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困境与报告文学自身特殊性
时间：2020-05-29 03:45:3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刘浏
摘要：近年来，报告文学呈现数量多、精度低的反差，受市场冷遇的同时也面临创作断层、内部文体之争的困境。报告文学的文体价值和审美价值值得反思和重新挖掘。报告文学有着鲜明的文体特殊性，作为知识分子的非虚构写作，报告文学具有时代责任和审美意义双重品格。报告文学的“讲真话”是基于采访、文献、叙事、语言等全面的美学建构。
关键词：报告文学;审美困境;文体特殊性;赵瑜
报告文学存在着问题，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不好看”和“看的人少”，这些问题存在了一段时间。在文学整体式微的时代，报告文学一方面面临着文学外部汹涌的媒介竞争、娱乐至死和审美异化，一方面又要处理文学内部的文体之争和创作断层。“近年来，我们的报告文学作品成上升趋势，但是，好的作品少。”①长期担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的何建明，直言报告文学数量多但佳作少的情況。
大量的、不好看的作品鼓胀着报告文学，呈现出体量大、精度低的反差。所谓“不好看”的作品，大多只做了“写什么”的动作，却未能完成“怎么写”（“怎么写好”）。由作品“不好看”，导致读者群疏离，尤其是青年受众不主动选择。据笔者观察，读者在选择读物时，报告文学远远少于小说、散文等其他文学作品;在文学研究者中，专门从事报告文学研究的学者数量也远远少于其他文体，尤其是中青年研究队伍缺乏。从什么时候开始，报告文学陷入尴尬境地？曾经盛极一时的报告文学，在当下的文体价值和审美价值究竟是什么？
一 审美价值：知识分子的非虚构写作
2010年，《人民文学》开设非虚构栏目，“希望由此探索比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更为宽阔的写作，不是虚构的，但从个人到社会，从现实到历史，从微小到宏大，我们各种各样的关切和经验能在文学的书写中得到呈现。”②有学者认为“非虚构”写作从一开始就自觉地警惕三种陷阱：“一是传统文学的纯粹‘虚构式的写作，二是以‘事件为中心的新闻式写作，三是传统的‘报告文学写作。”③又有人认为“‘非虚构文学与‘散文或‘报告文学有天然的亲缘关系;但是，因‘非虚构文学作为叙事文类的面貌出现，又往往被研究者斥于散文与报告文学领域之外。”④本文笔者不赞同对非虚构的窄化处理，认为报告文学属于非虚构文类，但与其他非虚构文体有不同，具备文体的独特性。报告文学创作的非虚构性，强调的是对客观事件的真实、主观情感的真实、以及意义真实的追求。前两者是报告文学摹写和反映现实的方式与路径;追求时代性、政治性、社会性是报告文学创作的目的，这是报告文学区别于其他非虚构文体的关键。
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是狭义的非虚构性，对于非虚构性的建构和实现方式的要求相对严格。它不允许以完全虚构、想象、象征等创作手段进行对现实的摹写和再现，而是以描摹现实本身——再现客观真实、情感真实、意义真实等完成文学创作。报告文学创作的非虚构性表现在手段、目的以及可被检验等方面。报告文学的创作手段是还原真实。有学者曾言，“完全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和战斗力的源泉”，“报告文学不仅不能虚构、夸张，连气氛的渲染，心理活动的刻画，生活细节的描绘都要真实，而不能‘虚加练饰，轻事雕彩，任意虚拟”。⑤报告文学写作“七分采，三分写”，采访的必要和重要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尤为凸显。作家深入实地了解情况，采访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确保事件的非虚构性，就连地名、人名、所说的话等微小的信息都要保证准确。对报告文学作品的审查更是严格到要求文本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要查有其实、证据确在。这使得一些以非虚构为主体的文学作品，但是因为其中存在无法核实的信息、或是与真实有偏差的情节、哪怕是包含被杜撰的人名或地名等被排除在了报告文学范畴之外。
报告文学创作的确是高难度写作，比起费尽心力采访、反复核查信息真伪，作家的智慧和勇气更需被重视。“知识分子，理应坚持独立思考，科学分析，独立观点，独自语言，独立表达，笔下流出的是真实的事，发自心底的话。写作真正的报告文学，的确难度较大，良知则要求我们不能绕开问题走，要迎着问题上，把人们要知道的问题、死疙瘩写深写透，敢于碰硬，直面真相。”⑥正如赵瑜所言，报告文学作家应当有力地关切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写《马家军调查》时，赵瑜不是去猎奇、揭秘，而是调研那支辉煌战队“兵变”的深层原因，以警示后人。文章发表十年后，当年编辑过这部作品的《中国作家》杂志社回忆道，“这部以马家军的辉煌与悲怆为题材、长达四十余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马家军调查》，是颇具风险的作品。……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记者、作家由于质疑了金牌的背后，遭遇风波者屡见不鲜。体育界的某些朋友，他们在收获体育金牌的同时，也收获了野蛮，收获了好大喜功，有的甚至收获了瞒上欺下，收获的文化品位的低下，养成了极不健康的思维定势。”⑦在写作《寻找巴金的黛莉》时，赵瑜更是将“作家报告人生，报告社会，报告上世纪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之命运”视作“职责”，“本来，我们为研究界保护和公布这批书信，无疑是任何一位晚辈作家应该做的，因为我们热爱巴金。但是，仅仅如此还很不够。追索巴金以及上个世纪的读书人或旧知识分子们，在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走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问题深远而又现实，似乎更加重要。”⑧
报告文学具有知识分子写作传统。晚清，当报纸登陆中国时，报告文学便初具雏形，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具备了报告文学文体基本特征。“五四”时期，报告文学在题材和内容方面均有突破，伴随着“散文文体……‘自我表现置换‘文以载道的散文核心理念”，实现了“人学”归位。⑨20世纪30年代和80年代是中国报告文学史两个辉煌的时间段，尤其是后者。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在文学的感性与客观社会中间找到了知识分子写作的平衡点——更加开放题材的选择和高度融合文史哲的理性精神。
报告文学的知识分子写作，不仅是具有较高知识水平人的文学创作，更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的表达。在人类智能已被普遍开发的时代，知识分子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辨别知识真伪、传播真知、批判虚假和恶意、反思历史与社会等。深受此影响，也是对报告文学知识分子写作的继承。赵瑜与胡世全花费近五年的时间深入荆楚，明察暗访，写出的兼有田野调查和纪实文学之作——《革命百里洲》。赵瑜在宜昌书店发现了杨尚聘的《在水中央》，后对其进行深入采访。杨尚聘是百里洲人，也是当时宜昌日报社的社长，对百里洲熟悉也是有文化积淀之人。采访杨尚聘是赵瑜和胡世全进入百里洲历史的第一步。在杨尚聘的推荐下，他们又采访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百里洲当书记的江诗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书记的李国甫、陈宏灿。之后，又一次到百里洲，他们在那里住下，采访了村民、企业、乡镇领导等，对百里洲的农业、农村、农民进行实地调查。作家扎根于写作对象，多次去百里洲，最长住了一个冬天，最短时也住过一两个月。岛上经济萧条，人员往来较少，冬天没有暖气，阴冷得令人受不了。作家往返于各村之间，接触百姓数百人，尤以老年人为多，因为在赵瑜看来，这些老年人都是“活档案”“活历史”。基于对现实人物的采访，以及大量的查阅和阅读文献，《革命百里洲》历时五年，不仅呈现了关于中国农民在土改以前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回叙，而且写了长江农民的现代命运。历史与现实的勾连，是从一个个个案的挖掘和展演开的，而这每一个个案都是基于作家的调查、采访、查证、核实而来。
《革命百里洲》获得鲁迅文学奖的评委评语是——地处湖北长江中的百里洲，在中国的乡村文化和农业历史中具有特殊典型的意义，对这方土地上乡村历史文化的演变及农人生活命运的历史现实表现，对于深入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现实的乡村农人生活命运，会有很好的参照和帮助。作者历经五载甘苦，通过仔细深入的田野调查，对这里曾经发生的变化、政治、商业、农业乃至军事活动进行了非常个性和十分文学化的描述。在一种历史生活的接近过程中，用心地思考和找寻着现实乡村及农民的出路，思考严肃，意旨深沉，是现实视角下的历史，是历史的现实延续。自觉的问题意识和对于表现内容的个性追求，使《革命百里洲》在文学表现方面具有明显的创新和“革命”意义。章回体结构叙述和书话语言的运用，将深沉、丰富的内容通俗化，使包含残酷争夺、人性、人道、情感和土地权利、人物命运改变等等内容的描写更让人容易理解接受。《革命百里洲》持民间立场，绘制峡江农村历史现实生活画卷，堪称报告文学力作，当今书海一部奇书。其中，对于这部历史题材报告文学创作的定位——“现实视角下的历史”“历史的现实延续”——点明它在解决“历史与现实”的时间问题上的巧妙之处，也证明了作家解决在场矛盾的较强能力。
二 双重品格：时代责任和审美意义
报告文学具有鲜明的文体特殊性，它在历史与社会的坐标轴间定位时代。报告文学的题材多是重大的、重要的和问题导向的，不仅包括重大政治历史事件，还有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方针与措施，不仅记录科学技术的历史性突破，还有突发事件的全景书写。与个人书写表达作个体的情感和思想不同，报告文学创作是作家书写集体、为集体书写。报告文学创作绝对不是自言自语，也不是抒发小情绪。报告文学创作是面向人类、面向世界的——向前面对悠久的历史，向后面向无尽的未来，朝向最广泛的人群。报告文学作家不是为了满足自我抒情的需要，而是要为集体著书。基于此，报告文学应追寻开阔和深刻，因为从创作之初，报告文学作者就要做好接受检验的准备——既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又要经得起人民的检验。
只是为了“完成任务”的写作，是很难能令读者产生“紧张而快乐的阅读”体验。“现在的作品，无论纪实的所谓报告文学，还是虚构的所谓小说，最缺乏的，就是这种撄动人心的力量。有的作家不仅缺乏发现有价值的叙写内容的眼光，而且还缺乏叙述故事和描写细节的能力，所以，读他们的作品，就难免有沉闷甚至受虐一样的感受。为文不作媚时语，这话说说容易，做到很难。然而，赵瑜做到了。在当代的报告文学作家中，能够与市场和媒体等异化力量，保持适当的距离和清醒的反思姿态者，似乎并不很多。”⑩
赵瑜借巴金写给山西少女赵黛莉的信，在文中也谈了报告文学“被看”的问题：
以巴金为例，他同样是位“五四”以来纪实文学写作大家、成就了大量优秀作品。但我们只选取他上世纪五十年代写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和《生活在英雄们中间》等抗美援朝时期的文本，对他晚年写出的《随想录》评价亦高，被誉为“一部讲真话的大书”——却从来不去研究巴金曾经站在其他“主义”立场上，呕心沥血，为中国现当代纪实文学的早期开拓，做了哪些贡献。人们似平这样认为：他们那种革命失败了，还有什么可说？简单考察一下，巴金先生在创作前期的非虚构写作是其大项，成果令人惊叹。早在1923年，巴金就以著名无政府主义者为主人公，发表了《大杉荣年谱》，稍后完成《柏克曼传记》，1926年接连撰写了《俄国虚无党人的故事》和《法国虚无党人的故事》，此后结集出版《革命的先驱》一书……，同时期为《新女性》杂志撰写《妇女解放的悲剧》……
很可惜，巴金此类作品以及更多作家的早期非虚构文学，只因其立场观点与后来的主流评判存在种种差异而被整个研究界忽略、抛弃了！尽管此类作品精彩纷呈，为数众多。11
报告文学创作的多样性让人联想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女作家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我是女兵，也是女人》。这部作品从叙事精巧度上看，不属于最强行列，但其受到广泛阅读和关注，也是因其“与众不同”的创作方式——质朴到连一个形容词夹杂在里面都显得多余。
三 “讲真话”的美学建构
有一种观点认为，读者选择报告文学不是为了追求艺术审美，而是因为能从中获得新闻以外的更多信息，在他们看来，报告文学不必特别强调文学性。评论家雷达说：“纯审美的幻想是不切实际的，报告文学的本质特征乃是它的‘报告性，也即：非审美性是它的主要方面，审美是它的次要方面。报告文学是一种边缘文体，它的大半个身子在新闻，只有一条腿跨进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学。非要它把整个身子转而倾向纯文学，那不是成全了报告文学而是断送了它的前途。”12
报告文学的审美与报告文学的功能并不冲突。报告文学创作有明确的写作目的——书写时代、反映现实。审美意义，是文学乃至一切艺术都应追求的，报告文学理应将审美作为其文学性的一部分。报告文学的写作目的回答“为何而写”，而审美价值则是衡量报告文学“写得怎么样”的一个指针。笔者认为，审美性是报告文学作为文学文体天然具备的，也是值得追求的。所谓美，可以有诗意的美、散文的优美、小说跌宕起伏的变化之美，也包含像《我是女兵，这是女人》朴素的美、《谁是最可爱的人》鼓舞人心的美、《哥德巴赫猜想》催人奋进的美。
龚举善分析新时期的报告文学文本后说，“报告文学的审美对象以非虚拟化的‘真给人以信赖感、参照感，又以其‘新诱发作家和读者的审美好奇心和探究欲。这样，它的‘热浪与‘红火就有着美学上的合理性与必然性……新时期报告文学在塑造形象方面显示出了惊人的笔力，一切有利于性格摹绘的方式方法都被派上用场，以图写出人物的先锋性、时代感和立体面。”13试想，假如新时期报告文学作品不具有这丰沛的审美力，就不会受到那么多读者喜爱，更不会以辉煌的姿态进入当代文学史。
回到文章最开始说到的，现在很多报告文学并未能让人感受到美，不是说写作对象不“美”，而是作家没能把它写得好看、没能把写作对象真正的美写出来。我想以《寻找巴金的黛莉》为例，试图说明报告文学的审美性是需要作者精心组织和构建的。那些只经过简单采访，就把收集到的素材简单复述出来的文字根本不能称为报告文学，更何谈美。《寻找巴金的黛莉》至少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我”（作者）在古玩收藏市场意外发现了巴金早年写给一个叫黛莉的少女的信，跨越七十年的历史，由“我”去追寻这七封信的主人赵黛莉是作品的叙述逻辑。追寻的过程充满了悬念、惊喜、失望、峰回路转、巧合等等，如小说般情节曲折、扣人心弦。“追寻的历程”作为叙事主线，“我”也像侦探般进入到本与我无关的历史故事中，探案的过程伴随着关键人物古董商的离奇死亡、找错當事人、好友巧助力提供新线索、辗转多地顺藤摸瓜等等。这个层次的美就像陈晓明所言，“写得平实纯净，淡雅幽深，只是渐渐透出苍劲之力。那种曲折跌宕，峰回路转，悬疑四伏，锱铢必较的叙述走向，把故事推向社员的历史情境，引人入胜，却也令人扼腕而叹。”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