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知威胁、建构威胁与美印海洋战略延伸

[内容提要]面对非传统安全领域各种威胁不断上升的趋势，世界和地区大国将建构威胁作为反威胁或回应威胁的手段，在相互戒备与防范中延伸战略。美国通过战略重心移向亚太、加强与南亚大国印度的战略合作以及将东南亚作为抗衡中国并扩大地缘战略影响力的伙伴，实现自身战略延伸。而印度通过加速推进“东向政策”、大力发展海军以及不断拓展海上军事合作，实现从印度洋向太平洋延伸。大国战略延伸意图不明或仅仅为了反威胁而建构威胁有可能会触发地缘政治冲突并造成结构性对抗局面。要真正消除威胁，基于能力提升、互利共赢和风险共担的战略理念应该成为一种共识和努力的目标。

[关键词]感知威胁 建构威胁 美国 印度 战略延伸

全球的竞技场变平了，世界变平了，这是当今世界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的确，世界在变化，变化主要来自于全球化。全球化虽然深化了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但并没有使冲突甚至是战争变得难以想像，也没有使合作成为必然。我们能否拥抱这个扁平的世界而不与之发生冲突呢？今天，越来越清晰的是，大国在寻求它们各自的利益和需求时彼此碰撞，相互威胁，从而导致战略竞争与战略延伸基础上危机感和冲突感的不断上升。2013年美国将稳步推进亚太战略，印度的海洋战略也将通过加速推进“东向政策”而从印度洋向太平洋延伸。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大国战略延伸的目的究竟何在？这会导致怎样的结果？从感知威胁到进一步建构威胁，人类自己制造出来了一种可怕的威胁，并使自己成为这种可怕威胁下的囚徒。在建构威胁中大国战略延伸如何避免战略竞争转化为地缘政治冲突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感知威胁与建构威胁的内在逻辑

一定程度上，诸多威胁是人为建构出来的。正如坎贝尔（Campbell）所说，“危险不是一种客观条件，对那些可能变成一种威胁的人来说，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危险是一种解释出来的效果。”换句话说，在国际关系方面，有关外交危机、暴力冲突乃至引起国家之间彼此敌意的事件，可以是一定历史及社会环境下经由主体活动所建构的政治结果。人们还从为数不多但颇具启发性的经验分析中发现，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在建构安全威胁方面往往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手段，包括对政治话语权的操纵以及对国家身份的政治建构，旨在使本国政府在采取对外政策行动方面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

威胁主要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指一个行为体通过语言或行动向另一个行为体发出威胁，对其施加制裁；另一层含义是指“一种消极的被动感受，源于以往的经历、内在价值取向和不同的利益需求所感受到的威胁，是对本国即将遭受到的损害的预料”。在“威胁”不被感知的情况下，即使面对明显的客观证据，决策者也几乎不会动用其防御性的资源。反之，在威胁被感知时，即使被假设的对手并无恶意，也会采取相应的反威胁措施。戴维·辛格对威胁的界定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威胁就是“威胁=被估计的能力×被估计的意图”，或者可以说，“威胁=理性行为体+伤害能力+伤害意图”。很明显，界定国家所面临的威胁和度量威胁的动态变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威胁之所以难以界定，是因为威胁同时包含了能力和意图两方面的属性。由此，威胁是由客观上存在的力量与主观上存在的意图共同构成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等思想库提出了全球几个严重的威胁领域，包括核扩散、气候变化、能源问题、传染性疾病、生化安全、恐怖主义、内战和地区战争以及贫困问题，这些可以说是客观上存在的力量导致的不安全因素。应该说，与这些客观上存在威胁强调需要加强国际合作来共同应对威胁相比，主观上感知威胁则更多地通过建构威胁来反威胁，或通过博弈论中所说的建构“可置信的威胁”来回应主体方对威胁的感知，结果则是进一步感知威胁并继续为了建构威胁而延伸战略，增加了战略竞争引发地缘政治冲突的可能性。目前普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世界和地区大国无论是美国、印度还是中国都因为“感知威胁”而相互之间产生误解，为了加强防范又进一步建构威胁，由于建构威胁又感知到新的威胁，感知威胁又进一步建构起新的威胁，导致误解不断加深和威胁不断升级。国际政治历史经验表明，相互误解（misperceptions）经常成为导致国家间冲突的一个重要根源。

由于感知威胁，使得一定程度上政治家和决策者们进一步将建构威胁作为反威胁或者是回应威胁感知的首要选择。同时，建构威胁的第二个缘由是由于统治者将安全威胁和冲突作为促使社会充满活力的一种工具，因为国家以及国民凝聚力的形成有赖于社会内部与外界之间处于一种矛盾和紧张的关系之中。特别地，在亚当·弗格森看来，如果使国家公民经常处于面临“共同危险”的环境之中，那么它有可能促使国家内部产生凝聚力并形成国民团结的局面；政府可以借此机会对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进行管理，防止或避免出现社会分裂的现象。换句话说，对安全“威胁”、“冲突”和“敌人”的社会建构可以在政治上发挥至少两个作用：一是通过制造这类想象的外来“危险”，政府可以转移国民关注某个社会事件或政策行为的视线，因为国民所关注的问题，往往是政府不想（或不愿意）解决的问题；二是通过把建构起来的安全“威胁”或“敌人”作为政治替罪羊，以此回避真正需要应对的社会及政治难题。

今天越来越清楚的是，在缺乏国际秩序的情况下，我们的相互依存正在产生冲突，主要大国在寻求它们各自的需要时彼此碰撞，在共同威胁面前彼此分裂，不能团结，从而导致挫败感的不断上升。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提到，“不同文明集团间过去发生的断断续续的断层线暴力冲突，仍然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这些记忆反过来又引起了双方的恐惧和不安全感。”正如罗伯特·杰维斯所言，“一个人只要形成了对他人的某种形象——特别是他人的敌对形象——模糊不清甚至是与此相异的信息也将会加深这种形象……如果他们认为一个国家具有敌意，在他人眼中或许视为中立或友好的行为将会被他们忽视、扭曲或视为有意欺骗。”

现实中，世界各国均不同程度地感受到海洋安全对于维护地区稳定的重要性。但各国是相互视对方为对手甚至是“敌人”而建构威胁并消极竞争，还是在共同利益和共同威胁的领域相互合作是决定地区和世界秩序的关键。当前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在内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已经呈现不可逆转之势，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将不可避免地朝着东西方均势方向发展，世界正在走向一个没有霸权、力量相对均衡的国际秩序。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无论是美国对“印度洋一太平洋”（Indo-Pacific）地区咽喉要道的控制，还是印度作为地区大国崛起后期待在印度洋发挥主导作用甚至在太平洋发挥积极作用，均触发了亚太地区力量格局的变化并助推世界和地区大国竞相争夺在印太的影响力。如果大国战略延伸意图不明或仅仅为了反威胁而建构威胁，则有可能会产生地缘政治冲突并造成结构性对抗的紧张局面。

二、感知威胁与美国海洋战略延伸

美国想塑造一个基于负责任主权的世界。但看一看这些国家所发生的问题：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朝鲜、以色列和巴勒斯塔、黎巴嫩、达尔富尔、全球经济危机等，还有中国日益上升的影响力、一个重归自信的俄罗斯，这其中哪一个是可以暂时搁置的呢？正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所言，“世界上任何遥远角落的任何国家所发生的内部事务，都直接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安全。”

（一）美国感知的威胁

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霸权国，理应比其他国家感受到更多的安全感，而实际上却恰恰表现出了更多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一方面来自于感知，另一方面来自于建构。美国感知与建构的威胁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第一，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中国威胁”。这可以说既是美国感知的威胁，也是其建构的威胁。正如沃勒斯坦在《美国实力的衰弱》一书中所言，可能没有多少人相信“美国正在走向衰落”的观点。但实际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一直处于衰落的进程中。随着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区域和世界政治重新洗牌的趋势显现，政治均势和权力分散的多极化世界将可能成为现实。这是美国“感知威胁”的最主要来源。麦迪森、高盛等相继对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做出预测，认为大约20年后，亚洲将主宰世界，到了2030年，中印两国的经济总量将接近美国的两倍，中国本身的经济规模也将超过美国，而印度也在快速缩小差距。有些人预测这种情况到2020年就会发生；而有些人认为中国最晚在2035年超过美国，印度紧随其后将在2040年超过美国。这些预测使美国感受到了某种前所未有的威胁和压力，似乎就在一眨眼的历史瞬间，世界走到了尽头，被一个没有冷战般实体威胁的世界所代替。而且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从2006年开始，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就远远高于发达国家。截至2012年年底，全球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GDP总值首次超过全球GDP的50%，这是世界的巨大变化，也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发达经济体有10亿人口，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有60亿人口，60亿人口的需求结构正改变着整个世界的需求结构。这些变化使美国到处承担义务的必要性和使命感被大大弱化，美国感受到了其世界霸权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中国毫无疑问被认为是最具有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潜力国，它的崛起使华盛顿感到担心甚至害怕。于是由感知“中国威胁”而建构了“中国威胁论”，依据是中国经济、军事力量的迅速强大会使中国在地区和全球谋求与自身实力相称的更大权益，从而要求打破现有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或对这种现有秩序进行调整，将一致威胁到他国的既有利益。事实上，美国并不只是防范中国，其他新兴大国同样被美国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而予以防范，只不过把首要防范目标对准了发展速度最快的中国。美国为了维护其霸权地位而对咽喉要道的控制反过来又给其他国家增添了潜在的不安全感。

第二，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威胁。“九一一”事件引发了美国恐惧心的蔓延，并导致自信心开始摇晃。尽管基地组织主要从沙特阿拉伯境内获得人员和资金支持，但是出于各种战略利益的考虑，美国政府没有把沙特阿拉伯确立为美国安全威胁的来源，而是把打击的靶子转向“实际上并不构成严重威胁的伊拉克身上”。虽然“九一一”事件由于本·拉登的毙命而划上了圆满的句号，但威胁具有时滞性。即如果A国曾经遭受过B国的重大威胁，那么A国倾向于一直视B国为安全威胁，并在较长时期内始终对其奉行谨慎、敏感型的安全政策。历史威胁之所以会产生“时滞”效应，主要源于受害国决策者对被威胁历史的认知。虽然目前相对于新兴国家崛起给美国带来的威胁，恐怖主义威胁已经不是美国首要面对的威胁，但“九一一”带给美国的教训是惨痛的，记忆是深刻的，未来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威胁虽然有下降趋势，但还不会迅速下降。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重心将从“基地”恐怖主义转移到本土恐怖主义，恐怖主义依然是美国能清楚感知到的威胁。

（二）建构威胁与美国海洋战略延伸

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马汉的海权理论曾经为美国海军发展和海上军事扩张提供了理论依据。值得一提的是，二战后，美国从英国手中接管了印度洋要塞迪戈加西亚的控制权，这使美国从军事上控制了印度洋的前沿阵地。特别是20世纪的最后10年，美国凭借自己的超强地位成为维护国际稳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美国决心在世界上发挥自己的作用，几乎一有机会就毛遂自荐，扮演调解人的角色，尽管有时冲突各方并没有请其出面调解，它却主动参与调解了世界上一些重要地区的冲突，包括在中东和平进程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一员。当前，伴随新兴大国的世纪性崛起和欧洲国家的逐渐衰弱，美国的相对实力亦有所下滑，但美国维护世界霸权的雄心却丝毫未减，感知威胁的紧迫性促使美国通过及时调整全球战略而建构威胁，亚洲自然成为战略延伸的主要目标。美国战略延伸的主要措施包括：

第一，战略重心移向亚太。奥巴马执政后，着手调整美国全球战略，结束两场战争，加大对亚太的关注和投入，经过三年的谋划和实施，基本定型了新的美国亚太战略，对美国与亚洲特别是东亚关系以及亚太地区形势已经并将继续产生重要影响。奥巴马表示，“这个地区的未来与我们利害攸关，因为这里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国内的生活有着直接的影响”。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称：“越来越清楚的是，在21世纪，世界的战略和经济重心将是亚太地区……21世纪历史的大部分将在亚洲书写，这个地区将见证地球上最具转变性的经济增长。”奥巴马政府确信，亚太地区需要美国的领导。美国海洋战略延伸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建构可置信的威胁而牵制地区大国、维持地区平衡和阻止任何国家单独控制某个大洋从而成为威胁美国霸权地位的竞争对手，包括印度洋。为此，美国必须小心地与亚洲涌现出的不同政治集团周旋，既要执着，又要有长远的观点。美国必须继续留在亚洲但不能显得颐指气使。它应当在对付种种威胁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同时又避免使自己成为每场争端的焦点。美国涉入印度洋除了保障能源和经济安全外，更为重要的是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以拓展美国的战略利益空间。美国不仅将军事力量部署重心转向亚太，在同盟与防务体系的建设上也出现了向亚太延伸战略的趋势。2007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联合制定和颁布了《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该战略宣称，为了保护美国利益，确保联盟关系，威慑竞争对手，将继续在西太平洋、波斯湾和印度洋上部署可靠的作战力量。2012年6月2日，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在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议时表示，2020年前美国将把目前在太平洋与大西洋分别部署50%的战舰，改变为太平洋60%对大西洋40%的格局。美国高调调整战略重心，表面上是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实际上是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寻找立足点，是海权战略经过缓冲后的“回归”。2010年以后，奥巴马以及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高级官员屡次在讲话中出现了“印太”概念，主要内容包括：同印度海军加强合作，将印度海军塑造为印度一太平洋海洋通道（包括南海、马六甲海峡以及更大范围的太平洋）的管理人；加强美印在东亚海洋安全事务上的政策立场协调；将澳大利亚的西北海岸线打造成美国“印太地区”纽带上朝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的力量投送点。事实上，在主要海洋中，距离美国海岸最远的是印度洋，在那里美国没有什么眼前的潜在的利益。除了波斯湾的石油投资外，那里的一切，其重要性决不能和美国在西欧、拉丁美洲或东亚的贸易和投资相比拟，也不能同美国对西欧或日本战略上的利害关系相提并论。如前所述，美国的传统利益仅仅是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的石油。单从这个角度看，印度洋对美国的重要性似乎不大，而且该地区的各国也不会威胁到美国的重大利益。由此看来，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这一举动背后的主要原因还是建构威胁以对抗日益强大的中国带来的威胁，保持其在世界政治中的霸权地位不受挑战。

第二，加强与南亚大国印度的战略合作。美国的全球战略是保持其霸权地位不受挑战，维护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首先要保证其在亚太地区处于支配地位，并且未来能主导印度洋事务。除了担心中国并将其视为威胁，“始终防备中国的发展，不择手段寻求限制和延缓中国的发展”，对华盛顿来说更大的威胁则是担心中国和印度加强合作，加速其霸权衰落的进程。因此，与“接触加遏制”的对华政策相比，美国将实力不断上升且地缘优势突出的印度视为其在亚太地区牵制中国的重要战略伙伴，希望通过“拉拢加利用”印度来实现遏制中国的目的，最好实现“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效果。2000年3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历史性”地访问了南亚的印度与巴基斯坦，这是美国总统22年来首次访问印度，～30年来首次访问巴基斯坦，而且明确表示要把美国南亚政策的重点放在印度，双方同意建立“持久的、政治上有建设性、经济上有成果”的新型伙伴关系。这不仅是美国调整南亚政策的“里程碑”，也是印美关系升温的重要标志。2006年3月美国总统布什访问印度和巴基斯坦，美国南亚政策由克林顿时期的“亲印疏巴”调整为“印巴并重”，标志着美印关系进入了实质性改善阶段，也是冷战结束后巴基斯坦在美国战略棋盘上“失宠”后“使用价值”的再次显现。2009年11月底，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会见了他就任之后到访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就是印度总理辛格，时隔一年后的2010年11月6日至9日，奥巴马对亚洲四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日本）进行访问，这是他上任以来首次访问印度，随行团之庞大、访问日程之紧凑、各大媒体之关注都属历史之最。同时，美国通过加强与印度以军售为核心的军事技术合作来拉拢印度，使其成为南亚的战略支点，完成其“重返亚洲”的战略目标。根据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报告显示，随着美印军事关系的日益密切，两国的军事合作演习活动也明显增加，其中2011年就有56次合作，比印度与其他任何国家之间的军演都多。除军事演习之外，美印还定期举行双边海军参谋人员交流，美印之间防务关系纽带日益紧密，印度已经成为21世纪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支点。特别是随着2011年5月2日本·拉登被击毙后，美巴关系迅速降温，巴基斯坦被冷落的同时，印度则坐收渔翁之利，得到了美国进一步的“青睐”。因为美国在全球战略布局中需要印度，希望印度在南亚以外地区包括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均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以制衡中国崛起。

第三，美国将东南亚作为抗衡中国并扩大地缘战略影响力的重要领域。中国是东亚地区大多数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力图通过建构威胁来刺激中国周边国家产生政治上依赖美国的现实需求。美国在菲律宾部署军事力量、与越南加强防务合作以及在新加坡派驻新兴濒海战斗舰等，利用南海、东海、黄海问题建构威胁来搅局中国周边，不断扩大“制衡中国”的区域。特别是，美国为了使自己在亚太国家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不被排斥在外，极力推动实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其主要意图在于通过主导亚太地区经济合作议程，削弱中国和东盟建立的“10+x”东亚合作框架，破坏目前东亚地区经济领域以中国为中心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保罗·肯尼迪提出的过度扩张论认为，“国际承诺太多、军事费用过大，因而形成了帝国战线太长的现象，直到最后被完全拖垮”。尽管TPP的最终签署还有待时日，但作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排他性效应”冲击下，TPP通过改变中国主推的东亚合作机制格局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中国崛起的进程。

三、感知威胁与印度海洋战略延伸

1947年印度独立后承继了英国的大国抱负，迫切希望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其战略目标既受马汉“强权即公理”强悍命题的影响，也受印度海洋战略奠基者潘尼迦（K.M.Pannikar）“谁控制了印度洋，谁就掌握了印度”、“印度的安危系于印度洋”等战略思想的影响。二战结束后，随着英国维持印度洋霸权的力不从心和印度洋沿岸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英国终于放弃了印度洋作为“英国内湖”的地位，于1968年年初宣布从“苏伊士以东”撤走。英国退出不久，美苏两国迅速填补“权力真空”。直到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美国战略重心重新回到了大西洋与太平洋。1991年，印度开始市场化改革，特别是1998年核试验后，印度开始了寻求大国地位的种种努力。进入21世纪，随着印度经济的崛起，印度的大国梦想日渐清晰，梦想与现实的桥梁则是使印度洋成为“印度之洋”。

（一）印度感知的威胁

尽管印度的战略家表现出不断增长的自信，但世界和地区大国介入印度洋，加上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印度想象并感知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威胁的存在。这些被感知的威胁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

第一，中国“威胁论”以及中国加强与印度邻国关系被认为是对印度安全的最大威胁。由于历史和现实等方面的原因，印度一直以来都将中国视为其称霸南亚和控制印度洋的主要挑战和威胁。特别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地区的对外贸易显著增长，对石油等海外资源的需求迅速增加，处于“后发阶段”的印度不可避免地感到焦虑和失落。而西方宣扬的“中国威胁论”则进一步加剧了印度和其他周边国家对中国的防范和不信任。中国进入印度洋被认为是实施所谓的“珍珠链”战略以遏制印度崛起。无论中国怎样强调和平发展，都始终无法改变西方世界所宣扬的“中国威胁论”的思维定势。新德里始终感到，中国军事现代化背后的意图是不明朗的，中国的影响力正在向南亚和印度洋地区扩散。如果印度精英们解读中国战略意图出现偏差，或者中国缺乏清晰有力的海洋战略，建构威胁就会成为回应“威胁感知”的首要选择，误解和猜测将有可能使“潜在威胁”变成现实威胁，甚至有可能转化为地缘政治冲突。从另一个角度看，作为印度洋沿岸第一大国，印度如果必须接受大国在印度洋上“角逐争夺的现实”，它宁愿有两个或更多的大国卷入角逐，以冀彼此牵制，不致产生由一个大国独霸海洋或数个大国联合把持海洋的局面。考虑到印度在印度洋上“近水楼台”的有利位置，包括印度在内的印度洋沿岸国家都不会希望由任何实力雄厚的外来势力存在于该地区。中国与印度洋沿岸国家交往，印度担心中国的意图是扩张性的，企图谋求对印度洋的控制权。虽然印度与中国无论是贸易额还是投资额都在迅速增长，经济合作前景广阔，但印度对华战略受“感知威胁”影响而显现矛盾心态和防范心理。

第二，美国控制印度洋和实施印太战略使印度感受到威胁。印度一方面想借助美国这一唯一的超级大国削弱中国在南亚甚至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印度并不希望美国未来能真正主导印度洋事务，挑战印度在南亚的霸权地位。尽管印度与美国的海洋军事合作与交流密切，但是美国在迪戈加西亚岛部署军事力量，与印度对印度洋的战略构想是冲突的。而且印度人不想成为美国掀起的巨浪之中漂浮的一只小船，因为他们的另一种选择是领导发展中国家，他们正在相当认真地履行这种领导角色。

除此以外，印度毫无疑问还感知到来自巴基斯坦的威胁。巴基斯坦是南亚第二区域大国，拥有较强的军事实力，巴基斯坦正试图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以便在战时封锁、攻击印度沿海或海上的重要经济、军事目标，切断印度的海上运输线。不容忽视的还有印度洋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对印度产生的威胁。特别是近年来在印度洋地区频繁发生的恐怖主义、海盗活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威胁到印度以及整个印度洋地区的稳定。

（二）建构威胁与印度海洋战略延伸

建立海洋大国始终是印度努力的方向。正如潘尼迦所言：“毕竟印度的安危系于印度洋，印度如果自己没有一个深谋远虑、行之有效的海洋政策，它在世界上的地位总不免是寄人篱下而软弱无力；谁控制了印度洋，印度的自由就只能听命于谁。印度的前途如何，是同它会逐渐发展和强大到何种程度的海权国有密切联系的。”印度海洋战略延伸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印度海洋战略延伸的重要举措是实施“东向政策”。南亚是印度实施印度洋战略的根基所在，西亚和中东是印度能源的主要来源地，东南亚与东亚则是印度向外扩展战略空间与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市场。在南亚诸国中，印度无论在人口规模、领土面积、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等方面都是首屈一指的，可谓是南亚的“超级大国”，是影响南亚各国关系和南亚战略格局的核心国家。2l世纪以来，随着印度的崛起，其战略目标也从谋求经济利益向拓展战略空间扩展。印度一方面努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另一方面提出了面向东南亚、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对外拓展战略——“东向政策”，并努力朝着“称雄南亚——争当军事强国——争夺21世纪一流大国的地位”的战略目标逐渐迈进。印度国防部于2001年宣称，“印度的安全超越了陆地地理边界的限定，由于它的规模、位置、贸易和广阔的专属经济区，从波斯湾以西到马六甲以东再到赤道以南，都是印度安全环境之所在。”2003年9月4日，印度外长辛格在第二届印度东盟商务高峰会发表讲话称：“印度的东向政策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以东盟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为重点；第二阶段将从单纯的经济问题转移到经济及包括共同努力以保护海上通道、协调反恐等在内的安全问题。”2004年6月23日，印度历史性地公开发布了服务于经济发展需要的新时期战略性纲领文件——《印度海军理论》。该文件的核心思想是通过重点发展战略核潜艇和航空母舰建立可靠的海上核威慑能力，努力打造一支力量均衡、结构合理，具备相当威慑力的现代“蓝水海军”。在控制整个印度洋的基础上，贯彻“西出、东进、南下”的战略思想，逐步将印度的战略利益延伸至西起波斯湾、东至南中国海、南抵赤道以南的广大海域，实现投放力量由近海防御和区域防御向进攻性远洋的转变。印度除了实施“东向政策”以推进印度洋一太平洋战略，更加重视扩展与周边国家以及亚太地区的多边合作，并努力促使多边合作更加“机制化”。

第二，大力发展海军和不断拓展海上军事合作。印度历来的海军军力部署“重西轻东”。“东向政策”的实施进入第二阶段后，印度改变原来的部署，不断采取措施增强东部司令部军力。同时，不断加强与多个国家的军事合作。2005年印度与美国签订《印美10年合作防备框架》，2007年与越南签订《印越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2008年与日本签订《印日安保联合宣言》。此外，印度还与东盟、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就马六甲海峡与南中国海的安全问题举行多次会谈，同时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更加频繁地进行海上联合军演，海上军事合作日益深化。2012年印度的一个研究小组发布了一份题为《不结盟2.0：21世纪印度对外与战略政策》报告。报告虽然不是政府文件，但有强大的官方背景，是印度八位权威人士定期讨论14个月之久的集体之作。该报告对印度的外交与战略提出了诸多新思维和新的政策与战略选择，也是印度的印度洋战略目标与政策选择。报告中的“不结盟”意味着印度将与美国保持一定的距离，印度将实施“战略自主”，努力建设“印度范式大国”。报告将亚洲置于印度实施外交和战略政策的首要位置，“投入亚洲舞台将是印度外交和战略政策极其重要的关切”；报告中提出要大力发展海军，确保有能力实施对印度洋的控制，并提出以印度洋战略应对中国威胁。“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仍将是印度外交政策和安全的巨大挑战。作为一个主要大国，中国直接冲撞印度的地缘政治空间。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能力的增强，中印实力差距将会扩大。”但“印美之间没有基本的冲突，印美合作不仅有利于美国，而且可以平衡亚洲的力量”。目前，新德里的海军力量正逐步进人太平洋，未来战略重点将从印度洋两个“咽喉要道”中的亚丁湾延伸到马六甲海峡。印度的印度洋战略的重要目标是建构可置信威胁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和挑战，遏制区域外大国对印度洋地区事务的介入，最终实现印度成为南亚地区大国和“印太地区”强国的战略目标。

四、美印战略延伸与中国因素

除了美印，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同样也不同程度地感知到某种潜在和现实威胁的存在，但是各国应对威胁的策略是不同的。美国和印度更多地通过军备竞赛和联合军演加强“自信”，建构一种“可置信的威胁”，达到“先发制人”的目的，以期成为博弈中的赢家。事实上，有些威胁可能是现实存在的，但不排除更多来自威胁的“感知”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且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各国都感受到了威胁，但整个世界传出的声音却只有‘‘中国威胁论”，源于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实，源于未来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预测。经济大国不等于经济强国，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掩盖不了中国人均GDP不到日本的八分之一，只有美国的九分之一的现实，中国政府的发展战略和政策着力点依然在国内。而且，如果说经济实力的增长给世界带来的是威胁和挑战，而不是机遇和贡献，那威胁世界的绝对不会是中国。

事实上，威胁来自于自信缺乏和互信缺失。面对当前恐怖主义、海盗、海洋污染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印度洋沿岸主要国家包括印度、南非和澳大利亚等都不可能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提供海上防御。从这个角度看，太平洋无疑将发挥重要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洋区域外大国中的任何一个想要控制或能够控制印度洋。中国承认印度在南亚和印度洋的独特地位以及在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中的特殊作用。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霸权国家，中印作为两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在国际金融秩序、打击海盗和恐怖主义、联合开发海洋资源与保护海洋环境、全球气候变化等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天然拥有共同利益和相互需求。中美印关系的恰当标签应是“共同进化”，而不是“相互威胁”。正如美国战略家基辛格所言，“美国公开把亚洲组织起来遏制中国，或者建立民主国家集团发动意识形态进攻，这些举动均不可能成功，因为中国是多数邻国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各国应该注重国内必须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

面对目前世界和地区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各种威胁不断上升的趋势，世界和地区大国并没有更多地将力量投入安全合作领域，而是将建构威胁作为反威胁或回应威胁的手段，在相互戒备与防范中延伸战略，结果则恰好是军备竞赛和战略竞争将成为地区安全形势的最大威胁。与其以“感知威胁”为理由而建构威胁，通过军备竞赛产生令人信服的对抗力量和“可置信”的威慑作用，不如各国加强沟通与交流，消除自信不足和互信缺失基础上人为建构的子虚乌有的“威胁”，共同在印度洋一太平洋上演奏和谐的乐章。目前广阔的地缘政治环境更适合中美印在印度洋上开展合作而非建立在相互威胁基础上的消极竞争与力量角逐。无论美国想维持在印度洋一太平洋的主导地位还是印度试图建立地区霸权，都离不开和平稳定的海洋环境。中美印之间通过海军合作维持太平洋和印度洋安全，通过合作共享利益，化解威胁和避免冲突，则有希望建立一个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大国三角关系以及和平稳定的地区格局，这是中美印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贡献。从这个角度看，基于能力提升、互利共赢和风险共担的战略理念而非基于威胁或威慑的战略理念应该成为一种共识和努力的目标。唯有如此，海洋才能平静，世界才能和平。

（编辑 吴兆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