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保泰斗”曲格平
时间：2021-01-29 07:59:1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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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多次向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提出环保建议,并得到采纳和实施。中外人士称曲格平为中国环保的开拓者、奠基者、领导者,环保泰斗、环保之父。但他本人却很谦虚地说:"我只是参加中国环保事业比较早的人而已"。
人物简介:
曲格平,男,1930年6月生,山东肥城人,教授,世界著名环境科学专家,194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1972年他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从此即献身于环境保护事业。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表,国家环境保护局局长,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等国内外多家院校教授,英国布莱德福大学荣誉工学博士,全球环境基金高级顾问。
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质奖章,川国际环境奖,联合国环境大奖,日本国际蓝色星球奖,爱丁堡公爵保护奖,第三届中国发展百人奖终身成就奖,首届中国绿色贡献终身成就奖。
2009年,中国环保事业已历经40年,曲格平也以80岁的高龄进一步书写他的绿色人生。他作为“中华环保第一人”,中国第一个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席代表,第一任国家环境保护局局长,中国第一个联合国环境大奖和国际蓝色星球奖获得者,以环境思想和环保实践影响中国的历史进程,成为享誉世界的中国环保领袖。
环保改变了中国和他的命运
1972年,中国正处于十年动乱的旋涡中,谁也没有想到周恩来总理会派出中国政府代表团去参加那次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曲格平是代表团成员之一。这次会议带给中国一个崭新的思想——环境保护,也改变了曲格平的人生轨迹。
十天会议期间,与会代表们惊异地发现:当时中国所理解的环境问题和世界所谈论的环境问题并不一样——中国认为环境问题只是局部的工业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而世界谈论的却更多的是生物圈、水圈、大气圈、森林生态系统等“大环境”、“大问题”;在对环境问题严重程度的认识上,大会也让中国人出了一身冷汗。
回国后,曲格平的心绪久久不能平静。决心闯入一个全新而神圣的事业——开创和探索中国环境保护之路。
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中国,人们只知道“环境卫生”和“环卫工人”,却不知道还有环境保护这一概念。对环境问题进行预防和治理,到底应该怎么称呼,专家们的意见很不一致。最后,曲格平在充分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建议就照英文直译过来,叫“环境保护”。
这是中国人在历史上第一次把“环境”和“保护”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
他多次向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提出环保建议,并得到采纳和实施。中外人士称曲格平为中国环保的开拓者、奠基者、领导者,环保泰斗、环保之父。但他本人却很谦虚地说:“我只是参加中国环保事业比较早的人而已”。
构筑中国环境政策法律体系
中国的环境保护经历了三个阶段:1970年～1978年,中国环保的萌芽和起步阶段;1979年～1991年,奠基和成长阶段;1992年～2005年,发展和壮大阶段。
这个“环保发展三段论”,是曲格平的划分,也是曲格平的经历。
曲格平是国务院国民经济计划的起草者之一,是第一次全国环保会议的组织者之一。
他组织建立了中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政策:以“预防为主”的政策思想指导环境保护,要求环保必须与经济建设和城乡建设同步进行,而不是建设后再去补救;以“谁污染谁治理”的政策原则实施环保,要求污染者必须承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治理责任和治理费用,而不是把负担转嫁给社会;以“强化政府管理”的政策措施推进环保,要求政府以强有力的管理手段监管和控制环境问题,而不是被动地致力于尾部治理。这就是著名的中国环境保护的“三大政策”。之后这些政策被列为中国环保的基本国策。
他组织构架了中国环境保护的制度系统: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排污收费制度、环保目标责任制度、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排污申报登记和排污许可证制度、污染源限期治理制度、污染物集中控制制度。这就是著名的中国环境保护的“八项制度”。这个制度系统使环境保护由行政命令走向制度约束,使环境管理由定性管理走向定量管理,其集中解决的问题在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环境污染和自然生态的破坏,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决策失误和管理不善,同时,国家也拿不出更多钱用于环境治理,要靠强有力的制度建设和制度实践控制污染。这些制度创造,使中国式的环境管理,具有了世界影响。
他领导构筑了中国环境法体系:《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防沙治沙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等,这些环境大法,为依法保护环境提供了有力保障。
谋划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
1992年,曲格平从里约热内卢带回一部《里约环发宣言》和一个词——“可持续发展”,仅仅一个月时间,他就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的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央很快采纳并转发全国。1994年,国务院制定出《中国21世纪议程》,把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中国长期发展的指导方针。1996年,全国人大议定的中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九个五年计划,把可持续发展战略列为国家发展战略。2002年约翰内斯堡会议前夕,曲格平被安南聘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秘书长名人专家组成员筹备这次高峰会议。他给约翰内斯堡会议送去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和行动模式。在最后的一次会议上,安南秘书长请曲格平第一个发言。
在他的环境思想中,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从思想理念到管理方式,到生存方式,再到消费方式的全方位、全层次的整合和转变。
在哲学道德层面上,他提出,要确立敬畏生命和敬畏自然的理念。把生命和自然作为“人”一样公正公平地对待,确认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科学看待人的需求与自然生态的承载能力,这是可持续发展的认识论基础。
在政治经济层面上,他提出,要确立以人为本与和谐发展的思想。传统的GDP增长方式,不能作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只有绿色GDP指标,才能体现真正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传统GDP中,环境越污染,资源越消耗,GDP越增长;而绿色GDP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和未来发展,追求经济与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基础。
在决策管理层面上,他提出,要确立综合决策和科学论证的机制。遏制随意决策和盲目决策,对政府发展政策和发展规划甚至政府决策本身,作出科学的环境评价,使生态环境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发达国家应切实履行诺言,改变其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不仅要关注全球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更要关注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制约其生存发展的关键问题并付之于行动,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化基础。
作为中国的绿色思想家和绿色理论家,他感到欣慰,因为可持续发展理念已进入新世纪中国高层决策层的施政纲领。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指出:“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的永续发展”。
开创公众参与环保新机制
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曲格平曾发出一个号召:新世纪的中国环保要打一场人民战争。基于这种思想,他先后发起了“中华环保世纪行”、“中华绿色版图工程”、“绿色扶贫助学行动”等一系列活动。
中华环保世纪行是曲格平在1993年提议发起的舆论监督行动。他的这一举措无疑是对自己的挑战,更是对环境污染的宣战。
通过“中华环保世纪行”新闻采访活动,10多年间,发出舆论报道15万条,解决突出的现实环境问题2万多个,成为中国跨世纪时代最著名的新闻行动,成为中国环境保护一支劲旅。
中华环保世纪行瞄准污染严重的五小企业,中国6万多家五小企业被坚决取缔;10万家污染企业被强行关停;报道淮河污染,千里淮河铺开治理工程;采访海洋生态,万里海疆展开碧海行动……中华环保世纪行以法律监督、舆论监督、公众监督的锐器,合力营造了强大的环境舆论氛围,把环境保护推上了新的高度。
曲格平说,中华环保世纪行是中国社会现代文明的一个标志,是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体现,社会通过新闻媒体监督政府依法行政,公众借助舆论力量促使企业守法治污,这是社会公众环境权力和监督权力的彰显。
退休后的曲格平并没有躲进小楼颐养天年,他精心构造了中国民间环保的又一种社会力量:设立中国环保最高奖“中华环境奖”,用以奖励中国社会各个层面为环境保护作出巨大贡献的仁人志士;设立了中国最具绿色关爱的“绿色扶贫助学行动”,用于扶助那些在贫瘠地区生存成长的穷困少年;设计了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中华绿色版图工程”,号召不论是生存在贫困区域的人们,还是成长在文明城市的人们,所有生活在这个版图上的中华儿女,都为生养自己的大地母亲植爱献绿。
这是曲格平的梦想与期待,更是曲格平的呼号与行动。他告诫人们:从自己做起,亲手为版图添一笔绿色;从自己做起,动员公民参与绿色行动;从自己做起,宣传带动社会公众加盟绿色工程;从自己做起,万众一心共同描绘崭新的中华绿色版图。
危机面前必须保持环境觉醒
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全球气候变暖,导致一系列生态问题,人类面临着严重生态环境危机。2008年年底出现的金融危机,可能会暂时转移人们对全球面临的长期环境与资源问题的关注。曲格平认为,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水资源短缺与水环境污染等各种全球性和区域性环境问题仍在继续朝不利的方向发展。人类面临的环境危机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
因此,如何应对金融危机,不仅要求世界各国提出短期的稳定经济增长的政策对策,更需要提出长期的有关经济、能源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对策。
在这次金融危机面前,如果各国能够加快经济转型,加快绿色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不仅将创造新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也会为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环境与资源问题奠定良好的基础。
