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建设与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形态跃升

〔摘要〕 党的政治建设的范畴确立与命题展开，促进了管党治党形态的结构优化和综合跃升。在理论形态上，体现出对政治先进性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属性的自觉回归。在结构形态上，确立起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性、首要性、统领性地位，展示出党的建设要素排序及逻辑关联的优化。在实践形态上，从把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提高政治能力等七个方面，明确了路径指向。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领导一切，是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核心主题和管党治党形态跃升的动力源点。

〔关键词〕 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政治建设，党的全面领导，运作形态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9）03-0068-06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彰显出鲜明的创新品格。党的政治建设的范畴确立与命题展开，不仅丰富与完善了党的建设的内容要素，还对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整体形态产生了根本影响。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 〔1 〕的新表述，明确了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的基本定位，展示出管党治党形态的结构优化和综合跃升。

一、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政党根本属性的回归

从事组织化的政治活动是现代政党的本能和天性。以夺取或巩固政权为目标使命，是政党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根本区别。政治品质是政党性质的外在呈现，是其吸引力、感召力、引领力的重要根源。政治品质的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属性和本质特征。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2 〕413这就从道义的至高性、实践的彻底性、理论的优越性等方面，集中彰显出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人的先进政治品格。此后，在工人阶级政党开展革命活动，依据时代需求加强自身建设的实践中，又不断为其先进政治品格赋予崇高政治理想、高尚政治追求、优良政治作风、严明政治纪律等新内涵。从理论上来说，政治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他各类政党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保持政治先进性，是确保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不变、本性不移的内在要求，是加强自身建设的首要任务。党的政治建设命题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属性的自觉回归。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始终把政治建设作为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早在1928年11月，周恩来就提出：“发展党内政治的讨论，提高政治的水平线。各级党部都要尽可能地讨论一切党的政治问题，引导每个同志都尽量发表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 〔3 〕12 1929年12月，毛泽东也提出要“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 〔4 〕92。这些论述均是强调党内生活主题的政治特性。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十八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创造性地把党的建设命名为“伟大的工程”，并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 〔5 〕602的目标任务，奠定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初始形态。1945年4月，他在《论联合政府》中又提出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6 〕1094为主要内容的作风建设思想。至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实际上就已经构建起包括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四大要素在内的党建总体布局，形成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把思想建设摆在首位的重要原则和政治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开始对党的建设工作布局作出规范统一的表述，党的十三大正式把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并列部署，并特别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党的十七大又进一步拓展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党的十八大首次明确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的“五位一体”布局并正式写入党章;党的十九大又作出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的新表述。这些表述的变化表明，随着时代环境变迁，党的建设的要素构成及排列顺序处于不断调整、优化之中。同以往相比较，十九大报告对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作出新表述的最突出特点，就在于增加了政治建设和纪律建设两个新要素。之前总体布局设计中的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要素，表述为“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这种表述转换与形态演进，既是党的建设对时代变迁的实践回应，也是对管党治党新经验的理论升华。十九大之前的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这五个要素，前三个要素与后两个要素之间是存在某种程度的时空落差的。与思想、组织、作风并列的“制度”和“反腐倡廉”两个要素，存在着内涵过于宽泛的问题。就制度而言，既包括规范党的活动的党内制度，也包括规制权力机关和政府部门活动的行政制度，以及其他领域的林林总总的制度规范。就反腐倡廉来说，其作用对象既包括党员领导干部，也包括公务员队伍中的非党群体;职能范围涵盖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两个性质不同的领域，前者属于由国家法律规制的领域，后者又可进一步细分為纠风和倡廉两个方面，分别由禁止性的纪律规定和倡导性的道德准则来加以规范。由此，也就诱发出反腐倡廉责任主体的多元化问题，既包括党内纪律检查机构，还包括国家监察机构以及公检法司审计等相关职能部门。上述问题的存在，很容易引发政治发展中“国法”与“党纪”的逻辑冲突，造成政策理解的笼统性、模糊性偏差，以及实际操作中职能交叉过多、边界不清晰、责任主体不明确等困境。党的十九大作出的新表述和新部署，具有很强的理论创新价值。其一，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更加契合政党作为政治组织的内在特质、加强自我管理的基本逻辑，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具有的政治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内在属性和根本特征。其二，把党的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在内涵上与广义的制度包括国家法律法规相区分，使得党纪与国法、党内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基本边界更为明晰;在效力上蕴含着纪严于法、纪挺法前的理念与原则，更能够彰显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和高标准要求。其三，对反腐与倡廉作出职能界分，反腐败侧重于惩治以权力滥用为重点的违法犯罪行为，是对法律红线的坚守;倡廉则侧重于对以自律为主的廉洁品行的正面倡导，是对道德高线的引领。

二、结构形态：要素排序与逻辑关联的优化

十九大关于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新表述，不仅体现为基本要素的丰富完善，还体现在要素排序及逻辑关联的变化，促进了结构形态的优化升级。

首先，从地位确认的维度来看，党的政治建设是根本性建设。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空环境中，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风险，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是有很大变化的，对党的建设基本要素的功能体认与地位认知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不同时期党的建设工作布局也因此而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色。回顾党的建设伟大历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确立起“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党建原则，到改革开放新时期提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7 〕332，“制度是决定因素” 〔7 〕308，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形成“党的政治建设是根本性建设”的新判断，始终贯穿并遵循着“问题认定—目标陈述—策略选择”的认知理路，形成了表征着鲜明时代特色的三个治党方略：“思想建党”“制度治党”“政治强党”。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根本性建设的地位确认，取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政治先进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如果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上的先进性丧失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无从谈起。这就是我们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的道理所在。” 〔8 〕这种地位确认，也是党的奋斗历程反复佐证的规律性判断。

其次，从要素排序的维度来看，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是党员队伍的主要成分，他们具有强烈的革命热情，以及吃苦耐劳、不畏牺牲的精神品格，但是由落后生产方式所决定、体现在思想层面上的一些不良观念，是与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要求格格不入的。这样的时代环境和主体条件，决定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存在以及向党内的渗透与侵染，是保持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最大威胁。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所列述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均与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有着源发性关联，是各种落后错误思想在党内生活中的具体反映。古田会议的召开，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把思想领导和思想教育放在首要位置的党建原则。延安时期，毛泽东在给刘少奇、彭德怀的一封电报中指出：“我们已定思想、政治、政策、军事、党务五项为政治局业务中心，而以掌握思想为第一项。” 〔9 〕392此后，他又进一步明确提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 〔9 〕435的重要论断，从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强化了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的排序布局，成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中长期坚持和传承的基本原则和政治传统。党的建设要素如何排序，主要取决于不同时期党所面临问题的根本性质和严重程度，以及对党的肌体健康的威胁程度。建党近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党所处的环境以及党员队伍的综合素质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党员队伍整体的思维和认知能力、理论和知识修养都已達到相当高的水准。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要经受的“四大考验”，本质上就是政治考验及其所带来的各种政治风险。具体来说，我们党面临着长期执政考验所带来的如何保持政治上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政治领导核心地位的问题;改革开放考验所带来的如何坚定正确政治方向，不走老路、歪路、邪路，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保持政治定力的问题;市场经济考验所带来的如何有效缓解商品交换原则与党性原则的内在紧张与冲突，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的问题;外部环境考验所带来的敌对势力打压围堵，成功应对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格局，维护国家主权和政治安全的问题。此外，党所面临的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四种危险”，也带来了党员干部能否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高尚的政治追求、优良的政治操守、过硬的政治本领、清明的政治生活等政治问题。总之，面临新时代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政治建设已经成为更具有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的重大命题，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是发展和完善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内在要求。

再次，从内在逻辑的维度来看，要切实发挥党的政治建设的统领作用。具体来讲，政治建设要对思想、组织、作风和纪律建设发挥出方向引领和内容统摄的作用。一是在思想建设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为重点，保持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切实增强政治定力，强化政治使命感，提升政治忠诚度，不断巩固和强化党的思想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二是在组织建设上，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为重点，保证党中央权威的根本性、至上性和唯一性，不断增强和巩固党的政治权威;要坚持组织权威和领袖权威、集体权威和个人权威相统一，关键是对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袖权威的坚持和维护，达成维护领袖权威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坚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突出政治标准在干部考察、选任中的地位，健全完善选人用人的政治责任追究机制，把政治问责作为净化选人用人环境的重要手段。三是在作风建设上，要以坚持人民立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为重点，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持续矫治各种破坏党群关系的不良习气，激发党员干部联系群众、贴近群众、服务群众的内生动力，秉承人民利益至上的政治价值观，始终站稳人民立场，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四是在纪律建设上，要以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重点，坚持纪法分开、纪严于法、纪挺法前的原则，持续提升党内法规执行力，正确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充分发挥好党的纪律对党员干部的警示、约束和保护功能，摆脱“要么好同志，要么阶下囚”的治理困境。

三、实践形态：基本范畴和路径指向的明确

党的政治建设的命题展开和逻辑建构，体现为理论创新、方略陈述和路径选择的内在统一和多维并进。政治建设的成效和质量最终要依靠实践来保障并在实践中得以体现。2018年6月29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举行的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要把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提高政治能力，为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重要保证。” 〔8 〕这既是对十八大以来党的政治建设鲜活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党的政治建设总体要求的高度概括，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工作重点和路径指向，从实践层面丰富和优化了党的建设总体布局。

这一重要论述包含着开展党的政治建设的七个基本范畴，每一个范畴又分别对应着一个实践着力点或一条实践路径。第一，把准政治方向。政治方向涵括着政治理想、政治目标、政治路线、政治理论、政治方略等主要内容。把准政治方向，就是要发挥政治指南针作用，凝聚全党智慧和力量投入到伟大事业之中，引领广大党员干部坚定“四个自信”，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仰者和和忠实践行者;要发挥政治引擎作用，为方略谋划、政策制定、任务部署、工作推进的政治实践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要发挥政治校正仪作用，及时校准党员干部思想言行中的偏差，坚决矫正实际工作中各种偏离和违背政治方向的行为，保持政治方向的正确性与坚定性。第二，坚持党的政治领导。主要内容包括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对“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新定位达成观念认同;围绕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这两个理论新支点，在历史逻辑、政治逻辑、制度逻辑的梳理中凝聚思想共识;围绕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集中统一领导这两个实践着力点，健全完善实现党的全面领导的组织体系、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实现政治领导提供强力保障。第三，夯实政治根基。党的生存之根、力量之源、执政之基，都在最广大人民群众之中。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是我们党最为深厚的政治根基。夯实政治根基，就要坚持把走群众路线的应然性政治倡导与实然性政治行动统一起来，把增强执政为民的政治价值与健全密切党群关系的制度规范结合起来，依靠为人民群众谋福祉的实际行为去赢得民心民意。第四，涵养政治生态。净化政治生态是党的政治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常态性举措，应围绕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总体目标，确立起生态净化、重构、修复、优化、涵养的多重意蕴和实践进路。当前主要发力点是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让党员干部在规范化、经常性的党内政治生活中接受政治体检，切实增强政治免疫力;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功能，激发文化所固有的论证力、解释力和批判力，真正发挥党内政治文化对政治生态的孕育与滋养功能。第五，防范政治风险。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风险意识，注重防范政治风险，维护政治稳定和政治安全，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防范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的风险;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核心地位，防范任何形式的弱化、淡化、虚化党的领导的风险;坚决维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全党全国指导思想的地位，增强党员干部的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牢守是非原则底线，防范政治态度模糊、政治立场动摇、政治嗅觉麻木的风险。第六，永葆政治本色。消极腐败是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天敌”，是对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的最致命伤害，应继续以“零容忍”的坚决和永远在路上的执着，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共同推进，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同时发力，增强党员干部道德修养和廉洁自律能力，扎紧制度笼子，向世人展示马克思主义政党清正、清廉、清明的政治特质。第七，提高政治能力。政治能力的强弱，直接反映出党的政治建设的现实状态和质量效果。从作为整体的党来说，一方面，要重视内在修炼，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提升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另一方面，要重视外在修炼，以领导和执政的胜任力为着力点，提升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从作为个体的党员干部来说，要加强自我修炼，炼就一双政治慧眼，始终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增强谋大势、谋全局的能力，以及明辨政治是非、驾驭复杂政治局面的能力。

四、核心主题：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领导一切原则

政治建设的根本归旨是对党的政治领导地位的坚持和领导核心作用的强化。党是最高政治力量的政治地位，要依靠党的全面领导和党领导一切原则的贯彻来体现和保障。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黨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原则和核心主题，是促进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理论、结构和实践形态跃升的逻辑支点和动力源点。

长期以来，有些人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观察，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误区，即有意或无意地脱离中国国家建立和成长的独特路径，习惯于运用西方国家的理论范式来检视中国政治，以至于常常会遮蔽掉政治发展中最为关键的要素，造成对中国政治逻辑的违背甚至反动。这个最为关键的要素就是政党，即始终发挥着政治核心和发展中轴作用的中国共产党。党的十九大报告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1 〕社会主义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迄今为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史上最为成功、最具代表性的实践样式。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最本质的特征、最大制度优势，是对这种实践样式的价值省思和理性体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失败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验证了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唯一性、长期性和排他性。坚持共产党在各种政治力量对比中的最高层次地位，是在超大型国家中实现高效治理，走后发式、赶超型现代化道路中实现顺利转型的最大制度优势，是解读“中国奇迹”“中国奥秘”的钥匙。在国家政治建设的视野中，共产党领导是统揽国家机器、制约国家权力、凝聚社会力量、保障社会权利的关键政治元素。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强化党的绝对权威，是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政治保障和逻辑必然。正如邓小平所总结的那样：“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 〔7 〕341-342

“党领导一切”作为一个重要政治范畴，最早出现于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为有效克服党内存在的山头主义、分散主义的非组织化倾向，以应对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明确规定：“党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 〔10 〕427环境越是恶劣、任务越是繁重、形势越是严峻，越要强调政治权威的唯一性、政治权力的集中性、政治行动的统一性、政治纪律的约束性，是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成功应对恶劣政治活动环境的一条基本经验。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方面，党所面临的风险挑战并不亚于革命战争年代，西方反华势力的围堵、新生政权的巩固、集中资源实现国家发展的跨越、权力诱惑和“糖衣炮弹”对党员干部的袭扰等，考验着党的领导水平，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领导一切原则，必须坚持而不能削弱。1956年，刘少奇在党的八大上强调指出：“党应当而且可以在思想上、政治上、方针政策上对于一切工作起领导作用。” 〔11 〕264 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 〔12 〕305另一方面，历史上对国民党“党国体制”危害的批判与省思、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理论探索以及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教训警示，又促使党内对党领导一切原则的内涵及路径不断明晰，进而形成了更为全面而深刻的认识。1957年6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必须领导一切的原则主要是从政治上来说的，并不等于一切具体工作都要由共产党直接管理。” 〔13 〕620 1962年3月，他在《论知识分子》中进一步作出精辟阐述：“必须肯定，党应该领导一切，党能够领导一切。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领导一切？什么是一切？”“我们说党领导一切，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是说党对各部门都可以领导，不是说一切事情都要党去管。至于具体业务，党不要干涉。……小权过多，大权旁落，党委势必成为官僚主义、事务主义机构。” 〔14 〕364-365这一时期的探索，在坚持党领导一切的大前提下，对于政治组织和政权组织、政治领导与业务管理、组织领导与个人领导等核心范畴的内涵界分方面，初步形成了清醒而深刻的认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启了对党的领导问题的新探索。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讲话，从总结经验、分析问题、查找弊端、推进改革等方面，精辟阐述了党的领导问题。迄今为止，仍有一些人错误地认为，这篇讲话是对党领导一切政治原则和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彻底否定，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读。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公报早就明确指出：“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 〔15 〕6邓小平的讲话体现出对这一问题的展开与深化，是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前提之下，从改革和完善领导制度的角度，去思考如何防止党的一元化领导演变为个人专断，而不是对党领导一切原则和一元化领导体制的放弃。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政治思潮的渗透，市场经济逻辑对政治生活的侵蚀，一些领域借党政分开之名而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实践，对转型期腐败高发频发与权力体制之间关联的过度解读等一系列复杂因素交互演绎，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一些人对党领导一切原则的思想抵制现象，在实践中诱发出党的领导弱化、虚化;党组织边缘化、空心化;一些领域中党的组织权威不足、党内非组织化活动猖獗等危险倾向。针对上述问题，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1 〕。从历史逻辑的演进来看，这一论断体现出对党的政治传统的坚持和政治原则的重申。同时，在政党政治比较的视野中，我们也看到，当代西方国家的多党竞争的政党体制正日益演化为一种“否决型”体制，陷入“为反对而反对”的制度困境。而且在自由民主制的政体运行框架之内，政党执政活动中频频陷入利益集团绑架公共决策的“卢梭陷阱”。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关于放权监管、废除医保法案等决策，被认为是共和党内保守派的集团利益对国家利益的侵犯。西方制度困境从反面佐证着我们的政治结论——坚持党的领导既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也是中国政治逻辑演绎的必然结果。

党的全面领导和党领导一切原则，是在经历了深刻的历史体认、理论反思和制度检讨基础之上，在新的时代背景和政治环境之下得以明确的，从而被赋予新的内涵与价值。其一，党的领导是一元领导而非多元领导，全面领导而非部分领导。我国社会结构中，没有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对抗，人民利益的一致性是党的一元领导的坚实政治基础。尽管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政治参与民主化的角度来说，力量主体是多元化的，但是在政治建设的逻辑视野中，中国共产党具有执政资格和政治核心的一元性和排他性。党的领导是全面性领导，体现为党的领导力量所覆盖的领域是全方位的，而不是部分覆盖。它主要依赖于规范的组织建制、完善的组织体系、严格的组织关系的协同作用来实现。当前的工作重点是实现党对各类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文化组织的组织覆盖及党的政治核心作用的充分发挥。其二，党的领导是合法领导而非主观领导，实质領导而非形式领导。党的领导不是主观推断和自我认定，体现为法律保障与社会认同的统一，历史选择与现实需求的统一，人民群众意愿与党的使命自觉的统一，具有法理意义和政治意义上的双重合法性。党的领导还是一种实质性领导。林尚立认为，中国的政治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宪法至上，一元领导，双重结构”的布局。“依据‘宪法至上’与‘一元领导’关系的政治逻辑，党的领导体系不能替代国家政权体系，但要对接国家政权体系，从而保证国家政权体系能够在党的领导下依法运作” 〔16 〕313。即是说，党对政权体系的领导，不能演化为一种抽象化的原则设定、形式化的精神传达或空泛化的口头强调，而要通过健全完善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来贯彻落实。其三，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而非行政领导，权威领导而非强力领导。历史的教训表明，党领导一切原则被滥用、被异化的最大风险是党包揽一切、党管一切。因此，必须要明确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的属性定位。这种政治领导的核心内容是定方向、控全局、议大事、出政策、用干部。政治领导的作用空间必须严格限定在党纪国法的约束范围之内，体制机制的运作必须沿着依法执政、依法领导的法治轨道前行。党的领导是一种权威性领导，在我国政治生活中，中国共产党所拥有的其他政治和社会力量所无法挑战的强大政治权威，是实现党的领导作用的根本依托，主要体现为思想引领、组织动员、社会号召、先锋示范等方式，而不是依靠强制性方式来推行。

参考文献：

〔1〕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7-10-28（0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8〕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 为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重要保证〔N〕. 人民日报，2018-07-01（01）.

〔9〕毛泽东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1〕刘少奇选集（下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2〕毛泽东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3〕中共党史参考资料（8）〔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4〕周恩来选集（下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5〕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6〕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基础与发展 〔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 陈 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