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雷对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的贡献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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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李达、施存统、俞秀松等人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作为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在筹建过程中，陈独秀等人就对发展中国青年运动、在青年中培养和挑选预备党员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成立，陈独秀即委派小组中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和张太雷，负责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任书记，主持团务。 最初只有八名团员，后来发展达到30多名。刘少奇、罗亦农（罗觉），任弼时、肖劲光、柯庆施（柯怪君）等人都是最早的团员。此外，上海党的发起组成员也都加入了青年团。
继上海青年团早期组织成立之后，1920年秋至1921年春，北京、武汉、广州、长沙等地的革命青年分别在李大钊、董必武、谭平山、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也在当地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早期组织。其中，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是由张太雷、于方舟等于1920年10月建立起来的。团一建立就积极活动，出版《劳动》周刊，报道天津和全国各地工人运动的消息，在天津和唐山工人中发行。团组织还派人到唐山和京奉铁路机厂的工人中进行革命活动，建立组织，起到了天津早期共产党组织的作用。1921年春，张太雷去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代表大会，团的工作没有能继续下去。
中共“一大”以后，广大党员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使团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到1922年5月，成立团组织的地方已有十七处之多：上海、北京、南京、天津、保定、唐山、唐沽、武昌、长沙、杭州、广州、潮州、梧州、佛山、新会、肇州、安庆。团员总数达五千人。大多数是工人，次则学生。有些地区不具备建立共产党条件，一般先建立青年团。然后在团的基础上建党，如成都、太原、衡州等处。
当时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内鱼龙混杂，有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鼓吹阶级调和改良主义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和实际是修正主义的工团主义者等等。所以，在团的实际活动中，往往意见分岐，互相冲突，到1921年5月，上海、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曾一度解散。
1921年8月， 代表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和青年共产国际二大的张太雷从莫斯科归来，中共中央局随即决定由张太雷等人主持正式建立青年团的工作，着手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整顿与重建工作。根据自己创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功经验，针对全国各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零散、思想混乱、成员复杂的要症，张太雷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明确宣布“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清理了无政府主义者，纯洁了团的组织，提高了团的战斗力，并且把“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和拥护青年权利”规定为团的宗旨。为了成立全国团的领导机构，团代理中央准备在上海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鉴于当时上海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直接控制下，开会很不安全，但“孙中山掌权的南方，和军阀、外国帝国主义掌权的北方之间有天壤之别。南方的气氛完全不同。工会、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都是完全合法的。” 因此广东的党团负责人谭平山便去信给代理团中央，建议：“大会地点，如能改在广州更好，因为比较自由。”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决定团的一大和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均于5月在广州召开，由陈独秀、张国焘到广州指导这两个大会。由于张太雷在1921年底到1922年初，陪同马林到桂林与孙中山会谈时经过广州，对当时广州的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蓬勃开展的情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当时广州的各界青年在团组织的发动下进行各种活动，支援香港海员大罢工斗争的情况，使他看到了青年组织起来的力量。因此，他对把两个大会改在广州召开，表示完全支持，并向党中央提议“把这些地方性组织联合在一起，就可以创建出一个有影响的青年组织”。中央接受了张太雷的意见，并委托他负责筹备团的一大的工作。1922年2月22日，张太雷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理书记的名义发出了关于召开全国大会的通知，大会将“议决正式章程，组织正式中央机关，以联络统一全S.Y.运动”。并规定“代表每区二人，超过二百人之区得增派代表一人”。
团一大主要文件的起草筹备工作亦由张太雷承担。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达林回忆道：“在上海的一个公园里，我和筹备召集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的组织处成员进行了会晤。我们讨论了组织代表大会的主要问题并商定同去广州。决定由我、张太雷、瞿秋白三人组成的委员会拟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纲领和章程草案。其中我代表青年共产国际，张太雷代表筹备代表大会的组织处……在小城汕头，毗邻日本和法国领事馆的一家旅馆里，我们起草了纲领草案，在这些文件中我们宣告了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死刑。我们三人小组的工作进展很快，配合得很协调，几乎没有什么意见分歧。就在这里，我们三人一起拟定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
1922年5月5日，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在广州召开，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是“为了强调青年团信仰马克思主义”。 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25人，代表全国15个地区的团组织，5000多名团员。出席大会的25名代表中，有文献记载的有21人，即蔡和森、邓中夏、张太雷、许白昊、方国昌、俞秀松、易礼容、王振翼、陈子博、谭平山、莫耀明、树彝、吕一鸣、王仲强、谭植棠、金家凤、张仲毅、张继武、张绍康、粱复燃、陈公博。
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回忆了当时开幕的情形：“到处都可以感到节日气氛，喜气洋洋。男人们穿着洁净的、刚刚熨平的长衫；妇女们，主要是大学生，穿着短裙；工人们穿上了新的蓝布裤褂。总共约有五百人。”
中共中央代表陈独秀、张国焘，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等出席了会议。大会由张太雷和蔡和森共同主持，张太雷致开幕词，陈独秀作了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演讲，达林受青年共产国际的委托，也在会上发言。大会主要是制定团纲和章程，讨论如何改善青年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状况以及如何加强对青年教育等问题。
会上，张太雷作了关于团纲和团章的报告，经过热烈讨论后获一致通过。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个团纲和团章，它对团的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团的纲领和章程明确规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组织，即为完全解放无产阶级而奋斗的组织”。它的奋斗目标是“要建设一切生产工具收归公有和禁止不劳而食的初期共产主义社会”，其任务是“一方面为改良青年工人农民的生活状况而奋斗，并为青年妇女青年学生的利益而奋斗，一方面养成青年革命的精神，使向为解放一般无产阶级而奋斗的路上走”。强调“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团体，所以他的生命在不停的实际运动上面，而不在坐以论道或空谈上面”。团章还规定：团的组织机构分为小团体(后改为组)、地方、区和中央四级；团的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团的纪律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各级组织服从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政治方面，团纲指出“中国的分裂和内乱”，中国人民的痛苦生活，“是国际资本势力造成的”，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殊状况”，因而团的最主要的政治方针就是“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团的一大接受中共中央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口号，还明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实现解放无产阶级而奋斗的青年组织。
大会的最后一天（5月10日）晚上，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高尚德（君宇）、方国昌（施存统）、张椿年（太雷）、蔡和森、俞秀松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张秋人、林育南、冯菊坡当选为候补委员。至此，会议完成了预定的任务，胜利闭幕。这次大会宣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成为中国青年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5月11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会议，俞秀松、蔡和森、张太雷、方国昌到会。会议讨论决定：中央机关设在上海，书记由方国昌担任，团机关报《先驱》的编辑由蔡和森担任。5月12日，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会议，蔡和森、张太雷、俞秀松、方国昌到会，讨论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细则》。
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走完了由地方性组织发展为全国性组织的创建历程，实现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完全统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的成功召开，充分反映了张太雷的组织才能，也凸现了他对团的创建所作的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先驱》第八期.
[2]光亮：《本团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载《先驱》第二十三期.
[3]《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页.
[4]《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4页.
[5]《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