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日本：中国现代诗学的昨天与今天
时间：2020-03-28 07:58:0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编者按中国现代诗学在百年间逐渐成熟，其影响及于日本、韩国和东南亚。本刊特约请中国现代诗学专家吕进教授和日本知名汉学家岩佐昌暲教授，就中国现代诗学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对话，以期进一步推动这一学科的发展。
吕进，1939年生，1963年毕业于西南大学外语系，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大学文科学术委员会主任，西南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重庆市文联名誉主席。主要著作有《新诗的创作与鉴赏》、《给新诗爱好者》、《一得诗话》、《新诗文体学》、《文化转型与中国新诗》、《中国现代诗学》、《现代诗歌文体论》、《对话与重建》、《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吕进诗论选》等。
岩佐昌暲，1942年生，毕业于大阪市立大学。长期担任日本九州大学教授。2005年任九州大学名誉教授，熊本学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现代中国学会常任理事、日本郭沫若研究会会长、九州中国学会前会长。主要著作有《中国少数民族和其语言》、《文革时期的文学》、《现代中国的内部风景——八十年代中国的文学与社会》等。编著有《诗刊（1957—1964）总目录·著译者名索引》、《红卫兵诗歌选》（和刘福春合编）、《中国现代文学与九州》等。
吕进：在中国，诗是文学中的文学，中国的古代文论基本就是诗论，中国文学的灵魂是诗，中国文学是具有诗美特征的文学。所以诗学问题从来是中国文论的中心之一。现代诗学更复杂，它应当能够解释多元化的诗歌现象（主流诗、先锋诗、通俗诗等等），能够贯通古今，融会中外，进行原创性研究。这对研究者来说，是个挑战。您是日本知名汉学家，我们能否就中国现代诗学的昨天与今天作一次畅所欲言的对谈？
岩佐昌暲：吕进教授，我们是老朋友了，认识十多年了吧？上个世纪90年代初您第一次来九州大学的情景我还记忆犹新呢。能够坐下来共同谈谈中国现代诗学，我是很高兴的。但是，我在这里说的话只能代表我个人的意见，我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代表“日本的研究者”群体，也不代表日本对中国诗学研究的学术水平。相信有很多比我水平高的学者，希望不要通过我的话判断日本学界的学术水平。
一、众里寻他千百度
岩佐昌暲：中国现代诗学的发生几乎是与新诗同步的。可以说，日本对中国现代诗学的翻译和研究也是与现代诗学同步的。
吕进：是的。胡适的《谈新诗——八年来的一件大事》当年被称作现代诗学的金科玉律，那是1919年写的，比胡适的《尝试集》还早半年。而《尝试集》可是中国新诗的第一部个人专集呀！现代诗学最早产生影响的著作是草川未雨的《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田汉、宗白华、郭沫若的《三叶集》，特别是后者。
岩佐昌暲：日本对中国新诗的介绍和研究也开始得很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1920年，京都帝国大学教授青木正儿在该大学的校刊《支那学》杂志上，介绍了胡适所倡导的白话诗运动。紧接着，1922年出版了大西齐、共田浩编译的《文学革命与白话新诗》一书。该书首次用日语将中国的白话诗系统地加以译介。之后，又陆陆续续地出版了一些相关书籍。
吕进：后来，现代诗学逐渐成熟，发展到40年代，就有了四大诗论的说法。
岩佐昌暲：四大诗论是不是指艾青的《诗论》（1941）、朱光潜的《诗论》（1943）、朱自清的《新诗杂话》（1944）和李广田的《诗的艺术》（1944）？这些著作影响的确很大。尤其是艾青的《诗论》，多次再版，译成了很多文字。
吕进：艾青是太阳与火把的歌手。他认为，诗人行动的意义，在于把人群的愿望化为语言。他以最高的热情赞美着光明。法国学者称他是“一位颇有诗人风度的诗人”，其实他也是一位颇有诗人风度的诗学家。1941年9月由桂林三户图书社出版的《诗论》是中国现代诗学批评史上第一部系统的诗学著作，这部诗论的确在后来的几十年间，多次再版，并且译成多种文字，成为中国现代诗学的经典著作。《诗论》之前的许多新诗理论往往没有完全成功地摆脱传统诗学的固有范畴，《诗论》的出现，才使得中国现代诗学拥有了浓厚的现代色彩。真善美和散文美，是艾青《诗论》的两块理论基石。“一首诗必须把真、善、美如此和洽地融合在一起，如此自然地协调在一起，它们三者不相抵触而又互相因使自己提高而提高了另外两种——以至于完全”。诗的散文美包括了艾青两个语言理想：口语化与自由体。他认为“散文自由性给文学的形象以表现的便利”，他“主张以现代的日常口语所用的鲜活的口语，表达自己所生活的时代——赋予诗以新的生机”，倡导自由诗体。《诗论》采用诗话的文体。自欧阳修《六一诗话》始，诗话从来就是中国诗学著作的主要文体，“诗话者，辩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宋许颐《彦周诗话》）。《诗论》采用生动的类概念，随处格言隽语，定位灵活，含论于象，诗的气质很浓，既是中国风格，又有现代色彩；既是简洁隽永的古代诗话的继承，更是“以资闲谈”的古代诗话的大飞跃；既是诗论，又是诗一般的理论。
戴望舒《诗论零札》采用的也是这种文体。如同在关于诗的散文美上受到戴望舒的影响一样，艾青《诗论》的文体也显然地直接受到了戴望舒的影响。艾青《诗论》是诗人谈诗。诗人从自己的创作经验出发，以真善美作为准绳，研究新诗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历史、时代、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研究新诗的内部诸多审美要素和修辞技法，以散文美为理想，就诗与生活、诗与抒情、诗与语言和诗与形象等等，展开了他的论述。科学概念可分两类：清晰概念和模糊概念。科学概念并不一定都是清晰概念，尤其是对于诗学而言。老子《道德经·二十一》：“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散文重“知”，诗歌求“感”。“知”，贵精确；“感”，贵丰富——诗人说出一分，读者须在诗人的“暗示”下，“感”出未言之言，未语之意，未道之情。所以诗学一般是回避纯概念的。艾青在《诗论》里用的是类概念，十分适合言诗。
岩佐昌暲：朱光潜的《诗论》也相当有影响。这部《诗论》给人的感觉和艾青的《诗论》很不相同。
吕进：现代诗学著作有两大范式：诗人谈诗和理论家谈诗。诗人谈诗的逻辑起点是诗人的创作经验，这是他的起跑线。诗人不喜欢系统地、术语地谈论问题，他非常注重保持诗的新鲜。诗人谈诗往往比较感性，鉴赏成分比较多，术语不一定十分准确，使用的方法往往是前科学的或者后科学的，谈印象，谈感觉，谈接受状态。他不在诗之外，也不在诗之上，而是在诗之中说话。理论家是把诗当作学术研究对象，以对诗的艺术审美作为理论依据，站在诗之外谈诗，理论家自己对于诗歌作品的接受状态不在描述范围内。他是冷静的，智性的，演绎的，他站在理论的制高点上，运用概念抽象，运用逻辑推理，拒绝使用类概念，拒绝使用前科学或后科学的研究方法，致力于诗歌现象的提升和学理化。艾青的《诗论》显然属于前者，而朱光潜的《诗论》显然属于后者。
朱光潜是大学的知名教授。他在英国获硕士学位，在法国获博士学位，长期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除了《诗论》（1943），还有《西方美学史》、《文艺心理学》等学术专著二十余种。朱光潜说，《诗论》是他“自认为用功较多，比较有点独到见解的”著作。他的翻译作品也很多，如克罗齐的《美学》、黑格尔的《美学》、莱辛的《拉奥孔》，等等。作为译者，他在这些著作里添加了不少注释，对于理解原著相当有帮助，闪烁着学术的光芒。《诗论》凡13章，从诗的起源开始，论述了诗学的许多基本问题。在《抗战版序》中，朱光潜写道：“有两个基本问题需要特别研究，一是固有的传统究竟有几分可以沿袭，一是外来的影响究竟有几分可以接收。”此书正是融合中西诗学的精华，渊博宏肆，壁垒森严，字字有来历。尤其是对境界说的阐述。朱光潜取王国维的境界说来说诗，又以克罗齐的直觉说来补充，是王国维之后对境界说的又一次深入。此外，诸如对诗的界定，对诗的暗示和表现等等，都有精彩的论述。黑格尔主张诗要“清洗”。诗在再现大千世界的“众生相”时，总是敏锐、准确地捕捉特征，以一鳞半爪展现全龙。这种“清洗”是诗人的一个基本功。朱光潜在论及诗的表现时也有类似的阐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