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决胜期需要关注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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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08
中国发展观察
专栏刘奇专栏·一百三十三
脱贫攻坚决胜期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刘
奇
刘奇，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农经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要完成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的既定目标，时间紧、任务重、挑战多、难度大。去年以来，我们赴内蒙古、新疆、云南、重庆、河南、江西、贵州、陕西、安徽、山东、甘肃等省市区调研，综合各地反映，进入决胜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工作作风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多有发生。文山会海日益加剧，口号标语、展示牌泛滥，“造亮点”“堆盆景”等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虚多实少；“留痕主义”盛行，新华社报道，一个地方一次卫生检查，要有九个方面留痕，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填表报数做台账成了扶贫干部的“中心工作”，“纸上扶贫”已成为基层干部的沉重负担；检查考核过多过滥，省市“导向性偏差”，造成了县乡村较大范围的“应对性误区”，滋生了“迎检文化”，用形式主义对付官僚主义。有的考核指标制定，既缺乏文件依据，又脱离基层实际。比如，考核要求帮扶干部每月入户帮扶不少于一次，家庭医生每月入户走访一次，重量不重质，一线扶贫干部只好处处留痕，追求政绩可视化，影响了扶贫工作质量。一些地方在考核中还要求被考核方提供相关新闻报道、照片，并必须有扶贫的字样方可认定为“实际扶贫”。基层反映，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导致一些事情是“一个人干、两个人看、七个人在指点”。“五加二、白加黑，梦加醒、夜总会”成了基层扶贫干部的工作常态。
二是从工作方法看，抬高标准屡见不鲜。为了追求群众百分之百的满意度，安抚性的措施比较多，存在围着满意度做文章的现象，目标标准层层加码。调研了解到，一些市县多要求产业扶贫项目覆盖全部贫困户，但实际情况是，大部分贫困村因病因残致贫率超过60%，不少贫困人口丧失劳动能力，产业扶贫无法做到全覆盖。为了“创造条件”落实，基层扶贫干部只能为没有产业发展能力的贫困户谋划“代种、代养”等产业项目，产业扶贫变成了简单发钱。还比如有的省里出台健康脱贫政策，一些市县自行抬高标准，标准明显高于省里，产生了较大隐患。标准提高后，贫困群众胃口被吊高，很难再降下来，也引起“边缘户”的攀
比；同时增加了财政负担，容易形成政府债务。对贫困户过高的帮扶资助，竟使个别地方出现“嫁人就嫁贫困户”的择偶观。
三是从动力机制看，扶志扶智尚未成势。简单地给钱送物，忽视贫困群众的主体地位，没有充分调动贫困群众参与脱贫攻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一些地方普遍存在贫困户动力不足、自主性不强。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的帮扶机制还没有真正形成，还需要下大功夫解决。很大一部分人对生活缺乏目标，消极等待思想严重，加上文化素质普遍不高，缺少技能和技术。精神贫困和素质贫困相互作用，形成恶性循环，产生了诸多“懒汉”。甚至个别地方出现了“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的现象；还有个别贫困户认为国家支持、干部帮扶是理所当然，缺乏自力更生精神。有的扶贫干部帮助打扫卫生，帮扶对象站在一旁说风凉话：要扫干净，我不满意，你就挨批。
四是从空间分布看，深贫、特困任务艰巨。脱贫攻坚的主要难点是深贫地区和特困群体。“三区三州”和中西部地区169个深度贫困县是中央确定的深度贫困地区。“三区三州”贫困人口大多是脱贫能力比较差、处于极端恶劣自然条件的地区，2018年底贫困人口3万人以上的县有111个，贫困发生率在10%以上的县有98个；“三区三州”外的169个深度贫困县，贫困人口规模依然很大，占全国贫困人口比例较高，同时这些地方又集革命老区、边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