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信中自省,明辩中笃行
时间：2020-08-22 07:55:2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摘要】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首先,他从哲学和文化社会学这两个视角对文化概念进行认定;其次,借助于西方柏格森等人的哲学理论,他系统建构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哲学和宗教理论;再次,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下,他又深入阐述了中西方在社会结构上的差异;最后,梁漱溟的文化思想还体现于其社会实践活动中。
【关 键 词】梁漱溟 文化 意欲 理性
纵览人类思想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硕学辈出的时代未必就是国运昌隆、人人幸福的时代,相反,民族生存的危机和个人生活的困扼更能激发起思想者们运思虑世的灵感。梁漱溟无疑就是这样一位思想家。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其思、言、行无不透露着他对中国命运及其文化困境与出路的深入思考。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对梁漱溟的文化思想进行简单系统地梳理与总结。
一
要深入了解梁漱溟的文化思想,就须从其文化概念入手,因为“‘文化’这个范畴是梁漱溟理论的基础”。梁漱溟主要是从两个角度即哲学和社会学上对文化进行了简单而明确的界定。哲学方面,梁漱溟主要借鉴吸收了当时在中国颇为流行的西方唯意志论和生命哲学理论,也即以“意欲寻求满足”的方式来定义文化。在他看来,文化“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will)——和那不断的满足罢了。……然则你要去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根源,你只要看文化的根源的意欲,这家的方向如何与他家的不同。”这里,梁漱溟几乎原封不动搬来了西方唯意志论者的“意欲”概念,并将其作为自己文化哲学的逻辑起点,进而以“意欲”方向的不同解释各家文化的不同。
在文化社会学的视角上,梁漱溟又认为我们俗常以文字、文学、思想、教育、出版等为文化,是狭义的。“我今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的一切,意在指示人们,文化是极其实在的东西。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我们发现,梁漱溟的文化概念又涵盖了文字、文学、经济、政治等诸多范畴,这无疑极大地扩展了文化的外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舍弃了上述我们曾谈到的哲学意义上的概念。事实上,在梁漱溟那里,哲学上的文化概念主要指涉文化概念的内涵,而其文化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则主要涉及其文化的外延,二者并行不悖。
二
上文曾谈到,梁漱溟在从哲学上给文化下定义时,引入了“意欲”这一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梁漱溟文化哲学的西学渊源—即由叔本华阐明、由尼采、柏格森等人发展了的近代西方非理性哲学流派。在梁漱溟看来,文化之中最根本的就是伦理思想,或者说是人生哲学,“盖人类文化……居中心为主的,是其一种人生态度,是其所有之价值判断。”梁漱溟又进而十分推崇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认为其“不仅在西方哲学史上是‘迈越古人’的,而且在启迪儒家学说的复兴方面也‘开了先路’”。这里的原因在于,柏格森生命哲学作为对当时居主流地位的理性哲学流派反思的主要成果之一,其提出的“生命”、“直觉”、“绵延”等理念确实代表了当时西方哲学的最新成果,对西方当时的社会现实有着极强的针对性,而这又与当时中国学人急切认识西方、并进而寻求救国之路的愿望极为契合;另一方面,相比较于其他西方哲学流派,柏格森之生命哲学蕴含有相对丰富的人生伦理思想,而这无疑又与同样有着丰富人伦思想传统的中国文化产生共鸣。这两方面的结晶便是梁漱溟颇具盛名和争议的“文化三路向说”和“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在他看来,人类文化以“意欲”为原点,分别有三个路径,进而产生有西洋、中国和印度三种迥然相异的文化: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印度文化则以意欲反省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在现时代,西方文化已然走到了尽头,需要转向第二路向即中国路径,这种路径的总体特征在于其一任直觉的“尚情无我”。我们注意到,梁漱溟这里提到的直觉,承接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理论,即指本能的最佳状态,“指那种已成为无私的、自意识的、能够静思自己对象并将对象无限扩大的本能。”而具体到它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梁漱溟又认为中国文化中存在着深厚的“直觉”传统,“这个知和能,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良知良能,在今日我们谓之直觉。……此敏锐地直觉,就是孔子所谓仁。”
后期,梁漱溟又对“直觉”这一概念进行了发展,提出要以“理性”来代替“直觉”。我们知道,梁漱溟早期提出的“直觉”是相对于“理智”而言的,其后期所言之的“理性”则相对于“理智”与“本能”,换言之,他实际上是从之前的“直觉”概念当中又析出了“理性”与“本能”两个概念。理性、理智为心思作用之两面:知的一面称为理智,情的一面则称为理性,“理智作用无穷,而独不作主张,作主张的是理性。”但是,人类行为又须析出本能这一项,理智是“本能中反乎本能”的一种倾向,而理性则是对人类本能与理智的双重超越。据此,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的长处便在于其推崇理性,“中国古人却正见于人类生命之和谐,……此和谐之点,即清明安和之心,即理性。”“西洋偏长于理智而短于理性,中国偏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
宗教也是梁漱溟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宗教是人类文化上很普遍很重要的一桩东西”,文化都是以宗教开端,中国亦无例外。“所谓宗教,可以说就是思想之具有一种特别态度。什么态度?超越现实世界的态度”,宗教是以超绝于知识的事物,谋情志方面之安慰勖勉。
三
尽管梁漱溟极为推崇孔子,认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独一无二的枢纽性人物,“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孔子以后的文化又都由孔子那里出来”,但他同时又认为中国人所使用之文化,就历史上看来,数千年间,很少能够采用孔子真实意思的情况出现,表面上中国人以儒家治天下,实际上人生一般态度皆有黄老气。可以说,尚情无我、调和持中的文化性格已深深融入了纵贯千余年的中国社会结构中。梁漱溟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认知,实际上依旧是由其文化哲学衍生而来。在他看来,是中国的礼俗规定了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一时一地之社会构造,实即其时其地全部文化之骨干。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的总体特征表现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也即“融国家于社会人伦之中,纳政治于礼俗教化之中,而以道德统括文化,或至少是全部文化中道德气氛持重”。中国人以家庭为主要生活单位,西方人则习惯于过集团生活;中国是职业分殊、升沉不定的社会,西方则是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国是以道德代宗教的伦理本位社会,西方则是宗教、政治自然分工、广泛分权的社会。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差别,在梁漱溟看来,这源于中西方在各自文化萌发初期人们所选择的意欲路向不同,而且随着形成的社会结构差异又同时强化了各自文化形态的不同,进而致使中西文化发展到今天这样迥然相异的地步。
而如今随着东西方“大交通时代”的到来,中西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也将不可避免,对此,相比较于当时其他学者的思考模式,梁漱溟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一方面,梁漱溟对于中国文化自始至终都怀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认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而中国文化的复兴其实又是孔学的复兴,也即尚情无我、调和持中的人生态度的复兴,对此,须重新开创如宋明人那样的“讲学之风”,而且,这种内涵最好不要成为少数人的高深学业,应当致力于普及而不力求提高。同时,另一方面,梁漱溟对于儒家文化传统中多缺少的诸如科学、民主等西方理念又是毫不拒斥的,在他看来,“现在西方所谓科学和‘德谟克拉西’之二物,是无论世界上哪一地方皆不能自外的”,我们不应该守着那些由《国故》所堆积的“陈旧股东”不放,对于西方文化要‘全盘承受’。今日中国文化的困厄,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而我们对于西方科学、民主等理念的“承受”,恰好可以帮助中国文化生成发现“个人”的社会机制。
四
“没落贵族的家庭中似乎常常产生格外敏感的后代”,无疑,梁漱溟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时代。这个时期,“雍容安闲”的中国文化在内忧外患的情势下已然风雨飘摇、风光不再,作为一位家学渊源颇深的近代学人,梁漱溟对于中国文化有不知其所以然的一种羡慕,不容自己看着周围种种危难困苦情形而不顾,因此又义无反顾地开始了自己跌宕起伏的文化之旅。而纵览梁漱溟的文化思想及其实践历程,我们说,他的文化思想由其对于中国民族危机的深刻体认而起,而其富有传奇色彩的文化“传道”活动则又由其文化理论而发。不同于书斋型的学者,梁漱溟是一位“思想见解到哪里就做到哪里”的人,他的人生历程中,无处不显现着“寓知于行”、积极入世的文化人格。从其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到后来入大学讲释迦、孔子,进而到积极参与乡村建设运动,再到充当国共两党的调解人,乃至建国后由毛泽东的座上宾到不得以沉寂于“时运”,梁漱溟在学术与现实的进进出出之间明显地透露着他自许担荷天下兴亡重任并积极奔走于社会现实之中的儒者风范。难怪著名的梁漱溟传记作者艾恺会赞许地认为梁漱溟“是表里如一的人,其思想和道德是一致的”,“在近代中国,只有他一个人保持了儒者的传统和骨气。他一生的为人处事,大有孔孟之风;他四处寻求理解和支持,以实现他心目中的为人之道和改进社会之道。”这样的赞誉,应该说实至名归。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梁漱溟的文化理论也许确如胡适所言在它“整齐好玩”的背后难掩粗糙与臆断的弊病,而其竭力所从事的文化实践活动也多半以失败告终,然而,瑕不掩瑜,我们从梁漱溟对于文化的独特定义、从其纵亘古今中外的文化哲学和宗教理论和鞭辟入里的文化社会学理论以及“寓知于行”的文化人格那里依然可以获取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笔者将其归结为在“自信中自省、明辨中笃行”,其实也是对现今中国文化学人的一种期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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