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的神圣性从何而来？民政、礼俗不能混淆
时间：2021-01-15 14:00:3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李竞恒
婚姻的神圣性的根基只能是追溯到古老习俗和小共同体的礼仪文化之中
民政部、全国妇联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婚姻家庭辅导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要通过引导结婚当事人读誓言、领取结婚证，在“庄严神圣仪式”中缔结婚姻，“推广体现优秀中华文化的传统婚礼”，让当事人感悟家庭蕴含的责任担当。笔者认为，这个出发点很好，家庭是公共生活的最小细胞，通过对家庭价值的重视以及担当，是培育社会责任感的重要组成和训练部分。
不过，婚姻的“神圣性”恐怕不是来自于民政登记或领取结婚证等现代世俗程序，而恰恰应该是落脚在“中华文化的传统”上。实际上，世界各民族的婚礼最初都具有传统礼俗甚至宗教文化的背景，这些根植于古老礼俗的文化，都是自带“神圣性”的。如古希腊、罗马的婚礼，被视为家族宗教圣火、祭祀关系的内容，是神圣的礼仪。“妇人加入了夫家的宗教，这诚如柏拉图所言，是由神所使然的”，“这种神圣婚礼在印-欧族中，大约与家庭宗教有着一样的古老历史”（[法]库朗热：《古代城邦》）。在欧洲中世纪，婚姻被视为“七圣事之一”，但这种“圣事”的圣性，不是基于世俗机关的民事登记或程序，而是基于传统礼俗、社区教堂举行仪式之类的。
婚姻的民事机关登记，其实是很现代的产物，起源于法国革命，1791年《宪法》宣布婚姻是纯粹世俗化的民事契约；
1792年规定新婚夫妇的结婚必须首先到居住地的市政府登记，才受法律承认。所有市政府，必须有一名副市长专门负责婚姻登记。此后的《拿破仑法典》规定，结婚应在政府工作人员处登记，登记簿在签名后送存于当地法院的书记课。这种覆盖全民的婚姻登记管理，从现代国家的治理角度，当然是必要的，因为这对于户籍信息的管理、财产权的保护、税收的清晰、对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的认同等都是有意义的。但是，这些部分，却和婚姻古老的“神圣性”关系不大。
对于中华文化传统来说，婚姻的“神圣性”同样是具有非常古老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礼记·昏义》说：“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意思是，婚礼的意义是将两个家族小共同体凝聚为合作者，通过婚礼建立的家庭，要对祖先的神庙负责，也要开枝散叶，养育子嗣，形成一个死者、生者与未出生者的神圣共同体，也是一条生命的河流，所以君子认为婚礼是有“神圣性”的。
这种基于家庙礼俗的婚礼仪式，有繁复的内容，《仪礼·士昏礼》就包括了纳彩、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等六个主要程序，称为“六礼”，前五个部分，是在女方家的家庙中举行的，也是带有神圣性的。最后确定下来，要举行亲迎，时间选定在黄昏，婚礼古称“昏”就是因此，现在江南一带，还保留着黄昏时候举行婚礼的传统习俗。因为这个时间点，既不是白天，也不是黑夜，而是阴阳交汇的时间，对应着人伦的阴阳合作。女家在家庙为祖先准备了竹席，还有神灵坐的凭几，新郎亲迎之后，对席共牢“三饭”。
这一礼仪，简朴而肃穆，新人夫妇都是穿以黑色为主体的服饰，乘黑色马车，也没有大红大紫的吹吹打打，甚至有一点淡淡的哀伤，女方家三天不熄灭庭院的火炬，男方家三天不演奏音乐。古老的庄重肃穆之礼，也是神圣性的体现。
后世婚礼多用大红盖头，其实是元朝以来不断涌入西北外来游牧文化的结果，中亚很多族群都有婚礼红盖头的习俗。很多人对“传统婚礼”的想象画面是“红盖头一拜天地”，这其实并不是中国传统古礼。当然了，红盖头之类在民间既然已经成了“民俗”的一部分，作为“俗”当然可以用，以至于现在要穿西装、婚纱拜天地、拜父母，作为一种俗，也未尝不可，反正拜拜天地，也还是有点“神圣性”的。
“推广体现优秀中华文化的传统婚礼”、在“庄严神圣仪式”中缔结婚姻，当然是好事，但需要注意的是，从法国起源的现代国家婚礼民政程序，本身无法提供这种“神圣性”的根本来源，它的根基只能是追溯到古老习俗和小共同体的礼仪文化之中。民政和礼俗之间，不能混淆。前者提供现代法律的信息登记，以便于民事管理和财产保护等，后者则提供基于家族或礼俗支撑的庄严、神圣、肃穆。
当然，“礼俗”之间，还可以进一步细分，礼是大传统的经典，是神圣来源。但后世无法复用古礼，只能从权，有了朱子家礼之类，其实也是礼。俗，则是民间大红盖头之类，是小传统。对于俗，当然需保护，但破坏婚礼神圣性的一些“俗”，如《汉书·地理志》《风俗通》佚文等都记载有，至迟从汉代开始就有的“闹婚”民俗，这些很可能起源于史前的原始狂欢。作为一种“俗”，自然古老，但却是消解婚礼神圣性的，因此需要“礼”加以匡正和改变。
（作者系大学教师、历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