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西尔眼中的维科\赫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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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卡西尔文化哲学的方法论是他的全部文化哲学思想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也是他创造文化哲学理论的基础。在这方面，卡西尔继承了新康德主义的传统，在三个层面上展开了研究：第一个层面是对现代物理学方法的研究；第二个层面是对唯心主义哲学的历史反思；第三个层面是对启蒙哲学精神的探讨。其中，第三个层面是卡西尔文化哲学方法论研究的目的。据此，文章以卡西尔第三个层面的思想为重心，以他对维科和赫尔德文化哲学方法的评价为主线，分析文化哲学思维方式的本质及其逻辑结构，指出文化哲学的本质在于发现和建构历史理性，并论述研究卡西尔的文化哲学方法论对于我们深化文化哲学研究、唯物史观研究和当代中国文化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启示。
关键词：卡西尔；维科；赫尔德；文化哲学；启蒙哲学
作者简介：何萍，女，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51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1）02-0012-11收稿日期：2010-12-16
卡西尔是公认的文化哲学家。凡是研究文化哲学的人都不能不谈到卡西尔的文化哲学。但是，对于卡西尔文化哲学的研究，也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在我国，对卡西尔文化哲学的研究，通常都是阐发他的有关符号形式和人的文化存在的哲学理论，而把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当做他的马堡学派立场，与他的文化哲学理论对立起来，不予探讨。①然而，在我看来，卡西尔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他的文化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不论是在马堡学派时期，还是离开马堡学派时期，他始终没有放弃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并且把认识论和方法论作为他的文化哲学的基础。他的《符号形式哲学》的第一卷《语言》、第二卷《神话思维》都是以他的批判的认识论阐发出来的，而他把《认识的现象学》作为《符号形式哲学》的第三卷，则进一步确定了科学认识作为人类文化的最高形式的地位和意义。同样地，他也把方法论的研究贯穿于哲学史的研究之中，力图从思维方式的变革中走进一个时代哲学的深处。在《启蒙哲学》一书的序中，他明确地阐发了从思维方式入手审视哲学史的意义：“这种方法的目的，不是记载和描述那些一目了然的结果，而是阐明内在的形成力量。如此阐述哲学学说和哲学体系，可以说是致力于创造一种‘哲学精神的现象学’。”［1］（P2）这些足以表明了认识论和方法论在卡西尔文化哲学中的地位，表明卡西尔是以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点破文化哲学的本质的。因此，研究卡西尔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无论对于了解卡西尔的文化哲学，还是理解整个文化哲学的本质及其传统，都是极为重要的一环。
卡西尔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严格地说，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部分是他的当代认识论理论，这些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实体概念和功能概念》（1916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1921年）、《当代物理学中的决定论与非决定论》（1936年）等著作中；另一个部分是他从方法论的角度思考哲学史的发展，揭示文化哲学的本质，他的《认识问题》（1906—1940年）、《启蒙哲学》（1932年）和《人文科学的逻辑》（1942年）就是这一部分理论研究的代表作。如果从文化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整体看，这两个部分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如果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对文化本质的点破看，后一个方面又是可以独立研究的。鉴于此，本文研究的范围定在后一个方面，并以卡西尔对维科和赫尔德的文化哲学的评价为重心，探讨卡西尔文化哲学的方法论问题。
一、 卡西尔文化哲学方法论的论题
研究卡西尔文化哲学方法论必须从这样一个事实出发：卡西尔曾经是新康德主义者。强调这一点，对于我们研究和理解卡西尔的文化哲学方法论至关重要。因为卡西尔重视文化哲学方法论研究直接源于新康德主义，特别源于新康德主义对19世纪哲学本质的理解及其所讨论的哲学论题，他的文化哲学方法论的独特点也是他超越新康德主义哲学之处。由于有了这样一种关系，我们要想从总体上把握卡西尔的文化哲学方法论，理解他所探讨的问题及其所提出思想的深刻内涵，弄清楚他何以要重视维科和赫尔德的文化哲学，从中吸取了哪些思想，就必须返回到他的哲学起点，从分析新康德主义对19世纪哲学的理解中提取卡西尔文化哲学方法论的论题。
文德尔班是新康德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哲学史教程》中曾经从新康德主义的立场对19世纪的哲学作了一个概述，表达了一个新康德主义者对19世纪哲学及其研究方向的基本看法。由于这部著作是新康德主义在哲学史领域所获得的最高成就，所以，我在这里以这部著作为文本依据，概述新康德主义关于19世纪哲学的观点及其所思考的论题。
在《哲学史教程》中，文德尔班对19世纪的哲学有一个基本的评价：“哲学原则的历史在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转折处以德国哲学体系的发展而告终。综观贯穿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承前启后的发展，文学-历史的兴趣远远胜过真正的哲学兴趣。以后并未出现过在本质上和价值上崭新的东西。十九世纪决不是一个哲学的世纪。在这一方面，也许可以同纪元前第三、第二世纪或纪元后第十四、第十五世纪相比较。我们可以用黑格尔的话说，这个时代的世界精神忙于尘世的具体事务，面向外界，而不面向内心世界，不向自身，不在自己独有的家园里自我享受。”［2］（P858）文德尔班对19世纪哲学问题的概括都是建立在这一评价的基础上的。在他看来，文学-历史的兴趣胜过哲学的兴趣是19世纪哲学革新运动的起点。在这个起点上，首先是哲学的论题发生了变化。在19世纪之前，即在从17世纪到18世纪的哲学发展中，哲学思想整个来说是受自然科学思想支配的，它的主要论题是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体系的构造，与之不同，19世纪哲学则把探讨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本质作为哲学的主要论题，力图通过对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本质的探讨，建立新的哲学，即关于历史的哲学。这是哲学由自然科学向历史科学的转向。这一转向引起了哲学的第二个变化：哲学研究方法的革新。在从17世纪到18世纪的哲学中，自然科学的方法是哲学唯一运用的方法，所有的哲学问题，哲学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合理性，都要在自然科学的方法中得到说明和检验。在这种情况下，哲学的方法论研究从总体上来说是沿着一元论的方向发展的。哲学家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将自然科学中的某一方法上升为哲学的原则，去解答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问题。然而，这种方法却不能解答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更不能解释从文学和历史研究中产生出来的神话、宗教、艺术等文化现象。面对方法论研究的这一困境，19世纪的哲学家们既要到历史中去寻找新的方法论原则，又不愿意放弃自然科学的方法，于是，就努力建立一种能够融合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对立的新方法。这样一来，先前那种一元论的方法论模式被消解了，代之而起的是在相互冲突和矛盾的两极中寻求统一性的功能主义的方法论模式。这是思维形式的更新，也是19世纪哲学变革的最重要方面。最后，从以上两个方面的变革中，产生出一门特殊的哲学学科——历史哲学①。这个学科严格说来产生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对启蒙运动中出现的种种历史和文化思想的概括和总结，当然，它不是以历史编纂学的方式来概括和总结，而是创造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即历史主义的思维方式，来解释种种历史和文化现象，从而使个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成为哲学最重要的课题。维科和赫尔德就是这门学科的真正创始人。但是，19世纪的哲学革新运动并不满足于维科和赫尔德所提出的思维方式及其他们对历史和文化问题的说明，而是力图把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方法融合起来，“回到康德关于普遍有效的价值的基本问题上来”，“对文化问题进行哲学的彻底钻研”［2］（P861-862）。文德尔班强调，以上三个方面的革新就是康德主义革新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