后很高兴――“天子嘉之” 李雄对待已偏安江左的王朝中央的言行，在当时所有自称帝王之中是绝无仅有的。

　　5、关注社会稳定

　在为期45年的成汉政权中，李雄在位的时间最长，达30年之久。《华阳国志》卷9载，“雄乃虚己爱人，宽和政役，远至迩安，年丰谷登。乃兴文教，立学官。其赋民，男丁一岁三斛，女丁一斛五斗，疾病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绵不过数两。事少役稀，民多富实”。《初学记》卷27引《晋故事》载，晋王朝规定，凡民丁“收租四斛，绢三疋、绵三斤”相较而言，可谓是成汉辖区内呈现出“闾门不闭，路无拾遗，狱无滞囚，刑不滥及” 这一稳定平和的社会现象，在当时各地方政权攻杀连年，赋役频添的全国局势而论，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6、大规模移民

　李寿篡位后，“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工匠械器事未充盈”为由，“徙旁郡户三丁已上实成都；兴尚方御府，发州郡工匠以充之；广修宫室，引水入城”，促进了成都人口的剧增、工商繁荣，城市建设的巨大发展，使成都在日后历代一直居西南各城市的规模和地位之冠。当然，因此而造成“百姓疲于役使，呼嗟满道，思乱者十室而九矣”，埋下成汉政权走向衰亡的一种祸因。移民政策，还牵动了爿羊柯郡“獠”人的北移：“初蜀土无獠，至此始从山而出。北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十余万落。不可禁制，大为百姓之患” 众多的僚人纷纷涌入蜀郡，成为日后南北朝，唐宋时期巴蜀境内十分活跃引响重大的社会群体。

　　《晋书》对成汉政权基本上是持肯定态度的。其121卷末史臣曰：“薄赋而绥弊俗，约法而悦新邦。拟与其伦，实孙权之亚也。”将之比于三国时孙权所建之吴国。

　三、贝宗人考

　流民起义的领导核心李氏兄弟是贝宗人，起义的基本成员也是贝宗人。成汉政权是由李氏所建，李氏宗族是成汉政权历代统治者的主体。贝宗人是一种少数民族，历代史家都是肯定的。贝宗人是何种少数民族，至今仍见仁见智。

　　《华阳国志》是我国最早一部较为完整的地方志书。其作者常璩是蜀郡人，且曾任成汉政权的散骑常侍，职掌著作。对当时势大力强且系掌权者的贝宗人颇为关注与熟悉，根据所见文献及民间传言，将贝宗人的历史及其文化特征在其《华阳国志.巴志》中作出如下表述：“秦昭王时，白虎为害。自秦、蜀、巴、汉患之。秦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邑万家，金帛称之”。后有夷人将为患四郡、伤害1200人的白虎射杀，王称其“功莫大焉”，但“王嫌其夷人”，因嫌他们是少数民族，不愿兑现原有承诺，改为“刻石为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A；伤人者论，杀人雇死亻炎钱”。即给“夷人”免租、减赋，与人发生冲突打伤、杀死人者亦予从宽处理的特殊待遇。“汉兴，亦从高祖定秦有功，高祖因复之，专以射白虎为事。户岁出亻炎钱口四十，故世号白虎夏夷，一曰板木盾蛮……复除民罗、A、咎、鄂、度、夕、龚七姓不供租赋。阆中有渝水，贝宗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锐气喜舞……帝善之，乃令乐人学习之，今所为巴渝舞也”。战国时为秦王除白虎有功的夷人，于秦朝末年又因参加刘邦反抗秦王朝有功，仍然享受免租减赋的待遇，每一人口年只交纳人头税40文，特呼之为贝宗民。这批射杀白虎的夷人善于打猎，因助汉王刘邦定秦有功特以免除租赋名之为“复夷”，每年只象征性地交纳40文钱的人头税，特称之为“贝宗民”，又因以木板作盾牌而称作板木盾蛮”。三种称谓，所指同一，皆出现于汉朝初年。争战结束，他们要求回归故土，主要散布于嘉陵江(即渝水)沿岸。他们喜欢跳刚劲有力的舞蹈，名之为“巴渝舞”。

　　在西晋王朝做过秘书郎的左思所作《蜀都赋》中说“东有巴贝宗，绵恒百濮”，又说“东则左绵巴中，百濮所充”，对当时活跃在巴郡的贝宗人的族属，作出了明确的认定：贝宗人属于百濮族群的一个支系。而西晋人郭璞在其《上林赋注》中则说，“巴西阆中有渝水，獠人居其上，皆刚勇好舞，汉高募此以平三秦”。显然认为“贝宗人”即是“獠人”(文献中的“獠”作为族称用时，应读如“佬”，因含贬意，故解放后改写“僚”，但读音不变)。《宋史?渝州蛮》载，“渝州蛮，古板木盾七姓蛮，唐南平獠也”，更直接点明昔日的贝宗人(即板木盾蛮)就是今日之僚人。一说贝宗人是古代的濮人，一说贝宗人是现今的僚人。乍然观之，似为“众说纷纭”，“莫衷于是”，其实洽好反映出作者对贝宗人族称客观变化的历史真实性及贝宗人与濮人、僚人之间族属的内在关联。这类情况在那一时段内的史家著作中并非罕见。如在记述战国至西汉雄踞“西南夷”的夜郎国创建者的民族成份时，《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是“濮人”：“有夜郎者，兴于A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滨，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间，推之不肯去。闻有儿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长养，有才武，遂雄夷濮。氏以竹为姓”。“因斩竹王置骺ぁ?…后夷濮阻城，咸怨诉竹王非血气所生，求立后嗣……今竹王三郎神是也”。《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在沿说同一事件时则写为“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为立后……今夜郎县有竹王三郎神是也。”两者都说夜郎国是行竹图腾崇拜的民族首领竹王所创造。前者说竹王的后裔是“濮人”，后者称竹王的苗裔是“獠人”。看似分歧，其实一致。因为先秦至秦汉时期，“西南夷”境内分布着众多的濮人。《左传》文公十六年孔颖达疏，“濮为西南夷也”，《史记?楚世家》刘伯庄注，“濮在楚西南”，《华阳国志?蜀志》载，“会无县，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冢”，同书《南中志》载，“句町县，故句町王国名也。其置自濮王，姓毋，汉时受封迄今”，三国两晋时期，随着西南地区社会历史发生急剧变化的同时，聚居其间的濮人的社会历史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民族称谓的变化即是其中突出表现之一。“濮”人渐被称为“獠人”，处于“濮”向“獠”称谓转化的过渡期，《华阳国志?南中志》出现“濮”、“獠”并存的现象：永昌郡“有闽濮、鸠獠、亻票越、礻果濮、身毒之民”，兴古郡“多鸠獠、濮”。南北朝起，濮的称谓基本不再于文献中出现，普遍为“獠”所取代。

　民族族称虽然发生变化，但民族的基本文化特征却依然留存。《华阳国志?巴志》载，“郡治江州，时有湿风，遥县客吏多有疾病。地势侧险，皆重屋累居……长老言，宕渠盖故贝宗国，今有贝宗城”。《北史?蛮獠传》载，“獠者盖南蛮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阑……死者竖棺而埋之……唯执木盾持矛，不识弓矢”。《太平寰宇记》卷88载，泸州风俗，“其夷獠则与汉不同……巢居岩石，因险凭高，着斑布，击铜鼓……夫亡，妇不归家葬之岩穴”。同书卷136载，“今渝州山谷中，有狼猱乡。俗构屋高树，谓之阁阑。不丝竹，唯吹铜鼓”。江州、渝州、宕渠均在巴郡境内，原为贝宗人聚居区，尽管后来贝宗人改称为僚后，其习俗与其它地区由濮衍称为僚的基本保持一致。无论是“重屋累居”，“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巢居”，“构屋高树”等，都是人居楼上的干阑式住房构造格式，只是繁简不同而已。“唯执木盾持矛，不识弓矢”则更是板木盾蛮――宗人所特有的武器标志。《古今图书集成?方舆典》载，“彭水县麻油滩上，悬岩壁立，人攀援不能到。其岩窦之处，嵌空各有木柜置其中，莫考从来，今改名万年仓”。这种立柜式的木棺，应是当年贝宗人行“竖棺而葬之”的遗迹。

　　两晋时期，由于北方内迁遭受深重压迫、剥削的各少数民族，趁皇室宗亲权力之争导致“八王之乱”，纷起组织武装，建立地方割据政权。各地方政权与中央王朝之间、以及地方政权相互间的争战长年不息，民族的交往、融合于时间、空间、内涵上空前拓展、密切、急剧、深化的同时，民族意识也随之显得强化而突出。如朝廷任耿滕取代赵A为益州刺史时，赵A抗拒朝命不仅不交权，反而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拥兵自重。当李氏弟兄率流民投靠时，李庠被任为威冠将军，领兵在外负责防御朝廷的讨伐。长史杜叔、司马张粲等人竟向赵A进言：“将军起兵始尔，便遣李庠握强兵于外，愚窃惑焉。且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倒戈授人，窃以为不可。望将军图之！” 在此民族偏见的蛊惑下，赵A竟然将李庠处死，并血洗其全家30余口。逼使李特领兵出走，后嗣机袭溃赵A部。民族意识除表现在族际区别外，还反映于族内认同上。《蜀鉴》卷4引《益州记》载，李雄时，尝遣李寿攻朱提，遂有南中之地。寿既篡位，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乃徙旁郡户三千(当为丁之误)以上以实成都。又从饕?獠入蜀境，自象山以北尽为獠居。蜀本无獠，至是始出巴西、渠川、阳安、资中、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万家”。在记述李寿当权时大规模移民的对象和方式是不同的。“旁郡”所抽为汉民，行三丁抽一法，来后主要聚集于成都，方式是“徙”，带有强制性。爿羊柯郡的移民则是“獠”人，举家而行，且规模庞大至10余万户，到后主要散布在“郊甸”――乡村，方式为“引”，为招引，而非强制性。这种大规模的招引、大面积地分布、不让移民有亲人离别之痛，到异地有陌生徨惑之感的集团式移民，暗含着执掌成汉权力的贝宗人对同族“獠”人的需要与关注。后世史家重视这一区别，在表述这一历史事件时，要么沿用“引”字或有不加“引”字，但决不会出现改用“徙”字这一措辞的。此外，“引僚入蜀”的这一提法有不确之嫌。蜀在晋代及其以前，就区域含义而言，所指为蜀国或蜀郡。蜀国又有先秦时期的古蜀国和三国时期的蜀国之分，两者之间的辖区范围差异甚大。秦国开始建有蜀郡，其辖区各代虽有伸缩，但都未延及今川东地区。《蜀鉴》所载，“引僚入蜀境……自是始出巴西、渠川、阳安、资中、犍为、梓潼”中的巴西、犍为等非蜀境辖区，犍为在川南，巴西、渠川在川东。犍为郡治?驳溃?原即濮人的一支?踩司劬拥兀?与“獠”本是同源；巴西郡本贝宗人聚居区，与“獠”同族。两地都原有“獠”人，故不应视为獠人全是从这些犍为、巴西等地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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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颜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