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间成为“城里人”的农民们
时间：2020-08-08 03:54:5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何国胜
3年来，韩彬没在县城里的楼房住过一天。
那套92平的房子到手只花了1萬多元，这是易地扶贫搬迁带来的巨大“优惠”，代价则是拆掉农村的老宅，宅基地复耕。
这本是白纸黑字写明的事，但韩彬们一直对此无法释怀。
“做了个错事”
韩彬老宅被拆的那天，一些画面依然很清晰。
两根从正房拆下来的巨大梁柱交叉躺在地上，周围是一片混乱的碎瓦乱石。
他和妻子带着两个不满7岁的孩子搬运满地的碎砖块。蓝色大门放在一边，院子中间的牡丹花开得正艳。
西边一堵残墙上还贴着“幸福美满”4个字，那曾是他和妻子的婚房。
韩彬是甘肃省临夏县韩集镇某村的建档立卡户，今年26岁。2017年他们配合了该地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这意味着放弃农村老宅，进城生活，住了几代人的老宅将会被平整成耕地。
3年前，村干部告知他，政府有一个面向贫困户的易地搬迁项目，他们只需交1万元钱，就可以在县城拥有一套住房。考虑到孩子以后的教育和出于对城市生活的好奇，他们家欣然接受了这套房子。
“当时没有人告诉我们要了这套房子后农村的老家会被拆除”，韩彬告诉南风窗，这是办完手续后才被告知的，此时的说法也是无法确定拆不拆房。
韩彬没当回事，总以为住了几代人的房子怎么可能说拆就拆。等到房子被拆时，他忽然意识到“这算干了个坏事”。
同样想法的还有同村的宋强，他家是该村另一建档立卡户。跟韩彬不一样的是，他家在县城的楼房是2015年他自己贷款买的商品房。
当时儿子要结婚，女方要求必须在县城有房，为了儿子，宋强想尽办法买了那套房。但还没等到交房，儿子就离婚了。
“2016年2月份的时候，村干部把我叫去说有件好事，说像我们这样经济困难的家庭，国家免费在县城给一套房子。”宋强说，当时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他把自己买的房子变更成了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的房屋。“当时他们没有提任何要拆除老家房子的事，到了2017年就有人开始传会拆房子的话。”
之后村里开会的时候，村干部依然告诉他们目前无法确定房子到底会不会被拆。“当时我们还有人问他们，拆不拆给我们一个实话，真要拆的话我们把房子或钱退回去，没有人希望自己老家被拆。”
2020年5月，宋强的房子被拆除，他背着家人偷偷哭了一场，但对整个拆房过程都异常配合。
吴平当初也是考虑到儿子以后的婚事而接受了县城的住房。他家距县城有20多公里，起初并没打算要这套房子，但母亲说：“你有两个儿子，以后还要面临分家和结婚的事，你没个房子怎么办？”
吴平接受了这套住房，但房屋被拆后母亲却后悔不已：“要是早知道老家会被拆，我宁愿被砸死也不愿意要那套房子。”
吴平的母亲今年84岁，在老房子里住了大半辈子。“她看着难受，不愿意呆在家里。”吴平说，拆房子那几天，母亲总是躲到离家比较远的地方，很晚了才回来。
“当时没有人告诉我们要了这套房子后农村的老家会被拆除”，韩彬告诉南风窗，这是办完手续后才被告知的，此时的说法也是无法确定拆不拆房。
其实，老人家最难受的不是拆房那几天，而是接到通知等待拆房的那段日子。“自从来了通知，我每天都很焦急，老怕他们第二天就来。到了后来，我就盼着他们早点来，早点把这房子拆了，让我少受点煎熬。”
“咋可能让你白白得一套房”
项目实施时，拆不拆房子说法模糊，这是搬迁的贫困户们的心结。
此外，还有不少人反映，刚开始政府承诺会给搬迁户留2～3间生产用房，最后却全部拆除，让农户们觉得自己受了欺骗。
宋强的大哥告诉南风窗，他从一开始就看穿了这件事。“免费给你房子，那肯定有别的打算，咋可能让你白白得一套房？我当时就觉得肯定会拆老家的房子，所以我没要。”
他说，当初他兄弟和其他人决定要县城的房子时，是签了宅基地复耕协议的，协议上面写明了参与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后，在老家的宅基地要复耕。
然而韩彬称自己基本属于文盲，根本不懂什么是复耕协议。而包括宋强和吴平在内的更多人其实也看到了复耕协议，但在从众心理和侥幸心理的作用下签了名。
临夏县韩集镇分管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副镇长韩国强告诉南风窗， 2017年开始，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一直都是跟群众面对面地讲明了“拆旧复耕”的情况。通过大量的谈话和解释，参与该项目的贫困户都签署了“拆旧复耕”协议，不存在群众所反映的模糊回答和不兑现承诺问题。
但他也表示，不排除有的村干部在工作中存在不细致和不到位的情况。
关于先期承诺留2～3间生产用房的说法，韩国强予以否认。“按照‘拆旧复耕协议和国家相关政策，留下2～3间生产用房既不符合规定，又无法达标。”
韩国强坦言，在整个“拆旧”过程中，他们必须做到“全拆”，但也坚决没有强拆。“十三五”以来，韩集镇共搬迁贫困户98户，目前已拆除60户，另外38户抵触情绪较重，目前仍在做思想工作。
宋强的情况比较特殊，韩国强说，按照国家扶贫工作规定，贫困户的债务负担每月不能超2500元。宋强这样的通过按揭贷款购房的贫困户，超出了这个债务负担红线，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政府将其住房转为安置房。
房子拆掉后
老家被拆除后，韩彬在同村租了几间屋子。虽然在县城有房，但他们不愿意住进去。最大的困难来自母亲。
韩彬父亲在5年前去世，母亲是个聋哑人，精神上也有一些问题，基本处于一种半自理的状态。如果搬去县城的话，等韩彬夫妇出去务工，不仅两个孩子无人照料，韩彬母親也无法自理生活。
因为她根本无法使用楼房里的现代化厨具，带电的东西也不敢让她碰。若要去县城生活，韩彬妻子只能全职在家照顾老人。“这样的话，我一个人的收入维持不了在县城的开支。”
城里处处都要钱：一年1000多元的物业费、2000多元的采暖费……甚至他们每天吃的面和馍也要花钱购买，而在农村，都是自给自足。
韩彬在老家还种了几亩地，现在房子拆掉了，地却扔不掉。县城离韩彬老家近十里地，“住在县城照看庄稼很难，而且等夏收的时候，庄稼都不知道收到哪里去”。
“自从来了通知，我每天都很焦急，老怕他们第二天就来。到了后来，我就盼着他们早点来，早点把这房子拆了，让我少受点煎熬。”
他曾恳求村委会允许他建两间彩钢房便于务农，但村里没有同意。“我当时还赌气说，到时候我收了粮食就晾在你们村委会的院子里。”
宋强面临着同样的难题。搬进县城后，一边是开支增加，一边是收入减少。
儿子离婚后不久，宋强就中风了，左半身的僵硬，他们家原有的两个劳动力变成了一个，儿子外出务工所得成了他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宋强更担心的事情是在将来。
“我们去了那里，就像是头上被敲了一锤子，感觉头晕、闷得不行。现在儿子还没结婚，将来结婚后住在一起，他们要是嫌我们脏，我们还能去哪？”
宋强说，如果给他们留几间屋子，他跟妻子住在农村，让儿子他们住在县城，这样就能避免一家人因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而产生的矛盾。
跟韩彬一样，宋强也种了几亩地，还养了两头牛。为了务农和养牛方便，房子被拆后他把牛寄养在兄弟家的牛棚，自己和妻子住在牛棚旁边一间狭小的守棚屋中。
舍不得的庄稼
搬去县城后，住所和耕地的两地分离是扶贫搬迁的农户们目前面临的最突出的难题。
这些被迁移的农户，大多来自离县城较远的山村。韩彬和宋强家是离县城最近的迁移户，但也有5.3公里，而吴平家距县城有20公里。
韩彬和宋强回村干活儿，可以坐公交到附近，再走过去，单趟半小时左右。吴平回家则没有公交车，逢集才有直达的车，其余时候就要绕行，单趟至少需要1个小时，并花费最少7元的交通费。
吴平家在老家搭了帐篷，妻子、母亲和小儿子住在帐篷里，负责照料庄稼，吴平和大儿子平日里外出打工。这两天因为夏收，吴平从外地回来，跟妻子和母亲等一起挤在帐篷里。
夏收时节容易出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熟透的小麦会因被打落穗头而造成减产灾害。这种时候待在县城让他们无法安心，而吴平母亲的不安比他们都强烈。
在儿子还没回来的时候，84岁的她按捺不住焦虑，自己跑去割了半天小麦，近傍晚的时候遇上雷阵雨，回家时早已淋了个透。
为此，吴平和孙子批评了她一番，但她只回了一句：“庄稼熟了，我能坐得住吗？”
搬去县城了为什么还要种地？吴平说：“农民不种地那还叫农民吗？”
跟吴平同村的小伙何艳兵认为，种地能减少他们在县城生活的开支。“你在家里种几亩地，最起码你不用买面、买油和土豆，平时还可以种点菜。”
何艳兵说，他们家里还种着12亩左右的田，今年光小麦就种了6亩，其他还有油菜、土豆和玉米等。
城里处处都要钱：一年1000多元的物业费、2000多元的采暖费……甚至他们每天吃的面和馍也要花钱购买，而在农村，都是自给自足。
何艳兵平常也在外务工，这两天因为夏收回了家。自从他们老家拆除后，他和父亲外出，妻子在县城一个餐厅当服务员，母亲带着孙子住在老家搭的帐篷里，偶尔也去他妹妹家住，爷爷住在县城。
跟他母亲不一样，他爷爷喜欢住在县城，因为在那里他不用每天喂猪、干农活儿，每天出去遛弯、看看其他人打牌就觉得很舒服。他很适应县城的生活，虽然以往的炕换成了床，但他不觉得有什么不适。
但何艳兵的母亲对无法继续养猪的事不能释怀，因为“不养猪后，我们家的收入就减少了”。而不能再养猪，迫使母亲更加坚定了要坚持种田的想法。“收入已经减少了，不能再增加开支。”
额外的担心
当种田有了额外的意义和功能后，何艳兵母亲反而多了一份担心。
她害怕过段时间，不让他们种田了怎么办？因为她听到有人在议论，易地搬迁户的农田将被收回。
跟同村别的妇女坐到一起时，她总会问大家：“明年还让不让种了？让种的话今年要把地犁了，不让种的话就不费那个辛苦了。”
没人能答得上来，大家只说同一句“再不知道（谁知道呢）”。
出于异地务农的不便和对老家的留恋，何艳兵希望政府允许他们在老家建几间生产用房，既方便务农也好让他们有进有退，在城市生活不下去时，还可以退守农村。
何艳兵的母亲也想有几间生产用房，她更喜欢生活了几十年的农村。“如果能有几间房，我還是愿意住在农村。”她告诉南风窗，虽然政府在县城给了他们一套房，但因为没有房产证，她觉得那房子并不是属于他们的，她担心有一天突然不让住了，又该去哪里？
离了根的他们，总有些不安感，以至于有些流言开始在扶贫搬迁群体中传播开来：搬到此地的贫困户以后会被迁移到新疆、酒泉等人烟稀少的地方。
何艳兵母亲相信有这种可能性，一是因为房子没有产权，二是她记得当初交房子的时候政府工作人员曾告诉他们，不要把房子装修得太好，她觉得这是个暗示，暗示他们不会在这住太久。
“搬得出，稳得住”
“搬得出，稳得住。”这是易地扶贫搬迁的关键所在。“搬得出”容易实现，而“稳得住”却是一件难事。
贫困户进城，必然要面对陌生的环境和更大的生活压力及额外的开支。此时，促进他们融入新的集体和解决就业问题，就是紧急任务。
之所以有很多像韩彬、吴平一样的贫困户在自己的老家被拆除后，仍然以各种方式留在农村，根本原因还在于他们没有一直在城市生活下去的底气。
记者在临夏县扶贫搬迁安置小区惠民嘉苑了解到，当地政府为了增加小区的集体认同和归属感，先后举办了文艺晚会、拔河比赛和流动观影等一系列活动。
2020年7月18日晚，记者来到惠民嘉苑附近，看到惠民嘉苑一期和二期的主干道两边全是摆好的地摊，摆卖着各种小物件和生活用品，路上挤满了人，一幅市井气和烟火气十足的画卷沿着主干道由北向南铺展下去。
记者随机询问了几个摊主，有两个恰好是刚搬来的贫困户，他们告诉南风窗，这个夜市摊是由政府划定给他们的，每个人都有固定的位置，主要面向搬来此地的贫困户家庭，是为了增加他们的收入而采取的措施。
此外，韩集镇副镇长韩国强告诉南风窗，政府方面目前正在统计宅基地复耕和贫困户搬迁的资料，针对他们的就业保障问题，已经计划了分配蔬菜大棚和提供100余辆免费出租车的方案。
韩彬、吴平和何艳兵等也表示确有此事，但他们都不以为然。
核桃、果树、杏子树都结了很多果，今年是个丰收季。何艳兵看了看满树的果实，随口说了一句：“老家都没了，果实结得好有什么用？”
韩彬告诉南风窗，计划给他们分配的蔬菜大棚在距离县城37公里的另外一个乡镇，他觉得这有些荒唐，距离相差那么远，平日的种植和维护怎么进行？
吴平一家也觉得不现实。“要是家里没老人孩子还能考虑，不然你跑那么远种菜，家里面谁管？”
对于提供免费出租车的措施，何艳兵觉得这跟去几十公里外种蔬菜大棚一样不现实。“双城（县城所在地）那么小，还没多少人，哪有人坐出租车？”
临夏县县城所在地双城原是一个村子，后来因县址迁移而成了县城。经过近6年的建设，城区整体形态已基本完备，但整个城区面积不足5平方公里，南北不足2公里，东西2.3公里左右，常住人口不足2万。城区内没有环行的公交车，只有两条开往市区路过城区的公交线路。
韩国强说，虽然目前规划的蔬菜大棚的确距离较远，但也有灵活措施：有条件去经营的群众可以自己独立经营，没有条件经营的群众可以申请托管经营，然后自己领取分红便可。
韩国强还建议，苦于异地务农的群众可以将自己在农村的土地流转，从而收取租金。
另外，关于房子产权问题，韩国强表示贫困户所住房屋性质为廉租房，贫困户拥有70%的产权。经过几年发展后，如果贫困户经济能力允许，可以购回剩余30%的产权。但具体的操作细节和时间问题还要等县上做统一安排。
根据临夏县政府网站介绍，临夏县是国家六盘山片区集中连片特困县和“三区三州”政策扶持重点县之一，全县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村116个（省级深度贫困村67个）、建档立卡人口29760户13.73万人、贫困发生率为38.95%。经过几年的扶贫工作，剩余贫困村19个、贫困人口2699户8011人。韩彬、宋强、吴平和何艳兵他们，就是这串数字的一部分。
这几年临夏县有2329户11321人通过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离开农村进入城市，这也意味着有2300多户老宅被拆。
7月19日下午3时许，在何艳兵老家采访，他带记者去摘他们自家的杏子。核桃、果树、杏子树都结了很多果，今年是个丰收季。
何艳兵看了看满树的果实，随口说了一句：“老家都没了，果实结得好有什么用？”
（文中受访的农户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