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写论发展综述
时间：2021-01-19 07:56:5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改写论产生于文化转向这个大背景之下，指出翻译受到来自译者和译入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控制。改写论将翻译置于包含文学系统的文化系统中来考察，突出了译者的主体性地位，使翻译研究者更加关注翻译中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尽管改写论的理论框架尚欠精密，但是其文化视角对于翻译研究，乃至文化研究的指导性和启发性意义仍不容忽视。
【关键词】 改写论；文化转向；三要素
一、引言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文化学研究的勃然兴起，翻译界出现了文化转向。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者将对于语言的关注转移到文化上来，认识到翻译不仅是一个语言学问题，还是一个文化问题。安德烈•勒弗菲尔（Andre Lefevere）是翻译文化转向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他提出的改写论，为文化翻译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进一步促进了翻译的文化转向。本文以文化转向为背景，分析改写论的形成与发展，研究改写理论的利弊。
二、改写论产生的背景—文化转向
改写论产生于翻译的文化转向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与其它文化学派有着紧密的联系，比如伊塔马•埃文•佐哈（It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图里（Gideon Toury）的描述翻译学理论（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即DTS），以及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勒弗菲尔为代表的操控論（Manipulation Theory）。左哈率先在翻译学中引入了文化的概念，他的多元系统理论将文学视为一个“多元系统”，认为文学翻译发生在一个包含文学的一个更大的文化系统之中，各系统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但是，巴斯奈特指出，这套理论由于过分结构主义，并不能为翻译研究和各种文化现象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一个足够的框架。［1］左哈的学生图里在多元系统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描述翻译学理论。他认为要把翻译建成一个科学学科，必须首先建立一个完整的描述学分支，分辨翻译学的走向，找出控制翻译过程的种种“规范”。但是，图里对文学系统外的因素，如意识形态，却有故意忽视的嫌疑。［1］141
当图里仍专注于文学多元系统的描述时，翻译的操纵学派已经开始采用“文化研究模式”，代表人物有巴斯奈特以及勒弗菲尔。他们在《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中指出，对翻译的控制力量不仅来自于文本，而且存在于更为广泛的文化语境之中，翻译与文化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2］。勒弗菲尔更是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控制论思想，并提出了翻译的改写理论［3］。他指出翻译是改写，改写是操控，所以翻译就是一种操控。他沿用了俄国形式主义的“系统”观点，认为文学系统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它同社会系统中其他的子系统，如科学，技术等，是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的。这一点和左哈的多元系统论是一致的。他也同意俄国形式主义关于“社会子系统之间的互动是由它们所属的文化的逻辑决定的”这一观点。那么，究竟是谁操控着这一“文化逻辑”呢？勒弗菲尔针对这一问题，采用了大量具体案例进行研究，并进一步划分了翻译中的操控力量：即赞助人，意识形态和诗学。［2］41
三、改写论三要素及其相互关系
勒弗菲尔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中明确地阐释了他的改写论理论。改写论中包含三个重要的术语：赞助人，意识形态和诗学。赞助人可以是个人，一群人，宗教团体，政治组织，社会阶级，皇室，出版商，以及传媒等等。赞助人要调节文学系统和社会文化中的其它系统之间的关系。它的这种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意识形态，经济因素和社会地位。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就是改写论中的另一个重要的术语。很明显，意识形态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意识形态，是一个更大的一个范畴。勒弗菲尔阐释这一概念时，借用了詹姆森（Jameson）的话，“意识形态是制约我们行为的形式、惯例，以及信仰的结合体”。［2］16
诗学是翻译中的另一个操控力量，由两个要素组成。第一个要素是一张清单，包含文学技巧、体裁、主题、典型人物和情景、象征等；第二个要素是谈的是文学的功能，是关于文学在整体社会系统里有什么或应有什么角色的观念。
改写论三要素之间密切相关，相互联系。意识形态是文学系统外的控制因素，关心的是社会应该或者可以是怎样的；诗学是文学系统内的控制因素，关注的是文学应该或者可以是怎样的。赞助人往往更关心文学的意识形态，而诗学则是专业人士要负责的领域。赞助人要保持作品的意识形态和自己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专业人士对诗学的控制也是在符合赞助人的意识形态的前提下进行的。在翻译过程中，如果基于语言与意识形态两方面的考虑发生冲突的话，那么，语言方面应该让位于意识形态方面。这样就把文学系统内外的因素统一了起来，以保证文学系统不至于和社会其它方面脱节，从而确保社会整个意识形态的统一和稳定。
四、理论评价
为了避开多元系统论中的科学术语，如“翻译诗学”等，勒弗菲尔使用自己的术语: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但是，很多学者对这三个术语的指导性和精确性都表示怀疑。比如，赫曼斯，张南峰都认为勒弗菲尔的术语太笼统，不足以指导深入研究。赫曼斯认为，勒弗菲尔的这三个术语“太理所当然，太少，而无法指导深入的研究”［1］149。张南峰在赫曼斯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勒弗菲尔的诗学概念含糊不清，没有指明究竟是翻译诗学还是文学诗学；而且诗学也不能涵盖文学系统中的所有规范［1］150。此外，赵文静也在肯定勒弗菲尔理论贡献的同时，指出了其三个控制因素的划分中存在的问题［4］62。首先，勒弗菲尔在强调赞助人和译者的意识形态的同时，忽略了可能影响翻译的其他意识形态，比如，读者的意识形态。这些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竞争的。其次，勒弗菲尔并没有把意识形态和诗学之间的关系阐释清楚。勒弗菲尔在表述这两个控制因素的时候，就将它们看成是平行的了。但实际上，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平等的，但有时也可以是包含和被包含的。另外，赵文静还认为，勒弗菲尔的理论过于注重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而忽视甚至故意贬低了语言的因素。
尽管改写论在理论框架上确实尚欠精密和成熟，但是其对翻译研究，乃至文化研究的启发和贡献仍不容忽视。首先，译者的主体性在改写论中得到了重视。改写论以目的语文化为导向，但是，即使是在目的语社会，意识形态也不止一种。比如，译者的意识形态，赞助者的意识形态，读者的意识形态等。不同的意识形态是相互竞争的关系，有时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所以，译者就必须具有辨别不同意识形态的能力，并选择将要采取的那种意识形态，从而指导实际的翻译活动和翻译策略的选择。这一过程就要求译者充分发挥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对原著进行创造性的改写。其次，改写论在文化研究方面颇具潜质。改写论跳出了文学系统的圈子，将翻译置于一个更大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研究其中翻译和文学以及文学系统之外的意识形态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意识形态文化操控制约着翻译行为，同时翻译作品也能反映一定的意识形态文化，从而用以增进相关的文化研究。在特定时期，比如文化转型时期，翻译还有可能起到重新构建新文化的重大作用。爱德温•根茨勒（Edwin Gentzler）在为《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做的序中提到，巴斯奈特和勒弗菲尔认为，“译者是不同文化间一个重要的沟通渠道”［5］Ⅻ，翻译研究的下一个阶段要关注的是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根茨勒甚至还说，“或许译本本身就是用来研究文化关系的最明显、最充分、最具观察性的文本数据”［5］Ⅻ。继文化转向之后，巴斯奈特和勒弗菲尔在《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中，又提出了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6］。面对这一翻译的文化转向和文化的翻译转向，国内的学者也做出了积极回应。学者王宁认为，“从文化的维度来考察全球化在文化领域的作用和影响，完全应该将语言当作文化传播的一种载体，而考察翻译则正式将语言学的经验研究和文化学的人文阐释及翻译文本的个案分析结合起来的有效尝试，其最终目的是达到对翻译学这一新兴的尚不成熟的边缘学科的理论建构。”［7］103可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翻译和文化研究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改写论作为文化转向的首批研究成果，其超前性和先驱性毋庸置疑。
五、结论
翻译从来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也不是在真空中被接受的。勒弗菲尔的改写论将翻译现象置于一个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描述和解释翻译现象和过程。这不仅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使翻译研究者更加关注译入语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规范对于翻译的种种制约，而且更加明确了翻译是一种文化交流与互动，从而促进翻译和文化研究的联系，为文化研究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张南锋.中西译学批评［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2］ Bassnett Susan & Andre Lefevere,(eds).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 ［C］.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0.
［3］ Lefevere,Andre.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4］ 赵文静.翻译的文化操控—胡适的改写与新文化的建构［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5］ Gentzler,Edwin.Forward.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C］.By Bassnett Susan & Andre Lefevere,(eds).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6］ Bassnett Susan & Andre Lefevere,(eds).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C］.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7］ 王寧.“翻译的文化建构和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翻译与跨文化交流：转向与拓展.”首届海峡两岸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研讨会论文集［C］.主编，胡庚申.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101-109.
【作者简介】
魏会地(1986-)女，河北任丘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与跨文化.
胡友珍(1964-)女，湖北黄冈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与跨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