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坛是我的“后花园”
时间：2020-05-18 03:32:3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刘进元
我小时候在永定门小学读书。那时学校小、学生多，高年级上整天课，一至四年级只上半天课，另外半天参加家庭学习小组。学习小组的主要内容就是写作业。那时的学生可不像现在的学生，哪儿有那么多作业呀，最多两个钟头就可以完成，其他时间就是玩儿了。
我玩儿的地方主要是以下几个地点：天坛、东坛（也就是天坛的外坛）、天坛医院、护城河边、城墙上、后街，还有西坛（先农坛体育场）。天坛是我儿时的“后花园”，整日介在天坛这座“后花园”里玩耍，不知不觉中，我知道了天坛的建筑为什么都跟“九”有关;知道了回音壁为什么可以回音;知道了七星石为什么是八块石头;知道了为何天坛的建筑都是蓝琉璃瓦，而独独斋宫是绿琉璃瓦……我总觉得，现在的天坛不好玩儿了。这并不是年龄问题。的的确确，现在的天坛没有我小的时候好玩儿了。
天坛是我儿时的“后花园”，我整日在这里玩耍
那时我们进天坛，从来也没有买过票，孩子们进天坛各有各的招儿。归结起来，路径有二：一是“飞檐走壁”，二是“土遁隐形”。天坛的南墙外与城墙之间是外坛——一片巨大的空地，野草连绵，杂树丛生，常能见到野兔和黄鼠狼出没其间。坛墙边长着许多树，我们这帮孩子便在外边顺树攀援而上，踩着四五百年前烧制的琉璃瓦虎步龙行，在墙内再找一棵树顺势而下，这就是飞檐走壁。不知是何人所为，坛墙内外有一些曲曲弯弯的地道，是水泥构筑的，想必不是明朝建坛时的遗迹。空中来去腻了，我们便找一个隐匿在野草中的洞口，潜入地道，时而匍匐，时而弯腰疾走，常会产生一种当“特務”的神秘快感。
天坛里的祈年殿、皇穹宇、回音壁、圜丘台和斋宫，玩得时间长了，不用别人讲，我自己就能领悟到它们代表“天”的神秘与庄严，因此也不和它们多做“亲近”。我较常亲近的是树，不是那些四季苍绿的古柏——它们实在是太粗太大了，而是那些普普通通的榆树、桑树和杜梨树们。春天，榆树枝上长出了一串串的榆钱儿，鹅黄嫩绿，煞是好看。我和伙伴们手脚并用爬上树去，在树杈上一骑，开始撸榆钱儿吃。以现在孩子的标准，榆钱儿绝不是什么好吃的东西，可话说回来，榆钱那股带着春天气息和野味儿的清香与微甜，也是现在的孩子所享受不到的。夏天刚来，桑葚就熟了。天坛里几乎没有白桑葚，都是紫桑葚。我和朋友们等不到桑葚变紫成熟——刚变红，我们一有空儿就“长”在树上吃桑葚。红桑葚是酸甜的，更适合我们的口味，变紫熟透以后就会太甜，吃多了容易腻。当然，我们仍然是骑在树上吃，吃饱以后，才会再摘一些，带回家去，献给母亲，以避免因为上树剐破了衣服而挨打。天坛里的杜梨，熟和不熟都一样不好吃，又酸又涩，但因为它有“味儿”，可以刺激那时我们长时间寡淡的嘴，我们也会硬着头皮吃两个——我至今难忘那种难受的滋味。
在天坛，树上还有各种各样的鸟：黄雀儿、“老西儿”、红靛壳儿、蓝靛壳儿、喜鹊、乌鸦、猫头鹰……我和朋友们，人手一个弹弓，在树林里转来转去，见枝头有鸟，便乱弹齐发。我的弓法不好，从来没有打下过一只鸟。这也并非全无好处——现在每逢爱鸟、护鸟活动，我心里并不十分忐忑。
在诸多“课外活动”里，我最喜欢的是逮蚂蚱。几个孩子一起逮，那简直就是一场比机智、比速度、比体力、比勇敢的较量。蚂蚱分好几种，有土蚂蚱，有“青克楞”，有“挂搭扁儿”，有的会飞，有的只会蹦，大小也悬殊很大。蚂蚱被逮到后，会从嘴里吐出一种液体，有些发黏，让人不好受。在草丛中摸爬滚打一天，迎着五彩斑斓的晚霞，手里提着几串用草茎穿起的战利品，回到家里，交给母亲烹饪——油炸蚂蚱的味儿，真是天下第一！
稍稍长大一点儿后，我就在夏天跟着更大些的孩子学着粘季鸟。季鸟学名叫知了，更“文”一些的说法叫蝉。在“系统学习”之前，我抓季鸟只有一个办法——上树用手捂。用手抓季鸟的成功率非常低。有时，还正在爬树呢，季鸟就飞了;还有时，好不容易爬到能够着季鸟的地方了，它突然发现了你，呲啦一声飞走了不算，还撒下一泡尿来，弄得满头满脸都湿乎乎的。粘季鸟要用胶——到南庆仁堂药铺就能买到原料鱼鳔。在家里的炉子上熬好胶，装到小盒里备用。找一个长竹竿，顶端再绑上一根细细的小竹竿或者木棍儿，再拿一个铁纱做的小笼子装“战利品”就行了。
天坛里树多，季鸟就多，一到盛夏，几乎每棵树上都有。北京城里的季鸟分三种：刚入夏就开始叫的，名字就叫“季鸟”;天再热一些才开始拼命叫、体型比前者大的，名字叫“大麻季”;进入伏天出现的，根据它叫的声音，名字叫“伏天儿”。西山一带有一种季鸟叫起来声音小，而且断断续续，城里面没有见过。粘季鸟的孩子一般都是三五成群，人手一竿。来到天坛深处，在一片蝉鸣声中，大家开始抬头在树上寻找。发现目标，便打开小盒，在竹竿的顶端处抹上胶，然后小心翼翼地用一只手举起竿来，让竹竿从树的枝杈中慢慢上升，达到还在鸣叫的季鸟背后。这时，手要快，让竹竿头儿迅速地向前轻轻一点，季鸟就被胶粘住了。然后，双手捯着收回竹竿，被擒的季鸟正在竿头儿上死命挣扎。把季鸟放到小笼子里，再在竿头儿上抹点儿胶，便又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了。
每次粘季鸟，别人收获颇丰，可我总是粘不到几个。后来才知道原因，那时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做不到眼疾手快。
那时天坛荒草丛生，到处是古砖古瓦——现在说起来，这些都是文物。我就曾经“盗窃”文物回家。在天坛南门外面，我发现了一块四四方方的大砖，上面有砖文“嘉靖五年窑户**造”的字样。我决定把它背回家里去，刻成一个棋盘。那时我只有十岁，几十斤的大砖压在背上，像压着一座山，可我硬是咬着牙把它背到了家中。然而，回到家中，我心里那股想学下棋的念头一下没有了，棋盘便没有刻成，也因此我至今不会下棋。那块砖被母亲派上了用场，用它垫铁炉子，真是再稳当不过了。现在我想，那块大方砖不是用来砌墙，而是用来铺地的，它或许是一块金砖。要知道，天坛的祈年殿、皇穹宇和斋宫里的寝殿也曾是金砖墁地呀！现在我保存着两块蓝色的琉璃筒瓦，应该就是那时顺手拿回家的。一块的背后有一行阳文款识：“十五年敬造”，另一块的款识是阴文的“乾隆辛未年制”。辛未年是乾隆十六年，乾隆十七年曾经重修天坛，提前准备好建筑材料是必须的。
放暑假前，天壇是学生们复习功课的好去处。那时的游人很少，森森古柏像一顶顶巨伞，遮住了如火的骄阳，学生们或是念“ This is a book”，或是读“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或是背诵“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读书声如春蚕咀嚼桑叶。我和朋友们不是爱学习的好学生，到处扔土块，大呼小叫地给好学生们捣乱。现在我心中有一丝丝忏悔——如果那时用功的学生因此而没有成材，我是要负一些责任的。
斋宫是一处独特的建筑，它像一座小城堡，外面被深深的壕沟围着。那个时候壕沟里有很深的水，夏天常常有各种蜻蜓在壕沟的外面飞来飞去。我们或用网，或用蒿草到处追着扑打，时有所获。那时，我们管逮蜻蜓叫“捎蚂蠊”，“捎”要读成“勺”，意思是快速地扑打捕捉。我在这种玩耍当中，得到了许多关于蜻蜓的知识。蜻蜓分好多种，黄色的叫“老黄儿”，红色的叫“红辣椒”，绿色的叫“老仔儿”，蓝色的叫“老钢儿”，灰色的叫“逼灰”，褐白相间的叫“膏药”……“老仔儿”“老钢儿”和“膏药”被抓之后，会挣扎着咬人，甚至能把孩子的小手咬破皮，沁出一点儿血来。正在交配的蜻蜓，一前一后平飞的叫“架排（读第三声）”，一上一下的叫“推轱辘车”。见到“推轱辘车”的蜻蜓，孩子们边挥动着手里的蒿草或网子，边在口中唱着“推轱辘车，呀依呦”，好像这样就能把那两个正在“推轱辘车”的蜻蜓招来似的。
在壕沟的里面，围绕着斋宫四面都有长长的廊子，当年皇帝祭天斋戒，八旗护卫营要在这里宿卫。20世纪60年代初，公园在廊子前面安装上窗户和门，这里成了崇文区少年之家，有阅览室、科技室，还有娱乐室。我在阅览室里看过小人儿书，但更多的时候是在娱乐室里打康乐棋。
斋宫里虽然有皇帝祭天斋戒期间的寝殿，有侍卫和太监住的值班房，可它们不对我们的口味，我们常去的地方是钟楼。钟楼在斋宫的东北角，绿瓦红墙，四角攒尖的顶子，楼中吊着一口巨大的铜钟。钟楼可以随便出入上下，没有人管。见周围没有人时，我们会拿起一块砖头砸向铜钟，然后十分得意地倾听悠长的钟声。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钟楼下搭起了一座舞台，南面摆放了一片灰色的长椅，这里成了露天剧场。我在那里看过无数场电影，印象最深的是法国片子《勇士的奇遇》。片中的几句话给我少年无色的记忆，增添了些许色彩，男主人公方方指着女主人公半祼的胸部说，两座小山中间有一条小河，我要到那小河中去游泳。
看露天电影的可不只是露天剧场一个地方。那时，春夏秋三季，每逢周末，天坛里都有电影晚会，同时放好几部片子。这里的空地多，随便找两棵树，用绳子一拉，就可以挂起银幕。晚饭后，人们踩着夕阳的余晖，花一毛钱进门，找一部自己想看的片子，或坐或站，就可以欣赏电影了。当然，我们这些孩子是不用买票的。虽然公园加强了管理，却挡不住我们“空中”“地下”地进来“看蹭儿”。同时放映的电影一多，多好看的片子也不能把孩子们全“拴”在一个地方——我们这儿看一会儿，那儿看一会儿，结果哪部片子也没看明白。
（编辑·张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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