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民族文学新的活力和希望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民族文学杂志社和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联合主办，内蒙古自治区文联、作协，西藏自治区作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作协和鄂尔多斯东方路桥集团协办的“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青年作家研讨会暨朵日纳文学奖启动仪式”2010年11月20日在京举行。国家民委副主任丹珠昂奔，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何建明，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丹增等出席。中共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长吉狄马加发表书面讲话。内蒙古文联主席巴特尔，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会长包明德，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西藏作协主席扎西达娃，鄂尔多斯东方路桥集团总裁、党委书记丁新民，内蒙古文联原主席阿云嘎，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汤晓青，内蒙古作协常务副主席布仁巴雅尔、副主席肖亦农，《花的原野》杂志主编乌力吉巴图等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青年作家以及中央民大师生近百人参加。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长、《民族文学》主编叶梅，《民族文学》副主编李霄明和中央民大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赵志忠分别主持活动开幕式和研讨会。

出席研讨会的领导、专家学者和作家代表围绕《民族文学》2010年第４、５、６期分别推出的“蒙古族８０后作品专号”、“藏族青年作家专号”和“维吾尔族青年作家专号”，就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现状、未来发展，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与母语写作，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青年作家的创作特色，少数民族作家的使命及其面临的挑战，以及“朵日纳文学奖”设立的意义等话题展开了充分和热烈的探讨。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大有作为

丹珠昂奔在讲话中说，《民族文学》近几年来有几项重要的举措都是喜人的，而且都是有成效的，有的举措是有开创性的。比如现在举行的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青年作家研讨会，还有三种少数民族文字的《民族文学》的出版，这在以前是没有的。在北京办的刊物以民族文字出版，这的确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这两年我也出席了一些《民族文学》的会议，他们很多的做法使我深切地感受到《民族文学》在中国作协的领导下，在全力推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方面的发展。我记得在80年代初，我跟很多同志一样，也参加过《民族文学》的多次笔会，像黄山笔会、青岛笔会、华西笔会等等。当时的少数民族的文学也很繁荣，出现过一系列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我们的文学事业，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文学事业的确需要各方面的支持。这个事业一方面非常重要，另外一方面，的确是机遇很多，挑战也很多，需要探索、需要解决、需要分析研究、需要把握的问题也非常多。我们现在遇到的在发展中的很多问题，比如怎么保护、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的问题，对此有无数的论著，有无数的见解。但是这里面需要把握的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关于民族的长期性的问题。恩格斯讲的一段话，我感到是对这个问题讲述得最为深刻的。这段话有三个层面的含义：民族的产生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有了私有制才有民族国家等等；同时民族的消亡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民族是自然消亡的。我以为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一些著作，包括毛泽东的思想梳理下来，我们国家的民族还处在发展的阶段。因此胡锦涛同志所讲的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我们民族工作的主题。中国的民族研究立论的基础是什么？民族方面有很多问题，包括我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民族自治等等，而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中国很大一部分民族都是土生土长的，这和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包括加拿大产生民族理论成果比较多的国家的基础是完全不同的。不同在什么地方？这些国家大多数都是移民国家，但是中国的民族，蒙古族也好、藏族也好，维吾尔族也好，包括苗族、彝族等等，都是土生土长的。土生土长就有一个文化上的因素，他的山山水水都成为他的文化心态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山是有灵魂的山，是有祖先的山，是神山，这跟迁徙的民族对待山山水水的心态就不一样。一个土生土长的民族，我可以跟这个山对话，我知道山神的形态是什么，我要跟它对话。我估计一个移民国家的公民不会有这样的文化心理。我们国家现在还是在工业化发展的初期阶段，工业化“化”掉了很多东西，工业化使得人们的心理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现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程度，除了东南沿海以外，很多地方还是农业文明色彩较重，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农业文明对我们的文化心理的影响，使我们对土地，对自己成长的土地、对民族成长的土地情有独钟，这和移民国家也不一样。这样一些基本的特点，我们从事民族文化建设和民族文学创作，都是需要认识和把握的。我们要同时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精神文明要高度丰富，精神财富要高度丰富，靠什么来实现？靠各个民族文化的长期的丰富的积累。因此我相信，我们的民族文化的发展，必将为社会的发展提供非常丰富的、有价值的精神文明。希望青年作家朋友们能不断地坚持党的民族理论政策，不断地拿出新的创作成果，为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何建明说，明年１月，《民族文学》将迎来创刊30周年的庆典。３０年来，《民族文学》始终关注、陪伴、鼓励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作家，见证了他们的成长。很多全国著名的乃至世界闻名的少数民族作家都是从《民族文学》起步，同《民族文学》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的文学成就召唤了一批又一批的各民族青年作家投身于文学创作的队伍中来。今年《民族文学》第４、５、６期分别组织了蒙古、藏、维吾尔族青年作家专号。虽然他们仍在成长之中，然而那么多新鲜的面孔，那么多富有个性的声音，以及他们对文学的执著和热爱，都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希望，并为此深深感动。相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繁荣的势态，为少数民族作家专门设立的文学奖项相对少了一点。今天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内蒙古文联、作协，内蒙古鄂尔多斯东方路桥集团联合设立了“朵日纳文学奖”。这是一个非常有针对性的奖项，必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蒙古族文学的发展。东方路桥集团总裁丁新民同志是一位非常热爱民族文化、热心文学事业的杰出企业家，由于像丁新民这样的各界人士一直关注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使得我们民族文学不断有新的气象。我相信在这种关注和支持下，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今天民族文学杂志社和内蒙古、西藏、新疆三地文联作协为少数民族青年作家搭建了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相信通过这样的研讨会，大家对当前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有更深的认识和体会。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在青年作家们努力承担责任的前提下，将显出更多的活力，前景将更加光明和辉煌。

丹增说，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当前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和困惑。现在人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叫“文化”。“文化”这两个字，已经从后台走向前台，从配角逐步变为主角。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文化从边缘逐步走向中心。在下一个五年计划里，国家把文化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文化变成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从台后到台前，从配角到主角，从边缘到中心，文化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文学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形象思维的文学是文化的灵魂，是文化的行为和表现方式之一。而文学里面，少数民族文学又是整个中国文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具有辽阔的国土；中国少数民族数量多，人口的覆盖面大，每一个少数民族都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少数民族文化始终保持着它的主线、主脉。辽阔的地域、众多的民族、悠久的历史，造就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包括文学的灿烂、丰富、光彩和独特。现在有“原生态文化”的叫法，文学当中同样有原生态的文学。少数民族地区所蕴藏的文学素材是很巨大的，它的魅力是无限的，它的价值是崇高的，有的我们已经发现，有的我们还没发现。少数民族文学现在面临的空前的发展机遇还表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从国内来讲，我们要建立有原则的政治，有原则的政治是能够真正地维护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而建立有原则的政治与民族文学是密切相关的。第二，我们要建立有诚信的市场。而民族文学能够塑造市场的诚信，是大有可为的。第三，我们要发展有道德的科学。而这同样是文学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第四，我们有建设有灵魂的文化。文学就是塑造人的灵魂的。民族文学在塑造有灵魂的文化的过程中是可以大显身手的。第五，我们要塑造有良知的人性。而文学的一个重要价值就体现在塑造有良知的人性。这同样也是民族文学的一个发展方向。我们民族文化包括民族文学现在所面临的挑战和危机又是什么呢？就是城市化、工业化、网络化、信息化。这几“化”总体来讲是好的，但也不完全是好的。草原在退化、湖泊在干涸、江河在断流、空气在污染、环境在恶化的时候，这种发展是没有意义的，失去的比得到的多得多。有很多少数民族，比如东北的达斡尔族、鄂伦春族是狩猎民族，山林的消失使狩猎文化没有了。草原的退化和沙化，不但给北京带来沙尘暴，而且整个游牧文化也没有了。云南多个少数民族有火塘文化，但电器化使得火塘文化消失了。机械化又使得许多少数民族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雕塑、编织等手工技术、手工文化消失了。表现这些冲突，对于民族文学来说是一个挑战，当然也是一个发展机遇。

吉狄马加在书面讲话中说，今天是一个值得写进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日子，因为这个日子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希望和活力。“朵日纳文学奖”这个独具创意的奖项，必然会给中国当代民族文学发展带来新的希望和期待；蒙、藏、维青年作家研讨会这个特色鲜明的会议，一定会为中国当代民族文学创作注入新的活力和血液。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文明古国，我们拥有令世界称赞的历史，也必然拥有令世界瞩目的未来。而年轻一代就是国家和民族的明天，青年文学家和艺术家担当着传承民族文化血脉的使命。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民族文学的发展，历来高度重视民族文学的创作和青年文学的培养，这是我们民族文化繁荣、进步和传承的根本。正是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中国作协核心文学刊物之一的《民族文学》增加了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三种文本，这对我国少数民族母语创作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它们为母语文学作品开辟了发表、传播和交流的新园地。文学在它的共性中关注时代和社会，关注人的精神和命运，而母语创作的个性化更易于传达民族的生活和心理。文学作品如果没有人类的共性和历史的共性，就失去了生命力和永恒的价值。而一旦失去民族的个性和文学的个性，它就迷失了灵魂与归宿。我觉得这正是设立“朵日纳文学奖”、举办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研讨会和增加民族语文刊物的意义之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艺术已经迎来了岁月中最具生命力的季节，优秀作品的问世如同山花烂漫，优秀文学艺术家的成长如雨后春笋。民族文学已经成为我国当代文化大观园中的夺目风景线，我们期待着一个历史性的整体推进、整体发展和整体繁荣。

蒙古族、藏族和维吾尔族文学创作势头喜人

内蒙古文联主席巴特尔介绍说，新中国成立以来，蒙古族文学出现了百鸟齐鸣、百花争艳的喜人景象。“文革”前17年是蒙古族文学迅速发展、蓬勃向上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蒙古族文学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个高峰。新时期蒙古族文学进入了大发展、大繁荣的辉煌时期，老一代蒙古族作家不断奉献新的作品。一批蒙古族中青年作家创作势头十分旺盛，在全国不断推出重大的突破之作，并获得各种国家级文学奖。内蒙古作协名誉主席哈斯乌拉说，内蒙古的少数民族作家现在的创作势头非常好。现在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中用母语或用蒙古文创作的人数和作品很多，作品质量我个人认为要优于用汉文创作的，而且明显出现了地域性的文学群体，像科尔沁文学创作群体、鄂尔多斯文学创作群体。还有非常值得关注的，像正厢白旗五个牧民出版了长篇小说这样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现在我们每年要出版10部以上的蒙古文长篇小说。这都是因为各级领导和《民族文学》杂志在少数民族创作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工作，特别是《民族文学》蒙古文版的创办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民族文学杂志社最近一年来在内蒙古、新疆和西藏召开了三个研讨会，还有今天的三个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研讨会，这些平台都给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和交流创造了非常好的机会。鄂尔多斯东方路桥集团总裁、党委书记丁新民说，在全球化的今日，每个民族的文学越来越凸显它的珍贵，我支持蒙古族作家和蒙古文的文学创作和翻译，是为了使民族文学的百花园更加繁荣，为了使蒙古族作家的作品越来越有魅力。相信“朵日纳文学奖”在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下，一定能够办成一个具有公信力和社会影响力的文学奖项。

西藏作协主席扎西达娃说，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沉寂了一段时间，到近几年又一次复兴。首先，党和国家的少数民族文化政策是一方面的原因。另外，有几位重要的领导，像在座的丹增主席，他们不仅是从领导层面上有高度的政治智慧，也有实干的能力，同时又具有非常丰富的学识。像这样的一些领导长期以来对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还有这几年《民族文学》在发展中重新调整，从班子的调整到思路的调整，以及《民族文学》这几年所做的对整个中国的文学和少数民族地区都有影响的事情。所有这些因素对我们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确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西藏一些问题在国际上的敏感性，因此这几年西藏的发展，主要是在经济、社会民生建设方面投入得更多，在对文化的关注这一点上还是相对滞后的。今天中国的现实确实是已经把文化推向了非常重要的前台，但在西藏这么一个特殊的情况下，我们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我们西藏作协是一个小作协，文学发展各方面的条件还比较差，但在中国作协的指导下，同时也在《民族文学》和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的大力帮助下，包括在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也在不断推动文学繁荣。今年8月，《民族文学》在拉萨举行了翻译家、作家座谈会，铁凝主席也是在8月份带团到西藏采风，这一系列的举措确实极大地促进了西藏文学事业的发展。正因为这几年各方面领导对西藏文学事业的关心，使得藏族作家次仁罗布获得了最近颁发的鲁迅文学奖。这几年还有一批新的藏族作家正在成长，出版了一些很有分量的中、长、短篇小说。铁凝主席８月份到西藏时，非常认真地听取了作协的汇报，跟我们的青年作家座谈，她主动提出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适当的时候，由中国作协出面，专门举办一个西藏这几年有成就的年轻作家的研讨会。中国作协领导这么主动关心我们，为我们做这样的事情，真的让我们感动。今天启动的“朵日纳文学奖”也是一个很好的激励和启迪。这个大奖是奖给用本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这几年不光是蒙古族、维吾尔族，也包括我们藏族，用母语创作的文学水准真是越来越高，而且这个群体越来越大，但是怎么样激励他们的创作，他们的作品怎么样翻译成汉文，甚至翻译成英文，使更多的读者能够了解，领略到这几个地区文学的最高水平，确实需要像丁新民先生这样的一大批企业家，来注入很大的动力。我觉得这是一个创举，蒙古族老大哥走了第一步，给其他民族地区的文学创作拓展了一个思路，相信会产生连锁反应，今天是内蒙古有这样一个奖，明天可能是新疆或者西藏、广西、宁夏都有一系列配套的支持民族文学发展的措施。

新疆作协副秘书长狄力木拉提说，维吾尔民族被誉为诗歌民族，从古至今有多少诗人留下千古不朽的诗文，甚至影响了整个中亚的文坛。一代代文学后人继承并弘扬了维吾尔文学，使其在今天的中华大地上绽放出一朵朵芬芳艳丽的文学之花。维吾尔作家们99%以上都是用母语创作，单就这一点而言，就是独具魅力的。在现当代维吾尔文学队伍中，曾经涌现出一大批著名作家，但因为种种原因，特别是翻译介绍方面的稀缺，所以很多并不为众人所知。目前南北疆各有一大批青年作家，南疆包括和田、喀什、阿图什、阿克苏、库尔勒等地有几十位成果卓著的作家，正在成长的也有近百位。北疆伊犁地区和克拉玛依也有二三十位较有影响的青年作家。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也集聚了不少中青年作家，他们在维吾尔中青年作家群中也是很有影响的。另外在网络文学中，也涌现出一大批卓有才华的青年作家，他们共同组成了一支庞大的创作队伍，为维吾尔文学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维吾尔族作家群体中，诗歌创作者数量明显多一些，这就使得维吾尔族诗歌表现得更为突出一些。当然维吾尔文学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很多挑战和冲击，在我看来首先是渐渐弱化的母语。我们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扶持，更具体地讲，我们感谢中国作协和民族文学杂志社近年来对发展少数民族文学做出的巨大努力和贡献。以前我们很多人只是从概念上知道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而互不了解彼此的生活和文化。如今我们有了更多交流的机会和平台，我相信通过我们更多的努力，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的辉煌，因为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和机会。

蒙古、藏、维吾尔族青年作家给当代文坛吹来清新气息

《民族文学》原副主编白崇人对《民族文学》2010年陆续推出的蒙古、藏、维吾尔族青年作家专号进行了系统梳理。他说，这三期专号一共收入56位青年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有“70后”、“80后”，个别是“90后”，虽然只是三个民族，但反映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总体现状，也就是年轻作家成为中坚力量。更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女作家将近占一半的比例，这在二三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这三期的小说，大多写得不错，比如尼玛潘多的《城市的门》、木琮尔的《雏凤清声》、阿娜尔古丽的《左岸番茄》、拉先加的《影子中的人生》、苏笑嫣的《那年夏天》、凯赛尔•柯尤木的《苹果树下的梦》、赵有年的《温暖的羊皮袄》、阿伊努尔•多里坤的《伊尔法日记》、德乾旺姆的《轮》、陈萨日娜的《情缘》等等。第一，这些作家虽然年轻，但是他们的作品点击到了时代的筋脉，揭示了社会中的一些热点。第二，我们正处在大变革的时代，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我们的年轻作家抓到了这个巨大变化，用形象把它揭示出来、表现出来。第三，我们这些年轻作家关注当今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四，青年作家们通过历史和现实人物，来表达对历史的思考和对人生的认识，并且从作品中表现出哲理的思维。第五，我们的年轻作家们继承了我们国家各个民族的一大文学传统，也就是现实主义的传统，但是可以用多元的手法去表现，因此显出了绚丽多彩的风貌。《民族文学》副主编石一宁对《民族文学》蒙古、藏和维吾尔族青年作家专号作品进行了点评。他认为这三期专号集中展现了这三个民族文学新生代的勃勃生气和熠熠风采。蒙古族青年作家专号作品题材多样，风格有鲜明的差异性。藏族青年作家专号的力作佳篇更多，作家们把目光和笔对准本民族的现实生活，既表现了深情，也表现了才华。维吾尔族青年作家专号同样展示了富于民族特色的文学思维与话语方式。人们从这三个专号的作品中看到了蒙古族、藏族和维吾尔族新生代作家的亮丽身影，听到了他们行走在生活也行走在文坛的铿锵足音。相信蒙古族、藏族和维吾尔族文学的未来一定是美好的，就像这三个民族的新生代作家们通过《民族文学》专号，给中国当代文坛吹来了三股清新的气息。《民族文学》编辑杨玉梅说，阅读蒙古族、藏族和维吾尔族青年作家专号，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感觉这些作品充满了对人生成长过程的欢喜和疼痛，表现了作家对人生的深度思考，构成了对成长和生命体验的一种非常深刻的阐释。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李建军说，《民族文学》这三期专号的小说作品，看完以后有很多惊讶，因为我看到了一些跟汉族小说家的写作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蒙古族作家木琮尔的小说《雏凤清声》，它写的是两代之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的巨大差异。妈妈总是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在自己的看护下幸福地生活、安全地成长，但是女儿有她自己的理想，有她自己对生活的理解。那么就有了两代人之间的冲突。但是我发现，与汉族“80后”的叙事比较，这里面有很多新的元素。新在什么地方呢？新在它的真实。它表达的是既追求独立的自我，同时又非常理性的一种生活理念。一个“80后”的孩子对幸福有这样深刻和成熟的理解，让我非常惊讶。在这三期的爱情小说里我还看到了浪漫，看到了对自己内心欲望的克制，这在当今的所谓的身体叙事、自然叙事里面是很少看到的，因为现在不少作品描写的欲望是赤裸裸的。比如在热孜古丽•卡德尔的《迷雾》里我看到的是一种克制，一种把真挚的浪漫和热情的爱情克制到内心深处去的一种非常美好的爱情故事。赵吉雅的《片片枫叶情》我认为也写得非常好。这个小说面对的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感经验，就是母亲和女儿同时爱上了一个成熟的、事业有成的中年人。作品写出了非常美好的人性，就是克制，互相之间理解、沟通，爱在新的境界中产生出来，母女之间情感冲突消解了。这就是美，这就是分寸。阿娜尔古丽的《左岸番茄》，写的是一个少数民族北漂的生活，写得很有意思，很有时代感。中国青年出版社文艺中心主任黄宾堂说，读了《民族文学》藏族青年作家专号的作品，有两点感受。一是这些小说大都在新世纪的视野上审视、关照并且呈现藏民族的伦理、信仰、爱情、心理以及文化，而不仅仅是一种展览、一种迎合猎奇。二是具有多元的艺术表现。大连民族学院教授李晓峰说，《民族文学》这三个专号的作品，可分为三大类，一是书写各民族的生存体验和人文关怀的作品。这些作品与近年来文坛上的底层写作相呼应，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或可称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底层写作。这些作品或者写来自不同民族的青年在现代化、国际化的大都市的漂泊、寻找、挣扎、毁灭，或者写已经步入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在城市生活中的适应、惶惑、坚守与放弃，真实地书写出时代与民族生活重大转型中民族个体生命在现实底层生活的真实体验，让我们看到了渴望进入城市和已经进入城市的年青一代少数民族的心灵、情感和奋斗的清晰面影。这些年轻的作家们，用自己年青的心去捕捉聆听自己民族在大时代狂潮冲击下生活与生活的变奏，用自己青春的思想去思考、关怀、建构自己的民族和作品中的人物命运，传达可贵的、对作家而言极为重要的人文关怀。这些作品完全可以看成中国城市化进程对各民族生活的激荡的历史记忆，也是各民族经济、文化历史转型的心灵历史。第二类作品，作者将自己的文学之根深深扎进自己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或者抒发自己对本民族历史人物的想象式重构和民族传统文化的追思，或者书写本民族文化传统与他民族文化碰撞，在民族生活和民族心理上留下的印迹，或者表达自己对在泥沙俱下的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民族传统文化秩序的转变、民族伦理道德的沦陷的深深忧思，作者鲜明的民族文化立场和对民族历史命运的沉重思考和责任承当，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第三类作品是具有鲜明的青春特征，让人兴奋的阳光文字，稚拙与纯净、青涩与诗意都荡漾着青春气韵。这种青春气韵在当下生活中显得弥足珍贵。此外，三个专号总体上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特征。蒙古族的辽阔、雄浑的草原风格，藏族的高远、悲悯的雪域文化，维吾尔族的智性与幽默的西域特征，再一次诠释了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多地域、多文化、多文学传统的特质。

蒙古族作家郭雪波说，《民族文学》的这三本专号，我都细细地阅读了，非常欣喜，不光是振奋，而且感到非常自豪。三个民族青年作家的作品里，不仅是乡土气息、民族气息，还有最重要的宗教气息。宗教信仰、宗教文化是我们这三个民族的根。中国作协创研部副研究员、蒙古族评论家肖惊鸿说，《民族文学》这三期专号的作者虽然从宏观上来讲，还没有像老一辈少数民族作家那样产生出令人震撼的作品，但他们勇敢地、活泼地迈开了令人炫目的第一步，他们用年轻的手指敲出了老到辛辣的文字，可读性非常强，用文字展开了对这个世界的多元化探索。每一篇都见出艺术处理的精心和比较鲜明的写作个性，璀璨如花，美丽如画。他们以年轻的写作者的真诚，对这个世界提出了一个个的疑问，这些疑问是文学的，也是心灵的。内蒙古大学教授、蒙古族诗人海日寒说，《民族文学》蒙古族“80后”作品专号很多作品谈的都是两个主题，一个是成长的故事，一个是文化寓言。从这些文本中，我们隐约看到了一代蒙古族青年成长的心路历程，他们并没有太强烈的弑父情结，他们的精神独立，伴随着艰难的价值选择。在这些作品中，审美与消费、探索与时尚、个人话语与集体想象很奇妙地扭结在一起，展现了一种共同性的蜕变。这表明蒙古族文学“80后”的艺术追求是多元的，他们既有重叠的一面，更有各自不同的艺术选择。

少数民族作家任重道远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长、《民族文学》主编叶梅谈到了少数民族青年作家所肩负的历史重任。她说，在《民族文学》这三期专号所呈现的三个民族青年作家的作品其实还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还是非常稚嫩的。但尽管如此，这三期刊物所呈现的作家和作品代表着我们目前应该去关注、应该期待的我们多民族的青年作家群体及其创作。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党和国家对于民族政策的落实，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强化的一个概念，就是少数民族文学。但是在今天，我觉得更应该强调“多民族文学”这个概念。在中国应该是56个民族，而不是一个汉族和一个少数民族。所以我们每个民族的作者，你们所占的那块位置实际上代表着一个民族的记忆，一个民族的符号，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我们更多要做的是把各自民族的文化传统传承下去，把自己的作品写得更好。所谓文学边缘化，不是文学所在的位置没有受到时代和社会的关注，而是你没有拿出跟时代、跟社会相呼应的真正值得时代和社会关注的作品来。同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不仅仅是要保持和捍卫所谓少数民族文学的地位，而且更多要考虑为世界、为人类做出贡献。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会长包明德说，我感到现在当前不光是少数民族文学，就是汉族文学也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在理论上的突破和建构这方面显得滞后，这是一个大问题。从文学理论来说，世界性和民族性的问题，这是一组悖论；文学的历史观点和道德观点是一组悖论；我们是传统，西方人是现代，这又是一组悖论；还有生活朴素和追求生活质量又是一组悖论；我们自幼的梦想和现实的变化以及生活的复杂，也是一种悖论。关于这些问题我们要多思考、多探索。关于文学的民族性，我们必须认识到，民族性不是一个孤芳自赏的藩篱，不是一个凝固的符号，民族性是个航行，不是停滞，它是随着生活不断前进，民族性应该是前进的一个起点。还有关于历史观点和道德观点的问题。我看到当下一些还是漠视时代的变化，排斥历史的维度，看不到历史的前进和生活的美好，而只是优先地抢占道德话语权。这样的作品其实也是片面的。还有关于高扬文学的主体性和自觉性的问题。一开始文学的主体性问题是强调文学不是政治的工具，它是有独立品格和独立精神。但是日子久了以后，在这个问题上有的作家陷入了另一个误区。就是说一个作家实际上有你的政治意识，有你的道德评断，有你的社会评断，有你的价值取向，那为什么不承认这一点、要规避这一点呢？我觉得这和文学的主体性、自觉性也是相悖的。

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民族研究所所长伊明•阿布拉谈到了参与《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翻译工作的体会。他说，文学和翻译带给我们幸运。他鼓励青年作家们：有执著的爱，幸运就会与你相伴。让我们热爱文学，不要放弃；让我们热爱翻译，不要退却。

蒙古族评论家兴安则谈到当前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和少数民族作家双语写作的问题。他说，一些少数民族作家，或曾经主导过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流，或至少与汉族作家相比肩。我记得50年代《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不要把我们捧得太高了》的文章，作者是21岁的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他这篇文章我觉得是代表当时国内年轻的一批一线作家发出的倡议。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少数民族作家是与汉族作家在同一起跑线上，或者说是不相上下的。但是新时期以来，尤其是近二十年来，达到这种影响、这种地位的少数民族作家特别是“60后”“70后”“80后”作家非常少，这是我们的一个忧虑。值得我们深思。我觉得一个少数民族作家对自己的民族、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应该有一种自豪感和自信心。还有就是对民族身份或者归属感的焦虑。在全球化或者在整个中国文学大的背景下，要有这种焦虑感。我对能用双语比如蒙汉、藏汉和维汉两种语言创作的作家充满了敬意，因为在这种过程中，作家可以吸收两个语言中最美、最准确的言词来表达。双语作家的感情虽然有时候是分裂的，但是他们有双重的视野，有两种文化的背景，他们既能进入都市文化，又能进入地方文化。西藏文联副主席吉米平阶认为，母语创作的问题是少数民族作家面临的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我们的作家们更多的都是用汉语创作，我们也常常讨论到母语和汉语的比较，讨论用什么样的语言表现自己的思想更贴切。我们常常因此感到困惑。我们少数民族作家对母语有一种很深的情结，这种情结主要是身份的束缚。母语创作对于少数民族作家而言，有一种符号化和标识化的作用。但我认为不管你使用什么样的语言，只要你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文学诉求，你能熟练地运用它，这就是比较好的一种手段。作品的不朽更在于它的思想。甘肃联合大学副教授、藏族作家严英秀说，我对当前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有一些忧虑。第一，以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整体上的文化水准和文学素养还是欠缺的。所以我们只有埋头于扎实的、细致的阅读，只有从中外文学大师、优秀的文学遗产中吸取营养，才能走出自己的小圈子，走出目前在某种程度上的自娱自乐、原地踏步的形式。第二，从更高层面的表达上，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尚未担当起反映本民族在急剧变化的社会转型时期民族精神的重生、再建、再塑这样一个人文责任。第三，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写作还存在另外一种困惑，那就是当写作者已经远离了本民族的生活环境，还如何在文学中体现民族性。中南民族大学教授吴道毅认为，少数民族青年作家进一步提高创作水平，有必要在几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凸显民族性，二是强化思辩性，三是拓展艺术性。

蒙古族作家黑鹤、藏族作家达真和维吾尔族作家阿舍也在会上发言，各自介绍了创作体会，并表达对本民族和个人的文学创作前景的信心。

责任编辑 哈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