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得恭纪行诗中幻灭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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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柳得恭，朝鲜时期“汉书四大家”之一，在诗文创作方面造诣颇高，有生之年曾三度出使中国。1790年，乾隆皇帝八十大寿之际，朝鲜派遣使臣赴京恭贺，柳得恭作为副使徐浩修的从官第二次出使中国。在这一时期，燕行录的主要形式是日记体，杂文体形式。而柳得恭把自己的所见所感，用诗歌含蓄地表达了出来，并在诗歌后面加以文字自述。这些著作收录在《热河纪行诗注》中。纵观燕行录研究历史，柳得恭这一创作方式目前还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研究空间。柳得恭在历史学界，文学界都有着重要贡献，然而相对于同一时期的李德懋、朴齐家等文人而言，我们对柳得恭的研究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各项研究也还有待深入。
通过对柳得恭纪行诗的研究，不仅能够探索出柳得恭诗歌的创作特点，还能够摸索出柳得恭对中国认识的变化过程，进而影射出朝鲜文人对清朝、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以及接纳状况。柳得恭作为一个异域文人，往往能以更辩证地眼光看待当时清朝的社会现实，这些文献可以扩充我们对清朝研究的资料库，也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全面地研究中国与朝鲜的外交关系。
关键词：诗歌造诣；中国认识；社会现实；外交关系
1778年3月，李德懋和朴齐家跟着进贺使蔡济恭一起出使燕京，没能一起同行的柳得恭在送别他们的时候写下了“此来又被揶揄鬼，但見年年人渡江”①的诗句，抒发了不能同行的遗憾。柳得恭作为深受中国传统儒学影响的朝鲜北学派文人之一，一直渴望有机会能出使中国，体验中国的风土人情，和中国文人切磋诗文，勘察清朝的政治形势。后来终于如愿，还参加了万寿节，体验了清朝众蕃朝拜的景象。这对柳得恭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热河纪行诗注》用委婉而生动的语言，含蓄地表达了柳得恭对清朝的复杂情感，也记录了柳得恭对清朝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显示了柳得恭锐利的眼光和杰出的思辨能力。
一、艰难险阻亦甘之如饴
“华夷之辨”即以是否坚持礼乐政教，作为判别华夏、蛮夷的标准，诸夏若放弃礼乐便沦为夷狄，夷狄接受礼乐就升为华夏，并主张用华夏礼乐教化“蛮夷”，实现“华夷一家”。②朝鲜对于明朝一直“事大以诚”，积极主动地吸取中华传统的礼乐制度，沿袭了中华正统儒家思想。而在当时的朝鲜人看来，身为女真族的清朝统治者却是未经文明开化的夷族，故朝鲜的很多文人对此有着极大地文化自信。例如，郑道传就曾说道：“我国号称小中华，凡礼乐文物，民风士习，悉仿皇朝。”在当时，朝鲜很多文人都对清朝有着复杂的情感，一方面他们不能够接受，也不敢相信女真族入驻中原，明朝已经覆灭。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自己能够进入中原，拓宽自己的视野，增长自己的见识，深化自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见解。柳得恭也不例外。
柳得恭此次出使中国，走的是之前出使中国的使臣从未走过的路线，因此内心满是欣喜和向往。他在《热河纪行诗注》序中写到“余是行，自遼野之白臺，经涉奚地，遊避署山莊，入古北口，出山海關而歸。閭山在一周之中，長城历萬里之半，可謂未曾有也。”不幸的是，旅途的艰辛不期而至。
纵观《热河纪行诗注》柳得恭一行在到达建昌县之前，旅途中保受艰辛。过周流河时，少船加暴雨，一行人过河非常艰辛；在新店时，好船载贡品，人得乘着漏水的船过河；甚至到了细河的时候，他们由于船只不足，还向百姓借了个斛飘着过河；在蛮子嶺，终日无食，饥肠辘辘，为了不耽误行程只得不断地赶路；在朝阳县，连天暴雨导致河水泛滥，百姓死伤无数，柳得恭一行人要是早到几天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物资匮乏，天气恶劣，又不熟悉路线，导致他们的旅途困难重重。然而，柳得恭始终以达观的态度面对这些艰难险阻，抵御异国他乡游子的寂寥之心。“水路朝天东曲在，但无红袖唱慽慽”，再大的困难也无法磨灭他出使中国，与中国友人探讨诗歌的热情。
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之后，朝鲜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危机，性理学的独尊地位也开始逐渐瓦解，多元文化格局逐渐形成。作为北学派一员的柳得恭已经先觉地意识到朝鲜一直依附于明朝，排斥清朝是不可行的了。正如韩愈《原道》所言：“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清朝虽然是蛮夷，但其很多文化传统还是中国正统的儒家思想，因此也还是值得学习的。柳得恭认为，应当吸取清朝优秀的物质、文化因素，为改善朝鲜的社会现状，发展朝鲜的社会文化。因此，柳得恭跨越了千难万险到达燕京之后，总是寻找机会走访燕京各处，拜访清朝的文人雅士，探讨清朝朝廷内部各项事宜，以期尽可能全面的了解当时清朝的各项事宜。
二、文坛现况差强人意
柳得恭来到中国，与众多的中国文人以及外国使者交流、讨论了各种见解。受地域语言的影响，他们就用当时影响较大的汉字进行了笔谈。笔谈次数频繁，内容较为丰富，涉及到社会风俗、封建礼教、地理名胜、国内形势等方方面面。他们还对科举时文、图书编纂、禁书等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些文字都收录在“燕行录”中，不仅证明了中国朝鲜文人之间倾心、倾情交流地历史，还证明了中国与朝鲜很早便有了文化、学术交流地事实。除了笔谈之外，诗歌也是两国文人交流最常用的一种方法。他们不仅以诗歌来传达自己的感情与见解，更以诗文对答为乐。
1776年11月，柳得恭的叔父柳琴出使燕京的时候将自己编著的《韩客巾衍集》介绍给了清朝的文人们。对此，李调元和潘庭筠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还为之作序，由此，柳得恭在中国文坛上声名鹊起。柳得恭与潘庭筠、李鼎元、李调元、罗聘、张道渥、吴白庵等交往甚密。柳得恭在诗歌方面才艺突出，不少中国文人就主动拜访他，渴望得到他的次韵。
柳得恭在过朝阳县时，看到关庙墙壁上李调元的诗。那时适逢李调元被贬官之际，柳得恭便写下了诗③安慰友人。传达了即使彼此远在天涯，情意也绝对不会改变的心意。表达了自己对李调元的思念和担忧之情。还鼓励李调元，认为他的高风亮节一定会被世人和知己所了解，相信他一定能重新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柳得恭曾如此描述潘庭筠“人海人城擬一尋，傳聞御史禮觀音。端門執手猜相見，誰識平生一片心。”④1790年八月十三日，柳得恭在太和殿参加宴礼时与潘庭筠在午门前相遇，两人很开心地坐下来叙旧。然而一有满洲人过来，潘庭筠便会装作是第一次见高丽人，柳得恭就此對清朝文人的处境表现出了极大的担忧。柳得恭如此描述道：“余觀墨莊兄弟，俱居翰林，而氣像牢愁。雨村歸矣，又聞祝芷塘以御史妄論入革職，方買舟南下。墨莊辈所以多悵悵語，潘蘭公之深居禮佛，有味乎哉！⑤”
清朝为加强思想文化统治，修著了《四库全书》。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文字狱时有发生，使得中国的文人们总是战战兢兢，不敢任意发表评论和见解。不仅极大地压抑、限制了文人的言论自由，还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这在朝鲜文人的眼中，无疑是喜忧参半的。他们在惋惜中国传统文化“夷化”的同时，也增强了他们的文化自信。
三、内忧外患不容乐观
乾隆时期朝廷不断地征伐，开拓疆域，扩大了统治版图，但是由于内耗严重，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18世纪清朝从表面上看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文化昌盛，民族融合，特别是万寿节这一特殊时期，各国使臣齐聚热河朝拜贺寿，更是彰显了清朝的国威，展示了清朝作为东亚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的无上地位。这不仅仅是乾隆皇帝一个人的节日，更是他向世界展示作为一个“十全老人”文治武功的大好机会，增强清朝的影响力。然而，随着西方列强工业革命的进行，西学东渐浪潮的传播，清朝的国际中心地位已经受到了挑战和威胁。
柳得恭作为朝鲜的来使，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周围的一切。他对各个国家的朝贡来使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从衣着外貌特征到他们的语言及进贡物品，都一一作了详细的论述。此外，柳得恭还对其他国家的制度、历史和地理作了积极地了解和探讨。柳得恭与回回王最为亲近，两人用汉字进行了笔谈。柳得恭大力赞扬了回回王的聪明才智和文学素养。
相反，柳得恭严厉地批判了安南和南掌使者。阮光平的趋炎附势令人生厌，随行使者尊卑无序、炫耀自大、自欺欺人的样子也异常可笑。柳得恭觉得南掌人阴险狡诈，淫荡无信，对南掌使者赤足散发，不尊重孔子的行为更表现出了不快。
柳得恭通过为扇子作画一事揣摩出蒙古与满洲之间有着很大的嫌隙，柳得恭认为蒙古族人，老者沉着矫健如虎，少者俊秀活力四射，已经不是朝鲜人印象中不知礼义的蛮夷形象了。清朝初年，蒙古分为漠南、漠北、和漠西三大部，至乾隆中期除极少部分并入俄罗斯外，其他大部分蒙古已先后归附清朝，蒙古贵族也成为清朝管控蒙古并进行统治全国的得力助手⑥。然而，现在清朝的王公贵族们在盛世的威严下危机意识薄弱，相较而言，蒙古族无疑是满洲统治最大的威胁。同时，观看清朝内部各民族之間的关系，南蛮和北狄之间也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些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清朝的实力，也让朝鲜的使臣们不再盲目地崇拜中华，促使他们更辩证地思考朝鲜的发展之路。
此外，柳得恭通过参加宴席，走访交友，还察觉到了清朝政治统治内部的一些矛盾。吏治混乱，官职买卖现象不断，文字狱又极大地压抑了官员和文人的思辨能力，阻碍了社会政治文化的进步。另一方面，据柳得恭记载，仅和珅一人就身兼二十多个要职，权倾朝野。当时专权揽政，腐败受贿现象盛行，深深地加剧了清朝统治的败落。此外，清朝统治者虽然一直标榜着“满汉一家”，但是实际上满族与汉族的差别待遇却是十分的严重。不管是在官职的任用，还是在赋税的征收方面，满族人都享受着优待。就是从居住地看也可以看出，满人一般都居住在繁荣便利的城市内围，而汉族人多居住在偏远落后的城廓外围。加之自然灾害频发，官吏贪污腐败、亵渎职务严重，导致民族矛盾，社会矛盾激化，各地方民乱四起，清朝已经是外强中干。
四、结论
翻看历史文献，中国与朝鲜半岛有着悠久的物质、文化交流历史，而这种关系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主要表现为一种宗藩关系，即册封与朝贡的一种关系。据《明史》记载，“朝鲜在明虽称属国，而无异域内。故朝贡络绎，锡贡便蕃，殆不胜书。”⑦由此不难看出，于明朝而言，朝鲜是众多藩属国之中较为特殊的。因此，明朝在对朝鲜的关系上也施行了很多优惠政策。另一方面，1592年壬辰倭乱时，明朝派兵援助朝鲜，抵御了日本侵略，极大地加深了朝鲜对明朝的尊崇之情。由此，朝鲜更是频繁地派使臣出使明朝，他们称明朝为“天国”，这期间留下的使行记录统称为“朝天录”。
朝鲜一直奉行“事大慕华”的政策，积极主动吸取中华经典文化，并以“小中华”自居。1636年，皇太极称帝，清朝建立，女真入主中原，朝鲜成为清朝的藩属国。女真是被朝鲜人鄙夷的“蛮夷”，虽然朝鲜在清朝的武力逼迫之下承认了与清朝的宗藩关系，定期派使臣出使清朝，这期间朝鲜的使臣们却将以前的“朝天”“赴京师”等表述换成了“赴燕”。这期间的使行记录也被合称为“燕行录”。由“朝天”到“燕行”，称谓的简单变化，我们不难看出朝鲜文人复杂的心路历程。
柳得恭作为北学派的一员，他用诗歌写出了自己对中华文化的渴望，也记录了自己与中国文人跨国界的深厚友谊，更用诗歌表达了自己对于清朝统治以及朝鲜国际形势的看法与判断。这些为我们研究朝鲜文人对清朝以及中国文化的态度都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萌芽以及市民自主意识的增强，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朝鲜知识分子由最初的感念明朝恩情，排斥清朝统治，到承认清朝的建立，他们逐渐意识到了中华东亚中心地位的衰弱。目睹了清朝统治的一系列混乱之后，他们不再盲目的追崇中华，反而找到了文化自信，促进了他们民族意识的觉醒，也使得他们以更辩证地眼光来谋求朝鲜的独立自强之路。
注释：
①《冷斋集》，題扇贈懋官次修遊燕
②尤淑君；华夷之辨与清代朝鲜的事大政策；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4期，236页
③鱼雁沈沈十二年，一天明月共婵娟。数行秋柳朝阳寺，忽见江涴壁篇。澹云微雨旧诗情，萧瑟楢轩万里行。燕邸何人谈竟夕，满盘愁对落花生。桐酒沈冥缓客愁，翰林诗史竟悠悠，绵一路秋山好，磊落人归磊落州。
④柳得恭，《热河纪行诗注》，实事学舍古典文学研究会编著，人文出版社，2010版，226页.
⑤柳得恭，《热河纪行诗注》，实事学舍古典文学研究会编著，人文出版社，2010版，230页.
⑥王桂东，《热河日记》与清代民族问题研究二题，民族史研究，2014年，226页
⑦《明史》卷三二〇《朝鲜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8307页.
参考文献：
[1]《冷斋集》，題扇贈懋官次修遊燕.
[2]尤淑君.华夷之辨与清代朝鲜的事大政策[J].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4期，236页.
[3]柳得恭.实事学舍古典文学研究会编著.热河纪行诗注[M].人文出版社，2010版，226页.
[4]柳得恭.实事学舍古典文学研究会编著.热河纪行诗注[M].人文出版社，2010版，230页.
[5]王桂东. 《热河日记》与清代民族问题研究二题[J].民族史研究，2014年，226页.
[6]《明史》卷三二〇《朝鲜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8307页.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