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孝”在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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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孝道自古具有维护家庭年长者权威和成员间融洽相处的作用，且被认作是“诸德之首”，是社会和谐稳定的伦理基础;因其在中国封建社会曾具有的政治色彩和社会矫正功能自然成为伦理学与政治学关注的对象，但孝道的“弥散性”和“基础性”特点使得它没有局限在某个学科的研究视域之内。近年来，心理学本土化的研究趋势使得孝道研究的领域和价值诉求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从心理学的视角考察孝道，了解孝道态度变迁情况、孝道态度年龄与地区等差异情况、孝道态度与心理因素的关系、孝道态度的改变、能否通过孝道教育改善人们心理和行为等系列问题，使心理学成为孝道研究、学科整合趋势的主线，探求其在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中的独特影响作用，发掘孝道对于道德失范行为以及一些心理问题的矫治潜力。

关键词：孝;心理学;整合;超越

中图分类号：B8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5）03-0079-05

一、引言

当我们谈及“孝”这一问题时，或许很多人会自然地联想到“百善孝为先”、“披麻戴孝”等等，更有甚者，把它直接等同于封建糟粕。其实，对于“孝道”的定位至今仍然是很困难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它具有两面性：永恒性与封建性。前者主要是指孝道是亲子关系中最重要的情感和道德基石，是一种源于血缘亲情的情感回馈，甚至动物中也会出现与之类似的“反哺”现象，它不会随着时间推移或者朝代的更替而改变;后者则是指中国古代的封建统治者曾经将孝道设计为一种“道德枷锁”，它钳制人们的自主性，扼杀了人们的创造性，因而沦为封建伦理纲常的一部分。时至今日，社会充斥着浓重的实用主义氛围，由于人们对于孝道理解的侧重点和个人偏好不同，加之年轻人存在标新立异、废旧立新的价值诉求，使得孝道无法得到一致的重视。在心理学科没有关注孝道前，孝道定位难的问题显然不是历史学、文学等学科关注的，它们更加看重的是孝道身上的“古味”。

二、孝道研究之学科整合性趋势的基础

众所周知，孝道自古就存在，但它究竟产生于哪个朝代，又具有何种初始意义？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在历史学领域中寻找答案。有学者认为，“孝”大约产生于周代初期[1]。在此时期它的指向对象并不是父母，而是神祖考妣。强调祭祀祖先、尊祖敬宗，而不是尊双亲[2]。这是一种出于祖先崇拜的情感诉求。此外，它还有另外一种含义，就是出于生殖崇拜的生育儿女，传宗接代。总之，在这一时期孝的宗教意味大于道德实践[3]，还不能以“孝道”相称。

孝道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这一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宗族的解体，周礼开始衰败，人们的思想也进一步解放，对鬼神的敬畏感开始减弱，相应的祭祀仪式也开始由繁变简。家族制度取代宗族制度后，原先以宗教意识存在的孝意识已经无法约束人们的伦理道德诉求，孝的宗教形态也就走到了尽头。在这个转折时期，一向对孝持有肯定态度的孔子，赋予孝新的伦理色彩，使其回归人性的亲情，成为具有伦理色彩和道德行为规范的孝道。这是一种将亲子自然情感与社会制度相结合的典制[4]，也是一种强调“父慈子孝”的相对主义伦理范畴。孔子使得孝道成为儿女对待父母的一套行为规范，并赋予其独一无二的地位。遗憾的是，原本属于家庭范畴的孝道，其维持家庭和谐稳定的巨大效用几乎被之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利用，施以“家国一体、君臣一家”等华丽借口，巧妙地将孝道泛化到政治领域和社会生活中，最大限度并且单方面地巩固了君权、父权和年长权。由此，孝道便被遮去了它原本具有的感情面，成为维护封建王朝的道德武器。“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让子亡，子不得不亡”之类的愚忠和愚孝在明清时期发展到了顶峰。封建王朝覆灭后，儒家孝道思想在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时期都受到了较大程度的否定和批判，但是必须明确的是，受到批判的仅仅是孝道的封建面，当今社会的新孝道已经更加关注情感性和亲子间互动的双向性。

文学领域对孝道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与之有关的文学作品上。“孝”字的雏形最早出现在甲骨文中，在后来历代发展演变中，它的字形构建变化并不大。《尚书》中最早出现此字：“用孝养厥父母。”《吕氏春秋·孝行览》载有：“商书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论语·学而第一》中：“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论语·为政第二》中：“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孟子·万章上》中：“孝子之至，莫大于尊亲。”《孟子·告子下》中：“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中：“孝子之谏，达善而不敢争辩，争辩者，作乱之所由兴也。由己为无咎则宁，由己为贤人则乱。”成书于秦汉之际的《孝经》，在总结儒家先贤孝道观点的同时，更偏重于孝道与国家政治的契合，将“孝亲”与“忠君”画上等号。《孝经·广至德章》中，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顺民如此其大者乎！”元代郭居敬编著的《二十四孝》中，收录了二十四个感人孝子的故事，如“卧冰求鲤”、“卖身葬父”、“恣蚊饱血”、“亲尝汤药”等。从古至今，关于孝道的文学作品不胜枚举，它们不仅证明了孝道的文学价值，也反映了孝道强大的社会根基。文学作品源于生活，生活离不开家庭，家庭关系离不开孝道。

前文已经提到，孝道自古具有维护家庭年长者权威和使成员间融洽相处的作用，且被认作是“诸德之首”，是社会和谐稳定的伦理基础，因此它自然成为伦理学研究的对象之一。另外，如“汉以孝治天下”，其在中国封建社会曾具有的政治色彩和社会矫正功能自然成为政治学和社会学关注它的原因。诸如上述简介，孝道的“弥散性”和“基础性”特点使得它没有局限在某个学科的研究视域之内。基本上，人文学科都会关注孝道，限于篇幅，在此无法详尽列举其中孝道研究的成果。本文旨在表明一种观点：尽管我们在历史学中得知孝道生于何时，历经何种发展和演变等;在文学中得知孝道出现在哪些诗句名篇中，具有何种文学意蕴等;在伦理学中得知孝道对中华道德底蕴的形塑作用等。但是，这些只解决了孝道“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等应然性传统发展趋势，至于孝道在当今社会的实然性社会效用及其应用价值和发展前景，需要在一个新的学科中寻找答案，这就是心理学。

三、孝道研究之学科整合性趋势的主导力量

众所周知，虽然“孝道”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道德文化底蕴，但在全球化交流日益密切的当今时代背景下，其研究成果的交流价值似乎是有限的。近年来，心理学本土化的研究趋势使得孝道研究的领域和价值诉求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以心理学的全新视角考察孝道，探求其在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中的独特影响作用，发掘孝道对于道德失范行为以及一些心理问题的矫治潜力。

心理学领域对于孝道的研究始于上世纪后半叶，仅出现在台湾地区，这也可以看作是当时台湾地区心理学界号召华人心理学研究本土化运动的成果之一。台湾地区心理学教授杨国枢等人从心理学的社会态度与行为的观点切入，对孝道理论及其研究方法、测量方法、实质内涵等做了系统性和开创性的阐释，为孝道的心理学研究奠定了一个正确的基础起点。叶光辉、杨国枢从心理学中社会态度这一视角切入，辅以其他学科对于孝道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孝道态度与行为理论”[5]。该理论以“孝道态度”一词取代“孝道”，这可以作为孝道“嫁入”华人本土社会心理学这个大家庭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此，“孝道态度”不再是抽象的“孝道”，而是作为一种社会态度，它包括孝知、孝感、孝意。其中，孝知和孝感相互影响并且联合产生孝意，孝意再产生孝行。杨国枢通过系统梳理关于孝道的古今文献，并结合实证研究和生活常识等，界定出了尊亲恳亲、抑己顺亲、奉养祭念及护亲荣亲这四个孝道成分，并且编制出一套用以测量孝道态度和孝道行为的心理学问卷。在实际应用中，不仅验证了该套问卷的有效性，而且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杨国枢及其学生叶光辉采用修订后的孝行量表[5]，探讨了台湾民众孝道观念的变迁情况，结果发现：在当今民主化、现代化的台湾社会，由“抑己顺亲”、“护亲荣亲”所组成的“变迁孝道观念”，在人们心中已经逐渐失去分量，而由“尊亲恳亲”、“奉养祭念”组成的“核心孝道观念”依然在人们心中占据重要地位。后来，上述理论也引起了内地心理学者的注意，如张坤等[6]人对青少年的传统孝道态度进行研究，结果发现：青少年对传统孝道四个方面的态度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不同年级、户籍及家庭结构的青少年对传统孝道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等。

近年来，台湾地区心理学家叶光辉[7]在批判继承先前孝道心理学研究思路和成果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双元孝道模型理论，它将个体的孝道信念分为基于人类亲密情感和亲子互动的相互性孝道信念和基于社会文化氛围和道德习俗型塑的权威性孝道信念，这两种信念相互联系但却具有不同的运作机制。该理论的主张与前文提及的孝道两面性是契合的，它从个体的认知信念切入，更加强调华人亲子互动性。不仅避免了直接测量孝意、孝行时因为混杂个人能力与现实条件因素的干扰，也符合当代心理学领域的认知取向研究趋势[8]。以此理论从事的实证研究也较多，如通过研究孝道信念与代间交换行为，叶光辉发现：子女的相互性孝道信念对提供给父母家务、金钱或情感等交换行为，都具有正向的影响效果，而子女的权威性孝道信念则仅仅对提供给父母家务的交换行为产生正向影响效果等[7]。

目前，此理论在内地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如李启明等人[9]的研究发现：大学生心理现代性有利于特质移情和互惠性孝道的形成等;金灿灿等人[10]的研究发现：互惠性孝道与亲社会倾向呈显著正相关，与人际疏离呈显著负相关等。

通过上述在心理学领域对孝道研究的主要理论和部分研究成果的简要介绍，我们可以发现，心理学为孝道研究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使得人们更有可能克服曾经对它“腐朽”、“封建”等偏见，更加贴近现实生活的各类问题。因此，以心理学为主线，辅以整合各学科研究成果的孝道研究新范式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

四、孝道研究之学科整合性趋势的价值诉求点

本着当今“以人为本”的科研理念，学科间研究成果的相互借鉴和研究方法的相互配合都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即更好地服务人类。如果说心理学关注孝道的初始原因是为了更好地贯彻心理学本土化理念，那么随着这三十年来以台湾地区社会心理学界为主阵地的孝道心理学研究队伍的日益壮大和孝道心理学研究成果的日益丰硕， 孝道研究的实用性便日益凸显。

心理学之所以能够成为孝道研究的学科整合力量，首先是因为孝道本身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且日益受到大陆学者的重视。季庆阳指出：“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伦理道德的支柱。”“近年来，孝道研究的氛围日益浓厚，研究的角度日益多样化，研究成果也日益丰富。”这可以看作是孝道研究之学科整合性的“土壤”[11]。另外，中国心理学事业的发展趋势和价值定位，使得它成为适合在这篇土壤上播撒的“最佳品种”。正如林崇德等人[12]在分析心理学研究在中国发展时指出的方向：心理学研究必然要面向社会实际，在现实问题与社会实践中开展相关研究，这是中国心理学发展的必然方向。当今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的各种变化以及各类社会问题，尤其是养老问题和家庭矛盾问题便自然可以作为孝道研究之学科整合性的“阳光”、“肥料”和“水”。

在此试举一例来分析孝道研究“实用性”这一价值诉求点。“棍棒出孝子”作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句俗语或者教育观点，其含义大致为：父母通过对子女严格的管教和必要的肉体惩罚，能够使子女对父母的家庭权威产生敬畏，并且做到听话、孝顺。一直以来，人们对于这个观点往往难以达成一致的认可。赞同者更加看重外力对于子女孝道的型塑作用，正如“子不孝，父之过”等等。但是，近年来，家庭亲子关系矛盾日益突出，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日益低下，子女家庭责任感缺失等社会问题的涌现，使得对这种观点持反对意见的人们有了确凿的依据：棍棒打出来的孝道，到底具有多大的意义？面对这个话题的争议，显然需要更有说服力的实验研究来平息。如果仅以单一学科的孝道研究结论，显然无法更好地深入讨论和展开上述问题。我们却可以在心理学的带动下解决这个争论。根据上述关于孝道的心理学理论，即双元孝道模型理论，可以将“棍棒出孝子”中的“孝”归类为权威性孝道信念，因为“棍棒”能够使得子女对父母的权威产生敬畏，被动地接受父母的命令。然后，我们只需要通过验证子女的权威性孝道信念对个体的发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便能解决上述争论。根据叶光辉对台湾地区920位中学生的研究发现：他们的权威性孝道信念对所知觉的焦虑、忧郁和攻击行为都有正向的关联影响[7]。由此观之，棍棒下教育出的“孝子”，可能存在严重的心理问题甚至攻击倾向。如何评价“棍棒出孝子”，也就有了一个心理学上的研究参考，同时也为家庭教育和亲子互动模式的完善提供了一个重要参考，其实用性不言自明。图1以心理学为主线，采用多学科研究成果相互借鉴的孝道研究整合范式架构。

这一架构旨在说明：虽然各个学科研究孝道的初始原因可能存在不同，但是在以心理学为主线的整合下，各学科研究成果能够相互交流，发挥更大的整合效用，为更好地解决社会实际问题提供理论帮助。心理学研究孝道使用的一些新方法，如问卷法、访谈法、实验法等，也能够使孝道研究更加具有弹性空间，研究成果亦会更加丰硕。

图1孝道研究之学科整合性架构

五、结语

在科技发达、社会各领域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虽然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盛行，但是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时代对于人们道德良知和人文气息的呼唤。孝道是我国优秀历史文化的一部分，是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是家庭和谐的精神支柱，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积极意义。孝道研究本身就能体现一种人文关怀。在孝道的研究价值受到肯定的同时，需要相关学科来支撑它的研究，使其研究成果能更好地应用于解决社会实际问题。心理学之所以能够成为孝道研究学科整合趋势的主线，正是因为从这一学科视角进行的孝道研究能够聚焦和解释更多实际问题[13]，也同时能够印证先前对于孝道的定位是否合理。

目前，对青少年群体的孝道观念研究日益受到心理学、教育学等领域的关注。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是因为当代青少年受到多元文化价值的影响，其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可能是一概否定的。或许他们本身也会苦恼：到底如何对待父母和长辈才是最合适的？伴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等社会现实，作为未来社会中坚力量的青少年群体所持有的孝道观念将很有可能影响未来中国社会的道德标准和养老方式等一系列问题的走向。因此，加强青少年孝道教育、将孝道应用于解决青少年

心理问题等主张日益受到国内高校的关注。当然，以心理学为主战场的孝道研究必然会为孝道实践提供更多更好的理论支撑。这也是一种双向互益的过程：从心理学学科发展角度看，孝道研究会丰富心理学本土化研究的成果，为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更广的空间;从孝道研究领域的整体角度看，以心理学为主线、辅以其他学科研究方法和成果的交流和整合，将会使得孝道研究在实用性方面发挥更多、更有价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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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YEH  K H.The impact of filial piety on the problem behaviors of culturally Chinese adolescents[J]. Journal of Psychology in Chinese Societies， 2006（7）：237-257.

New Space of “Filial Piety” in Field of Psychology

XUE Jinghua1， ZHANG Lipeng2

（1.Student Affairs Department，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2.Student Affairs Department，

Xuzhou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Engineering in Higher Occupation School，  Xuzhou 221011， China）

Abstract：

Since ancient times filial piety has a role of maintain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family elders and the harmony between family members. It was also recognized as is “head of all morals”. Filial piety is the ethical foundation of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Filial piety became the object of ethics and politics research because it has political and social correction function in China feudal society. But the filial piety is not confined to a specific field of study because of its “diffuse” and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In recent years， the trend of localization psychology research makes significant changes in study fields and values of filial piety. Taking filial piety in the psychology perspective， study has been done on the changes and differences in variables such as age and region of filial piety attitud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lial piety attitude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the possibility of improving people’s mental and behavioral conducts through filial piety education and other issues. It enables psychology to become the master line of the filial piety research and the discipline conformity tendency， explores the unique role of filial piety in Chinese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We discover the rehabilitation potential of filial piety for immoral behavior， as well as discuss som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Key words：filial piety; psychology; integration; beyond

（编辑：段明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