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界视野下的E.M.福斯特研究
时间：2020-03-27 07:56:2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英国小说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为中国读者所了解已有三十年， 中国学术界对他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从片面到多元、从单一到丰富、从零散到系统的逐渐深化的过程。中国学界对于福斯特的系统化的研究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进入21 世纪后， 达到高潮，吸引了许多研究者参与讨论。梳理这一研究历程并揭示其特点， 对于全面认识福斯特乃至发现中国文学批评的某种趋向， 都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福斯特 汉译 研究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1879—1970）是20世纪英国最杰出的小说家、散文家之一。在英国，福斯特是与詹姆斯·乔伊斯、D.H.劳伦斯、弗吉尼亚·伍尔夫齐名的小说家之一。但是在中国，长期以来读者对他却是比较陌生的。虽然早在20世纪20年代参加著名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Bloomsbury Group）的聚会时，福斯特就曾经与徐志摩、林徽因、凌叔华等人有过接触，不过他们似乎对他并不特别感兴趣。1941年，福斯特与萧乾相识，与他展开了一段弥足珍贵的友谊。{1}1942年与在剑桥的国王学院的叶君健也有过一些交往。不过1949年以后，由于政治原因，福斯特和中国的联系基本中断了。直到1981年，广州花城出版社内部发行《小说面面观》中译本时，中国读者才真正开始了解这位“迟来的作家”。
福斯特进入中国，始于戴镏龄、吴志谦等人的转译介绍。1956年，他们翻译了苏联文学家阿尼克斯特所编著的《英国文学史纲》一书，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中简单介绍了福斯特其人及其作品。十五年后的1981年，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了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由郭丽鸿翻译。此外，在《国外社会科学著作提要》中提及，D.B.阿尼金曾介绍了福斯特传记《E.M.福斯特的一生》。直至1984年，《外国文艺》第4期才对这部小说理论著作进行了全面的介绍。
《小说面面观》是福斯特在中国最先为人所知，可能也是最为人熟知的作品。从1981年至今，它一共有过四个译本。{2}其后，随着两部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印度之行》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的上映，在1988—1992年的五年间，出现了一次福斯特译介高潮，他的六部小说中有三部在这一时期先后被译介到中国。1988年，重庆出版社首先推出了《印度之行》（石幼珊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则推出了《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林林和薛力敏译）。1989年，《露西之恋》（即《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李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1990年，北岳文艺出版社推出《俯瞰美景的房间》（俞宝发译）。安徽文艺出版社则在这一年推出了福斯特选集，第一本为《印度之行》（杨自俭、邵翠英译） ，第二本《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李瑞华、杨自俭译）于两年后（1992年）出版。1990年，漓江出版社也出版了《印度之行》（张丁周、李东平译）。不过，这一时期虽然译本众多，但并不全面。译者过于把注意力集中在《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和《印度之行》上，使得这两部小说在五年间就各自有了三个不同的译本，而其他三部：《霍华德庄园》《最漫长的旅程》和《莫瑞斯》却被忽视了。此后，虽仍有福斯特小说中译本面世，但都是《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和《印度之行》的重译。{3}《莫瑞斯》的中译本直到2002年才出版（文洁若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苏福忠译的《霍华德庄园》和《最漫长的旅程》。至于他的散文和短篇小说，虽然数量众多，但迄今没有引起中译者太大的兴趣。散文的翻译仅见《现代的挑战》{4}和《福斯特散文选》{5}。而短篇小说方面，目前也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福斯特短篇小说集》（谷启楠译）、《福斯特读本》（冯涛等译，其中收录了福斯特的几篇短篇小说）等。另外，福斯特生前一直禁止别人将他的小说拍摄成电影，但是在中国，他的小说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却要归功于由他的作品改编的电影。
在福斯特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的同时，一些评介性的文章也以译序、译后记或前言的形式出现。不过，它们中的大部分都是对福斯特生平和作品的介绍，往往流于粗略和肤浅，但是叶君健为1990年杨自俭译《印度之行》所写的序、杨本人的译后记及所附福斯特研究专家J.S.马丁（John Sayer Martin）的文章《论〈印度之行〉》，文洁若翻译的《莫瑞斯》中由P.N.费尔班克所写的导言以及她自己所写的译后记等，这些文章不仅对理解《印度之行》和《莫瑞斯》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而且对理解福斯特本人的思想、了解他的作品全貌也有所帮助。
在研究专著方面，目前国内的相关论著极少，李建波《福斯特小说的互文性研究》和陶家俊的《文化身份的嬗变：E.M.福斯特小说和思想研究》分别从互文性和文化研究方面对福斯特的创作进行了研究。
国内早期对福斯特的研究大多属于介绍的性质或者浅层次的分析。最早的是《国外文学》1982年第4期丁明淑发表的《从景物描写看〈印度之行〉的创作思想》和谭黎发表的《浅谈〈印度之行〉的情节》。此外还有1987年第2期《外国文学》上李辉翻译的短篇小说《野餐》及译者的评论文章《福斯特及其〈野餐〉中的性意识描写》、王家湘的《爱·摩·福斯特》，1989年《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上程爱民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兼容并蓄——试论福斯特的〈一间可以看到风景的房间〉》等。
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方面的研究相对深入了一些，大致可以分成四个研究方向：
一、后殖民主义研究；二、“联结”主题研究；三、文化研究；四、小说理论、艺术等方面研究。分别反映在从后殖民主义研究的角度阐释《印度之行》（这显然与后殖民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的传播有着直接的关系）；研究《霍华德庄园》《印度之行》等小说中反映的“联结”主题；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分析《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和《印度之行》；其他则是关于福斯特的小说理论研究、性别研究和电影改编等方面的研究。而对《最漫长的旅程》这部自传性很强的作品以及福斯特的短篇小说的解读就很少或几乎没有。
一、后殖民主义研究
侧重对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创作中的后殖民主义研究是目前福斯特研究的特点之一。2000年第3期《外国文学》上，张中载发表了《〈印度之行〉不和谐的双声：反殖民主义与殖民主义话语》，他指出，福斯特在揭露英国殖民统治黑暗的同时，仍然摆脱不了根深蒂固的种族优越感而对印度人进行歧视性的描写。骆文琳于2003年在《四川外语学院学报》发表的《解读〈印度之行〉中的殖民主义意识》中认为福斯特的《印度之行》不仅蕴涵着鲜明的反殖民主义思想，而且还具有浓厚的殖民主义意识。通过从景物描写、人物刻画以及话语分析可以发现蕴涵在作品中的殖民主义意识。陶家俊认为，《印度之行》中阿齐兹的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说明启蒙理性不仅是推动欧洲现代性的动力，也是后殖民话语中后殖民知识分子反抗殖民霸权、重写殖民遭遇中的主奴关系、形成民族—国家意识的催化剂。民族—国家意识是后殖民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本身的历史性说明了后殖民话语的历史性和异质性。此外，还有学者从世界文学中的“印度书写”出发，将《印度之行》与吉卜林的《吉姆》相比较，通过比较吉卜林和福斯特对印度不同时期殖民官员的描述，从后殖民主义角度揭示文化霸权指引下的文学活动，以及西方作家本身存在着的种族与阶级意识歧视与偏见。
二、“联结”主题研究
“联结”主题研究也是目前国内福斯特研究中较热的领域。阮炜早在1988年就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发表了《〈霍华德庄园〉的“连接”主题》。李建波、岳峰、龙艳等则从婚姻问题入手，分析了《霍华德庄园》中的“联结”。骆文琳在《外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2期上发表《迷惘与隔膜的〈印度之行〉》，对这部作品中的三对主要人物所处的背景及关系作了深入剖析，说明福斯特所向往的“联结”仍十分艰巨，《印度之行》所显示的只是迷惘的道路和隔膜的心灵。丁建宁在《〈印度之行〉中的统一性》中指出，作家在《印度之行》中对“统一性”这个主题作了深入的探讨，将统一性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真诚的联结、人与自然的合一、人自身精神与肉体的有机统一这三个方面。
三、文化研究
从文化批评的视角研究福斯特及其创作也是当前国内研究的一个热点。李建波在《跨文化障碍的系统研究：福斯特国际小说的文化解读》中对《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和《印度之行》进行了深入剖析，在揭示福斯特三部国际小说时代特征的基础上，挖掘原本隐藏于小说情节中的跨文化思索脉络。岳峰则主要从文化批评的角度解读了福斯特以《霍华德庄园》和《印度之行》为代表的几部长篇小说，以文化为切入点，参照互文性、比较哲学、人类文化学以及精神分析法等视角，从形式各异的具有“发育不良的心”的英国人形象、以婚姻为载体的“联结”以及“联结”的最终尴尬等三个方面，分析研究福斯特小说思想发展嬗变的历程，通过对作品的剖析，在更深的辩证层面上揭示福斯特小说中包含的文化和思想，对福斯特式的“联结”观和他的双重文化身份进行深层次的探析，进而揭示了福斯特式的自由—人文主义联结观所隐含的政治意识与英国中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之间的关系。
四、其他
《小说面面观》介绍到中国后， 其中提出的“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的概念言简意赅，别具一格，影响颇大。国内学者借用“圆形人物”和“扁平人物”来分析国内外文学作品中的具体人物，同时对他们提出疑义，进行修正、补充，进而提出自己的人物类型。比如刘再复发表在《当代文艺思潮》1985年第6期上的《圆形人物观念与典型共名观念》。刘再复将“圆形人物”的观念与何其芳的“典型共名说”结合起来，对小说的人物形态进行了更详细的分析。马振方在《文艺理论与批评》1987年第5期上发表的《论小说人物形态》对刘再复一文作了修正，进而提出“尖形人物”说。问题是，不少研究者往往把注意力只集中在“圆形人物”和“扁平人物”这两个概念上，而忽视了《小说面面观》中对故事与情节的区别、寓言小说的特征、叙述的时间顺序、模式和节奏等所作的精辟论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们开始从叙事学的角度对福斯特的小说理论进行研究。王丽亚在《外国文学》2004年第4期上发表《E.M.福斯特小说理论再认识》一文。她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理论界对英美小说理论的不断深入了解和批评，福斯特提出的“圆形人物”和“扁平人物”论受到强烈质疑，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福斯特小说理论的其他一些重要观点。因此，作者在文中重新审视了福斯特提出的小说“图式”与“结构”观点，揭示福斯特提出的以读者为中心的小说观点与19世纪传统小说批评之间的冲突，在说明福斯特的现代意识的同时，展现了形式主义小说理论内部的差异和发展。
福斯特的六部长篇小说中有五部被改编成了优秀的电影（《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莫瑞斯》《印度之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霍华德庄园》），这充分显示了其小说所具有的明显的电影化倾向。福斯特的小说具有许多电影化因素，如视觉造型性、人物电影化及情节的复杂多变性等。这使得有些研究者开始关注福斯特的小说以及由它们所改编的电影所具有的独特的审美价值和艺术内涵，如陈洁《论福斯特小说的电影化》、刘业超《殖民主义精神黑洞中的阳光——析英国电影〈印度之行〉》等。
福斯特与亨利·詹姆斯、康拉德一样，是英国小说从传统到变革时期的作家，他的作品不仅继续了英国风俗小说的传统，也汲取了象征主义手法。金光兰从书名人名象征、结构象征和背景象征等三个方面论述了《印度之行》的象征艺术，认为它不仅具有结构上的重要性，而且富有哲理；不仅营造了作品的气氛，而且深化了作品的主题。龙艳则通过对《霍华德庄园》中的房屋、雨伞、宝剑、汽车等意象编排和具有象征意味的情境描写的解读，来解析隐藏在这些意象之后的被作者赋予更深刻的社会的人文的象征意义，认为福斯特借此意象微妙地揭示了现代文明的两难境地：物质生产与精神文明的矛盾、冷酷的工商规则与温情脉脉的人文主义的冲突以及人与自然的日益疏离和工业化、机器文明与城市化进程对宁静的传统乡村生活秩序的压迫性冲击的忧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