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中国期间鲜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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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李德”是他在中国活动期间使用的名字,意思是一个姓李的德国人。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活动期间,李德曾以“华夫”为笔名在《革命与战争》杂志上发表过一些文章,所以遵义会议上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曾称他为“华夫”。李德在中国呆了7年,这期间他都干了些什么?

来中国前的李德

1900年9月28日,李德出生在德国慕尼黑城郊的伊斯玛宁镇,父亲是个会计,母亲是个教师。6岁时,李德的父亲就去世了,随后他被送进了一所天主教孤儿院,并在那里接受了初等教育。他读书很勤奋,所以学习成绩一直不错,而且还获得了奖学金。1913年,李德被慕尼黑的一所初等师范学校破格录取。在校读书期间,他开始从事革命活动,于1917年加入了社会民主青年反对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18岁的李德应征入伍,作为一个列兵,他曾经上了奥地利和意大利前线,并战斗在最前线。但李德在部队里仅仅呆了几个月时间,战争就结束了,他因此又回到学校读书。这是李德来中国前的第一次军事经历。

1919年4月,李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该组织是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不久他又被选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慕尼黑委员会,负责慕尼黑中等学校学生组织工作。同年,19岁的李德参加了保卫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在29天的街垒战中,他手持毛瑟枪,指挥工人弟兄们同反革命的武装士兵进行浴血奋战,因为有奥、意前线的战斗经验,所以他在街垒战中表现异常出色。这是李德来中国前的第二次军事经历。这次战斗对李德印象最深刻的是街垒战,后来他到了中国,常常把这段经历看做是一种荣耀,也把城市街垒战的经验推广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最终给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的损失。

李德曾经三次被捕入狱。第一次是在巴伐利亚保卫战失败后被捕,并在狱中呆了整整3个月,后被误放而获得自由。1919年秋,李德逃亡到了汉堡,并加入了当地党组织。1921年初,李德在德共中央军政情报处工作。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军事论著,还熟读了《拿破仑》《苏沃洛夫》《凯撒》等人物传记,但对东方军事家的传记却显得不屑一顾。1921年底,李德第二次被捕入狱。在狱中,他联合其他犯人一起越狱,并获得成功。1924年初,李德被调往德共中央委员会做情报工作。同年,他结识了一位名叫奥尔加·贝纳里奥的女青年,并吸收她加入了共产党,随后两人便结为夫妻,这是李德的第一次婚姻。但好景不长,1926年秋夫妻俩同时被捕入狱,3个月后妻子奥尔加获释,而李德却仍被监禁。为了打发时光,他在狱中开始自学俄文和英文。直到1928年4月,在战友和妻子奥尔加的帮助下,李德才成功越狱。为了躲避抓捕,他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德国共产党只得将他秘密送到了苏联。1929年春,29岁的李德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博古为何把李德作为“洋钦差”请到中央苏区

1932年春,刚刚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李德,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李德携带着奥地利的护照,乘特别快车,穿越西伯利亚,经满洲里来到哈尔滨。接着,他以旅行为名,开始了解中国的一些情况。

1932年秋,李德从哈尔滨乘车到大连,然后又从大连到上海。当时的上海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李德就同其他几位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等人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这时的李德是一个“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共中央”,又受着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代表尤尔特的领导,特别是共产国际驻华总军事顾问弗雷德“指示的束缚”。后来又是谁让他成为凌驾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之上的“太上皇”呢?这个人就是博古。

大革命失败后,因为瞿秋白曾经以记者的身份在苏俄呆过,是较早接触苏俄的知识分子,也是中共早期党内唯一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八七会议上,瞿秋白临危受命,28岁即成为中共的高层领导人。随着赴苏俄人员的增多,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新的一拨“留苏派”开始崛起,他们在校长米夫的支持下,形成了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而“二十八个半”的头头就是倍受米夫青睐的学生王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被定为“左”倾教条主义者,被解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被选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补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取得了中央领导权。1931年6月,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米夫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指定王明为代理书记。同年9月,上海的党中央机关遭到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之前,王明曾指定中共中央由博古负责。

李德一到中国,就表示坚决支持博古一派,并对博古等人大谈凯撒、拿破仑等西方军事学家,而对毛泽东在江西苏区开展的游击战争则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李德主张红军应该与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并极力推行他的街垒战术,认为这一战术能有效消灭蒋介石的部队。在军事上与毛泽东之间的严重分岐,使李德与博古成了好朋友。

1933年1月初,上海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中共中央机关随时有被破坏的危险,在向共产国际请示后,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从上海迁往江西苏区。1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博古等到达江西瑞金。临行前,博古要求李德也到江西苏区去,经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请示,后得到同意。

博古为何要让李德到江西苏区呢?其实是王明、博古等人想把持党在江西苏区的军事领导权,因为他们自己既没有军事经验,在江西苏区又无威望可言,为了压服在江西苏区的毛泽东等党和红军的实际领导人,他们就请来李德,并且在军事上把李德尊为神的位置,以李德“洋钦差”的身份来排斥毛泽东等人的正确领导。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曾为李德作过翻译的王智涛回忆说:“李德原来不是共产国际正式的军事顾问,他只是被那位正式顾问派来打前站,为其进苏区探路作准备。但是李德到达后那位正式顾问却因故不能来了,这才由李德充当了顾问的角色,他在一段时间内仍得按上海的那位军事顾问的指示办事。”这说明李德一开始并不是共产国际派出的正式的军事顾问。给李德当过翻译的伍修权也曾反复说过:“李德的权力不是他自己争取的,而是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给他的,造成损失的主要责任在中国方面。”李德自己也承认是“应中共中央(实际即博古等人)之邀做军事顾问工作的”。他去中央革命根据地,是由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和洛甫提出的,李德本人则认为此事应征得共产国际的批准才行。为此博古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尤尔特几次发电报向莫斯科请示,直到得到共产国际表示同意并限定其职权范围为“没有指示权力”的指示后,李德才离沪潜入苏区,其时博古等早已先行进了苏区。

李德何以成为凌驾于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之上的“太上皇”

博古到达中央苏区后,刚好赶上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实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正手足无措时,李德也来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到达瑞金的当晚,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洛甫亲自到其住处看望,对他的到来表示了极大的欢迎。为接待好这位“洋顾问”,在当时苏区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专门为他在瑞金城郊盖了一个3居室的住宅,一间卧室,一间会议室,一间住翻译和警卫员。房子的四周是稻田,在稻田里还专门放了几只水鸭,人称“独立房子”。“独立房子”离中央办公室和总参谋部步行只需5分钟,“不久,‘独立房子’就成了李德的绰号”。博古还给李德配了两位高水平的翻译,并配备了警卫员、炊事员、饲养员等一整套服务人员,李德生活上的用品也都由总参管理局等部门特殊供应。

33岁的李德精力旺盛,表现出比东方人更强烈的求偶欲望。陈士榘上将后来回忆说:“李德刚来到部队,提出一个在我们看来很好笑的条件,就是希望有个中国女战士陪他睡觉。这在德国、奥地利可能不算什么,在中国尤其是在红军,就显得有点可笑。我们在底下还议论说,外国人真是随便。好在他也听不懂。”博古虽然对李德言听计从,但在这件事上他还是顾及影响,暂时没有照办。

但是没过多久,李德还是出了问题。原来他看上了一个在团中央工作的女干部,“对那位年青妇女垂涎欲滴,想与她同枕共眠,还主动给她送礼”。那位女同志的丈夫知道后,急忙向领导反映,对此有关领导对这位“洋钦差”也是无可奈何。有一次,李德从红军大学讲课回来,看中一个在河边洗衣服的少女,这个姑娘名叫赖水娣,是当地苏维埃主席杨世梁的表侄女。后经杨世梁撮合,姑娘同意了和李德的这门婚事,两人正准备结婚时,负责调查的社会部报告说,赖水娣已经有了丈夫,而且是反动民团分子,于是这桩婚事就此告吹。最后,博古决定通过党组织,在红军女同志中为李德找一个政治上可靠的妻子。后来,在中央妇委工作的李坚贞为李德物色了一位名叫肖月华的广东籍女子。肖月华是贫农出身,文化水平不高,但她反对嫁给李德,后来经过领导的多次劝说,才勉强同意和李德完婚。婚后,李德对她十分冷淡、刻薄,被骂挨打更是家常便饭,忍无可忍的肖月华跑到博古那里要求离婚,但博古劝她要服从组织。由此可见,博古对李德是有求必应的。伍修权曾回忆说:“我们称他为‘太上皇’,就是主宰一切的上帝。博古对他从来都是言听计从。”由此可知,造成这一结果的就是博古。

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五次“围剿”采纳的是德国军事顾问与国民党内反动谋士的建议,即所谓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策略,在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步步为营”的“堡垒主义”战术,以慢慢压缩革命根据地,最后寻求红军主力决战,以实现消灭红军和摧毁根据地的目的。由于不懂军事,博古就让李德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军事上极其重要的工作。这样,在博古的支持下,李德便顺利地掌握了中央军事指挥大权。随后,他又以独断专行的作风代替了原来中央军委的集体领导,从而成为凌驾于中央军委之上的“太上皇”。中央革命根据地及十几万红军的命运就这样交给了这个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3年和只有街垒巷战经验的顾问。他不问中国国情,不顾战争实际情况,仅凭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课本上的条条框框,坐在“独立房子”里按着地图指挥战斗,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遭众叛亲离

在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说李德刚到江西时,与朱德等军队指挥官之间的关系还算融洽,因为他毕竟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其他将领如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等对李德的态度也很好。

但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李德却推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接着又推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最后推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战争中李德极力推行他的“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短促突击”和建立正规军打阵地战等一整套方针,完全排斥毛泽东等人的游击战术。在李德和博古的授意下,1934年春,有人提出要把毛泽东转到苏联去“治病”。博古和李德向莫斯科提出了这个建议。这显然是李德的主意,但是莫斯科没有同意。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李德要求红军与国民党部队进行大兵团作战,打大仗,甚至认为红军是有机会攻取长沙、福州那样的大城市的。

在李德的瞎指挥下,红军伤亡数量不断增加,一个又一个县落入敌人之手,这引起了许多红军指挥员的不满。为此,一些部队的指挥员开始与李德发生争执。彭德怀和刘伯承都是心直口快之人,他们对李德的错误做法敢于提意见,而其他的指挥员则不愿意公开表态,因为害怕遭到非难。刘伯承也曾经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与李德算是校友,他在许多问题上公开质疑李德。有一天,李德大骂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指责他在战场上指挥不力。李德责问说:“你怎么可能在伏龙芝学习过?在我看来,你不过是一个庸庸碌碌的参谋人员,你白白浪费了在苏联的时间。”可见当时李德的飞扬跋扈。

李德的瞎指挥,给部队造成损失最大的是彭德怀指挥的第三军团。为此,彭德怀对李德等人在军事上死板的、教条的指挥十分不满。1934年4月1日,彭德怀给中央军委写信,建议组织几个有力的挺进游击队,深入敌人大后方进行扰乱,破坏联络,捉土豪,征集款项等,以解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但李德等对彭德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仍不予采纳,继续推行他们那套不切实际的作战方针。

1934年4月28日,广昌战役失败,彭德怀对李德的这种打法颇为恼火。为此,他当面批评李德说:“你们指挥作战,从开始就是错误的。”“中央苏区开创到现在已5年了,一、三军团活动也4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是多么困难,现在却要被你们给葬送掉。你们是‘崽卖爷田心不痛’。”当伍修权把彭德怀的话翻译给李德听后,李德暴跳如雷,连声大吼:“封建!封建!你是因为被撤掉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不满。”倔犟的彭德怀回骂:“你无耻。”聂荣臻对李德也十分不满。他后来回忆说,军事顾问李德来到中央苏区后,一切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都变得一反常态,变得特别“左”,特别不切实际,使红军蒙受了巨大损失。

毛泽东提出长征应该让女同志也参加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在长征尚未出发前,周恩来、博古、李德组成了所谓的“三人团”,决定着长征的一切大小问题。一般所有的问题都是由博古、李德提出建议,而就周恩来的为人而言,他虽然对一些建议有异议,但在非常时期也不便说什么。而且所有的事情博古、李德说罢就算了事,具体实施起来还得落在周恩来的身上。

李德、博古还做出一项荒唐的决定,就是红军长征不许带一个女同志,他们认为女同志在长征中是累赘。为此,毛泽东找到周恩来,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长征中没有女同志,沿途不利于做群众工作;而且有些女同志在党内、军内负有很重要的责任,有的身体又很不好,人为地把她们和丈夫分开,是很不妥的。其实,在李德、博古提出这一建议时就遭到了他们夫人的反对。博古的夫人刘群先、李德的中国妻子肖月华都十分不满,而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当时正大吐血,被确诊为肺结核,如果留在苏区,周恩来的心里就更放心不下了。

其实博古、李德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一本难念的经,如果长征带女同志的话,这可是一个庞大的队伍,因为不少指战员都在中央苏区结了婚。当周恩来提出带女同志时,博古没有作任何思考,就接着说:“可以,请有关单位先拟个名单,交由中央批准。原则就是:要少而精。”最后经过反复讨论,决定只带30人,她们中有:博古的夫人刘群先、李德的中国妻子肖月华、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李富春的夫人蔡畅、李维汉的妻子金维映、邓发的夫人陈惠英以及李坚贞、刘英等。

长征开始时,在军事指挥上依然由李德负责,他一方面强调保密,对战略转移没有进行应有的政治动员;另一方面在退却中采取了消极避战、逃跑主义,使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损失惨重。当红军长征渡过湘江时,只剩下3万多人。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李德在会上受到批评并被取消了军事指挥权。失去军事指挥权的李德决定虚心向毛泽东学习,他要求离开中央军委总部到红一军团去工作,中央满足了他的请求。但是红一军团长林彪对李德态度冷淡,所以李德只在红一军团呆了几个星期,又回到了中央纵队。

向电影演员李丽莲求婚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德、肖月华夫妇住进了延安凤凰山麓的一个窑洞里,不久肖月华产下了一个男婴。由于长征旅途艰辛,每天还要面临死亡的危险,加上营养又差,所以参加长征的女同志到达延安后,大多不能生养,而李德却喜得贵子。为此,张闻天、博古、朱德夫妇都前来祝贺,毛泽东也派妻子贺子珍送来了礼物,邓颖超代表周恩来也前来看望,并说周恩来专门从南京发来电报:“中央迁居延安,李德喜得贵子,值得庆贺。”这让李德很受感动。

自从有了孩子,李德一家三口其乐融融。闲暇时,他们就抱着儿子出去玩,经过毛泽东的窑洞时,毛泽东也会出来逗他们的儿子玩。一次,李德开心地对毛泽东说:“我到中国赚啦!来时我是一个人,如今变成了三个人。”但这种和谐幸福的家庭生活只持续了一年,因为肖月华要工作,为此她把孩子送到一老乡家里抚养,每周六才接回家。后来,组织上又派她到抗大学习,因为抗大要求学生一律住校,这样一来,肖月华只有星期六才能回家。李德一个人在家倍感孤独,于是经常去学校找肖月华,有时还大发脾气,甚至动手拉拉扯扯,惊动许多学员跑出来围观。这让肖月华感到很失脸面,一向温顺的她不客气地挣脱李德的手,并厉声呵斥道:“这里是延安,不是你当太上皇的瑞金。”最后,肖月华干脆周六也不回去了。他们的夫妻关系就这样慢慢地名存实亡了。后来,边区政府民政厅同意了他们的离婚,孩子归肖月华抚养,李德给肖月华600元抚养费。

就在这时,一个名叫李丽莲的年轻女子闯入了李德的生活。李丽莲曾在上海“天一”影业公司当演员,在《社会之花》《梦里乾坤》等影片中扮演过角色,而且身材颀长,长相俏丽。她是1937年底与江青等一起从上海来到延安的。当时的延安每逢周末都有舞会,在舞会上,李丽莲用英语和李德打招呼,这让他感到吃惊,似乎找到了知音。此后,两人交往更加密切了。

不久,李德向李丽莲求婚,李丽莲也看中了李德的身份和他在延安还算优厚的待遇,便愉快地接受了他的求婚。李德马上找到中组部部长陈云,申请与李丽莲结婚,还提出把李丽莲转为中共正式党员,陈云同意了他的要求。婚后,两人经常一起跳舞、散步和买菜,形影不离,幸福中的李德决定为了妻子在中国生活一辈子。

然而好景不长,1939年仲夏,共产国际发来电报,要李德回苏联述职,正巧有一架飞机要送不慎骑马摔伤胳膊的周恩来去苏联治伤,党中央决定让李德搭机返回苏联。8月28日清晨,毛泽东、张闻天、邓颖超等100多人前来机场为李德送行。李德提出带妻子李丽莲一起走,但因李丽莲没有护照签证而未得到批准,从此他们二人再也没有见过面。

与李德有过婚姻的这两个中国女人:肖月华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后曾任湖南省军区军法处长、省交通厅办公室主任、省政协委员,1983年11月3日在广州逝世。李丽莲后曾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任助教,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和对外联络部部长,1965年4月病逝于北京。

回到苏联后,李德受到了审查,被分配到苏联外文出版社工作。1941年,李德以红军军官的身份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民主德国成立后,李德返回德国,潜心著述。1973年,民主德国迪茨出版社出版了李德的《中国纪事》一书,在书中李德讲述了他在中国不平凡的人生经历。1974年8月15日,李德在德国病逝,终年74岁。○

责任编辑 刘金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