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政要身边的绍兴师爷

对于曾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舞台上活跃了３００多年的绍兴师爷，历来毁誉不一。褒之者认为，绍兴师爷精明能干，才智过人，是近代中国幕僚阶层的精华，声名扬及国内外；贬之者则认为，绍兴师爷奸刁乖巧，好作弄人，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帮凶。其实，有关绍兴师爷的研究至今仍浮在表面，深人探讨的著作与论文较少，而评论也往往失之偏颇。

１０年前，笔者曾写过《绍兴师爷纵横谈》一文，表达了在绍兴师爷问题上的３个观点：（一）绍兴缘何出师爷？（二）师爷队里好人多。（三）师爷之道今可鉴。如今，笔者仍然认为这些基本观点是站得住脚的。

绍兴师爷概说

绍兴师爷是明清时期封建官制与绍兴人文背景相结合的产物，是地域性、专业性极强的幕僚群体。它肇始于明，盛行于清，没落于辛亥革命前后，在中国近代历史中与各地方行政官吏、绅士、商人等共同操纵了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诸多层面，成为中国封建统治者不可或缺的工具。

电视连续剧《绍兴师爷》，陈道明主演

绍兴具有培养与造就师爷特有的历史、地理环境与经济文化条件。

绍兴数千年的历史积淀造成了崇尚读书、追求功名的大氛围，一方面是人才辈出，另一方面又是人才难出，文人学士（尤其是落榜者）为谋求出路，或迫于生计，纷纷学律入幕。此其一。

清代文字狱的直接效应，尤其是汪景祺、查嗣庭一案对绍兴的影响最为直接。雍正以后诏停浙江乡试，堵塞了知识分子登科入仕的通道，使得绍兴的大量饱学之士，不得不暂时放弃科举，转向从幕。此其二。

家族认同心理的驱使，在师爷群体的形成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许多家庭成员或子承父业世代为幕，或通过同一家族中充当幕僚或官吏者的引荐，步入师爷生涯，从而构成了一张光怪陆离的社会网络。此其三。

官场中头脑比较清醒者认为“至亲不可用事”、“用亲不如用友”，做官为幕者大量任用自己的学生、同道，将那些功名未就者广泛拉入从幕的行列。如《秋水轩尺牍》作者、著名绍兴师爷许思湄曾书写了大量推荐信，将那些科第落魂者举荐于其他幕僚或官吏，不断壮大了幕僚队伍。此其四。

其五，绍兴人风俗好讼，处世精明，思维敏捷，治事审慎，工于心计，尤适于做师爷。“吾乡之业于斯者不啻万家”，或因学缘，或因地缘，或因亲缘，非他郡人可比。由绍兴文化涵盖的师爷群体，与绍兴话、绍兴酒，“三通行”于全国。京中胥办“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或总管文章，执掌奏折，或总揽钱粮，处理实事，纵横上下，盘根错节，以至于形成了“无绍不成衙”的格局。

大量史实证明：要当好一名师爷，尤其是大师爷、名师爷，实在不易。清代就聘从幕的要求很高，竞争性强，淘汰率高，没有一番真功夫是难以在错综复杂的官场中立足的。习幕之道，俗称幕学，一般应有３至５年的功夫。要拜师实习，还要文笔好、记忆好，有一张能言善辩的利嘴，善于应酬，学会处理各种案子和官场中的各种关系。如学刑幕（刑名师爷）者，须以《大清律例》与《洗冤录》两书为金科玉律，诵之烂熟。清代幕学的教科书几乎全出于绍兴名师爷之手，如许思湄的《秋水轩尺牍》，龚未斋的《雪鸿轩尺牍》及汪辉祖的《佐治药言》、《学治臆说》，王阴庭的《办案要略》、《刑钱必备》等书。

以笔者之见，绍兴师爷之所以出名，还因为明、清两代出了一批在皇帝和重臣身边的大师爷。如明代绍兴大才子徐渭（字文长）给浙江巡抚胡宗宪出谋划策，起草了许多漂亮的奏章给明世宗，并且屡出奇计助宗宪击败倭寇与海盗，引起嘉靖帝的注目。又如清初名师爷沈文奎为皇太极出了一系列高明的点子，其中包括要靠四书、五经去治理天下，不靠《三国志》，要广开才路（多起用汉人），要废除苛捐杂税等建议，对清统治者稳定人心、坐稳江山均极有用。至于传说中雍正年间那位因替河南巡抚田文镜上了一道奇奏，为雍正除去心腹之患隆科多出了大力的绍兴师爷邬斯道，连雍正本人对他也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在田文镜问候皇上的奏章上亲笔写下了“朕安，邬先生安否？”的御批。邬斯道因而名扬天下，成为绍兴师爷崇拜的偶像。

据了解，清代几乎所有封疆大吏身边都有绍兴师爷作为高级助手，如章士杰（曾国荃师爷）、俞廉三（张之洞师爷）、程荫棠（左宗棠师爷）、娄春藩（先后为李鸿章、王文韶、荣禄、袁世凯师爷）、马心田（丁宝桢师爷）等。

尽管部分绍兴师爷在历史上也起过一些消极作用，如参与镇压农民起义和辛亥革命（如章介眉之流），极少数败类甚至助纣为虐、鱼肉乡民、欺上凌下、营私舞弊、中饱私囊、包揽诉讼、朋比为奸，但从总体看，从主流看，绍兴师爷中间毕竟是好人居多。他们当中既有才学超人、办事公正、惩治歹徒、为民请命之人（如雍正年间善修水利的童华、道光年间善断奇案的骆照、同治年间为民除害的马心田），亦有坚持国格、捍卫民族正气之杰（如道光十二年起草《全粤义民公檄》怒斥英国侵略者的何大庚），这些人均青史留名，为百姓所景仰。

自从陈道明主演的电视连续集《绍兴师爷》在全国播出之后，在一般观众的心目中，绍兴师爷都是那种头戴黑色瓜皮小帽，鼻架一副老花眼镜，蓄山羊胡，踱四方步，手持折扇，摇头晃脑的刀笔吏。曾有人将绍兴的“绍”字概括成：“搞来搞去，终是小人；一张苦嘴，一把笔刀。”还有人将“绍兴”两个繁体字联在一些，勾勒出一副师爷的尊容：“拗七拗八，一枝刀笔，一张利嘴；到处认同乡，东也戤半个月，西也戤半个月，一言以蔽之曰：八面玲珑剔透。”这固然是对绍兴师爷的讽刺与挖苦，同时也道出了基层师爷的艰辛，但仍不足以反映绍兴师爷（尤其是督抚以上衙门里能够呼风唤雨的大师爷）的职能。他们是衙门的大总管，是地方政治的操盘手，虽然不具公务员身份（不吃皇粮），却为长官把持工作，看管财物，约束书吏与衙役，垄断行政资源。他们深谙官场的潜规则，洞悉上层勾心斗角的内幕，善于利用统治阶级（官与官、派系与派系）之间的矛盾。他们也是主人的护身符，主人的政绩、名声、官运与幕僚的努力打拼息息相关，关键时刻，其出谋划策，甚至一言一行常常能决定其主子的荣辱兴衰，乃至身家性命。正因为如此，历代大官身边都少不了这样的幕僚。

需要指出的是：一般的师爷称为幕友，他和幕僚之间是有区别的。基层县级衙门没有资格设立专门的幕府，师爷所入的是无幕之幕，不仅没有公职身份，甚至没有“功名”，充其量只能算是主人的私人朋友（就像家庭教师一样）。但幕僚就不一样，尤其是在清代，总督和巡抚衙门中都有专门的幕府，督抚常会从没有官职的士大夫中选才入幕，习惯上凡办理军务、赈灾、河工、漕运之类事务的皆可称“幕僚”，其费用由督抚从某项政务的专用经费中开支。清朝咸（丰）、同（治）以后，又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幕府。幕主不但有人事权而且手中握有兵权，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为代表，史称晚清四大幕府，其幕僚的地位更高，权力更大。其中不乏绍籍人士，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现代。本文仅举数例，以资证明。

李鸿章的幕僚娄春藩

在中国近代史上，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李鸿章都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李鸿章说自己是“少年科甲，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而他之所以能功成名就，离不开幕僚对其的辅佐，一代名幕娄春藩就曾帮过他的大忙。

娄春藩（１８５０—１９１２）字椒生，绍兴安昌人。娄氏乃绍兴望族。娄春藩祖父娄德鉴，被时人称为“娄善人”，用经商致富之财，广施冬衣夏药，所耗颇多。父娄树年亦是一个有声望的乡坤。娄春藩少年丧母，求学杭州，专攻法律，后以贡生纳赀为同知，游幕至直隶督署。时李鸿章为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对部属十分挑剔，然对娄春藩却十分尊重，凡奏折、刑钱、河工、盐务等皆委托娄春藩办理。其时永定河常有水患，娄经多次实地考察，查明泛滥原委，为李制定出一切实可行的治水计划，不数年河患大减，为朝廷节省了大笔资金。光绪初年，直隶盐商苦于税赋太重，娄春藩设法为其宽免，使盐商安心经商。娄精通法律，审案慎重周全，在其主持总督府文案其间，直隶省无冤狱发生。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督署同僚皆闻风而逃，唯春藩独留不去，苦撑局面而至事平。幕主为之感动得落泪。庚子和议成后，李鸿章拟保奏他任京官，娄春藩听说后极力劝阻，直至去世，仍无一官半职。１９１２年，这位一代名幕因病谢世。

张之洞的幕僚罗振玉

张之洞（１８３７—１９０９）是晚清著名的封建官僚，洋务派首领之一，也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和宣统五朝，有４７年的仕宦生涯。从中国走向文明进步和近代化的角度看，他是一位不甘寂寞、既趋新又恋旧、颇能审时度势、基本上属于与时俱进的人物。

张之洞很会网罗人才，其幕府人才济济，全盛时期多达二三百人，其中就有好几位绍兴籍的幕僚，罗振玉则是与张关系颇为密切，得到张重用之人。

罗振玉（１８６６—１９４０）是中国近代史上颇为复杂的人物。这位祖籍浙江上虞、生长于江苏淮安的秀才，在政治上始终是个“保皇派”。其晚年为了复辟帝制，不惜充当汉奸，帮助日本军阀筹建“满洲国”，因而一直为世人所诟。但罗氏一生，对于中国文化学术又颇有贡献，史学界在谈到“甲骨学”成就时，往往会提出“甲骨四堂”，即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董彦堂（作宾）、郭鼎堂（沫若）。其中又以雪堂起步最早，功不可没。而张之洞之赏识罗振玉，始自罗创办《农学报》。

此时，张之洞正在湖北讲求农政、兴农学，他认为：富国之道，不外农、工、商三事，而农务尤为中国之根本。当他读到罗振玉办的《农学报》之后，认为该报对学习外国、改良农业很有作用，马上通饬各道、府、州、县购阅并规定除官员教谕必读外，广泛分发给各界人士阅读。此举使罗振玉大受鼓舞，并进一步拉近了张、罗二人的心理距离。

戊戌政变后，清政府严令禁止召开学会，并大量查封报馆，《农学报》虽幸免于难，但也受到牵连，报纸经费捉襟见肘。为使罗振玉摆脱困境，张之洞下令另起炉灶，创办湖北《农务报》，直接受制于总督府，这是罗振玉加入张幕的前奏。１８９９年，张之洞正式邀请罗振玉出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

当张之洞电催罗振玉赴鄂主持农务时，罗振玉正为《农学报》的欠款没有着落而发愁，为解除罗振玉的后顾之忧，张之洞答应所需经费由两湖承担。１９００年，罗振玉到武汉上任，当时学堂风气败坏，办学困难重重。为彻底改变农务学堂的旧观，罗振玉向张之洞提出了裁汰不合格译员、招聘有真才实学之人、开除劣等学生、拨出土地做实验场等建议，得到张的大力赞同与支持。１９１１年，张之洞又委派罗振玉率团考察日本，并在生活等方面给罗以十分优厚的待遇，发给罗的薪金多达数千元。张还在仕途上对罗予以关照，示意湖南巡抚陈宝箴向朝廷举荐罗振玉，还与多位一、二品大臣联名向朝廷保荐，可见张对罗的厚爱。

１９０６年，罗振玉奉召入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次年，张之洞奉调进京，兼管学部，昔日的主宾关系成为上下级关系，由于两人的密切配合，在保存内阁大库明清史料方面立了大功。

丁宝桢的幕僚马心田

清同治年间，绍兴孙端吴融村出过一位大名鼎鼎的绍兴师爷马心田，他精明能干，足智多谋，曾就幕于山东巡抚丁宝祯衙署，帮助丁干了一桩惊天动地的大事——设计除掉了大太监安德海。

同治八年（１８６９）六月，权监安德海借西太后名义，声称奉制办龙袍，乘坐特大官船出京，从直隶进入山东境内。船上插满龙凤旗帜，船中一片女乐歌舞，所到之处，抖尽威风，摆透钦臣架子，刮尽地皮。

山东巡抚丁宝桢早就恨透这狐假虎威的安德海，决心除之。于是他就找师爷马心田商量。马思虑良久后说，可以用“声东击西和金蝉脱壳”之计：所谓声东，就是先向东太后告密；而后达到打击西太后的目的。对“金蝉脱壳”，马解释道：“安贼是个红得发紫的人，除掉他，利国利民；除不掉，我们就会大祸临头。所以你得先用夹单密禀。夹单是非正式奏章，军机处不会登记，就无据可查，即使扳不倒安贼，西边的也抓不住把柄，就无后顾之忧。”丁抚台立即按计行事，将安德海假奉皇命、出京扰民之罪密报东太后。不久，东太后下了密诏，要地方官府将安德海就地查办。刚巧安德海的官船经过山东德州驶往济南，丁抚台抓住时机，当堂捧读东太后懿旨：“将安德海就地正法，以肃宫禁，而儆效尤。”

安德海被除，大快人心。此时马师爷又对丁抚台说：“为除安贼，上次请示东宫，现在表明心迹，倒要向西宫报功了。”

当西太后得知她最宠信的小安子被杀时，险些哭出声来。但她毕竟是聪明人，还能强颜为欢，称赞丁宝桢办了件好事。

此后，西太后用计毒死了东太后，以雪心中之恨；至于那个丁宝桢倒相安无事，因为慈禧只知安德海被杀全是东太后跟她过不去，却未知丁宝桢夹单密报这事。这全亏马心田这位绍兴师爷所设想的好计谋。而丁宝桢也因此举在海内名声大震，１８７６年升任四川总督。

孙中山的幕僚邵元冲

绍兴人中有两位姓邵的名人，都做过中国一号人物的幕僚，一位是孙中山的幕僚邵元冲，一位是蒋介石的幕僚邵力子。

邵元冲（１８９０—１９３６），本名骥，字翼如，祖籍绍兴漓渚下岭，生于下方桥翰林台门。自小聪敏过人，１０岁能写文章，１３岁中秀才，人称之谓“神童”。

１９０６年邵元冲进入杭州浙江高等学堂，同年加入同盟会，次年考取法官，任江苏镇江地方审判厅庭长。１９１１年赴日本，与孙中山朝夕相处，共谋事业。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国，任上海《民国新闻》总编辑。１９１３年参加讨袁战争，任长江各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后再次赴日，跟随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任《民国》杂志编辑，中华革命军绍兴司令官。１９１７年９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军政府，邵元冲任大元帅府机要秘书，代行秘书长职务。１９１９年冬赴美留学，先后在威斯康星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肄业。后奉孙中山之托，考察了海外党务，周游美、英、法、意、德等国。１９２３年８月，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成员身份赴苏联考察。１９２４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委，并兼任政治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粤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和黄埔军校政治部代主任。同年冬，随孙中山北上，任行营机要主任秘书、《民国日报》社社长，以后又兼任党中央史料编纂委员会常委、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长，全国经济、财政及首都建设三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时，邵元冲与汪精卫、戴季陶等均在其身边，是总理遗嘱的见证人之一。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在陕西考察，寓宿京西招待所，恰遇西安事变，邵元冲被流弹击中身亡。其时官至立法院代院长、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等职。

１９１３年３月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凶犯应桂馨躲入租界，邵元冲据理与租界当局力争，终于将应犯引渡归案。“二次革命”时，邵应孙中山之派，赴日参与肇和兵舰起义，后北上到胶东助居正策划讨袁，被任为山东警备司令，又于次年率中华革命军攻克山东潍县。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２日，中山先生谢世，在追悼会上，邵元冲讲演“孙公略史及三民主义”，以后在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等多种场合，邵元冲多次演讲“学者精神之孙先生”、“中国国民党之中兴运动”、“孙中山乙未广州起义经过”、“孙公革命之精神及其大节”；拟《总理学记》、《辛亥革命之意义》，对中山先生的思想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他还利用报纸杂志、演讲、摄影等宣传工具和形式宣传“三民主义”，宣传爱国思想，批判卖国贼，赞美祖国河山，促进经济建设，唤起民众觉醒。

邵元冲还为黄埔军校的创办和发展出了力。他订改黄埔军校讲义，讨论军官学校校歌。特别是担任代理政治部主任后，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部工作办法，并亲自任课，主讲中外革命史。

作为国民党上层的核心人物，邵元冲无论在中央党部、宣传委员会还是立法院工作期间，都与出卖民族利益的人和事作坚决斗争。当看到日寇陆续入关侵犯我国土时，邵写道：“寇日深，中枢再不决杀贼，民必尽去，亡无日矣。”“党史会上，老者昏庸，少者腐化，奄奄度日，一事无成。”１９３４年，蒋介石对新闻事业及记者进行了严格的制裁，下令《时事新报》及北平《晨报》停止邮递。邵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说这“从法理系统手续而言，全无是处”，并电蒋介石“关于彼近来处置各新闻事，劝其务崇宽大”，指出，“对舆论抑制太过，殊虑异日之反攻也”。邵元冲愤而辞去了宣传会主任一职，蒋介石先派陈立夫后由他本人直接出面挽留，邵坚辞不留，并草书“此时佞臣国贼方群以媚倭为护符，余实不能作应声之虫，得自洁于浊流”。

邵还与汪精卫之流作了坚决的斗争。１９３５年元月，在中央政治会议上，在讨论对日外交方针时，汪精卫主张“谋中日之亲善”，邵当场指出：“一不自慎，即足为日寇予我以重重束缚而不易振拔。”在政治会议上，汪精卫提出对日本表示和缓原则，邵批驳道：“日寇迫胁之行动必仍变本加厉”，这样做，“民间之疑虑及对政府之反感”必加增；在中央常委会上，汪精卫“主张将中小学教科书中关于日寇侵略中国之史实，完全删去”，邵痛陈不可，坚持“教育工作应用民族精神训育”。

阎锡山的幕僚俞家骥

１９２８年，蒋介石委任山西军阀阎锡山（时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任平、津卫戍总司令，晋、冀、察、绥４个省区及平、津两市，统归阎锡山统治。骤然间，阎锡山得到这么多的地盘，显然都很不巩固，因此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于策划如何治理新区上来。

阎锡山认为，用人是很重要的，在他所属的地区工作的各级领导人员，必须是忠于他的人，因此大批从山西调入。此时，山西不少知识分子和阎锡山的旧部、老相识都利用这个机会到阎身边工作的，俞家骥就是其中之一。

俞家骥，字涵青，清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出生于绍兴。他幼年就读于家塾，十分勤奋好学，国学底子十分厚实。成年后，俞家骥负笈京师，入国子监求学，成绩优秀。后来，他被分派到山西垦务总局去任文案兼提调。俞平素爱好书画艺术，自己的书画虽然很不出色，但鉴赏能力很强，并且个人的经济条件也允许他收藏一些名家作品，于茶余饭后拿出来仔细赏玩。这种爱好弥补了垦务局那种单调而清闲的生活，使他安心于此，一干就是好些年。

进入民国以后，俞家骥开始得到重用，先后出任过山西省阳曲、榆次、临晋、大同等县的知事。所到之处，政绩斐然。１９２５年，他被提升为雁门道道尹。其时，阎锡山为了宣扬自己的政绩，筹划编纂《山西省政务全书》，听说俞家骥文笔很好，就在１９２７年调他去担任全书的总编纂。俞的才干很快就得到阎的赏识，不久即将俞调到北平，留在他的身边，成为阎的亲信幕僚，主要为阎处理来往信件。阎对他很信任，凡阎锡山不在北平时，所有公文来往，俞都可代阎代拆代复。据俞家骥的亲戚回忆，俞在北平的住房很大，一家子占有８０多间房子，估计是原来清朝王爷的住宅。俞出门时有专车，车号为００２号（参谋长为００３号），足见俞的地位与身价。

山西人善于理财，俞家骥虽是绍兴人，但在山西住久了，对银行业也发生了兴趣，不久北平成立了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是蒋介石的结拜兄弟黄郛（也是绍兴人）。黄知道俞的才干，硬要拉他去该委员会兼职，于是俞家骥又成为政务整理委员会的秘书长。但银行方面也不肯放他，由于俞有阎锡山的背景，每次运往外地的押钞车贴的都是“平津卫戍司令部”的封条，可以一路畅通无阻。

后来政务整理委员会完全被亲日派所控制，俞家骥就退出了这个委员会，去当北平图书馆馆长兼大陆银行北平分行经理。新中国成立后，俞被推荐为北京浙江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第一、二、三届主任委员，直至１９５５年将财产移交政府统一管理。１９５６年后，俞家骥被中央人民政府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直到１９６８年因病去世，享年９１岁。

傅作义的幕僚曾又馨

解放战争时期，傅作义将军在北平起义。有一位绍兴人在这次起义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当时任华北“剿总”顾问的曾又馨。

曾又馨，原名厚载，字纯甫，清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十月生于绍兴。他幼年在家乡读私塾。１６岁时随父亲到山西代县。中学毕业后，他执意要学习法律。１９１７年毕业于山西法政专门学校，时年２２岁。学了法律，却没有去当法官，而是投笔从戎，到晋北骑兵第二团去当书记官，一当就是１０年。

１９２７年，曾又馨离开山西到天津，做了天津警察厅的秘书。当时傅作义任天津警备司令。傅见曾又馨头脑灵活，文笔很好，就于第二年委任其为天津警备司令部秘书。从此他长期作为傅的幕僚，为之出谋划策。１９３１年，蒋介石任命傅作义为绥远省政府主席，曾又馨任省政府秘书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傅作义率领的部队奋勇抗战。傅任第二战区北路军前敌总司令，曾又馨任总司令部秘书长。不久，战区调整，傅作义任第八战区司令部长官，曾任长官部秘书主任。抗日战争胜利时，曾又馨以原绥远省政府秘书长的身份兼任省政府委员。１９４７年，傅作义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曾任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１９４８年１０月，傅被任命为华北“剿总”司令，进驻北平，曾又馨被调任为“剿总”顾问。

其时，北平实际上已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中，许多被派到北平的共产党员和城里的地下工作者对国民党军队展开了心理攻势，使其军心发生动摇。傅作义周围的一些有识之士，包括曾又馨在内，纷纷跟共产党拉关系，商讨起义投降的条件。最后，曾又馨以“顾问”的身份和其他一些人一起向傅作义进言，认为起义是唯一出路，别的道路都已走不通。于是傅作义于１９４９年１月宣布率部起义，北平获得了和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曾又馨离开军队，于１９５２年１１月被中央人民政府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１９８０年６月，曾又馨病逝于北平，享年８５岁。

作为封建官僚制度的产物，师爷这一职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由于许多出身低微的绍兴师爷均名不见经传，留存下来的资料十分缺乏；另一方面，却有许多加在他们头上的诬陷不实之词需要澄清，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为绍兴师爷“正名”，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不仅有助于研究绍兴文化，而且有助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层次的内容，从中获得历史的启迪。例如幕友之道，尽宾之义贵在以公事为要，一要心正，二要尽心，三要尽言，四要勤事，五要慎事，六要秉公办事不宜迁就。做师爷十分讲究骨气与正气，“合则留，不合则去”，不以地位、金钱为转移。绍兴师爷中不少人的清明廉洁、公正勤政的遗风，还是可以给我们以一定借鉴的。

责任编辑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