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雾霾治理

周杰琦 刘生龙

摘 要：结合寻租理论与地方政府竞争理论，以外资企业与地方政府互动为切入点，构建“FDI-要素市场扭曲-雾霾污染”的逻辑框架，基于中国2004～2018年城市面板数据，构造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与空间联立方程模型研究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1）FDI既通过产业结构升级、环境技术溢出（区域内与区域间）、源自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空间溢出发挥治霾效应，又通过要素市场扭曲（区域内与区域间）与经济规模加剧雾霾，最终总体上有利于治霾;（2）为吸引FDI，地方政府在要素市场上存在“逐底竞争”，加剧了要素市场扭曲;（3）要素市场扭曲削弱了FDI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与环境技术溢出效应，并刺激其经济增长效应，从而不利于发挥其治霾效应;（4）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与空间溢出效应，并抑制偏好优质环境的FDI的流入。

关键词：FDI;要素市场扭曲;雾霾治理;空间联立方程模型

文章编号：2095-5960（2020）05-0088-12;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也付出沉重的环境代价，全球25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有16个位于中国。[1]日益加剧的环境污染严重威胁公众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特别是中国雾霾污染呈现发生频率高、影响广泛、持续时间长、治理难度大等特征，更是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拦路虎”，有效治霾刻不容缓。

从经济学视域看，严重的环境问题与粗放式增长模式、煤炭消费比重畸高、交通需求急剧增长、产业结构升级滞后、绿色创新激励不足等紧密相连。[2][3]现有文献对上述因素开展了有益探索，但相对于这些直接性诱因，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环境福利效应尤其需要重视。联合国贸发组织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FDI达1290亿美元，自2003年以来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FDI接收国。FDI显著推动了中国资本积累、产业升级、研发创新与产品服务市场扩张，在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4]，但严重的雾霾污染大多出现于引资规模较大的京津冀、长三角等地区。那么，FDI对中国雾霾污染有何影响，其背后的传导机制是什么，如何结合中国国情有效实现引资与治霾的“双赢”？深入考察上述问题，对重新审视FDI的环境效应、制定互相协调的引资政策与环境政策、实现美丽中国的建設目标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于FDI环境福利效应的文献日益丰富，形成了四种基本观点：第一，“污染天堂”假说认为，为规避环境成本，发达国家通过FDI向环保标准宽松的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产业，导致当地环境恶化。[5]第二，“污染光环”假说认为，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投资会带来更先进的清洁技术，并通过示范效应等技术扩散方式改善环境质量。[6]第三，FDI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并无定论。[7]遵循Grossman和Krueger（1995）[8]的经典分析框架，一些文献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等维度探究外资对环境的影响机制[9]，并认为FDI的环境效应取决于上述机制的合力。第四，FDI对东道国环境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该效应既取决于产业结构、人力资本等经济因素，也与政府干预等制度因素相关。[10]

既有文献加深了对FDI环境福利效应的理解，但FDI对东道国环境绩效作用的理论解释与经验证据仍充满争议[11]，且存在以下可拓展之处：

首先，在研究对象上，中国自2012年才将PM2.5纳入空气质量监测范围，因而仍难以对雾霾污染的成因开展较长时间序列的系统分析，特别是多数研究以SO2作为大气污染指标，间接推断FDI的治霾效应。[2][7]实际上，由于各污染物在来源、空间分布、环境影响、防控技术上存在差异，上述推断可能得出偏误性的政策导向。

其次，在逻辑框架上，现有文献大多以“国内市场制度完善”作为隐含假设，研究FDI的环境效应，忽略中国情境下要素市场扭曲对FDI环境效应的影响。事实上，在中国渐进式改革过程中，出于推动经济增长、财税竞争、创造就业等目的，地方政府倾向于对资本、劳动力、能源等关键要素的价格与配置进行控制、干预及补贴，导致要素价格偏低、要素价格差别化及要素流动障碍，形成要素市场扭曲。[12]现有研究发现，FDI提升环境质量的关键传导途径包括产业结构升级（结构效应）与环境技术溢出（技术效应）[9][11]，而结合经济逻辑与中国国情，我们认为FDI可在政府强力推动下快速积累，属于快变量;产业升级和环境技术进步则需较长时间实现，属于慢变量。上述传导过程必须依托完善的要素市场的支撑，因为要素市场的扭曲（如要素价格低估）不仅使本应淘汰的落后产能仍有利可图，阻碍更有效率的外资企业的进入，制约产业结构升级[13]，还使内、外资企业更依赖低成本优势而非绿色创新获得利润[14]，削弱FDI的环境技术溢出效应。因此，将FDI、要素市场扭曲与环境质量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对当前改革迈入深水区的中国而言，极有现实意义。

最后，在实证方法上，多数文献采用传统回归分析方法评估FDI的环境效应，不但难以控制环境污染对FDI的反馈效应及由此导致的内生性偏误，而且难以识别FDI环境效应的传导机制，也难以为实现开放发展与绿色发展的双赢提供新的着力点。此外，多数研究忽略FDI对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既可能导致估计偏误，又影响结论的应用价值。

因此，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1）结合寻租理论与地方政府竞争理论，以外资企业与地方政府的互动为切入点，构建“FDI-要素市场扭曲-雾霾污染”的逻辑框架，探究要素市场扭曲约束下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机制，尝试从制度背景的角度增进对FDI环境效应的理解。（2）基于卫星监测数据构建了2004～2018年中国285个城市的PM2.5浓度数据。据目前掌握的文献，使用这样长时间跨度且包含几乎所有地级市的PM2.5浓度数据的经验文献十分有限。中国经济增速自2012年起开始回落，2015年以来增速更是降至7%以下，而在环境承载力上已接近上限，必须推动绿色发展。因此，把FDI环境效应的经验分析延伸到最近年份极有必要。（3）不仅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对FDI的治霾效应进行检验，还采用能同时控制内生性与空间溢出效应的空间联立方程模型，识别出两者间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要素市场扭曲在FDI的治霾效应中同时扮演中介作用与调节作用，有助于从新的视角调和“污染天堂”与“污染光环”的争议。

二、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一）雾霾污染基本成因分解

Compi，t取值越大表示雾霾脱钩程度较高的行业在第二产业的比重越大，地区产业结构朝更清洁的方向升级。

Tc大于1，表示地区i第t年第二产业实际雾霾产生量低于基准技术情形下的理论雾霾产生量，该地区报告期治霾技术水平比基期更高。

由式（1）、（2）可得地区雾霾脱钩程度的分解式：

为识别雾霾污染基本成因，对式（3）两边取自然对数可得：

式（4）表明，推动雾霾治理的因素有：一是产业结构向更绿色的方向升级（结构效应）;二是主要由清洁技术研发驱动的环境技术进步（技术效应）;三是降低经济规模（规模效应）。但式（4）仅为雾霾污染动因的基准模型，现有文献发现，随着全球化的深入，FDI可通过资本积累、示范效应、人力资本流动、产业关联等途径作用于上述效应，进而影响雾霾污染。[3][15]同时，已有文献关注到要素市场扭曲可通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等渠道影响环境污染。[16]然而，现有研究忽略上述二个领域的可结合性，难以为充分发挥FDI的治霾效应提供有针对性的决策依据。下文着重剖析该问题。

（二）“FDI-要素市场扭曲-雾霾污染”的逻辑框架构建

在雾霾污染分解基础上，以中国情景下外资企业与地方政府的互动为切入点，结合现有文献与经济逻辑，依次探讨FDI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要素市场扭曲对雾霾污染的影响，进而揭开FDI影响雾霾污染的“黑箱”。

1.FDI影响要素市场扭曲的逻辑与事实

基于外资企业与地方政府互动的视角，FDI对要素市场扭曲有两方面作用：一方面，根据寻租理论与国际投资理论，外资企业基于利益最大化倾向投资于要素成本更低的地区，可能会通过游说、寻租、赞助等方式致使当地政府提供政策优惠[17]，加剧当地要素市场扭曲并借此获得低成本优势与超额利润。据相关调查与新闻报道，包括美泰、古驰、富士康在内的知名外资企业，为压缩成本并未严格执行劳工标准，表现在工作环境恶劣、劳动强度高、收入与福利保障低，被贴上“血汗工厂”标签;包括世界500强企业在华子公司在内的百余跨国公司同时出现在中国环保黑名单。另一方面，基于地方政府竞争理论，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FDI一直是各地政府激烈角逐的目标，特别是在財政激励与官员政绩考核下，为获得FDI的青睐，各地政府倾向在土地价格、税收减免、劳工成本等方面逐底竞争[4]，导致要素市场扭曲。以三星闪存芯片项目为例，尽管与候选城市北京、重庆相比，西安在区位、政府管理、产业基础等方面并无优势，但其对投资额的30%进行财政补贴、代建130万平方米厂房与土地免费提供、每年补贴水、电等费用5亿元、在所得税上予以前十年全免后十年半额征收，最终促成项目落户。由此提出如下假说：

H1：为利用要素市场扭曲带来的超额收益，FDI流入对要素市场扭曲有重要作用，且随着引资竞争的日益激烈，地方政府将要素市场扭曲作为竞争FDI的重要筹码，间接加剧要素市场扭曲。

2.要素市场扭曲影响雾霾污染的逻辑与经验

近年来，要素市场扭曲被视为是雾霾污染的重要成因，基于经济逻辑与现有文献，其传导路径可归结为三方面：

其一，要素市场扭曲对产业结构的锁定效应会加剧雾霾。首先，要素价格低估使本应被淘汰的落后产能企业仍有利可图，抬高其退出壁垒，制约产业升级;其次，要素市场扭曲不仅使企业畸形依赖低成本优势，且在现行政绩考核体制下将导致要素流向能创造更多产值但未必是绿色的产业，形成粗放型产业结构锁定[12];再者，要素市场扭曲将扩大收入差距 [18]，造成内需不振与产业升级乏力;最后，若地方政府凭借行政权力排斥市场竞争，造成要素市场分割，既会阻碍要素自由流动，违背将资源优先配置到高效率企业的原则，也将造成重复建设、结构失衡与产能过剩，从而阻碍产业升级并加剧污染。[19]

其二，要素市场扭曲的技术创新抑制效应会加剧雾霾。首先，要素市场扭曲使企业更依赖低成本要素与地方保护，抑制通过自主创新与成本节约获取利润的动力;[14]其次，要素市场扭曲致使企业畸形依赖社会网络尤其是政治联系获取利润，并诱导更多资源从研发创新转向寻租，以及炒房地产、股票等投机活动，从而造成资源浪费、抑制公平竞争并阻碍创新;最后，以劳动力价格低估与劳动力市场分割为特征的要素市场扭曲致使劳动者未获得合理回报且流动困难，不仅降低社会福利、扩大收入差距，也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与人力资本配置效率提升，最终制约技术创新。

其三，要素市场扭曲还会通过经济规模作用于雾霾污染。理论与经验研究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条件下，经济规模下降意味着减少生产活动引发的能耗与污染。[15]一方面，从短期看，要素市场扭曲通过调动资源、推动投资、鼓励出口等刺激增长[14]，进而加剧污染;另一方面，从长期看，要素市场扭曲不仅通过导致企业行为短视化，还通过产业结构锁定效应、技术创新抑制效应、人力资本挤出效应等制约可持续增长，形成粗放增长模式的锁定。此外，要素市场扭曲既通过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直接抑制全要素生产率，也通过加固垄断势力阻碍更有效率的企业的进入，从而间接降低生产率并抑制增长。[13][20]因此，要素市场扭曲通过经济规模对雾霾污染产生的总体影响不确定。至此，提出如下假说：

H2：要素市场扭曲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取决于产业结构锁定效应、技术创新抑制效应及经济规模效应的叠加，其中，产业结构锁定机制、技术创新抑制机制对雾霾污染有促增作用，经济规模机制对雾霾污染的总体影响不确定。

3.FDI、要素市场扭曲与雾霾污染的逻辑关系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要素市场扭曲在FDI雾霾污染效应中同时扮演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的双重角色。从中介效应看，无论是外资企业向政府寻租以获得要素扭曲带来的低成本要素与超额利润，还是地方政府以要素市场扭曲作为吸引FDI的筹码，FDI均会引致要素市场扭曲。例如，郑新业等[4]研究发现，FDI通过扭曲地方政府行为，降低企业实际执行的劳工与环保标准。基于以上的理论与文献梳理，FDI引致的要素市场扭曲也会通过产业结构锁定效应、技术创新抑制效应及经济规模效应影响雾霾治理，并进一步考虑空气质量的公共物品属性与雾霾污染区域协同治理困境，这种影响在区域内与区域间更多是负面的。[12][14]

从调节效应看，FDI的治霾效果无论是支持“污染天堂”还是“污染光环”论，一个关键前提是FDI的规模与质量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东道国要素市场扭曲，具体而言，一方面，以能源补贴、环保标准宽松为特征的要素扭曲会降低重污染外资企业的环保准入门槛，激发大量FDI流入高能耗、高排放行业，不利于发挥市场竞争机制优胜劣汰的作用，导致资源错配与产业结构失衡;另一方面，要素市场扭曲人为降低生产成本，意味着公平竞争环境缺失与政策不确定性，不仅通过逆向淘汰机制使拥有成熟环境管理体系的外资企业丧失竞争优势，减弱其研发环境技术的动力，并诱使其利用要素市场扭曲创造的机会获取超额利润，也导致其选择短期行为规避风险（如在东道国采用低端技术），由此产生的示范效应和竞争力威胁将进一步激励本土企业更依赖低成本优势，最终抑制环境技术进步。此外，源于地方保护的要素市场分割将限制资源自由流动，不仅破坏公平竞争环境，加剧资源错配[19]，也抑制本土企业吸收外资先进环境技术的压力和能力，削弱FDI环境知识的跨地区溢出。因此，若FDI的进入与利用受东道国要素市场扭曲的干扰，很难期待外资能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外溢发挥积极的治霾效应。综上，本文进一步提出以下假说：

H3：要素市场扭曲在FDI影响雾霾污染过程中扮演双重角色，一方面，FDI会通过要素市场扭曲渠道作用于雾霾污染，即“中介效应”;另一方面，在要素市场越完善的区域，FDI的治霾效果越强，即“调节效应”。

三、实证策略与数据说明

（一）实证模型设定

1.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构建——FDI治霾效应检验

为初步验证本文假说，需实证FDI对雾霾污染的总效应，以及要素市场扭曲在其中扮演的中介作用。基于现有文献，雾霾污染、FDI均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3] [11]，忽略空间溢出效应可能产生估计偏误。作为在设定上更具一般性的空间计量方法，空间杜宾模型是捕捉各类空间溢出效应的标准框架。此外，包括环境污染在内的经济变量往往有时间上的路径依赖特征，遗漏这种动态效应可能产生内生性。因此，设定如下基准形式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

其中，i、t分别为城市、年份。PM、PMi，t-1、WPM分别为本地雾霾污染、雾霾污染一阶滞后项、邻地雾霾污染。FDI、WFDI分别为本地FDI与邻地FDI。Fmd为要素市场扭曲，FDI（Fmd为FDI与要素市场扭曲的交互项。θ3、θ4分别度量本地FDI、邻地FDI的治霾效应，θ5验证要素市场扭曲在FDI影响雾霾过程中是否扮演中介效应。①①实际上，交互项反映的是某个解释变量能否改变另一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因而很难确定何者为中介变量。根据假说3，要素市场扭曲在FDI与雾霾污染关系中不仅可能扮演中介作用，也会扮演调节作用，为识别要素市场扭曲在FDI对雾霾的影响过程中是否有中介效应，本文将FDI对城市离最近港口的公路距离这一地理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将拟合值作为FDI的代理变量与要素市场扭曲相乘构造交互项。FDI拟合值的外生性有助于确定要素市场扭曲是否为中介变量。X为控制变量，结合STIRPAT模型和Ning等[11]的设定，引入人口密度（Pop）、研发强度（R&D）、对外开放（Open）、交通运输（Tra）和环境规制（Reg）。需强调的是，基于本文逻辑分析和中介效应模型的思想，FDI的治霾效应除直接影响外（如嵌入于FDI的环境技术与管理实践），还包括通过产业结构、环境技术、经济规模产生的间接影响，因此基准模型并未控制传导变量。δi为固定效应，εit为扰动项。

2.空间联立方程模型构建——传导机制识别

为进一步捕捉FDI对雾霾污染的传导机制，并验证要素市场扭曲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完备检验假说，需构建合适的模型展开分析。中介效应模型未考虑核心变量的空间溢出效应，亦难以处理由逆向因果造成的内生性，可能带来一定估计偏差。因此，借鉴Yang等的方法[21]，设定能同时控制空间溢出效应与内生性的空间联立方程模型：

式（6）是雾霾污染方程，旨在检验传导变量对雾霾的影响。基于式（4），雾霾污染受制于产业结构升级（Comp）、环境技术进步（Tec）与经济规模（GDP），为进一步确认要素市场扭曲是否为FDI发挥治霾效应的传导变量，加入要素市场扭曲（Fmd）。鉴于雾霾污染可能有空间依赖性[3]，引入其空间滞后项（WPM）以降低遗漏变量偏误。在控制传导变量后，引入FDI旨在考察其对雾霾治理的直接效应。Xit为由人口密度（Pop）、对外开放（Open）、交通运输（Tra）组成的控制变量。ηi为固定效应，νit是扰动项。

式（7）为要素市场扭曲方程，旨在识别本地与邻地的FDI是否通过要素市场扭曲影响雾霾污染。由上文的分析，地方政府可能竞相扭曲要素市场以吸引FDI，由此要素市场扭曲存在空间依赖性，②②理论上，即便地区间要素市场扭曲存在空间依赖性也不必然是FDI引致的“逐底竞争”的结果。借鉴朱平芳等（2011）發表在《经济研究》的《FDI与环境规制：基于地方分权视角的实证研究》一文的思路，通过联合检验要素市场扭曲的空间溢出效应、邻地FDI对本地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要素市场扭曲对FDI的作用（式（11））来细致识别“逐底竞争”的存在。引入其空间滞后项（WFmd）。将人均GDP（Pgdp）与政府规模（Gs）作为控制变量（C），以控制经济发展阶段与政府干预的影响。ρi、υit分别为固定效应、扰动项。

式（8）为产业结构方程，用于识别FDI能否通过产业结构作用于雾霾污染。由上文的分析，要素市场扭曲对产业结构存在锁定效应，加入要素市场扭曲。为验证FDI对雾霾污染的产业结构效应是否受要素市场扭曲的调节，引入FDI与Fmd的交互项。①①基于假说3，要素市场扭曲在FDI与雾霾污染关系中可能同时扮演着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为识别要素市场扭曲在两者关系中是否有调节作用，本文将要素市场扭曲对选取的工具变量（以要素市场扭曲与其均值差值的三次方表示，该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可详见Lewbel（1997）Constructing Instruments for Regressions with Measurement Error When no Additional Data are Available， with an Application to Patents and R&D）进行回归，将拟合值作为FDI的代理变量与要素市场扭曲相乘构造交互项。要素市场扭曲拟合值的外生性易于确定要素市场扭曲是否有调节作用。为检验本地产业结构是否受邻近地区FDI的影响，纳入邻地FDI（WFDI）。借鉴相关文献，控制变量（Ω）包括人均GDP（Pgdp）、资源丰裕程度（Ra）、研发强度（R&D）和环境规制（Reg）。χi、μit分别为固定效应、扰动项。

式（9）为环境技术进步方程，旨在检验FDI能否通过环境技术作用于雾霾污染。由上文的分析，要素市场扭曲对环境技术存在抑制效应，加入Fmd。为验证FDI对雾霾污染的环境技术效应是否受要素市场扭曲的调节，引入FDI与Fmd的交互项。为检验本地环境技术是否受邻近地区FDI的影响，纳入邻地FDI。参考相关研究，控制变量（Y）包括研发强度（R&D）、人力资本积累（Hc）。此外，鉴于适宜的环境规制能激发技术创新，而人口密度过高将带来严重的污染进而倒逼环境技术进步，引入环境规制（Reg）与人口密度（Pop）。κi、ζit分别为固定效应和扰动项。

式（10）为经济规模方程，旨在考察本地与邻地的FDI是否通过经济规模作用于雾霾污染。鉴于要素市场扭曲短期内可能有利于地方政府调动资源推动增长，引入Fmd。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引入资本存量（K）、劳动投入（L）、人力资本（Hc）、研发强度（R&D）作为控制变量（Z）。同时，环境污染会带来经济效率损失并不利于增长，引入雾霾污染（PM）。τi、ξit分别为固定效应、扰动项。

式（11）为FDI方程，旨在控制雾霾污染对FDI的反馈效应。为确认地方政府是否将要素市场扭曲作为引资的筹码，以及FDI的空间集聚效应，加入Fmd和WFDI。借鉴国际投资理论，引入如下控制变量（D）：上一年的FDI（FDIi，t-1）、市场潜力（Mp）、基础设施（Inf）和劳动力成本（Wag）。οi、ψit分别为固定效应、扰动项。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

雾霾污染（PM）：以PM2.5年均浓度衡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经济数据和应用中心根据卫星监测公布了全球PM2.5浓度的栅格数据，我们借助ArcGIS技术将其解析为中国城市PM2.5浓度年均值。为捕捉雾霾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需构造合适的空间权重矩阵对其空间滞后项（WPM）予以测度。本文采用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嵌套权重矩阵，计算公式为：

2.核心解释变量

外商直接投资（FDI）：现有文献通常采用存量、流量两类指标度量FDI。鉴于新的环境技术通常嵌入于跨国公司在特定地区的新增FDI，并为降低地区异质性，以城市人均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表征。本文用上述空间矩阵对邻地FDI予以加权平均，得出FDI的空间滞后项（WFDI）。

3.传导变量

（1）要素市场扭曲（Fmd）：尽管要素市场扭曲表现在要素价格偏低、要素价格差别化、要素流动障碍等维度，但要素价格扭曲不仅是要素市场扭曲的核心内容，也会显著影响资源错配程度[20]。因此，本文选择生产函数法测度要素价格扭曲并将其作为要素市场扭曲的代理变量。鉴于中国普遍存在以劳动价格扭曲与资本价格扭曲为特征的要素市场扭曲，且现实中要素的产出弹性及边际产出存在时变性，借鉴王宁等（2015）[24]，选择时变弹性的C-D函数估计要素价格扭曲，计算方法为：

其中，GDP、K、L分别为国内生产总值、资本存量与劳动投入。αit、βit是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由式（13）可得资本边际产出为MPKit=aitGDPit/Kit，劳动边际产出为MPLit=βitGDPit/Lit，记劳动、资本的实际价格为w、r，若要素市场完善，要素价格应取决于其边际产出，由此以要素边际产出与其实际价格的比值表征劳动扭曲、资本扭曲，进而构建要素市场总体扭曲指标：

其中，Fmd为基于几何平均法的要素市场总体扭曲指标，该值等于1，表明要素市场总体完善，其值越偏離1（根据王宁等的观点[22]与中国实际，其值通常高于1）代表要素市场扭曲越严重（通常表现为要素价格低估）。本文用上述空间矩阵对邻地的Fmd予以加权平均，得出Fmd的空间滞后项（WFmd）。

（2）产业结构（Comp）：为与理论分析一致，理想的产业结构指标应基于式（1）来构建，但因缺乏细分行业雾霾污染产生量数据，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衡量产业结构的绿色升级。（3）环境技术进步（Tec）：借鉴Oh的方法[23]，选择全局M-L指数测度环境技术进步，理由如下：第一，构造基于研究期所有样本点的全局生产前沿面，既能有效规避线性规划无解问题，又能避免技术整体退步的问题;第二，因统一了前沿面，历年决策单元的环境技术进步有循环可加性，有助于分析环境技术的短期波动和长期趋势。为测算全局M-L指数，本文以GDP作为期望产出、以雾霾污染作为非期望产出，以资本存量（K）、劳动投入（L）、能源消费（E）作为投入要素。（4）经济规模（GDP）：以经过GDP平减指数调整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2004年不变价）度量。

4.控制变量：（1）人口密度（Pop）：以单位面积的人口数度量。（2）人均GDP（Pgdp）：以2004年不变价的人均实际GDP度量。（3）研发强度（R&D）：以每百人研发从业人员的专利授权数表征。（4）对外开放（Open）：以进出口总额占GDP之比衡量。（5）交通运输（Tra）：以单位公路里程的私家车拥有量表征。（6）环境规制（Reg）：以排污收费与工业增加值之比衡量。（7）政府规模（Gs）：以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衡量。（8）资源丰裕程度（Ra）：以采掘业从业人数占总从业人员的比例表征。（9）人力资本（Hc）：以高校在校生人数占劳动人数的比重表示。（10）资本存量（K）：借鉴Young的方法[24]，用永续盘存法予以估算。（11）劳动投入（L）：以年末从业人员数表示。（12）市场潜力（Mp）：以城市间公路距离与本地内部距离的倒数为权重，对特定城市和周围城市的GDP求加权和来表征。（13）基础设施（Inf）：以人均铺装道路面积度量。（14）劳动力成本（Wag）：以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表征。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以2004～2018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在构建要素市场扭曲指标中，劳动价格以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表征，资本价格以历年1年期金融机构法定贷款利率的均值表征，数据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其余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及CEIC中国经济数据库。为剔除价格影响，用以2004年为基期的各种价格指数将名义变量调整为实际变量。为降低异方差影响，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

四、实证结果及讨论

（一）要素市场扭曲约束下FDI的治霾效应

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式（5）含有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与时间滞后项，其不满足经典假设，最小二乘法（OLS）估计既有偏也不一致，而极大似然法（MLE）难以处理空间滞后项和时间滞后项引发的内生性。Han与Phillips[25]提出的Han-Phillips广义矩估计（GMM）法既适用于截面单位多、时间短的面板数据，也适用于存在不可观察的异质性和内生性的情形。因此，本文采用该方法估计式（5）。为便于比较，表1给出OLS、基于系统广义矩估计（SGMM）的动态面板模型、基于Han-Phillips GMM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表1显示，在未考虑内生性与空间溢出效应的模型1、4中，FDI系数的符号相反且在显著性上存在较大差异，而在未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模型2、5中，FDI的系数均为负，但不显著。此外，模型4中Comp的系数显著为正，与理论预期不符，Tec和GDP系数的绝对值均远高于模型5、6。从计量角度看，上述结果说明忽略内生性与空间效应可能产生估计偏误，且OLS容易高估解释变量的影响。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模型3、6）能同时处理内生性、空间溢出效应与时间滞后效应，其估计结果既有优良的统计特征，也与理论预期一致。因此，本文着重分析基于Han-Phillips GMM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

模型3、6结果显示，PM的时间滞后系数在1%水平上均显著为正，说明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因此，治霾刻不容缓且应坚持不懈。WPM的系数在5%水平上均显著为正，表明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这既与大气环流等自然因素相关，也源于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相邻城市间经济活动联系日趋紧密。因此，治霾应坚持区域联防联控，否则将出现雾霾污染的“溢出效应”，削弱特定区域的治霾成效。

在模型3中，FDI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FDI能抑制雾霾污染，“污染光环”假说得到初步验证。实际上，一方面，FDI会挤出部分低效率的本土企业，通过产业升级实现节能减排;另一方面，即使发达国家为规避环境规制通过FDI转移污染产业，也未必加剧中国雾霾污染，因为FDI会带来比本土企业更优的环境战略、绿色技术与管理实践，并通过示范效应、人力资本流动、产业关联效应、市场竞争、产业集聚等途径改善环境质量。[10]然而，加入产业结构升级、环境技术进步和经济规模后，FDI的系数绝对值由0.125降至0.034（模型6），从计量角度看，原因可能为FDI与产业结构升级、环境技术进步和经济规模有相关关系，并借助这三个变量作用于雾霾污染。模型3、6中WFDI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且绝对值明显大于FDI的系数，可能反映邻近城市FDI对本地雾霾的抑制效应强于本地FDI的治霾效应。究其原因，随着全球生产分工不断细化，价值链分工使某种产品的生产分割于不同区域，东道国本土企业依托低成本优势积极融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因此，嵌入于FDI的环保战略、技术标准与管理经验不仅在本地被采用，还会通过产业关联效应与和示范效应扩散到邻近地区，进而改善邻地环境质量。[11]FDI与Fmd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因已控制FDI的外生性，这表明要素市场扭曲确实是FDI影响雾霾的中介变量，同时也初步验证了FDI会通过东道国要素市场扭曲负面作用于环境质量。具体而言，根据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外资企业倾向投资于要素成本更低的地区，由此可能通过游说、寻租等诱使当地政府提供优惠政策，加剧当地要素市场扭曲，进而恶化环境质量。至此，假说1、2和3得到部分验证。

（二）要素市场扭曲约束下FDI对雾霾污染的传导机制

尽管上文已验证FDI的治霾效应及要素市场扭曲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但更重要且政策制定者关注的是，FDI到底通过何种机制影响雾霾治理？要素市场扭曲在其中是否发挥调节作用？我们采用空间联立方程实证上述问题。由于该模型含有PM、FDI和Fmd的空间滞后项，若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可能导致估计偏误，而广义空间三阶段最小二乘法（GS3SLS）既考虑了空间外溢效应，又能有效解决内生性问题，改善了估计的有效性与一致性。[26]因此，本文采用GS3SLS进行估计，结果见表2。

1.雾霾污染方程估计结果分析

由表2式（6）可知，PM空间滞后项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雾霾污染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验证了上文结论的稳健性。FDI系数显著为负，因已控制FDI影响雾霾的传导变量，这表明面对竞争压力与东道国环保意识的觉醒，跨国公司会采用更先进的清洁技术和环境管理系统，FDI本身能发挥减霾效应。Fmd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要素市场扭曲对雾霾污染确实有促增效应，这结论与阚大学等[16]一致。Comp、Tec的系数都显著为负，GDP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产业结构升级、环境技术进步和产出规模降低均有利于治霾，与大多数经验文献的结论吻合。

2.要素市场扭曲方程分析

由式（7）可知，（1）FDI系数显著为正，表明FDI确实会加剧当地要素市场扭曲。其原因为，外资企业为获得东道国较低的要素成本，可能通过寻租导致当地政府行为发生扭曲，从而加剧要素市场扭曲。WFDI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周边城市外资规模增加将加剧本地的要素市场扭曲。究其原因，现行政绩考核体制下，具有促进增长功能，但未必是绿色的FDI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导致各地政府在要素市场上采取逐底竞争的策略。因此，即便某一城市积极引进环境友好型FDI，也未必能引领周边城市追求绿色FDI，反而诱使当地政府以要素市场扭曲为筹码竞争外资。（2）WFmd系数显著为正，进一步反映出邻近城市间在要素市场上存在策略互动。假说1得到进一步验证。

3.产业结构升级方程分析

由式（8）可知，（1）FDI系数显著为正，表明FDI能推动产业结构绿色升级。究其原因，尽管部分外资企业借助中国在资源环境上的比较优势流向工业，但在样本期FDI加速进入高端制造业与服务业，一方面，高端制造业具有高技术、高附加值、低污染的特征，且产业链长，前向和后向关联效应强，FDI聚集于高端制造业并由此带来的R&D外部性、示范效应、人力资本流动、竞争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能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服务业能以更低的要素投入与污染排放实现更多产出，其比重上升有利于产业结构绿色升级。而WFDI系数不显著，这可能反映随地理距离增加而下降的外资技术扩散效应、源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市场分割导致FDI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更多局限于本地。（2）Fmd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要素市場扭曲确实对产业结构造成锁定效应。要素市场扭曲不仅人为提高落后产能企业的利润，且会导致要素流向能创造更多产值但未必是环境友好的产业，形成粗放型产业结构锁定。（3）FDI与Fmd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要素市场扭曲弱化了FDI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究其原因，根据要素禀赋理论，要素市场扭曲强化了中国在资源环境上的比较优势，不仅降低外资企业的环保准入门槛，激发大量外资流入高能耗、高排放行业，也会抑制其创新，削弱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

4.环境技术进步方程分析

从式（9）的结果看，（1）FDI、WFDI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FDI不仅对本地环境技术有积极溢出效应，也对邻地环境技术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究其原因，一方面，外资企业不仅直接采用更先进的环境技术与管理理念，还通过竞争效应、人力资本流动、学习模仿等技术外溢机制推动当地环境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区域产业分工不断深化，突出表现为价值链分工使产品的生产工序分割于多个区域，由此内嵌于FDI的环境知识与管理经验并不会停留于当地，而会通过产业关联效应与技术溢出扩散到邻地，并推动这些地区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最终对全局层面的环境质量产生积极影响。（2）Fmd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要素市场扭曲显著抑制环境技术。要素市场扭曲不仅使企业更依赖低成本要素与地方保护，抑制其绿色研发，也诱使其畸形依赖政治联系获取利润，并诱导更多资源从研发创新流向寻租与投机活动，阻碍环境技术进步。（3）FDI与Fmd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要素市场扭曲会削弱FDI的环境技术溢出效应。实际上，要素市场扭曲意味着公平竞争环境缺失与政策风险增加，不仅通过逆向淘汰机制使外资企业丧失竞争优势，抑制其创新，也导致其选择短期行为，由此产生的示范效应和竞争力威胁将促使本土企业更依赖低成本优势，抑制环境技术进步。

5.经济规模方程分析

式（10）的结果显示，（1）FDI系数显著为正，而WFDI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可能反映FDI能通过资本供给与技术溢出促进当地经济增长，但源于地方保护的市场分割使FDI的增长效应主要局限于本地。（2）Fmd系数不显著，究其原因，尽管要素市场扭曲短期内有助于调动资源刺激增长，但也造成粗放增长模式的锁定，阻碍长期增长。（3）FDI与Fmd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在要素市場扭曲越严重的区域，FDI的增长效应越大。实际上，在经济发展和政治晋升的激励下，地方政府采取要素市场扭曲的策略有利于刺激FDI迅速流入，显著刺激增长。[14]

6.外商直接投资方程分析

式（11）显示，WFDI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外资空间聚集是影响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Fmd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地方政府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干预降低了FDI准入门槛，有助于吸引更多外资尤其是资源寻求型FDI的入驻。结合式（7）中WFmd系数的估计结果，我们判断为吸引FDI，地方政府在要素市场上存在“逐底竞争”，加剧了要素市场扭曲。一个有趣的发现是，PM系数显著为负，即环境质量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与直观判断及“污染天堂”的理论预期不一致，原因可能为：其一，不仅跨国公司高管的环保态度与企业声誉呈正相关，且承担环保责任会吸引更多机构投资者关注，这有助于发现和提升公司价值并改善财务绩效。[27]其二，改善生态环境不仅有助于降低健康风险、促进劳动力供给和提升劳动生产率，还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FDI进入雾霾浓度低的地区，长远来看能获得人力资本质量提升与市场规模扩张带来的收益，有利于跨国公司对FDI形成稳定获利的预期。其三，有效治霾不仅可能反映当地在政府治理能力、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等方面的蜕变，也会吸引更多偏好优质环境的高级人才，从而促进政府公共服务、技术、资本、劳动与FDI实现更高层次的融合，并提升外资企业生产率。

7.空间联立方程模型回归结果总结

综上可知，第一，FDI既通过产业结构升级、环境技术溢出效应（区域内与区域间）、源自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空间溢出发挥治霾效应，又通过要素市场扭曲（区域内与区域间）与经济规模加剧雾霾，总体上有利于治霾;第二，地方政府为吸引FDI在要素市场上存在逐底竞争，加剧要素市场扭曲;第三，要素市场扭曲会削弱FDI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环境技术溢出效应，并刺激其经济增长效应，从而不利于发挥FDI的治霾效应;第四，雾霾污染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并阻碍偏好优质环境的FDI的进入。至此，假说1、2、3得到完备验证。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关于FDI对环境质量是诅咒抑或福音的争议由来已久。现有文献更多从国内市场制度完善的视角进行分析，忽略中国转轨经济背景下要素市场扭曲对两者关系的影响。结合寻租理论与地方政府竞争理论，以外资企业与地方政府互动为切入点，构建“FDI-要素市场扭曲-雾霾污染”的逻辑框架，基于中国2004～2018年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与空间联立方程模型对本文假说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FDI既通过产业结构升级、环境技术溢出（区域内与区域间）、源自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空间溢出发挥治霾效应，又通过要素市场扭曲（区域内与区域间）与经济规模渠道加剧雾霾，最终总体上有利于治霾;（2）为吸引FDI，地方政府在要素市场上存在“逐底竞争”，加剧了要素市场扭曲;（3）要素市场扭曲削弱了FDI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与环境技术溢出效应，并刺激其经济增长效应，从而不利于充分发挥其治霾效应;（4）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与空间溢出效应，并抑制偏好优质环境的FDI的流入。上述结论与落实新发展理念、深化要素市场改革，以及实现治霾与引资的双赢密切相关。

首先，充分挖掘FDI在产业结构升级与环境技术进步上的正外部性，推动开放发展、创新发展与绿色发展的共赢。一方面，在政绩考核中应更强调经济增长、创新驱动、环境保护的协同性，激励地方政府在FDI质量上形成“竞相向上”的良性竞争，避免在招商引资中盲目降低外资准入门槛，导致以不可逆的生态破坏换取短期增长。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鼓励外商投资从加工制造向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绿色研发等领域拓展延伸。另一方面，在优化营商环境基础上，鼓励具备环保技术优势的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合理规定跨国公司在当地创造附加值的比例，适度提高其进口中间投入品的关税，由此提升外资在研发、采购、生产上的本地化程度，扩大外资环境技术溢出效应。

其次，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充分释放FDI的环境福利效应。具体而言，应建立完善的要素价格体系，让客观真实的要素市场价格成为优化资源配置的信号，既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激励更有效率的外资企业的进入，又使其倾向于绿色创新而非凭借低成本要素获得利润，驱动产业结构升级。在生产要素配置中，营造更公开透明的招投标环境，完善监督管理体系，使资源能优先配置到环境效率更高的外资企业。推进区域要素市场一体化，促进要素自由流动，由此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并增加本土企业吸收外资环境技术的压力和能力，促进FDI环境知识的跨地区溢出。

最后，坚持区域联防联控的治霾策略，并提高环境质量在吸引外资中的地位。中央政府应考虑总体环境约束和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实行科学的顶层设计，打破行政区域界限，促使地方政府就全局性的雾霾治理目标实现协同推进，并构建以法治建设、绿色技术创新为导向的深层次环境治理模式。同时，借助雾霾治理倒逼区域在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优化、体制机制改革、技术创新突破等方面实现蜕变，最终提升环境质量并获得引资新优势。

参考文献：

[1]Ning L， Wang F， Li J. Urban Innovation， Regional Externalitie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 [J]. Research Policy， 2016， 45（4）：830～843.

[2]Cheng Z， Li L， Liu J. Identifying the Spatial Effect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Urban PM2.5， Pollution in China [J].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17， 82（11）：61～75.

[3]邵帅， 李欣， 曹建华. 中国的城市化推进与雾霾治理[J]. 经济研究， 2019（2）：148～165.

[4]郑新业， 张阳阳， 马本， 等. 全球化与收入不平等：新机制与新证据[J]. 经济研究， 2018（8）：132～146.

[5]Tang J. Testing the Pollution Haven Effect：
Does the Type of FDI Matter？ [J].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15， 60（4）：549～578.

[6]Sung B， Song W Y， Park S D. How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s CO2， Emission Levels in the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J]. Economic Systems， 2018， 42（2）：320～331.

[7]Liu Q， Wang S， Zhang W， et al.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Chinas Cities？ A Spatial Econometric Perspective [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8， 613（2）：521～529.

[8]Grossman G M， Krueger A B.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 [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 110（2）：353～377.

[9]盛斌， 呂越. 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的影响——来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12（5）：54～75.

[10]Doytch N， Uctum M. Globaliz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Sectoral FDI [J]. Economic Systems， 2016， 40（4）：582～594.

[11]Ning L， Wang F. Does FDI Bring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Spillover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Role of the Local Industrial Structure[J].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18， 71（2）：381～405.

[12]Lin B， Chen Z. Does Factor Market Distortion Inhibit th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China？ [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8， 197（1）：25～33.

[13]盖庆恩， 朱喜， 程名望， 等. 要素市场扭曲、垄断势力与全要素生产率[J]. 经济研究， 2015（5）：61～75.

[14]张杰， 周晓艳， 李勇. 要素市场扭曲抑制了中国企业R&D？[J]. 经济研究， 2011（8）：78～91.

[15]Cole M， Elliott R J， Zhang J. Growth，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 [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2011， 51（1）：121～138.

[16]阚大学， 吕连菊. 要素市场扭曲加剧了环境污染吗——基于省级工业行业空间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J]. 财贸经济， 2016（5）：146～159.

[17]Holburn G L F ， Zelner B A. Political Capabilities， Policy Risk，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Strategy：
Evidence from the Global Electric Power Generation Industry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0， 31（12）：1290～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