遁逸 [文学的自化生成与他化遁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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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世界上本来没有什么天生的文学。文学之称文学，文学之有领域，都是在经历了漫长的演变之后而形成的一块园地。文学就其来路而言，历史上就是根在文外，源于他处。而文学越成其自身，就越强烈地感觉自身的弱小，就越想僭越自身，走向神话化、政治化、哲学化、历史化、宗教化等途径，由此造成文学遁入他者的他化现象。中国史传文学的自化生成与他化遁逸，为文学他化论作了一个生动的诠释。
[关键词]文学 自化 他化 中国史传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6-0014-04
19世纪末叶以来，西方关于感性的抒情的文学观念传入中国，此后我国文学研究便迅速进入了西方式的疆域化轨道。文学有了自己的理论疆域以后，研究者手中有了利器，文学研究事业因此得到长足的迅猛的发展，形成了不同于传统中国文学研究的崭新局面。一百多年来，各种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著作和文章如同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大凡一种事物在走向鼎盛之后，便开始向着自己对立面转化。在西方文学观念带来中国文学研究繁荣的背后，另一种学术危机已经在潜滋暗长，这就是文学研究的格局越来越小，越来越封疆自固。“文学失去了本根的化境，从此不再是行云流水无所不在；从此也脱却无为有为而转向急功近利的量化生存。我们把中国古代文学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原生态转变成自我‘领域’的‘独语’，将其超越人类自身局限的化解性禀性改造成了‘只此一家’的古代文学专业主义。”[1] 有感于此，近几年来文学理论界有识之士提出一种新的补弊纠偏的文学理论――文学他化论。所谓文学他化，是指文学由其他事物生成而又向其他事物遁去的整个过程。在文学发展史及文学研究中，文学自觉的张扬，文学自律的强化，往往遮蔽了文学源于文化潜入他者的非文学、反文学乃至去文学的他觉、他化、他律。文学他化现象研究，就是针对文学封疆自固、日趋器化的一种纠偏。
其实，世界上本来没有什么天生的文学。文学之称文学，文学之有领域，文学之划分出疆界，都是在经历了漫长的演变之后而形成的一块园地。文学就其来路而言，历史上就是根在文外，源于他处。换句话说，文学是由本来并非文学的事物孕育、演化而来。一方面是文学的自化生成，另一方面是文学的他化遁逸。文学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越来越趋向于自觉、自化、自律的线性进化；事实上，文学越成其自身，就越强烈地感觉自身的弱小，就越想僭越自身，向着神话化、政治化、哲学化、历史化、宗教化、科技化等其他方向发展演变，由此造成了文学遁入他者的他化现象，这种现象可以说是文学的他觉或他律，这是一种非线性的逆向蜕变。
让我们以中国史传文学为例，来说明文学由其他事物生成并向其他事物遁逸的原理。
中国早期文献是一个大全，一个综合，一个浑沌，它蕴含着宗教、政治、哲学、历史、艺术等多种内容，当然也孕育着文学的原始胚胎。殷商甲骨卜辞、《周易》卦爻辞、殷周铜器铭文等早期文献之中，间或有一些历史纪事的感性因素，这被后代文学史家看作是中国文学（包括史传文学）的萌芽。记载帝王政令文诰的《尚书》开始出现若干写人因素。《商书・盘庚》上中下三篇记载盘庚为迁都而发表的训辞，文中虽然没有正面描写人物的文字，但透过盘庚软硬兼施的历史性讲话，人们仍能从中感受到作为政治铁腕人物盘庚目光深邃、手段老辣的性格特点。《商书・西伯戡黎》记载殷末大臣祖伊与殷纣王的简短对话，从中可以感受到祖伊的政治良知和殷纣王的愚顽。《周书・无逸》通过周公之口，讲述周文王的生平业绩：“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这一节文字有历史人物生平概述，有细节描写，虽然距离典型的历史人物传记还很远，但已经初具史传文学的若干因素。从西周中期到战国时代，出现了三本对史传文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献：《国语》、《左传》、《战国策》。《国语》中的西周文章全是记言之作，偶尔有极简略的叙述，用以介绍人物言论的前因后果。读者可以从人物言论及其行为中把握到人物的某些个性，如《国语・周语上》中“邵公谏弭谤”一文，邵公作为杰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主要是通过他的“为民者宣之使言”等开明言论体现出来，而“虐”、“怒”、“喜”、“不听”这些高度简洁的叙述文字，则点出周厉王暴虐、昏庸而又刚愎自用、拒谏饰非的昏君个性。《国语》中的春秋战国文章侧重记载宫闱密谋。如《晋语一》、《晋语二》、《晋语三》、《晋语四》记载了从晋献公、奚齐、晋惠公夷吾、晋怀公子圉到晋文公重耳的五世之乱，晋国各派势力围绕着晋侯继承人问题展开生死大角逐，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帐中密谋、设计陷害、篡弑屠杀、骨肉相残的人间惨剧。这四个部分的《晋语》纪事互相衔接，完整地记载了历史事件的发生与演变，其中对晋献公、骊姬、夷吾、重耳等人生平都有相对完整的记述，如果将记载他们事迹的片断联缀起来，就会隐约看到历史人物传记的影子。《吴语》和《越语》写吴越兴亡，各条材料既独立成篇又可以衔接，合起来看颇具传记文学的规模，文中夫差、伍子胥、伯�、勾践、范蠡等人物的性格特点都很鲜明。《左传》本按照编年体记史，但由于作者长于叙事，善于刻画人物心理，描摹人物声情口吻，捕捉历史细节，因此书中许多历史人物被写活了。作者不仅将主要历史人物如郑庄公、晋文公、郑子产、楚灵王、齐晏婴等写得非常传神，即使是一些次要人物如公叔段、武姜、颖考叔等也给人印象深刻。唐人刘知己在《史通・二体》中，以“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作为《左传》之短，其实从史传文学角度来看，“纤芥无遗”正是它的长处。《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打破编年体例，将晋公子重耳流亡十九年的生涯放在一起记载，这样不仅写出了人物的生平历史，而且能够从中见出人物性格的变化与发展，可以看作是一篇人物传记的雏型。成书于战国纵横家之手的《战国策》有时将人物事迹放到一篇之中去写，如《齐策四》写冯谖客孟尝君，《赵策一》写豫让刺智伯，《燕策三》写荆轲刺秦王等等，这些文章独立出来，就是一篇比较完整的历史人物传记。在艺术手段上，《战国策》在人物形象刻画以及心理、细节、语言等方面，都有超越前人的成就，而夸张、虚构、渲染、铺张等艺术手法的运用，则有助于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
经过千百年的酝酿发展，中国史传文学到公元前一世纪走向成熟，出现了《史记》这部划时代的传记巨著。《史记》是上继《春秋》而作，太史公学习《春秋》而有重大创新，他将《春秋》的编年体改为纪传体，正式确立了中国史传文学的体例形式。按照今人关于感性的情感的文学标准，《史记》中的许多传记无疑是典范的中国史传文学作品，其史传文学价值不仅空前而且绝后。司马迁本来只是为历史人物作传，究竟是什么因素使他的历史人物传记成为不朽的史传文学作品呢？这里面有时代原因、个人气质以及写作手法等多种因素。从时代条件来看，司马迁生活在中华民族文化第一次高潮阶段，这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诞生了一批巨人的时代，风云际会造就了英雄辈出，赋予太史公以无比的激情和想象力。就气质而言，司马迁当然有着史官的理性，但他更多地具备诗人的才情与天赋。他是一个感情异常丰富的人，一个非常感性的人，无论是考察古英雄旧址还是阅读古籍，都会使他激情澎湃，他在孔子故乡因景仰圣人而低回，他在长沙因同情诗人而垂涕。他在写作时从来不是不动声色的冷隽的叙述，而是尽情地表露自己的爱憎好恶之情，沉潜到传主的历史情境之中，达到与传主同喜同悲的境地。特别是在蒙受宫刑之后，他的精神苦痛更促使他在历史人物身上寻找自己的影子，借助于历史人物来写自己的感情。从写作方法来说，“想见其为人”，是司马迁取得史传文学重大艺术成就的重要原因。司马迁在《孔子世家》和《屈原贾生列传》中两次提到“想见其为人”，这种“想见其为人”的写作方法，本质上是文学创作的感性方法，而不是历史著述的科学方法。“想见其为人”，需要作者在史料基础上，展开充分的想象与联想，在自己脑海中还原历史人物本来面目，让这个历史人物活起来，呈现在作者脑海中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感性形象，一个鲜活的艺术整体。《史记》中许多人物既性格丰满又主体突出，像孔子的博大深沉，楚霸王的喑�叱咤，陈胜的鸿鹄之志，张良的大智大勇，李广的飞将军神威，乃至滑稽人物的谈笑微中，刺客的亡命报恩……无一不写得神采飞扬。“想见其为人”，不是历史科学所需要的理性分析和推理，而是充分发挥作者的艺术感受，去感知写作对象，去深入到历史人物内心，与历史人物进行心灵的交流。他所感知的是历史人物的个性、气质、情感、品格，特别是感知传主的人生追求。他最善于把握历史人物的神髓，然后以传神之笔写之。他永远只写那些令他感知最为深刻的东西。“想见其为人”，使太史公在为历史人物作传时注入充沛的感情。例如，他在为屈原作传之前，阅读了《离骚》、《天问》、《招魂》、《哀郢》等楚辞篇章，这些楚辞作品把他带进一个缠绵悱恻、忠愤哀怨的情境之中，他是以楚辞的情调、楚辞的文体感为屈原作传。楚辞的内在旋律是一种被君王遗弃而又不改忠心的缠绵哀怨的情感。这种文体特点都被太史公带入《屈原贾生列传》之中，传记的字里行间渗透着浓郁的抒情色彩，写得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其他如《项羽本纪》、《孔子世家》、《魏公子列传》、《李将军列传》、《刺客列传》等篇章，也都倾注了太史公浓烈的情感。“想见其为人”，促使司马迁选择与传主相符的语言风格。司马迁具有随人赋形的语言艺术才能：他太了解自己的写作对象，知道他们是属于哪一类人，于是他就采用与这一类人性格行事相符的文字。例如，《刺客列传》、《游侠列传》写刺客、壮士等激烈的英雄，他就采用激烈的文字；《万石君列传》是写忠孝的人，他用的是温顺平和的文字；《屈原贾生列传》是诗人的传记，他是运用缠绵悱恻的文字；《苏秦列传》、《张仪列传》、《郦生陆贾列传》写雄辩家，他便运用雄辩滔滔的文字；《魏其武安侯列传》传主之间的矛盾是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他便采用平静的叙述文字。不同的语言风格，使传主个性特色更为鲜明。“想见其为人”，强化了司马迁爱奇的审美情趣。爱奇，本是司马迁天生的审美个性，司马迁带着这种爱奇的情趣为历史人物作传，这促使他特别钟爱搜罗中国历史上的奇人奇事，欣赏历史人物超轶平庸的奇瑰言行，并用传奇的笔法展现中华志士的奇风异采，他的许多历史人物传记堪称是中华民族上古时代的英雄传奇。
从中国早期文献的大全、浑沌形态，到《国语》、《左传》、《战国策》的记言记事，再到《史记》典型的史传文学作品，中国史传文学自化生成的轨迹表明，文学并非天然生成，它脱胎于非文学的母体，它是在文史哲不分、政经法混合的母体中一步步地生成，一点点地成长壮大，一层层蜕变，最终蔚为史传文学的壮观。
中国史传文学似乎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越来越趋向于史传文学自觉的线性进化，永无止境地攀登一个又一个史传文学艺术高峰。事实上，以《史记》为标志，中国史传文学在不自觉地成其自身、走向高峰之后，就迅速地僭越史传文学自身，向着历史科学方向遁逸。《史记》以后，虽然有《汉书》、《吴越春秋》等史传著作努力继踵太史公风轨，续写中华志士的壮丽篇章，而这些书确实也不乏酣畅淋漓的精彩传记，特别是《汉书》以笔法精密、章法谨严见长，书中许多汉代人物传记都写得非常成功，像《苏武传》读之令人荡气回肠。但从总体上看，班固经由儒家经学陶铸出来的四平八稳的个性，无法与太史公惆傥慷慨相比肩，班固的才情与气质，也不能和擅长感性的太史公相提并论。在中国学术史上，班马优劣，历来是一个热点论题。如果从历史科学的角度来看，班或可胜马；而从史传文学视点来看，则马远胜于班。在中国史传文学的艺术画廊中，《史记》的光芒是最为耀眼的，它的豪情跌宕的历史人物传记成为史传文学的绝响。《汉书》以下，从《后汉书》到《三国志》再到中国历代封建正史，作为史传文学基本特征的感性因素日益减少，人物功勋业绩的罗列替代了丰富生动的情节叙述，冷静的历史事件记载取代了热情洋溢的描绘，慷慨淋漓的抒情议论让位于折中平稳的史评，历史传记由文学迅速地向历史科学方向遁逸。如果要在《史记》、《汉书》以后的史传散文中寻找富于感性和激情的篇章，那么就只有去翻阅唐宋以及明清时代古文家的文集，他们间或会写出一些精彩的文学传记，不过，无论从质还是从量上来看，后代古文家的文学传记都不能与太史公书相比，他们无法重铸太史公的辉煌。
中国史传文学发生、发展、演变的历程，为文学他化论原理作了一个形象的诠释。我们在研究古今中外文学现象时，一方面可以继续应用感性的情感的文学批评尺度；另一方面应该以辩证的态度正确看待文学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文学哲学化、宗教化、世俗化、神圣化、政治化、历史化等非文学去文学的文学他化现象，破解单一的文学审美向心主义、情感偏执主义及艺术形式主义的牢笼，跳脱文学独立自尊的天然合理思维，从开放的视角多元地考察文学现象。
[参考文献]
[1]栾栋. 文学的疆域――有感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块垒化[N]. 光明日报，2003-01-15.
责任编辑：王法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