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城市规划设计方案构图中的机场元素

欧阳杰

摘要：近代的南京、塘沽、青岛以及上海等城市中心区规划方案先后尝试过将机场元素纳入城市设计构图中的端景或对景，而这些规划方案主导者的航空背景或从业经历往往是其规划的思想源泉。对不同时期近代城市规划方案纳入机场元素的对比结果表明：一方面机场的规划布局逐渐成为我国近代城市规划方案寻求现代化目标的象征和显示发展水平的标杆；
而另一方面，将机场纳入城市中心的构图主题，反映了日伪时期沦陷地城市规划方案所衍生出的现代主义建筑风格和法西斯主义建筑风格的变异，且这些方案沦为日本侵略者强化威权统治的政治军事手段。

关键词：南京《首都计划》；
近代机场；
航空交通；
近代城市规划；
现代主义建筑

航空交通是近代新兴的交通方式，机场则是近代航空交通方式发展的基础平台和先决条件。以1929年美国著名建筑师墨菲及市政工程师古力治主持编制完成的南京《首都计划》为先导，上海、天津、青岛等地纷纷将机场规划建设纳入各自的近代城市规划方案之中，新建机场计划随之成为近代城市交通发展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铁路车站一样，一些近代城市中心区的规划方案尝试将机场纳入城市设计构图中的端景或对景，由此体现了机场在近代城市规划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借以彰显近代城市的现代性和先进性。

一、机场纳入近代城市规划之中的因素分析

机场之所以能够成为近代城市中心区规划中的重要构图元素是基于以下前提因素：早期的机场为无跑道的小型机场，场面非圆即方，其规则图式及天然的开敞广场特性适合作为城市对景；
近代机场距离城市近，具备纳入城市设计主题的区位条件，虽然其始终被布置在城市中心区的边缘；
航空表演曾是大众热衷参与的活动，航空交通则为民众广泛关注的新式交通方式，而飞机场更是演进为城市现代化的象征符号。基于上述因素，机场成为不少近代城市规划方案中的构图主体。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城市规划构图中的机场元素应用实例

（一）1929年南京《中央政治区图案》竞赛中的机场对景方案

1929年1月启动编制的南京《首都计划》，拟将国民政府的中央政治区布置在紫金山南麓、明故宫以东，并将中央政治区以南的红花圩地区选为“特别飞机场”场址，该机场在和平时期主要服务于政府人员，战时则可作为军用，《首都计划》认为该场址为“军用飞机场，适在其南，兵营又相接近，调遣灵活，殆无复加”。红花圩飞机场距中央政治区南部0.7千米，距第一期拟建的政府建筑2.5千米，预留机场场址为长宽约1200米x1000米的方形场地。《首都计划》统筹考虑了紫金山南麓的中央政治區选址方案与红花圩机场的选址方案，这在中央政治区设计竞赛中所提交的官方背景设计方案得以充分体现。

1929年8月，在“首都中央政治区图案平面图”国际设计竞赛中，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的建筑师黄玉瑜（Wong Yook Yee）和朱神康设计的第一号方案和第六号方案均获第三奖（第一、二奖空缺），这两个设计方案都采用“南北中轴线+放射线+方格网”的路网组合，体现巴黎美术学院派几何构图手法和中国传统中轴线设计手法的融合，所有官式建筑均采用“中国古式”建筑风格，且都罕见地以航空署建筑及其附属的红花圩机场作为中央政治区中轴线正南端的对景，与地处中轴线北端、中央政治区最高点的国民党中央党部遥相呼应。第一号方案一反以铁路车站作为构图中心的近代城市设计常见做法，由北向南依次布局中央党部区、国民政府区和中心广场之南的五院及各部区，行政院地处本区的正中，其以南的中央轴线则为航空林荫大道，可直达正南端的航空署建筑及其以南的大型圆形飞机场，该大道两侧则配置军政、海军二部（图1）。第六号方案主体采用“十”字轴总平面构型，与第一号方案略有不同的是，其南端对景为呈飞机平面形状的航空署建筑及其矩形用地的“航空站”（图2）。获得佳作奖的董大酉和费烈伯第九号方案及朱葆初第七号方案均未纳入飞机场，值得一提的是，董大酉设计的上海中国航空协会飞机状建筑平面与第六方案中的航空署飞机状建筑平面有异曲同工之处。国都处建筑师设计的中央政治区方案航空主题特色明显，呼应了《首都计划》在中央政治区南部预留的红花圩机场选址及其功能定位，中央政治区的圆形或方形机场的端景设计和《首都计划》中的机场选址布局实现了有机的统一，体现了近代城市设计方案与城市规划方案之间的融合对接。

（二）《首都中央政治区图案平面图》竞赛方案获奖者的航空背景分析

国都处建筑师黄玉瑜和朱神康联合提交的《首都中央政治区图案平面图》第一、六号方案均敏锐地纳入了航空主题，显然受到同属南京《首都计划》编制团队的美国顾问、市政专家古力治的影响，毕竟古力治是美国都市计划运动领军者，也是美国早期城市规划界少有的对机场有专门研究的交通专家。黄玉瑜（1902-1942）是广东开平人，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代建筑师，他早在1925年便获得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学学士学位，毕业后进入波士顿CSBA建筑师事务所工作，1929年应南京市工务局局长林逸民等人邀请回国，出任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技正，协助墨菲和古力治编制《首都计划》，主要承担建筑绘图工作。值得关注的是，黄玉瑜在抗战期间再度与航空业产生交集，1938年年底，黄玉瑜因日军入侵广州而放弃广东省立勃勤大学建筑工程系的教职，毅然奔赴云南瑞丽的中央雷允飞机制造厂，负责厂区的建筑设计工作。1942年5月，黄玉瑜在云南保山因遭日机轰炸受伤后殉职。

（三）1935年《青岛施行都市计划方案（初稿）》规划图中的机场元素

除了机场与城市中心区设计的构图关系之外，近代机场还有纳入城市规划局部构图中的应用实例，如1935年1月青岛市工务局编制的《青岛市施行都市计划案（初稿）》，该方案将青岛各类城市用地分为港埠区、工业区、商业区、住宅区、行政区和园林区等六大类。行政中心设置在整个城市的几何中心，并计划在浮山所、沧口与李村交汇地等处设3个小型商业区。在对外交通规划方面提出青岛应水陆空分途并进，其中空中交通则以1933年1月建成的沧口机场为近期之用，计划塔埠头东南沿海一带为将来之大飞机场，团岛附近则辟为水上飞机场。根据初稿中提出城市重心北移的设想，《大青岛市发展计划图》的规划范围由此向北拓展至沧口、李村。沧口地区以行政区为核心，其西边为沧口车站和工业港，东边则为住宅区，而商业区、住宅区和机场三大功能区构成南北向轴线关系，其中地处住宅区和工业区之间的沧口大瓮窑头东一带为小商业区，地处南部轴线端点的沧口机场采用斜角交叉跑道构型，与南北中轴线对应。整个沧口地区采用“干道包绕式”或者“细胞式”（内部自成网络）的路网结构。总的来看，沧口地区由德占时期青岛规划（1910年）以大港为中心的布局方案规划转型为《大青岛市发展计划图》中以工业港、沧口机场为双中心（1935年）的布局方案（图3）。

（四）1948年《塘沽新港工程计划图》中的机场构图元素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8月，在（天津）新港港湾局基础上成立的塘沽新港工程处改组为国民政府交通部塘沽新港工程局，该局绘制了《塘沽新港三十五年四月接收时概况图》等系列图纸，其中的《塘沽新港工程计划图》是塘沽新港三年建设计划和扩充塘沽市区计划的合并图（图4）。该规划由塘沽市中心引出若干条放射性道路，其中一条贯穿东西的京津公路连接天津市区和塘沽新港，另一条东北向的放射轴线衔接北塘港区，而西北向的斜向放射轴线则衔接预留的塘沽机场。该机场场面形状借鉴了柏林滕伯尔霍夫机场（Tempelhof）的规划，采用规制新颖而罕见的椭圆形平面，环以椭圆形道路，中间长轴方向为主跑道。不过其机场内部构型与滕伯尔霍夫机场有所不同，东南部呈扇形的停机坪一端衔接东南一西北向的中央跑道，另一端直接衔接进场道路轴线，这样椭圆型的机场长轴方向与塘沽市中心形成直通的交通轴线，并与道路环线直接衔接。该规划将塘沽机场、塘沽新港的选址布局与塘沽市中心区（其东、西侧分别布置客运总站和新河车站）设计有机结合起来，这种机场布局与城市设计有机融合的做法是近代中国城市规划中罕见的案例。与战前的近代城市规划方案相比，《塘沽新港工程计划图》既保证了机场相对独立的运行，又使得机场布局与塘沽市中心规划融为一体。

塘沽新港规划方案借鉴了1939年德国大柏林南北轴线规划将滕伯尔霍夫机场纳入构图要素的做法，该轴线规划方案是由纳粹德国国家元首希特勒的御用建筑师阿尔伯特·斯皮尔（AIbert Speer）主持设计的，它将马丁·梅西勒（Martin Machler）在20世纪初规划的南北轴线长度延展至6.8千米，并将距离市中心仅2.5千米、规划占地450公顷的滕伯尔霍夫机场以纪念性城市板块的形式，纳入大柏林南北向道路主轴与东西向道路轴线交匯处的东端（图5）。机场西部则是中轴线的中间节点——中央车站，两者共同构筑大柏林的城市门户。1923年开始运营的滕伯尔霍夫机场是柏林第一个中央机场，1935年由恩斯特·扎格比尔（Ernst Sagebiel，1892-1970）重新设计，1939年动工改造。地处西北部的机场建筑群外观简洁，尺度巨大，且中轴对称，长达1.2千米的悬臂式候机长廊建筑围合着庞大的椭圆形机场场面。该建筑群具有典型的法西斯主义建筑风格，集功能性和政治性于一体，体现希特勒有意将其作为举世闻名的国际地标和公众重要的吸引点的意图（图6）。

（五）《大青岛市发展计划图》和《塘沽新港工程计划图》的主导者——邢契莘

编制于1935年的《大青岛市发展计划图》和编制于1947年的《塘沽新港工程计划图》都先后罕见地将机场布局纳入城市规划方案之中，这一做法无疑与当时两市规划项目的业务主管局长——邢契莘（1887-1957）密不可分。邢契莘为浙江嵊县太平乡（今嵊州长乐镇）坎流村人，1910年作为首批清华庚款留学生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造船造舰系留学；
1914年本科毕业后继续在造舰系深造，兼习航空机械；
1916年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邢契莘学成回国后先后任大沽造船所工程师、马尾福州船政局制船主任；
而后转任北平航空署机械厅厅长；
1923年就任东三省航空处下辖的航空工厂厂长。1925年，东三省航空处改组为东北航空处，邢契萃任机械处处长；
1927年至1932年转任东北联合航务局总经理兼东北造船所所长。1932年1月，邢契莘追随新赴任的青岛市市长沈鸿烈就任青岛市工务局局长，次年牵头编制了《青岛市施行都市计划方案（初稿）》。1937年4月，邢契莘再次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机械处处长。次年，转任滇西中央雷允飞机制造厂监理，并主持修建了用于飞机试飞的南山机场，直至1941年6月离职。抗战胜利后，邢契莘于1946年担任塘沽新港工程局首任局长，主持整修新港码头和浚挖航道，至次年初新港已能靠船装卸。1947年9月15日，邢契莘还专门编印了《塘沽新港工程之过去与现在》报告。

邢契莘先后担任过青岛市工务局局长和塘沽工程局局长等市政工程职务，同时也拥有丰富的航空专业知识和从业背景，这样在主持编制青岛、塘沽两大城市规划中重视机场元素便是顺理成章之事。邢契莘在造船及港口、航空制造及机场、市政工程及规划三大履职领域均有显著建树，实为近代工程领域罕见之才，而主持编制的《塘沽新港工程计划图》则是其“三位一体”职业生涯的鼎盛之作。邢契莘在德国租界所在地的青岛工务局工作五年之久，对1939年的德国大柏林南北轴线规划方案应有所了解，在他主持编制的《塘沽新港工程计划图》中，借鉴将机场纳入城市设计方案中的布局理念应是情理之中。

三、日伪时期《大上海都心改造计划案》中的机场元素

抗战时期，日伪当局在北平、上海等沦陷地曾编制过若干城市规划方案，在这些规划方案中，机场往往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首要目的是满足其军事航空作战的需求，同时航空交通也是服务于日本军政官员及侨民与其本国往来联络的主要交通方式，前川国男事务所上海分所1942年提出的《大上海都心改造计划案》则是这类殖民式城市规划的典型方案。1942年9月，时值所谓的满洲国建国十周年之际，在日本建筑学会主办第16届建筑展览会的同时，日本《建筑杂志》举办了“大东亚建设纪念营造计划”的设计竞赛，由日本著名建筑师前川国男担任评委，最终前川国男事务所上海分所田中诚、道明荣次和佐式治正提交的《大上海都心改造计划案》获得二等奖，该方案不仅将新建机场纳入城市规划构图之中，还将机场作为城市轴线对景端点予以重点突出，其军国主义思想的色彩浓厚。

前川国男曾在伪满时期“满洲飞行机制造株式会社”所在地沈阳先后设计过满洲飞行学校宿舍、满洲飞行花园街社区和满洲飞机育成工宿舍等建筑作品，对近代航空业深有体会。另外前川国男曾经在法国著名建筑师勒·柯布西埃建筑事务所从业两年，也是以柯布西埃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追随者，1935年柯布西埃在意大利独裁统治者墨索里尼的授意下，为当时东非的意占亚的斯亚贝巴编制了一个概念性的总体规划方案，该方案是以法西斯总部为核心、以中心轴线为主导，采用纪念性设计手法的激进式规划方案，它显然对前川国男有着直接的影响，他在1939年9月日本《现代建筑》杂志上发表的“上海”一文中认为：“正像英法租界显现出西欧的世界观一样，上海的新城市规划也应当表现出日本的世界观……日本的建筑家们以往能得到一些残羹剩饭似的工作就沾沾自喜、苟且偷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盼望的是果敢地表现出宏大的日本意图的建筑家们能够应时而生……”。

在前川国男规划思想的引导下，前川国男事务所上海分所提出的《大上海都心改造计划案》是一个颠覆性地改造上海市中心的概念规划方案。该方案在原租界中心区规划了一条横贯黄浦江的东西向宏大轴线（浦西福州路-浦东陆家嘴），并将“显现出西欧的世界观”的租界中心进行全面改造，重新规划了方格状的道路网，在拆除现有建筑的基础上建成尺度巨大的板式高层建筑，其中央轴线与在浦东陆家嘴地区设置的四角锥台形“日华慰灵塔”遥相呼应，以“表现出日本的世界观”。还在浦东中轴线东延长线以南规划新建了一个由多条交叉跑道组成的大型机场，机场场址与中轴线有所错位，多条跑道的起降方向也有意避开了高耸的慰灵塔，但明显未考虑其对机场净空的障碍物限制（图7）。该方案将与浦西中轴线隔江对应的浦东新建机场作为上海城市中心区规划中的重要空间节点，在城市中心区域构图中，将该机场用作对景的基本元素进行处理。从城市规划角度来看，该方案深受勒·柯布西埃在1922年发表的“明天城市”和1931年发表的“光辉城市”规划方案的影响，体现了超现实的现代主义思想，也凸显航空交通方式在近代城市规划中地位的提升；
但从政治军事角度来看，则深深地折射出其日本军国主义的潜意识，露骨地反映出侵华日军的政治控制意图和军事航空功能。显然，前川国男事务所的大上海都心方案可谓是法西斯主义建筑风格和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的杂糅。

结语

在近代城市逐步向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航空交通作为新兴的近代交通方式，始终为具有航空情结的近代城市规划者所推崇，并尝试将机场元素直接纳入近代城市中心区构图方案之中。在这一过程中往往呈现出双重属性：一方面机场的规划布局逐渐成为我国近代城市规划方案寻求现代化目标的象征和显示发展水平的标杆，折射出1930年代前后蓬勃发展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在中国的波及；
而另一方面，将机场纳入城市中心的构图主题则反映了日伪时期沦陷地城市规划方案所衍生出的现代主义建筑风格和法西斯主义建筑风格的变异，并沦为日本侵略者强化威权统治的政治军事手段，彰显其军国主义思想蔓延的政治图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